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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三国中有明显的“扬刘抑曹”的思想？围绕这个问题的是王朝正统和汉民族的民族意识。
撰述正史的陈寿虽是蜀人，但他在西晋当官，拿了人家的俸禄，就只能为人家说话。晋朝是代曹魏而有天下的，唯有先承认曹魏的合法性，西晋的正统地位才能得以确立。加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以统治中原者为正统，因此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而他稍后的做史者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
到了东晋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北方政权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按照“地处函夏，人传正溯”的标准，如果承认曹魏是正统，那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就算作僭伪了，等之于三国时的吴，蜀。这样，东晋的史家着了慌，忙主张“扬刘抑曹”，取消了曹操的正统地位，为偏安江南的司马氏政权张目。这种表现为血统继承的汉人正统观也代表了广大汉族群众的心愿，在民间有坚实的基础。因为汉族人民从民族意识出发，当然不愿意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上溯到三国史，就在心理上偏向蜀汉了。这种心理偏向代代相传。隋统一全国后，历唐，五代，北宋，中原为汉族政权所统治，所以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仍把曹魏列为正统。到南宋就不对了，金人统治中原的局面又重现了南北朝时汉人偏安于江南的格局，于是南宋的史官们为了为南宋赵氏政权张目，又重新肯定了蜀汉正统。借“扬刘抑曹”来表示抵抗北方势力的思想感情。岳飞曾说过：“一死何足惜哉！要使后世书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诗人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实际是爱国感情的抒发。南宋的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虽沿袭了陈寿的体例，但加进了许多有损曹操形象的资料，也是受时代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三国志》与《三国志》裴注在材料和观点上有诸多相抵触之处，就不难理解了。
接着蒙古族的元朝统治又使汉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元末明初写定的《三国演义》正曲折的宣泄了以民族意识为背景的汉族正统观——蜀汉正统观。
正统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观念，史学家与文学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为民间最为熟悉的《三国演义》，在创作之前，曹操和刘备的艺术形象已经定型。小说只是把他全部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不可否认通俗小说比之史书在民众中的影响要大得多。以致历代以来的“扬刘抑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在为人准则和政治品质方面确实迥然不同，这是大家公认的。突出曹操个性中的奸诈险恶，猜疑诡谲的一面和刘备个性中的诚笃宽厚，忠义仁德的一面，进行艺术加工，把两人塑造成僭伪残暴的象征和仁爱忠义的化身，因此，“扬刘抑曹”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是尊崇仁爱，贬斥残暴，尊崇忠义，贬斥奸诈，进一步说，便是匡扶正义贬黜邪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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