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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茂约
刘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动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末三国政治。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讨论刘璋的专文。人们对刘璋的评价，基本定于诸葛亮《隆中对》所云：“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璋遂庶几成为昏庸无能的象征。是耶？非耶？
一、刘璋失益州失于“人谋”
东汉末年，天下纷乱。刘璋所处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在外来的刘备面前反主为客，处处被动，处处被欺，最终将益州拱手让人。其原因何在？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主要表现在：（一）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二）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并不比其强大的张鲁，要拉曹操作为援手；当曹操对自己产生威胁时，又拉刘备来帮忙，使得刘备顺利入川。（三）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刘璋在认识到刘备入川的险恶用心、怒斩张松之后，虽迅速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对抗刘备，却均以失败告终。《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争夺益州之初，“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郑度之计可谓是抵御刘备的良策，但刘璋不能用，反而把郑度罢黜。郑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刘璋听不进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刘璋“才非人雄”，缺乏军事头脑，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刘二牧传》及注引《英雄纪》），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三国志·刘二牧传》载：“焉睹（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动荡，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入益州后，以南阳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主组成东州兵，平定益州动乱，诛杀益州豪强，建立割据政权，便不复顾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势。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中评论曰：“焉虽受命作牧，而汉之危亡，风波百沸，焉勿问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孙权鼎立江东等。刘璋的“坐保”，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黯于天下大势。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刘璋还茫然不知，反而开门揖盗，最终葬送基业。可以说，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人谋”。
《后汉书·刘焉传》论曰：“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的确，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如发挥“人谋”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可是，刘璋暗于天下大势，不知权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称：“论者曰：‘刘璋暗弱’，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人谋”的时代，刘璋明显是落伍了，失益州诚为“自然之理”［1］（卷31《刘二牧传》）。
二、刘璋治益州有成就
对于刘璋治益州，诸葛亮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1］（卷35《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时人一般也认为：刘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1］（卷31《刘二牧传》）。因为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着。益州土着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着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2］、［3］（P78－79）。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刘璋治益州并不象诸葛亮所说明那样无能、无功，如从经济发展角度言，其成就即不逊于刘备、诸葛亮治蜀。
如所周知，诸葛亮治蜀，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以人口为例，刘备章武元年（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年）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又，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出师表》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这样说，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之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4］（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益州疲惫”、“唯仰蜀锦耳”，此种经济状况，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诸葛亮在襄阳献“隆中对策”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1］（卷35《诸葛亮传》）。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卷37《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也就是说，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且以刘璋用人论，《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在夺得益州后，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特别是，刘璋所摈弃的彭羕，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用人的，对益州土着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这应是刘璋统治时，益州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但刘璋能稳定益州，发展益州，不能谓无能、无功。退一步言，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政局尚稳，国富民殷，说明刘璋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
我们也注意到，刘璋还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刘璋的言行，时时都可窥测到他以民为念的思想。撇开其它原因讲，（一）迎刘备入川是基于保境安民。（二）当郑度提出坚壁清野以抵御刘备军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也。”［1］（卷37《法正传》）可见，刘璋不纳郑度之策有不愿劳民的缘故。（三）刘璋举成都而降刘备是基于不愿伤民。当成都尚兵精粮足、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卷31《刘二牧传》）就此而言，说刘璋“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刘璋统治益州的实际。
宋人叶适云：“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5］（卷28《蜀志·刘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刘璋非“昏孱”［6］（卷9）。的确，刘璋诚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于昏君之类，更算不上暴君，故刘备比拟夺益州为伐纣时，当即遭到其属下庞统的反驳［1］（卷37《庞统传》）。《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言亦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回顾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其作《隆中对》时说“刘璋暗弱”，为的是树立刘备进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领益州后，全面贬低刘璋治益州，则更多是为自己的严刑立威辩护。
三、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作《隆中对》称：刘璋所治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后来，在刘备图谋益州的过程中，刘璋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果然积极策划迎接刘备入蜀；在刘备攻占益州的战斗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严、费诗、许靖等人，他们或就是诸葛亮所谓的“思得明君”的“智能之士”。但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智能之士”在支持拥护刘璋。
对于刘璋迎刘备入川，就有黄权、刘巴等一批“智能之士”表示反对。《三国志·黄权传》云：主簿黄权陈其厉害，“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又，《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悬于城门死谏刘璋拒纳刘备。此外，在刘备夺益州的军事进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为刘璋而战。《三国志·王连传》载：“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王）连闭城不降。”刘璋巴郡太守严颜，抵抗失败被俘后，愿作断头将军［1］（36(《张飞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率精兵拒扞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围，刘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全城军民也纷纷表示坚决抵抗。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军民咸流泪。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深得民众拥护，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刘璋未必不是“明君”。正因为如此，尽管刘备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雒城之役，耗时一年，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才艰难取胜。另外，据史籍记载，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积极争取蜀地民心。《三国志·庞统传》称：“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着，此不可也’。”此后，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卷32《先主传》）。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除了说明刘备的“帝室之胄”的旗号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总之，诸葛亮所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综括全文，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而是有一定的“民本”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刘璋失益州，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刘璋军事才能一般，拙于“人谋”，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刘璋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凡人”。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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