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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如《资治通鉴》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乱”，张巡困守孤城，抵御叛军时，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巡有旧，于城上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文中张巡对令狐潮的责备，是说他不忠义。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禄山，背叛了唐王朝；不义，是说他劝朋友投降，对不起朋友。此处正是涉及“忠”、“义”这两方面的概念。
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个人的单向度关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关系，从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义”的含义却在表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越变化多端，直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这种“义”的观念的发展当然对统治阶级是很不利的，因为以“义”为号召的联合，既可以表现为互相扶持的小集团的“结义”，也可以表现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义”。明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里记载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的斗争，就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和“大阉亦逡巡畏义”的话。为了防止这种“义”逸出封建统治阶级修筑的轨道之外，朝廷的策士们就在“忠义”二字上下工夫，这种“忠义”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忠”与“义”的自然连缀，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首先承认某部分人或某集团在下层的活动是“义”，然后在“义”的前面冠以“忠”来诱导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义”在这一政治伦理“忠”的统辖下，遂演变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容忍与许可的行为。再者，“忠”、“义”二字连辞，显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气，整合其豪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为行动者提供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
二
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浑然一体，几近天衣无缝。“忠义”这面旗帜在第一回“桃园结义”中就明确亮出来了：“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是刘关张共同的政治理想，对刘关张来说，“尽义”就是“全忠”。
“义”在《三国演义》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一诺千金、知恩图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等等。刘关张之“义”之所以为后人推崇，是因为他们的“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
刘备可称为人们心目中“仁义之君”的典型。他在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兵败樊城时，更有一幕足感神明的情景：
……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独占“人和”之利，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云等英雄才俊似百川入海般争相归附，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
要论《三国演义》中的“义”，就不能不谈关羽，人称三国之中有“三绝”，关羽就是“义绝”。关羽历代加封，直至“盖天古佛”，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回出场时关羽就介绍自己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路见不平，锄暴安良，颇有些江湖豪侠的狂狷之气。
而这种江湖侠义在“桃园结义”之后，因为有了“忠”的牵引，就逐渐转化为“忠君之义”了。正如关羽在“封金挂印”前对张辽所说的：“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要为“义”干几件大事也许并非不易，但要将其融化在血液之中，见之于生活细节，而且有始有终，则着实不易。关羽则事无巨细，皆以“义”为准则，不僭越，不疏漏，不愧真正的“义士”品格。下邳败降，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就是说，投降可以变通，惟有对大汉之忠，对刘备之义，生死不渝。所约三事，第一件似难却易，第二件更是不难，曹操所难的只是第三件：“然则吾养云长何用？”张辽此时劝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曹操于是从之。可是曹操和张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但关羽并不领情，礼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遣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曹操见关羽战袍已旧，便以异锦做袍相赠。关羽将新袍穿于衣底下，仍用旧袍罩之。曹操以为他节俭，关羽解释说：“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见关羽马瘦，便赠以赤兔马，“关羽再拜称谢”。曹操不解。关羽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毛宗岗叹曰“至情至性，读至此令人泪下。”
当然，曹操的厚待关羽也得到了回报。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更在曹操赤壁惨败，逃至华容道时，关羽担代着触犯军法的死罪，硬是网开一面，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报答了曹操当日的厚遇。“愿以一死酬知己”，关羽的“义士”形象也更显得高大丰满了。
但即便在“义”的光环掩盖下，《三国演义》中结合得几近完美的“忠”与“义”也因此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义”，关羽固然要“网开一面”；为“忠”，关羽却应将刘备集团最大的敌人曹操斩尽杀绝。“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两者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了。
《三国演义》中对张飞重“忠义”的品质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也勾勒出了一位活脱脱的为“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书中写到关张“古城相会”时，有一段出人意表的精采描写：
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下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戳。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你死我活。”（同上）
及至关羽斩蔡阳辨其冤，又借曹军之口证往事，张飞才肯罢休。在听了二嫂述说前事后，“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由此可见张飞对“忠义”的执着：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先前张飞误会关羽背义，故不惜拼个你死我活，在张飞而言，这不仅是“义”，更是对刘备的“忠”；在误会冰释后，则大哭下拜，哭的是自己的莽撞，竟误会了好兄弟，拜的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忠心不贰。
在闻知关公为东吴所害时，张飞每日望南，切齿睁目痛恨，放声痛哭不已，以至“血湿衣襟”。在刘备因“多官谏阻，未敢轻举”时，飞曰：“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若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端的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英雄。
而作为三人之首的刘备，对“桃园之誓”的执着一点也不逊色于关张二人。在张飞酒醉丢徐州，失陷刘备家小后，想拔剑自刎谢罪。刘备夺剑劝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
固然，有些枭雄在创业的阶段往往会以虚伪的言行来笼络人心，如赵匡胤、朱元璋等，他们打天下时都有一班亲如兄弟的臣子，但在称王称帝后，就一心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江山，往日的好兄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刘备在这点上却是值得敬重的。关羽失荆州，为东吴所害，刘备决意伐吴，替关羽报仇。赵云曾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于是不顾赵云、诸葛亮等的劝阻，一意孤行，终于招致彝陵大败。以刘备曾经具备尽忠报国的政治家气度，竟无法控制为弟报仇的感情冲动；以赵云申明大义、诸葛亮运筹帷幄的理性之力，也不能改变刘备对兄弟恩义的执着。刘关张为之奋斗一生的蜀汉事业的逆转就这样缘自一次任性的冲动。这是感情胜于理智的错误抉择，它导致了事业和个人的毁灭。但政治上的失败却给刘备带来了做人的成功，这种情怀确实可歌可泣，这种道德悲剧确实为世俗民众唱出了绵延千古的理想和哀怨。
“忠义”同时也是维系整个蜀汉集团内部团结的纽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贤相诸葛亮也是“忠义”的积极维护者。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忠义”品质的描写是多方面的，是无处不在的，也可以说，“忠义”这条红线是贯串于诸葛亮一生的。为酬刘备“三顾”之恩，诸葛亮在八十万曹军压境，兵败樊城的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入吴，舌战群儒，坚定了吴主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此乃他“忠义”表现之一。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此后他侍奉后主刘禅，虽然后主昏庸无能，但诸葛亮始终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履行了他对刘备的诺言，此为其“忠义”表现之二。诸葛亮“忠义”的表现又何止上述所陈，本文不过举其牵牵大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刘关张和诸葛亮这种死生不弃的“义”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为依归的大“义”。这种“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涵盖了“忠”。恰如后来刘备三顾草庐时所说的：“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此处的“义” 就有“忠”的意思。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匡扶汉室”只是一种传统的“忠”，对割据群雄来说，这只是一种口号，“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这种政治理论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在“关云长单刀赴会”一回中周仓便有一语责鲁肃：“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除此之外，孔明出使东吴嘲斥孙权时；张松劝刘备入主西川时；华歆逼献帝退位时都阐明了这种理论。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忠”只有相对的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政治、伦理和功利的不同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倒戈反水、择主而事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义” 在《三国演义》中却是绝对的。马超、黄忠的依附刘备，有别于魏延，前者虽属无奈之举但得到认可，而后者的主动行为却饱受非议，世人谓之有“反骨”，原因就在于后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不义之举”，用诸葛亮的话说，“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在《三国演义》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允许的，在《三国演义》中，“义”是判断人品、判断是非的最主要标准。故而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三功合一，仍无法抵其“不义”之过，几乎被斩，只为刘备担心“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才得以苟活，“义”这一标准的绝对性由此可见一斑。也正缘于此，关羽华容道的“放虎归山”，才会因其合乎“义”而被誉为“义释曹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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