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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奔袁投曹
郭嘉（170一207），字奉孝，颖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郭嘉生活的东汉末年，天下动荡不宁，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黑暗腐败。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此后，东汉王朝虽竭尽全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它自身却也名存实亡了。很快，地方豪强、州牧郡守竞相起兵，军阀混战和割据的闹剧便上演了。
郭嘉自幼身怀大志，见识深远。汉末天下乱象已萌，他便长期闭门苦读，终于掌握了广博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20岁左右时，正是东汉末天下大乱开始之时，他仍隐匿名迹，尚未显露锋芒。但暗中，他平时不与俗人应酬往来，却很注意结交英雄豪杰，以待风云变幻。所以，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那些和他相识而又志趣相投的英俊之士，对他的才华十分看重。
公元189年，首都洛阳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大将军何进，以辅政的身份，准备杀尽乱政的宦官。不料，密谋泄露宦官抢先动手，何进反而被杀一随之。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专制朝政，胁迫大臣。又毒杀太后，擅自废立。第＿二年，关东州牧、郡守纷纷起兵，公推袁结为盟主，以讨伐董卓。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杰出才能，实现胸中的伟大抱负，郭嘉决定走出家门、投向纷纷攘攘的大千世界。寻觅明主建功立业。时逢董卓作乱，郭嘉更是跃跃欲试．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显身手。
当关东军兴起的时候，盟主袁绍的声势颇为浩大＿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本人也怀有逐鹿问鼎的野心，故起兵后曾问部下：“即袁氏乎？助董氏乎？”在关东军的攻击下，董卓决意迁都长安。洛阳一带的几百万人口、被强令迁徙，结果步骑驱喀，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宫庙官府和居家，悉遭火焚，200里内无复子遗。
关东豪强兴兵，打着为国除奸的旗号。董卓西迁后，关东军却不见西进勤工的举动，反而互相攻击、杀掠。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合谋除掉。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攻入长安，大战三辅，杀王允及长安百姓万余人。吕布败退出关，郭、李二人后来也为下属所杀。凉州军阀势力基本灭亡。
不几年，群雄割据的局面很快形成。就中以袁绍、曹操、公孙瓒、刘表、刘璋、袁术、孙策等人的势力为大。这样，要一展才智，郭嘉便只能在这些人中择主而事。
《三国演义》描写郭嘉的出场亮相，是在第十回。话说曹操正在大力求贤，荀彧向曹操推荐了程昱。“程昱谓荀彧日：‘某孤陋寡闻，不足当公之荐。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或猛省日：‘吾几忘却！’遂启操征聘郭嘉到衮州，其论天下之事。”实际上，这一段描写并不尽符合史实。
在关东军离散之后，袁绍首先夺取了冀州，并在各地网罗贤才。郭嘉听说袁绍能够礼贤下士，再则袁氏当时声势位赫，盛名一时；他便前往投效，期望能一展鸿图。然而，袁绍本人外宽而内忌，好贤而不能用。因此，郭嘉并未受到袁绍的重用。外表的强大和喧嚣的声势，没能掩盖得了袁绍内在致命的弱点。当时，郭嘉的两位同乡辛评、郭图也在袁绍处效力。郭嘉对他们说：“智谋之士首要在于审择明主，只有那样，才能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如今，袁公只想学周公的礼贤下士，却根本就不懂得用人的道理。他只是招揽人才，却不予以重视；临事又好谋而不能决断。若想和他一道拯救天下的危难，建立霸王之业，实在是难啊！”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袁绍，去另寻明主。
处于其时，像郭嘉这样的一介书生、文人谋士，虽有超人的才能，却没有尺土寸兵，只能投靠有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人物，才能使其才华得以施展出来。这正如藤蔓不能直立，只有攀援大树才能升高一样。也有人把知识分子比作为毛，而毛只有附着于一张皮上。封建割据时代的皮，虽然有仁义道德等辨别好坏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弹性大大，又往往经过了一番粉饰装扮。有识之士，追随哪个集团？跟定什么人物？选择哪一张皮？很多情况下往往由不得自己，而要靠命运的安排。
但“往往”却不等同绝对！
除了命运之外，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因此，聪明的谋士要善于选择辅佐对象，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是他成功的首要条件。郭嘉曾说过：“夫智者审于量主。”若主人是愚钝懦弱之辈、不堪造就之才，如后主刘禅之类人物，那么，即使辅佐他的人才智过人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因主人的失败而招致杀身之祸。如陈官之佐目布、田丰之随袁绍，仅是如此。只有辅佐的对象英武有为，谋上的才干得以发挥，才能建功立业。如后来周瑜之佐孙权，诸葛亮之辅刘备，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和郭嘉同郡的郭图，就因一味追随袁绍、袁谭父子，后因兵败被杀。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可谓不可胜举，这既是士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不幸。而作为谋略家的郭嘉，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准确地判定、袁绍不过是徒有虚名，难当国家兴亡之重任，其失败的命运难以避免，因而就绝不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事业之“主”。
当郭嘉离开袁绍的时候，正在发展势力的曹操却有人才不足之感。此前，颍川着名谋士戏志才在曹操帐下效力，非常受器重。不幸，戏志才早卒。曹操给高参荀或写信说：“自从戏志才去世后，几天可与之谋大事之人。汝、颖一带向来多出奇士，请问谁可继任戏志才之职？”荀彧便介绍推荐了郭嘉。曹操立刻召见，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言谈中，曹操觉察这个青年人具有卓越的见识和才能，不禁高兴地赞叹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会见完毕后，郭嘉也庆幸得退雄才大略的明主，出来便喜不自胜地说：“曹公才真是我想投奔的明主啊！”二人志投意合，相见恨晚。曹操当即任命29岁的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十月任司空，于三年（198）正月，“初置军师祭酒”。郭嘉担任的司空军祭酒，即司空府下的军师祭酒，是参谋军事的官职。从此，郭嘉就做了曹操麾下的军事高参，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
当时的曹操，既取衮州，又迎汉献帝至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建安元年，又采纳毛玠、枣祗等人建议，屯田许下，收获粮食百万斛，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当然，如果与袁绍相比，曹操占有的地盘狭小，兵马不足，势力尚弱。郭嘉能果断地弃“强大”的袁绍于不顾，而选择势弱的曹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这充分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光和决断才干。
二、策清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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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在衮豫二州建立根据地以来，屡次征伐，各个击破群雄，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将来与袁绍放手一搏。
首先，193年，曹操父亲由华县回乡，被徐州牧陶谦所部军兵杀害。操闻讯怒不可遏，率军报仇，连拔10余城，陶谦败退至部城。次年夏，他又二征徐州，在泗水活埋男女数万人。不久，陶谦忧病而死。进行这两次军事行动时，郭嘉尚未投奔曹操。但《三国演义》却描写郭嘉曾参与谋划其事，这是小说家言，自然不值一辩。
其次，攻灭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他原来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却卖主求荣，杀了原投靠董卓；后来又杀董卓，依附王允。此人“刚而无礼，匹夫之勇”，是一个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典型人物。他被李傕、郭汜驱逐出长安后，如同丧家之犬，四处奔走。他先依袁术，再投张扬，复奔袁绍。
当曹操讨伐徐州时，不料后院起火，衮州后方发生了叛乱。陈留太守张邈在陈官劝说下，迎接吕布，企图趁机夺占衮州。幸亏荀彧、程昱等坚守鄄城、范县、东阿三城，使曹操尚可以进退有据。曹操闻讯后，引兵回救，在定陶、矩野两役，大败吕布，才安定局面。
吕市战败后，逃到徐州依附刘备，以后又袭取了刘备的下邳（今江苏邳县），自称徐州牧。刘备丧失根据地之后，便率众来投曹操。《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写道：“操待以上宾之礼。玄德备诉吕布之事，操日：‘布乃无义之辈，吾与贤弟并力诛之。’玄德称谢。操设宴相待，至晚送出。苟彧人见日：‘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人。探日：‘苟或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日：‘不可。主公兴文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俱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土，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日：‘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程昱谏目：‘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操日：‘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遂不听昱言......”此事《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所记大略相同，在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权谋者的战略眼光，曹操与郭嘉同列，连荀彧与程昱这样出名的智囊人物都赶不上。
虽然暂时笼络住了刘备，但曹操的处境却不无困难。其时，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袁术、刘表、孙策、刘境、张鲁，西有马腾、韩遂、张扬，东有吕布；衮豫二州又处在四战之地，曹操集团实在是四面受敌。曹操与他的谋士们，日夜分析形势，研究如何才能击破中原群雄。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内线作战，又面临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袁绍自然是最主要的敌人，而目布却是最凶恶的敌人。如此，最终确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建安三年（198）秋，曹操决定东征吕布。对此，曹军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一些将领认为刘表、张绣在后，远征吕布，只怕有危险。之前，曹操询问荀彧和郭嘉的意见：“今欲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荀彧主张先打吕布，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指袁绍）亦未易图”。郭嘉也说：“袁绍正于北方围攻公孙瓒，可以乘此机会，东取吕布。如不先消灭吕布，一旦袁绍来犯，吕布再出兵援助他，那就为患大矣。”另一位谋士荀攸也认为：“吕布骁勇无比，又依仗袁术帮助，如果任他纵横于淮水、泗水之间，一些豪杰一定会响应。现在乘他刚刚反叛之机，内部还众心不一，立刻前去攻打，必然能够成功。”
在众谋士的筹画下，这年秋，曹军亲率大军东村。十月，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军把下邳重重包围起来，曹操再写信劝吕布投降。吕布本有降意，但谋士陈官劝说他死守下邳，又派人冲出包围去袁术那儿求救。
由于吕布率将土拼死守城，曹军猛攻了将近两个月，小小的下邳城竞坚不可摧。久攻不克之下，曹操心内焦急，加之军队连战不休，将土疲惫不堪，粮草给养又供应困难，便准备班师回许都，休整部队，再作考虑。
疲师远征本为兵家所局，大军屯坚城之下，若久攻不克，尤为不利。现在，曹、吕两家都已疲惫不堪，谁能再坚持下去，谁就有获胜的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听说曹操准备退兵，众谋士都非常焦急，荀攸力劝曹操万不可撤军。郭嘉紧接着说：“过去项羽一生大小七十余战，未曾败北，一朝失势于垓下，却身死国亡。其原因，就在于他依仗自己的骁能善战，却少谋略。如今，目布同样有勇无谋，而且连吃败仗，锐气早已衰竭，勇力已尽。目布的威力远不及项羽，而困败的窘状却有过之，若乘胜猛攻，则下邳一定可拔，吕布必将受擒。”曹操一听，二人言之有理，遂率军继续围城猛攻。
向曹操进言勿退兵很容易成功。可无条下邳城内将士、百姓惧怕城破被屠，都拼命死守，如何破城便成为问题的焦点。一味死政显然不是上策，此刻，谋士们便有了用武之地。经过实地勘察，荀攸、郭嘉又生一计：水攻。也就是挖泗水、沂水，淹灌下邳城，以水代兵。曹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此妙计，自然大喜。立即令士卒弓；沂、泗河水，滚浪冲向下邳城。固若金汤的下邳城，却经不住水浪的冲击，顿时被泡在几尺深的大水中。城中军民见无生路，遂无心守城，纷纷逃散——各自逃命去了。
吕布的大将候成、宋宪、魏续等人为了寻求生路，便发动兵变，绑了陈官等投降曹操。吕布率残卒退守下都城的白门楼，最后仍未手就擒。曹操在白门楼上召集文武官员，惩办目布。吕布这时还嫌把他绑得太紧，曹操笑着说：“缚虎不得不紧啊！”吕布又表示愿降，向他救饶。曹操深恶目布之反常无常，立斩之。又挥泪杀了恩人陈官，以礼收葬。至此，曹操便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最后，扫除黄河以南割据势力。建安元年（196），原董卓部将张绣随同叔父张济，由关中流窜到南阳一带。张济死后，张绣率部投靠刘表。南阳靠近许昌，对曹操好像芒刺在背。建安二年春，曹操先拿张绣开刀。张绣战败，举兵投降。不久又反悔，夜间偷袭曹营，曹军毫无防备，损兵折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均战死。由是曹操只好退兵。
次年，曹操再次率军讨张绣，张绣求救手刘表。五月，曹军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兵。199年，张绣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率士卒到许都向曹操投降，被封为扬武将军。
此前，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这是公开反汉。曹操既然“奉天子以令不臣”，攻打袁术就师出有名了。九月，曹操讨伐袁术，迫使其向淮南逃走，不多时袁术病死。
曹军猛攻吕布时，河内的张扬曾出兵野王（今河南沁阳），帮助吕布。但不久，张扬被部将杨丑所杀。接着，唯固又杀了杨丑，投靠了袁绍。建安四年（199）四月，曹操派大将曹仁夺取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杀了眭固，控制了河内郡。
二年余，曹操各个击败了袁术、张绣，消灭了吕布、眭固，改善了战略态势，逐步由弱转强，为全力对付袁绍创造了有利条件。郭嘉其间追随曹操，屡出妙计，充分发挥了他高级参谋的辅佐作用。
三、胜论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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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官渡之战前，曹操一心想伐袁绍，但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心理上非常矛盾。因此，就想听听他手下谋士们的主张。
早先，曹操曾对荀彧说：“袁绍不义，我想出兵讨伐，但实力又恐不敌，怎么是好？”荀彧以谋略家的眼光，从度胜、谋胜、武胜、德胜四个方面，论述了曹胜袁败的必然性。一席话，使曹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下定了战胜袁绍的决心。
后来，曹操又以同样的问题征询郭嘉的意见。郭嘉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刘邦与项羽之间，力量相差甚大，明公你是知道的。然而刘邦的智谋却胜过项羽，所以项羽终为刘邦所败。”他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的历史教训，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
接着，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认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也就是说，袁绍有10个方面不如曹操，所以袁绍的兵力虽强，终究要失败的。对袁绍而言，就是十败，对曹操来说，便是十胜。这十败十胜是：
其一为“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士人对人的天性的重视。在中国，天道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到了东汉，作为王充的哲学命题，已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生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在的支配力。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秉赋、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质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性格束缚住了，天性的自然发展受到抑制，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不正常，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摆脱不了这种禁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儒家独尊局面受到冲击。在此情势下，顺应人的本性，反对繁文缛节，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属于此类知识分子。所谓“体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秉赋，不要被人为的礼仪所束缚。
其二为“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东汉末年，皇权衰败，王纲不振，汉献帝不过是军阀手中的招牌和旗号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皇帝毕竟是封建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名义上的天下最高统治者。自春秋战国以来。意欲称霸天下的权臣枭雄，都懂得打着天子的旗号，对扩充势力的重要意义。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立都许昌。从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征讨异己，取得政治主动权。后来，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可见，汉献帝这块招牌，在政治道义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三为“治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竞，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东汉自桓、灵以来，治国的弊端是政令太松，为政过宽，纵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袁绍本人出身高门士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他在自己的辖区内，非但没有纠正汉末弊政，反而对豪强大族更加放纵，任令他们凌压百姓。豪强们为所欲为，广营田地，下民贫弱，却要代出租赋，以至卖妻鬻子，也不足应命。如袁绍谋士审配的宗族强大，竟招纳亡命，窝藏罪犯。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正如曹操后来说的那样：一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耶！”
相反，曹操却纠之以猛，着重打击抑制家强势力，“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袁绍以宽济宽，曹操以猛纠宽，高下之别，昭然可见，这就是郭嘉所说的治胜。
其四为“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历史上的袁绍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个不识贤愚、刚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却心胸狭窄，气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强，而月．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而曹操则通达贤明，有才必重用，这就在器度上胜过了袁绍。
其五为“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袁绍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钓誉，跟从他的都有一些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这就在德上胜过了袁绍。
其七为“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思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又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使使者，这一篇十胜的大道理可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不管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褒一个贬一个的成份，看他从高处俯察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比较论述，是切中要害。这里面的政治领导术、军事才干术、经营管理术、做人处世术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标准提出来的。首先郭嘉置人性于首位，反映出当时智谋之士对人的天性的重视。以下九条，首先要打出顺从民意的旗帜，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强调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乱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带关系。在策略上，要打有准备之仗，决不轻举盲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决策果敢，不失时机，创造时机、要待人以诚，不讲排场，不作表面文章。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人事，避免顾此失彼，脱离群众。能顶住各种巧已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拨离间者的丑恶嘴脸。自己则正大光明，对风言风语能明辨来源，分清虚实。处理问题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不论干什么，能具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胆识与本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非常有继承或借鉴的价值。
同时，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以及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从而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曹操的其地谋士，如荀彧或和贾诩，也曾对官渡之战前的袁、曹对峙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也都预见到了曹操必会击败袁绍的结局，这些都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荀彧曾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和准确。不是无端臆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了解了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绎、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四、预断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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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吴国雄踞江东，立国时间最长。吴国的基业，就是由少年才俊孙策开创的。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熹平四年（175）出生在当地一豪门大族。孙策的父亲孙坚，字文台，早年做过县令。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孙坚率“乡里少年”和招募的丁壮1000多人，跟着右中即将朱儁镇压起义军。由于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别部司马。后来，他又随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进攻割据势力迈章、韩遂，回京后，拜为议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孙坚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他先后镇压了长抄、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起义，被封为乌桓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北上，沿途征伐不断，实力渐增。他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会见袁术，袁术表奏地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的大将黄祖。在进围襄阳时，被黄祖的手下暗箭射死。
孙坚死时，孙策正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年少才俊，喜交结各方豪杰，胸怀复仇之志。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十二月，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求教于江淮名士张紘，询问当时世务。他问张紘：
“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先君
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紘向他讲述对时局的意见：
“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阳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 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栽？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孙策接受张紘的意见，定下图取江东之计。兴平三年（195），孙坚旧部朱治见袁木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取江东，创立基业。那时候，孙策的舅舅吴景进击樊能、张英，一年多也未攻克。孙策乘机向袁术献策：
“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上招募，可得3万兵，以佐明使君医济汉室。”
袁术对此非常感兴趣，使任命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孙策统率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兵千人。马数十四东进。在寿春的宾客蒋钦、周泰、陈武等带领几百人也随策渡江，后周瑜也率兵迎接并动以资粮。到历阳（今江苏和县）时，已包罗部众五六千人。
孙策渡江后，在仅四年的时间里，驰骋疆场，东征西讨，次第削平江东割据势力，占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之迅速，大大超过曹操和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孙策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其战略决策英明，“乱世务边”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勇决果断的过人之处。其次，孙策善于拢络人心，“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再次是军纪严明，所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故民心向之。当然，孙策用兵，“猛锐神速，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亦即他所具有的大将素质、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个很大原因。他自渡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人闻孙郎来，莫不望风而靡。袁木曾欣羡地感慨说：“我如果有孙郎这样的儿子，纵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
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拓地日广，实力强盛，羽毛丰满，遂想脱离袁术而独立。他听到袁术在寿春欲称帝，遂与之绝交。建安二年（197）正月，袁术称帝后，孙策遂采取北结曹操以抗袁术的政策，与曹操结好，曹操表封他为骑都尉，袭乌植侯，领会稽太守。后曹操闻知孙策平定江南，深感忧虑，但因无力分兵与之争锋，便只好眼看着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而没有办法。曹操虽一再设法拉拢孙策，但孙策却不肯受他节制。
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后太空虚。孙策选择这个时机，确定了一个“阴袭许昌，迎汉帝”的计划。他部署好军队，临江待发。
闻讯后，曹操集团的谋上将领“众闻皆惧”。因为孙策骁勇善战，又有着名谋士周瑜辅佐，这对曹操是个极大的威胁。然而郭嘉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孙策不会构成很大威胁，料定孙策此举，难以成行。众人对此大惑不解。郭嘉解释并进而推测说：“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诛者尽为才使。这些人手下都有一些敢死忠诚之士；他们一定会替他们的主人报仇。孙策为人浮躁而不警惕，纵使兵士众多，也如同独行旷野。如果遇到埋伏的刺客起而偷袭，孙策就只能一个人抵抗。在我看来，这个人必死于匹夫之手。”
众人听了郭嘉的预言，仍然心有疑虑。信的是他的分析很有道理，疑的是孙策是否真的“必死于匹夫之手”。但不久，这个似乎难以置信的预测，却为事实所证明。史载“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大家都对郭嘉的料事如神赞叹不已，深深为之折服。
原来，许贡担任吴郡太守时，曾上表汉帝，建议将孙策“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孙策闻知大怒。遂率军南取钱塘（今浙江杭州附近），先使许责无法与会稽王朗构成联盟，以相抗拒；然后再移兵北上，一举攻占吴郡，并绞杀了许贡。许贡死后，有三个门客，常想寻找机会，为他们的主人报仇，但一直没有找着机会。孙策平时极爱打猪，常轻装简从，外出射猎。手下多次向他送谏勿随意外出。孙策虽然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但却又总是改不掉自己的习惯。《三国演义》描写道：
“一日，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赶超一大鹿，策纵马上山逐之。正赶之间，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而立。策勒马问日：‘汝等何人？’答曰：‘乃韩当军士也。在此射鹿。’策方举辔欲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策大惊，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剑刃忽坠，止存剑把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应弦而倒。那—人举枪向孙策乱搠，大叫曰：‘我等是许贡家客，特来为主人报仇！’策别无器械，只以弓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战不退。策身被数枪，马亦带伤。正危急之时，程普引数人至。孙策大叫：杀贼！程普引众齐上，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看孙策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
是夜，孙策因伤重而卒，年仅26岁，由其弟孙权袭领部众。孙策为郭嘉所言中，死在将袭许都之时，也许出于偶然。所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说：“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
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但是，他可以预测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则表明他对于各个政治军事集团有着深刻了解，对其意图能洞察秋毫，对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也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杰出的谋略家，郭嘉虽然身在曹营忙于军务，但对孙策统治下的江东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多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却是成竹在胸。尤为难得的是，他能够对极为准确地分析、判断能掌握的材料，从而得出异于寻常的精确预见。
五、智破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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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崛起之后，他们均有图王之志，因此，双方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已是势所难免。
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曾说过：“我要南面据守黄河，北面控制燕代，再率河北将士，南向以争天下。”到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后，占有青、冀、并、幽四州之地，军队增至数十万人，势力更加强盛。他召集将领和谋士们研究作战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接受郭图、市配的意见，确定了“立即进攻，集中兵力，直捣许昌”的作战方针。遂选精兵10万，精骑万匹，胡骑8000，南下谋攻许昌。
曹操手下众人对袁绍出兵仍存畏惧，经过曹操和荀彧或等人的解释、鼓动后，方才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去迎击敌人。当时，曹操调精兵2万，于199年八月进军黎阳，主动迎敌。
哪知，正当曹操部署对袁绍作战的时候，199年十二月，原来依附曹操的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自据徐、邳等，起兵反曹，与袁绍遥相呼应。
是时，东海郡及附近的郡、县大多归附刘备，军队增至好几万人，声势颇为浩大。遇此意外，曹操意欲亲征迅速打败刘备，以防两面受敌。
另外，曹操很早就看出，将来与他争雄天下者必是刘备，所以他曾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以前刘备失败来投，他予以笼络。后来，刘备要领兵去击袁术，曹操也准其离去。当时，郭嘉就曾牵马劝谏：“放备，变作矣！”并说：“纵不杀备，亦不当使之去。”又引古语：“一日纵敌，万世之患”为证。曹操听后，大为懊悔，遂令许褚率兵追赶。结果，刘备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雷，一去再不复返，曹操“恨不用（郭）嘉之言”。如今，面临刘备的公然反叛，曹操必然非常重视。
但是，曹操帐下的将领对此却不理解。他们对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主要是袁绍。如今袁绍正率兵打过来，您却要放弃袁绍下打，而去东征刘备。万一袁绍从背后乘虚而入，那可怎么办？”
曹操解释说：“刘备乃人中之杰，今不除之，必为后患。”
在这关键时刻，郭嘉赞同曹操意见，他说：“袁绍生性迟疑，即便来攻，也不会迅速。刘备起兵不久，民心本附，力量又不大，迅速攻击，一定可以把他击败。这关系到生死存亡，千万可不能失去啊！”于是，曹操下定决心，亲率精兵兼程东进，迅速攻破彭城、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妻子被俘，他只身逃往河北，投靠袁绍。
东征刘备，应该说是官渡大战的一个前奏曲。对曹操来说，与袁绍决战在即，如果不迅速扑灭刘备的反叛势力，任其在心腹地区星火燎原，势必就要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大战之前，先肃清次敌，以巩固后方，实属高明之举。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决策无疑很对。问题在于，诸将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因为对袁绍而言，刘备起兵之时，也正是他乘机猛攻曹军的绝好时机。因此，曹操帐下将领的担心，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诸将表示反对时，连曹操也有些迟疑不决，便“疑”而问郭嘉。郭嘉的一席话，使人茅塞顿开。他就袁绍、刘备两方作了分析，如果曹操东征，袁绍很可能先坐壁上观，不会立刻进兵（后来事实果是如此），这当然最好。如果万一袁绍出兵，也“来必不速”，这是由其“性迟而多疑”所决定的，如此就给了曹操短暂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时间。而关键在于，曹军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能迅速平叛取得胜利。如果东征长期下去，难以击败刘备，那么东征也就不可取了。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曹、刘双方的实力对比。郭嘉对比了双方的兵力、战斗力、士气、民心之后，断言“急击之必败”，也完全符合军事学的基本规律。曹操听了他的分析，下定决心，终于获胜。反观袁绍一方，在曹操东征之时，谋士田丰建议袁绍；“曹操与刘备正在交战，战事恐不能很快解决。公举兵袭击他的后方，可以一战而取得胜利。”田丰虽然错认曹操无法迅速击败刘备，然而曹操集团极为畏惧的却是乘虚出击。不料，袁绍意借口他儿子有病，未采纳田丰的建议，按兵不动。田丰闻此，“以杖击地日：‘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长叹而出。”
在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郭嘉抓住良机恰到好处。时刻把握事物在错综复杂中的运行情况与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根据条件，不放过有利时机，这是谋士们不可缺少的智慧。时机往往只有一次，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人们常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诫人们要善于抓住事物变化的枢纽，把握重要关系的环节，善于随机应变。这需要有慧眼！在时机出现时发现它，捕捉住它，决不放过。
在这一点上．郭嘉与田丰无疑都具有这种慧眼。郭嘉称东征刘备是“存亡之机，不可失也”；田丰说是“难遇之时……失此机会。大事去矣……”由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同一思想：时机千载难逢，极为可贵；能否抓住它，关系巨大，影响深远。
发现时机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能否把握住它。就这一点而言，郭嘉成功而田车却失败了。此中深层根源在于，他们都是谋士。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他们都发现了时机，指明了抓住时机的方法，但最终的决策人——曹操和袁绍，却一个采纳一个弃而不顾，因此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事物异趋，变异多多，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要抓住时机，就必须预见到事物最终的唯一趋势，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这样自然会有冒险性，这也就更需要胆识和准确的预测判断能力。因此，预见性可说是谋略家们必备的才能。在这一方面，田丰与郭嘉相比，也不免稍逊一筹。郭嘉预见到东征刘备，必能速胜，其间袁绍极可能不会出兵；即使出兵，因行动迟缓，也无关大局，后来事实都——一验证了其准确性。田丰一误为断言曹操不能速胜刘备，二误为择主不明，虽有良谋，岂不知其主公的性格怎样？竟幻想表绍会听纳自己的建议，这就难免要失败了。准确的预见性是建立在知已知彼之上，郭嘉对袁绍的了解与认识，似乎比田丰要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成功的根源所在。
击败刘备后，曹操迅速调兵官渡。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围攻白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将袁军引诱至延津，接着他率军急赴白马解围。未行10余里，硬与颜良相遇。颜良一见，大惊失色，只好仓促迎战。曹操令张辽、关羽先攻颜良。关羽一眼望见了颜良的麾盖，策马如飞，直逼麾下，刺杀颜良千万军之中。袁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白马之围很快被解。
盛怒之下，袁绍下令全军渡河追击，命大将文丑率5000轻骑为先锋。
这时，曹操已率兵马向官渡撤退。到了延津南坡，他下令让一部分骑兵解鞍放马，不多时，战马乱奔，器械满地。很快，文丑追了上来，见状以为曹军已经逃遁，便命令士兵收拾“战利品”。岂料，曹操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600精卒，飞身上马，冲向袁军，势如破竹。袁军始料不及，一触即溃，大将文丑也成了刀下之鬼。
遭此惨败，袁绍不肯善罢干休，令将士继续进至，一直追到官渡，才安营扎寨。这时，曹军早已布好阵势，坚守营垒。袁绍令士兵在营管外面堆起土山，垒起高台，叫弓箭手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放箭。曹军官兵只好用盾牌遮住身子，才能在营中行走。
曹操深虑此被动状态，急召众谋臣商议，最后设计出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装有机钮，扳动机钮，十几斤重的石头就可飞出300多步。这样一来，袁军的高台被击垮，弓箭手被打得头破血流，死伤天数。袁绍又叫士兵在夜里偷偷挖地道，准备偷袭曹营。曹军发觉后，在兵营前控了一道深深的长堑，切断了地道的出口。袁军的偷袭计划又失败了。
如此，两军对峙，均难有进展。
相持数日，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曹操曾想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谋士荀彧写信劝说：“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于是，曹操决心加强防守，苦撑危局，静观其变，寻求战机。
果然，袁军内部不久出现矛盾。谋士许攸给袁绍献计；让他趁许都空虚，派一支人马绕过官渡，偷袭许都。袁绍不听，固执地说：“我要当先取操！”偏巧，许攸家人犯法，已被收监。许攸闻讯，登时大怒，连夜投奔了曹操。曹操刚脱了靴子想睡，听说许攸来见，喜不自胜，跳足出迎。一见面，曹操抚掌笑说：“君至，我大事有望。”
许攸向曹操提供了袁军屯粮鸟巢，防备不严的情报，建议曹操出奇兵偷袭，烧其粮草。若是，“不出三日，绍必大败。”曹操闻之甚喜，并马上行动。他留曹洪、荀攸守大营，自己亲率精锐步骑5000人，打着袁军的旗帜，利用夜晚悄悄从小路赶到鸟巢。半夜抵达后，曹军围住粮囤，四面放火，把1万丰粮草烧为乌有。
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尽皆慌乱不堪，军心大乱。大将张部、高览临阵倒戈，率部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猛攻，分线出击，袁军四处逃散。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都来不及穿戴，便率领800骑兵仓皇逃到河北。
官渡战败后，袁绍势力尚存，不料他本人却对胜败耿耿于心，终于积郁成疾，于建安七年（202）呕血而死。其时，袁氏集团仍有很强的实力。袁绍的小儿子袁尚据邺城，统领袁绍旧部；袁谭、袁熙等仍然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袁绍的几个儿子不能同心协力，各自扩充实力。袁绍在世时，为了争夺嗣位，他们就已经各自扩充实力，培植党羽，明争暗斗。谋立审配、逢纪拥戴袁绍喜欢的幼子袁尚；辛评、郭图却支持长子袁谭。袁绍死后，审配假传袁绍途命，奉袁尚嗣位。袁谭自然心有怨言。袁尚也很疑忌地大哥，拨给的兵力也就很少了。他又让逢纪跟从袁谭，名为辅佐，实则监视。袁谭屡次要求增兵，袁尚与审配都不予理睬。愤怒之下，便杀了逢纪，如此一来，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便迅速激化起来。
官渡之战后，曹操让军队先休整了一段时日，然后利用意尚、袁谭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的机会，渡过黄河，北上征对。建安七年九月，曹军攻打屯兵黎阳的袁谭，谭无力抵抗，情急无奈，只好向袁尚告急求援。袁尚欲分兵助兄，又怕袁谭借兵不还；如果坐视不救，又怕黎阳有失与己不利，只好让审配守螂城，自己亲率大军救援黎阳。次年二月，两军大战于黎阳城下，结果，袁谭、袁尚、袁熙、高斡（袁绍外甥）全部大败，放弃黎阳，退保邺城。曹操占据了冀州的重要门户黎阳，为进一步消灭袁氏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屡战屡捷之下，曹军诸将皆欲继续追击，一举取下邺城。郭嘉在大家的兴头上，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停止攻击、撤军，南征刘表的方案。众人迷惑，想当年下邺打吕布时，就是采用了郭嘉的急攻战术，在敌方人马疲惫的情况下，围攻两月，终于擒杀吕布；现在二袁已露败相，只要围住邺城，奋力强攻，破城指日可待，为什么要撤军呢？而今调头南下，远征刘表，岂不是给了二袁以喘息的机会？
对此，郭嘉自有他的独到见解，他很有把握地解释说：“袁绍生前最喜爱这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用，一直没有定下来。有郭图、逢纪这些人作谋臣，肯定会兄弟内争不断，最终会相互分离，背自成仇。如果我们进攻太急，他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暂缓进攻，他们就会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所以，我们不如掉头向南，假装去荆州讨伐刘表，以观他们的变化。等到他们内部发生变乱后，我们再出兵击之，便能够一举平定河北了。”
郭嘉此计，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这是一个消灭二袁最有效也是事半而功倍的方案。因为，在当时形势下，乘胜进攻并消灭二袁，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也大概会取得成功。但是，“困兽犹斗”，“一人拼命，万夫莫当”。二袁占据的拥城，经过了袁绍的多年经营，自然不可能被轻易攻破，何况袁军还有相当的实力，如果被逼急了，自然会拼命顽抗。强攻硬拼，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不是高明的战法。在当时，由于曹操大兵压境，对袁氏集团而言，内争已退居次要地位，怎样外抗强敌，便是头等大事和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袁、曹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冲淡或暂时压抑住了袁氏内部的矛盾。高明的智谋之士，常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取得胜利。如果敌方内部没有矛盾，也总是要想方设法给他制造矛盾。现在，袁氏内部矛盾重重，但却被压制住没有爆发。如果使之爆发？当然让其上升为主要矛盾即可。如何使之才能上升激化？那就要改变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暂时使曹、袁矛盾淡化。淡化的方法，便是曹操一方主动退出，停止进攻，从而改变形势，激化袁氏内部矛盾，巧妙地使之相互火并。郭嘉这一方案的归宿，就是要完成主要矛盾的转移，给二袁创造一个自相残杀的时机和环境。这样，曹军便能够改制敌，借故人之手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坐收渔人之利。这实在是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谋妙计。
听了郭嘉的解析，众人连声称是，曹操欣然采纳。建安八年（203）八月，曹操下令南征刘表。这时，荆州的刘表刚稳定了长江以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正密切注视着中原局势的变化。曹军回师南下，对刘表造成了强大的威慑，使他不敢轻易北上攻掠曹军辖地。 这就足够了！因为曹操所要的，便是一个给袁氏兄弟看的实质是佯攻的效果。曹操退军后，留下贾信守黎阳，曹洪守官渡，自己回许昌；接着再南下，装出进攻刘表的姿态。他虽然挥师南下，却是一步三回首，时刻注意着二袁的动静。当曹军开到西平（今河南西平县西）时，便接到袁谭派辛毗前来请求投降求救的消息。
事态正如郭嘉所料。曹军南撤后，明战心惊的袁谭、袁尚真是大喜过望，紧接着，兄弟二人便开始了对冀州的争夺。袁谭以要追击曹军为借口，要袁尚给他的军队换些好的错甲。袁尚不给。袁谭很生气，在郭图、辛评的挑唆下，领兵攻打袁尚，结果大败而归。袁谭带领败军逃到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袁尚又领兵追踪而至，将平原团团围住，四面攻打。袁谭眼看城难守住，又一筹莫展，只好听从郭图的建议，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向曹操请求投降和火速增援。
曹操见二袁果然火并，心中非常高兴。但诸将对责谭求降，尚存疑虑、谋士苟攸则认为。“现在天下正是多事之秋，群雄逐鹿，较智量力。而刘表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其无雄心大志，显而易见。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袁绍又经营多年，其势力盘根错节。若其二子团结一心，共守父业，便一时难以平定。如果二表并而为一，专力对外，则更难对付。如今兄弟遘恶，势不两立，正是天赐良机，正应乘其内乱，迅速平定二袁，统一天下。机遇难得，不可失也。”曹操又问辛毗，袁谭请降是否有诈？已决定投效曹操的辛毗回答说：“明公勿间真与诈也，只论其势可耳。袁氏连年丧败，兵革疲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隙，国分为二；加之饥馑并臻，天灾人困，无问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夫灭袁氏之时也。现在明公援兵攻螂，袁尚不还救，则失巢穴；若还救，则谭踵袭其后。以明公之威，击疲惫之众，如秋风之扫落叶也。不此之图，而伐荆州；荆州丰乐之地，国和民顺，未可摇动。况四方之患，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则霸业成矣。愿明公详之。”曹操听后，很有同感地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于是应允袁谭的求降，立即出兵救援。为了进一步拉拢袁谭，当年十月，曹操赶到黎阳，还与袁谭结成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渡黄河，急忙放弃围攻平原，退回邺城。
建安九年（204）二月，袁尚又出兵攻袁谭，留下苏由、审配守邺城。曹操乘机出兵，进军至洹水，苏由串所部降操。曹军乃直捣邺城，审配坚守而不出。曹军在邺城奋力攻打，起土山、挖地道，用尽方法，却不易攻克。到了四月，曹操让曹洪率军继续围攻强城，而自己统军扫清外围，先后击破尹楷、组鸽，迫降韩范、梁岐。五月，曹军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40里，深宽各2丈的壕沟，引漳水灌入沟中，将城围住。邺城被围困了4个月，城内给养不足，饿死大半。到了七月，袁尚率主力1万多人国撤，救援部城。曹操手下将领都认为：“这是归师，人自为战，最好避开他们。”曹操却说：“袁尚如果从大道而来，自当避其锐气；如果沿西山而来，那就能擒获他们。”结果，袁尚军果然沿着西山而来，在淡水边扎营，遭到曹军的伏击，袁尚率演兵逃至祁山，再逃至中山。袁尚一路大败，最后率残部逃往幽州，依附次兄袁熙去了。八月，审配的侄子审荣防守城东门，一夜，他大开城门，迎接曹军人城，部城遂破，审配亦被处死。
其间河北很多地方为袁谭所攻掠。攻占邺城后，曹操挥戈北进，进攻袁谭。袁援初战不利，便退保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东北）。建安十年（205）正月，官军冒着严寒进击，一举攻克南皮，处死了袁谭、郭图。至此，冀、青二州皆为曹操占据。然后，曹操北上进击幽州的袁熙、袁尚。袁熙、袁尚已成惊弓之鸟，闻风逃奔辽西乌桓，幽州也就落人曹操之手。郭嘉精心谋画的巧平二袁之计，至此已经全部实现。
曹操攻占冀州后，郭嘉提出建议，要曹操召见当地的知名人士。任以为官，“以为省事掾属”。这一措施，极大地笼络了青、冀、幽、并等地名士的人心，有利于巩固曹操在北方的统治。这可以说是一个极有见地的深谋远虑。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邺城大封功臣20余人，皆封为列候。其中郭嘉由于在征讨袁氏兄弟的战斗中，出奇谋立大功，被封为洧阳亭候。
六、远征乌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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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平定河北后，首要问题便是征讨乌桓了。
乌桓亦作乌丸，是我国北方一个以游牧射猪为生的少数民族。东汉初年，他们居于今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东汉末年，乌桓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尤以辽西单于蹋顿最为强悍。汉末，乌桓骑兵天下闻名，北方许多军事集团首领都曾依赖过他们。袁绍生前同三郡乌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击败公孙瓒后，他曾伯托汉献帝的名义，封踢顿为乌桓单于。袁绍死后，三郡乌桓继续与袁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建安十年（205），袁尚、袁熙逃人乌桓，妄想借助乌桓的力量与曹操抗衡。为此，蹋顿多次派兵袭扰汉郡，并同曹军直接冲突，企图帮助袁尚重整旗鼓，恢复旧上。为了清除袁氏残余势力，统一北方，曹操准备远征乌桓。
远征乌桓却并非轻而易取。当时，刘备正依附荆州的刘表，一直在劝说刘表讨伐曹操。如果刘表在营军远征乌桓时，趁机起兵进攻后防空虚的许昌，那后果将非常严重。曹操对此也相当慎重，召集手下文臣武将广泛讨论。诸将均不赞同，他们认为：“袁氏兄弟，只不过是亡命之人，根本不足为虑。夷狄贪而无亲，乌桓又岂能为袁尚所用？如果大军远征，深入乌桓地区，刘备必然劝说荆州的刘表趁机袭击许都。一旦发生变故，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众人反对之下，郭嘉却非常赞同此事。他对曹操说：“主公虽然威震天下，但马桓依仗地处僻远，必然不作防备。乘他无备，突然出兵袭击，定可成功。况且袁绍生前有思于河北官民和乌桓，现在袁尚、袁熙兄弟还在那里，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看。如今青、冀、幽、并四州的老百姓，虽然已经归附了我们，可那只是迫于威力，而我们却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若我们放弃北伐而进行南征，袁尚就会依靠乌桓的支持和帮助，召集袁氏在各地的死党，伺机反攻。乌恒一动，河北的汉人继之而起，就会使蹋顿产生入侵的野心，难保其不会有非分之想。到那时，只恐怕青州、冀州就不是我们的了。至于荆州的刘表，那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自知自己的才能不如刘备，也难以控御住刘备。如重用刘备，他恐怕控制不住；如不重用刘备，刘备也绝对不肯真心实意为他出力。他们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因此，纵使我们虚国远征，刘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曹公对此大可不必担忧！”
郭嘉以远征乌桓的必要性、可能性、把握性的精妙分析，坚定了曹操的信心。特别是荆州刘表不会构成威胁的预断，更使曹操集团文武大员们放下心来。建安十二年二月，曹军开始北征。
五月，大军到达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又提出了战胜乌桓的具体策略和战术。他觉察曹军行动迟缓，便马上对曹操说：“兵贵神速！如今我们跋涉千里袭击敌人，而部队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恐难以获利。再说敌人一旦得知消息，必然会作准备。不如留下辎重，轻骑兼程前进，乘其不备，突然袭击。”曹操听后，立即采纳。曹军轻装前进，选择乌桓放松戒备的小道，悄然越过卢龙塞（今河北青峰口），跨过白檀（今河北宽城），经平冈（个湖北平泉），穿鲜卑庭，直逼柳城（今辽宁朝阳南）。
当曹军到达白狼堆时，因为已经离踢顿的大本营柳城仅仅有200多里路了，乌桓就发现了。蹋顿和袁尚兄弟，以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等，带领数万骑兵猛扑上来。
曹操登上了白狼山，双方兵马奋力拼杀。曹军虽装备轻简，人数不多，但准备很足。乌桓骑兵看似来势凶猛，士气旺盛，却终归是仓摔应战，军心难免不稳。曹操令张辽为先锋，纵兵大击。敌军各部协调混乱，演不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踢顿单于波斩，乌桓及汉卒降者20多万人。
袁尚、袁熙兄弟和辽东单于速仆丸战败后，率数千骑兵投奔辽东公孙康去了。曹操的部将都要求当即发兵攻击。曹操却说：“何须劳动兵马？我要让公孙康将表氏兄弟的首级送来。”果然，不久，公孙康送来了袁尚、袁熙的首级。
原来，袁尚他们到辽东后，打算夺取公孙康的兵马。袁尚为人有勇力，对袁熙说：“今天到后，公孙康定来相见，我们兄弟当场杀掉他，占据辽东，还可以东山再起。”哪知，公孙康也在算计他们：“现在不杀袁熙、袁尚，如何向国家交代？”于是，他事先在马房埋伏下精勇士卒，然后派人去请二袁。袁尚兄弟一到，伏兵一齐出动，当场将二人擒获绑缚，放在寒冷的地上。到了这个时候，袁尚还耐不住冻，向公孙康要席子。袁熙长叹说：“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有？”二袁被斩首，函送给曹操。这时，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郭嘉在远征乌桓的战争中，始则力排众议，纵论天下大势，见解深刻而独到，分析透彻，令人折服，促使曹操作出远征的决定。出征之后，他又及时提出“兵贵神速”，“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的战术方案，使这次远征很快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末尾二袁被杀，《王国演义》归功于郭嘉，第三十三回写道：“时操在易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日：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日。‘待二袁首级至，即便回兵。’众昏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造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日：‘不出奉孝之料！”……众官问日。‘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逐出郭嘉书以示之。书略日：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放，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众皆踊跃称善、”小说并称其时郭嘉已亡，故留遗书给曹操，是为“郭嘉遗计定辽东”。当然，这是小说作者的设计，正史并未明言这是郭嘉的计策。不过，一则此遗书的计策与前述郭嘉定计让袁尚、袁谭互相攻杀如出一辙；二则后来曹操向汉献帝上表称：“……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凶逆克殓，勋实由熹。”因此，说这是郭嘉的遗计，也许也有可能。
总之，在此战中，郭嘉自始至终出奇谋立大功，为曹操在北方的一绝起着巨大作用。
七、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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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征马桓的进军途中，郭嘉已不服水土，卧病车上。等到他跟随曹操出征归来后，又因操劳过度，病情加重。曹操一再派从人询问病情，关怀备至。不料，如此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谋士，竟在建安十二年（207）底，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
郭嘉死时，年仅38岁，恰逢英年有为之时，实在令人痛惜！他去世后，曹操亲自前往吊丧，内心深为惋惜，悲痛不已，“上为朝廷掉借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忍不住发出“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的悲叹。这也难怪，此时恰逢曹操北征乌桓胜利返回，踌躇满志，正欲挥兵南下，一举统一中国之时，他正非常需要像郭嘉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谋臣。而郭嘉在此时竟离他而去，这对曹操的雄心伟业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恰在郭嘉去世不久，曹操失去有力辅佐，遭遇了平生最大的政治失败和军事失败——赤壁之战。无怪曹操哀叹说：“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郭嘉死后，曹操沉痛地对荀攸等人说：“诸君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唯独郭奉孝最小。战乱平定之后，我准备把身后的事业托付给他，不料他却在中年夭折，岂非命中注定的吗？”在写给荀彧的书信中，曹操又追念郭嘉说：“郭奉孝年不满40，相与周旋11年，艰难险阻，大家都同甘共苦。因他智虑变远，通达事理，欲托之以后事，岂料先我而去，情何以堪？奉孝是最了解我的人，天下真正相知的人本不多，因此更加痛惜。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曹操不止一次地表示，欲将自己身后大事托交给郭嘉，可见他对郭嘉的重视和信赖。曹操又向汉献帝上书，请求给郭嘉追增封赏。表文说：“已故军祭酒招阳亭侯郭嘉，忠贞善良智高德美，体通性达。每逢讨论大事，众说纷经，他能一针见血，一语定音，处理恰当，动无遗策。自在军旅之间，随我一起东征西讨十有一年，擒目布，取眭固，斩袁谭，平定河北，踰越险塞，扫荡马丸，震威辽东，铲平袁尚，其功高盖世。正当要彰显其勋之时，他却不幸早亡。追念郭嘉之功勋，实在令人不可忘怀。应该增加其封邑，加上过去所封共1000户，以表彰死者，鼓励后人。”对郭嘉的忠诚与才干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郭嘉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悼念。汉献帝阅过表文后，追话郭嘉为贞侯。
在曹操的智囊团中，郭嘉是一位年轻而又活跃的人物。曹操说他“体通性达”。可谓知人。郭嘉的确性格开朗，豪放，甚至不拘小节。陈群就曾多次向曹操诉说郭嘉“不治行检”，但郭嘉却不为所动，“意自若”，曹操因此而更加看重他。郭嘉才华横溢，锋芒外露，又不拘小节，按理来说，应该会招人忌怨。但事实却相反！这主要是因为他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同僚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尤其是同主帅曹操的关系，相当融洽，达到了“行同骑乘，坐共幄席”的程度，被曹操视为最能交心的知己。与曹操这样广有权谋的人物共事，时刻存在着危险，“伴君如伴虎”并非虚言，很多名臣谋士被曹操处死。而郭嘉同曹操的关系之所以能几乎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一方面大概是郭嘉对于曹氏大业的重要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他通达圆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结果，这也是他作为杰出的谋略家所具有的另外一个侧面。曹操最念念不忘的是郭嘉的忠诚和才干。自从弃袁投曹以来，郭嘉一直对曹氏集团忠心耿耿，有目共睹。因此，曹操一直对他的忠贤、忠良铭记在心，说他为人“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而郭嘉的智谋、才能，也令曹操非常欣赏。曹操称郭嘉“动无遗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又说郭嘉“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能令曹操这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赞叹不绝，便可见郭嘉智谋实在卓绝不凡。郭嘉的忠与能，不但令曹操钦服，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嘉为曹操运筹帷幄11载，为曹氏集团发展壮大及统一北方的大业建立了杰出的功业，相应地也就为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郭嘉年轻有为，不但具有择去就之明智，而且可以纵览天下形势，知己知彼，有预见事态发展之神机。他不仅善于利用矛盾，“指挥”敌人，胸有奇谋妙策，而且高屋建领，目光深远，具有高超的战略意识。他不仅仅是东汉末年曹操麾下的“奇佐”高参，而且也以他在斗争中显露的高超艺术，在历史智慧宝库留下光辉的一笔。
最后，让我们以《三国演义》中对郭嘉的赞诗来结束本文吧！诗日：
天生郭奉学，豪杰冠群英。 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 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 可惜身先丧，中原梁栋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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