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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羽崇拜现象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宋徽宋（1101—1125）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显灵武安济王。史称元代关羽“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明朝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式决定把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除每年定期拜祭外，“又定国有大灾则祭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关羽的晋封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改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文说：“（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至明末又尊崇关帝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
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早从关外已经开始。崇德八年（1**3年），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对关羽为的崇祀，如从皇帝封敕和百姓祭祀相结合看，起源于两宋，发展于元至明中叶，深入普遍于明后期和清代。明末人刘侗说：“其（关羽）祀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据万历时人统计，仅宛平县属就有关帝庙51座。当时北京城内外分属于大兴、宛平两县。加上大兴县的关庙，明末北京城内外关帝庙总数“至少接近百所”。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规定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太常寺备办，官建祠宇版位座数由工部制造，还特准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及大门瓦改用纯黄色琉琉，与孔庙相一致。嘉庆十九年（1814年），清廷在平息京师和河南滑县两地天理教起义以后，即以“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加封“神勇”二字，“并颁滑县庙宇御书匾额曰佑民肋顺”。咸丰二年（1852年）加“护国”，次年增“保民”，六年（1856年）添“精诚”，七年（1857年）再增“绥靖”。到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个字，合称：“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据统计，有资料可查的50个府、州、县、乡共有480余处关帝庙宇。台湾据1930年统计，关帝庙为150座。此外，直隶良乡又祀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庙12座，霸州三义庙14座，蓟州三义庙3座。光绪《怀来县志》称：“其外各村堡庙不俱载”。咸丰《因安县志》说：“（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乾隆《宝鸡县志》称：甚至有“一村两庙”。光绪《海门厅图志》云：“民间私祀关帝庙处处有之”。光绪《兰溪县志》载：关帝庙“四乡多有”。乾隆《万全县志》称：“民间设祀者皆不备载”。光绪《长治县志》云：“村镇关帝莫不崇奉”。光绪《长汀县志》称：“关帝庙在各乡各坊者悉难数”。同治《祁阳县志》说：“村镇之处，多祀关、岳二圣，或专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民祀关帝庙，所在皆有之”。道光《澂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关帝庙）祀。”由此可见，关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触及到县以下的村落镇堡中去了，这是明清以来封建国家敕封诸神中所很少见到的。关于建庙时间，如山东潍县27座关庙，有年可考的15座，建于宋代一座，元代一座，明代8座，清代5座。通州（今北京通县）21座，一座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4座建于明代，其余大体建于清代。《束鹿县志》有7座关庙，除1座建于清代外，其余6座中1座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两座建于万历时，三座建于崇祯年间。广东《兴宇县志》记共有四座明建关庙，最早的建于正德九年（1514年）另三座建于崇祯时，乾隆二年（177年）修一座。浙江兰溪县，有一座关庙建于宋绍兴年间，另有四座建于清。
清代边疆扩大，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境推移，在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地区，也建立起一座座关帝庙。张鹏翮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其记说：“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据记载，在清代“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在厥惟关羽”。西藏拉萨、日喀则、磨盘山（今古隆县属），以及川边的里塘、打箭炉（今康定）等地，亦于清初开始逐渐建立起关帝庙。据说有的地方“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后经“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西藏“汉番僧俗奉祀（关帝）惟谨，”或“蕃人亦知敬畏”。新疆地区，从清初开始，也建立起关庙。嘉庆初年，洪亮吉遭贬流放伊犁时，他从嘉峪关往西，直到惠远城（伊犁将军建牙地），“东西六十余里，所过镇堡城戍人户众多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庙，庙必祀神武。庙两壁必绘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一署周仓”。清赵翼曾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
明清时期中国崇奉关羽，对其周边各国也有强烈的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清政权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见朝鲜遍祀关帝，诵述满其国中”。越南、流球等国也都立庙奉祀关羽。流球国人程顺则作《流球国创建关帝庙记》中说：“祝帝之意果何为也者，不知帝之正气可以塞天地，帝之大义可以贯古今，能使后之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清代的册封使每到流球，都要临庙祭奠。在越南，有的关帝庙还修得十分壮观。像南方边和镇关庙“在大铺州南三街之东，面瞰福江，庙宇宏丽，塑像高丈余”，是一处很有名的场所。
我国解放前，关帝庙普及城乡僻壤。据我亲眼所见，家乡四川川北地区，如南充、南部、西充、监亭、阆中等县，乡乡皆有关庙，有的村也有关庙，香火兴旺。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直到今天仍同大陆解放前相似。《北京晚报》2000年10月13日一则消息，其标题为：“香港警署集体拜关帝”，其内容称：香港尖沙咀警署近月来接连发生警长撞车死亡，一名女警自杀，以及一名警员的12岁独生子坠楼身死等不幸事故，导致该警署人员上下心绪不宁。新任的外籍指挥军官为求下属心安，特准许举行全体人员“拜关帝仪式，以驱除邪气”。日本、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信仰关帝的。尤其在日本东京华人待，关帝庙金壁辉煌，香火昼夜不灭。在我国封建制中后期，为什么人们选中了关羽而不是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也就是说，唯独关羽以一名将领，而成为全国人民甚至域外普遍信仰的尊神，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它同关羽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有无关系，关羽在历史上到是怎样一个人呢？
（二）关羽生平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字数，虽比同卷张飞（780字）、马超（660字）、黄忠（250字）、赵云（370字）等传的字数要多，但也只有950个字，仍嫌太少，其许多重要史实不详，需要辨析钩沉，以便显示其生平业绩。
关羽是三国蜀汉一员主将，其生卒年不详。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卒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年63岁，故当生于东汉延熹四年（161年）。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刘备在家乡涿县（今河北涿州）聚众起兵时24岁。关羽本河东解县（今山西解县）人，亡命涿县。他与张飞正于此时投靠刘备。史称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可知关羽比张飞年长，而关、张二人又“兄弟事刘备”。古人相知，一般以年长为兄，年少为弟，而且关羽随刘备周旋，“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刘、关皆重儒家伦理，当时并非君臣，若非关羽小于刘备，上述情况似不合当时礼仪。古人以20岁成人加冠，称为“弱冠”，以体未壮为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准此，20岁以下皆可称年少。张飞投靠刘备参战，当不会小于17、8岁。那么，关羽比张飞年长数岁，而又小于刘备，他投靠刘备时当在21、2岁左右。若依22岁计算，关羽大约生于东汉延熹六年（163年）左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随刘备征战约35年，卒时年约57岁。
刘、关、张三人，关系不同寻常。据史载，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又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离曹营奔刘备时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身亡后，魏国君臣曾料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而伐吴？刘晔曾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由上可知，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如同父子兄弟之情深义笃。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刘备在涿县起兵后，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关羽为刘备属下，时年约22岁。初平年间（190—193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中，关东诸将“务相兼并，以自强大”。初平二年（191年），河北公孙瓒派田楷、刘备攻占青州有功，以刘备为平原相（职同太守）。关羽为备别部司马，统部曲，时年约29岁。兴平元年（194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谦，刘备救谦，谦益以4千兵，刘备遂去田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剌史，屯小沛（今江苏沛县）。同年十二月，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外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刘备领徐州。关羽为其部属，时年约32岁。
建安元年（196年）夏，袁述攻刘备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徐州治所），自率关羽等拒术。备败，降于吕布，布以备为豫州剌史。同年冬，袁术遣步骑3万再攻备，布救备。稍后，备势力强大，布反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以为豫州牧。建安三年（198年）12月，刘备从曹操破擒吕布后还许昌。曹操拜刘备为左将军，又拜关羽、张飞皆为中郎将。关羽时年约36岁。建安四年（199年），刘备离曹操东走，袭杀操徐州剌史车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刘备使关羽守徐州州治下邳，行太守事。刘备为豫州剌史，领兵还驻小沛。王忱《魏书》则说刘备以关羽领徐州剌史。刘备曾先后领徐、豫二州牧，极欲控制徐、豫二州，此时既杀徐州剌史车胄，以关羽为徐州剌史，因驻徐州治所下邳，兼行下邳太守事，以便控制徐州，这种可能性较大。关羽时年约37岁。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备败投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同年四月，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操遣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羽斩良于万军之中。操拜羽为万寿亭侯。关羽时年约38岁。此后不久，关羽从曹营投奔刘备。同年秋，刘备以袁绍非霸业之主，阴欲离去，假以南联刘表为名至汝南。曹操遣大将蔡杨击备，为刘备、关羽等所杀。
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击败袁绍主力后，亲率大军攻刘备于汝南。关羽随刘备南下，依荆州剌史刘表。刘表为刘备“益其兵，使屯新野”。关羽随刘备至新野，时年约39岁。建安七年（202年）秋冬之际，刘表派刘备北上畧地，关羽随军至南阳郡叶县曹操所辖地。曹操派大将夏侯敦、于禁拒刘备军。备与关羽等佯退设伏，大败曹军。关羽时年40岁。
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建立蜀国，内修政理，南抚夷越，东联孙权，待机从荆、益两地北伐中原，以实现统一的政畧和战畧方针。关羽时年约45岁。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卒大军南征刘表。刘备由樊城南下，别遣关羽率水军万余人，乘舟船百余般，原准备在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会师。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率轻骑5千日夜急追，并先占领江陵。关羽只好率军济汉水（古称沔水）与刘备军合，恰遇刘琦（表长子）军万余人，同至江夏郡治所夏口（今河北武汉市）。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冬，经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回北方，临行派乐进守襄阳，曹仁、徐晃守江陵。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以阻击襄阳南下援军。曹操汝南太守李通救仁，在江陵北面与关羽军大战。李通“下马拔鹿角（古时一种防御工事，把树枝削尖半埋地下，以阻止敌人进攻）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十二月，刘备占有荆州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屯驻江北。东汉时襄阳为县，属南郡。当时襄阳为曹军占有，刘备新置襄阳郡使关羽遥领，这种安排显然预示着关羽将担当向北发展的重任。此时关羽约46岁。
建安十四年（209年）12月，曹仁从江陵退守樊城。孙权以周瑜领南群太守，据江陵。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今河北钟祥市西南）、荆城（今河北钟祥市汉水东西岸），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指江陵北汉水下游地区）。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关羽时年约49岁。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据韩康祖考证认为，以当时军事形势看，青泥不应在襄阳城西北30里之青泥河，而实际上在今湖北钟祥市南，此处距江陵约110公里，距襄阳约90公里。此说当是。此时关羽约50岁。这段时间关羽趁诸葛亮、张飞、赵云在荆州，自己向北扩地，后来北伐时，在襄阳、樊城之南未遇抵抗，可见其向北有较大扩展。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公安，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三）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着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2]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彻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彻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临北伐前，除增兵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实际上，对吴国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晨，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关于北伐战略战术布署，可以分为五点：第一、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乃是夺取曹魏在荆州北部的两个据点襄阳、樊城，以便作为将来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阳在汉水与淯水合流处的北面，樊城在襄阳沿汉水上溯的9公里处，两城皆依傍汉水，故决定秋季雨水季节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第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襄、樊守军，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军；第四、致函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请其派兵从西北面支持，使樊城两面受敌；第五、派小股游军北进，威?#123;许昌，以动摇襄、樊守军。
战争开始后，关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率大军围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助仁。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樊七军和曹仁别部庞德军被水淹没，于禁、庞德避水登高堤上。关羽利用强大“舟兵”，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战斗异常激烈，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消灭了于禁援军后，围禁城数重，内外断绝，樊城粮食将尽，危在旦夕。又遣别将围曹仁别帅吕常于襄阳，以阻止其援救樊城，并迫使曹魏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关羽先派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地区活动，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约75公里，当时轻骑兵一日便能到达。于是，北方震动。十月，弘农郡陆浑县（今河南嵩县北，离洛阳约60公里）民孙狼以吏民反役“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盗，自许昌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议徙许都以避其锐”。经蒋济等劝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助仁，以解樊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以阻击徐晃援军。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曹操驻此，实际上一则为镇慑北方，扞卫都城安全；再则遥控襄、樊前线战事。曹操驻军摩陂后，又接连遣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仍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今安徽铜城县南）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衮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当各路援军陆续前至，在樊城北双方一场大战后，军事形势逐渐向对关羽军不利方向发展。关羽当机立断，决定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先从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围头、四冢屯营，然后又利用汉水舟师撤樊城围，退至襄阳。正当此时，江陵、公安失守。
在五个月北伐战争中，关羽按照预定谋略，利用汉水以步、骑、水师联合作战，重点围困襄、樊，阻击援军，并派游军北上，联合反曹势力，从而使北伐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曹操先后派满宠、于禁、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共11人（将领7人，参军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未到樊城外，其余8人都参加了樊城战役。于禁七军被关羽所俘3万余人，加上死亡逃散的，当不下4万人，每军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渊以重兵守汉中，夏侯渊战死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当不下万人。殷署、朱盖等12军，殷署一军为5千人，其余11军仍以每军5千人计，徐晃、殷署、朱盖等军共约7万人。曹仁、吕常所领樊城、襄阳守军，当不下1万人。曹魏方面，最后阶段守军和援军，总共大约有8万余人。关羽荆州军大约总数5万人，除留守后方外，北伐主力军约有4万余人。以此前后对抗曹军12万，中期以后对抗曹军8万余人。在战斗中，俘降其将领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杀其将领1人，消灭曹军主力近4万人。而关羽荆州军无论进攻或撤退，都按预定谋略进行，井然有序，无重大伤亡。应该说，其战绩是显着的。
就北伐整体战局而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战役，因为曹操亲至摩陂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关羽交锋的将领如曹仁、于禁、庞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而且关羽又是在刘封、孟达等援军不到，以寡不敌众，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指挥的这场战役。尽管为此，关羽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既按预先谋略，并发挥其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在北伐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消灭主力援军时，充分运用水军的优势；围城阻援时派出游军北扰，并利用北方反曹势力；在战局趋向不利时，又主动撤退，因而关羽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所有这些表明，关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枪实战的非凡本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挥大型战争能力的名将。
关于关羽的败亡，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前者姑且不论，而关羽败亡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五点：一、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不能尽快结束战斗；二、后方孙权违盟，亲率超一流统帅吕、陆二人乘机偷袭；三、关羽矜骄凌人，江陵失火烧军器，又严责糜芳，助其临阵投敌；四、刘封、孟达不和，未派援军相助；五、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说。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四)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着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着。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志、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刘埙《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他整理儒家着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勖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慾，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帝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唐太宗称道诸葛亮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总结诸葛亮治国八字诀：“忠诚、无私、平直、大信”，要大臣们学习并身体力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诸葛亮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大文豪苏轼称诸葛亮为“万乘之师”。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赞扬诸葛亮“精忠大义”，“千载如生”。朱熹“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或书之以赠友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元代诗人萨都剌歌颂诸葛亮《出师表》所体现的“忠贞大义，与日月同辉”。清朝康熙曾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在封建制时代，有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的说法。实际上，这表明《出师表》所反映的忠干国家民族的精神，与历代爱国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高层领导集团中文班领头人，那么，关羽就是这个集团中武班领头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江表传》称：“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条记载又见《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此乃吕蒙向鲁肃所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可见其真实可信。《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远，三世皆习《春秋》。此说见于碑刻，当有所据。因关羽家世传《春秋》学，羽年少习之，故年长犹能背诵，也足见其对《春秋》研读谙熟。《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春秋》叙事简洁，深寓儒家伦理道德褒贬。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为经，其传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左氏传》详于史实，公羊、 榖梁二传以释义例。关羽从小爱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处身立事道德规范上，同刘备、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刘备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关羽，深知其德才兼备，后来将留守荆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给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关羽追随刘备约35年，先为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斗争生涯中，从县尉小吏到郡国相、州牧，颠沛流离，几起几落，曾投靠过割据势力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他多次被敌军打败，甚至两次连妻子家属被俘。当时群雄逐鹿，不少谋士、武将依据各霸主地盘势力大小，离散组合不常。而关羽对待刘备，不管其处于何种情况，都衷心拥戴，矢志不渝，这在战乱时各种势力盛衰莫测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这既说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见相侔，又表现出关羽对刘备所具有的一种纯真的人间情义。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刘备为曹操所败，奔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为主将下属副将，五品），礼之其厚”。同年四月，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用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操素“壮羽为人”，深加宠爱，“暗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特示张辽：“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斩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赏赐”，意欲挽留。关羽毅然“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曹操部属“欲追之”。曹操制止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这段记载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不绝：
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封其所赐”，分文不取，“拜书告辞”。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佑、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佑民，以及抗御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佑我皇明，亿万年祗”；旌善诛恶康黎元”。“镇抚海澨，再战歼倭”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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