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九年,即是魏国入侵的第二年,二月,诸葛亮开始了第四次北伐,也是第二次出祁山。为了这次北伐,他从去年底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1:总结前几次北伐的经验和教训,制造出木牛(即独轮车)、流马(很窄小的船),作为运输军粮的工具,以解决粮食问题。
2:以李严为后勤部长,全权负责对前线军粮的供应工作。
看来诸葛亮已经意识到如果想长期对魏作战,粮食问题是首要的问题。于是派最为精干的大臣李严在汉中来负责后勤工作,李严的儿子在江州(重庆)负责军粮的第一道前运工作。应该说李严的行政能力是比较高的,但是历史上对之没有什么明确的评价,三国志上只说是出事咎由自取。我个人认为李严这个人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很严重的权力欲,喜欢自已开府当个小集团的头。在江州他做得很好,甚至在永安他都没什么不正常的举动。但是让他当诸葛亮的直接下属,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李严心里就不太平衡了。虽然他的儿子现在成为重庆市长市委书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严是一个我们在现在的官场中也司空见惯的官,给他一个有实权的位置,虽然名义上低一些,但能发号施令,就很舒服。如果让他到上一级不管人,只管具体事的位置上,他就不太喜欢了。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各位可以上砖。
面对蜀军的北伐,大将军曹真身有疾病,于是魏明帝就把司马懿调了过来负责整个对蜀作战,将张合、费耀、郭淮等归他管理。这样,司马懿终于开始了与诸葛亮的对决。
我们来总结一下前三次北伐的成败,第一次不客气地说是标准的失败,而且是缘于马谡的失误和张合的致命一击,蜀国内部也是这样认为的。第二次攻郝昭无功而返,也可以归结为失败,除了斩了王双。第三次取得两郡,是胜利,但不是大的胜利,可以认为是中等程度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中曹真的形象是大大被丑化了,曹真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经验丰富,绝对是诸葛亮面前的一大对手,而司马懿接班后的战绩反而不如曹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司马懿接受了魏明帝的委任,来到了与蜀作战的一线战场。这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痛苦、最丢人、最让他得到锻炼、也从而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历史性的较量,我们可以从他以前的和以后的表现,如杀孟达、伐公孙等战役,看出他是一个阴险、深沉、狡诈的指挥者,一生中几乎战无不胜,但只有在诸葛亮面前被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可以说是被孔明打得抬不起头来。不过他毕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那就是承认不如自已的对手,并且以最有效的方式最终熬死了诸葛亮,而且在对手死后,从不吝啬口头上的赞扬,从而间接地抬高了自已的身份。
来到任上,司马懿看了情报,发现情况紧急,原来蜀军包围祁山,并不死打,而是稳固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向北的一个据点是上邽(现在的甘肃天水),上邽与祁山之间有一个稍窄的路口叫木门,上邽其实可以说是三叉路口的一个点,战略位置自然很重要,向北是街亭,向右就上大路到陈仓,后面就是长安了。
这就牵涉到上邽之役,在三国演义中应该是葫卢谷之役。这场战役是否存在呢?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中很简单,就一句话概括了这次北伐,未提到有上邽之役,“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而张合传里也找不到这个战役的记载,而参与这场战役的魏延、高翔、郭淮、费耀、戴陵有传的无此役记录,大部分级别不到,根本无传。我们只能怨恨陈寿偷懒,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从<资治通鉴>,<裴注>中找,这两个史料中都有此战的记录,汉晋春秋中更是详细,我们就认为这场战役存在过吧。
从我个人的思考,司马懿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说什么也不与孔明打,死赖活挨不出战,我认为是不是受了第一次与诸葛亮交锋的教训了,知道厉害,所以才显得如此窝囊,以至于后来抗日时期有一位女人受此启发,给蒋介石也寄了裙子等物讥笑之。从这个角度考虑,应该这一次战役司马懿是吃了大苦头的,所以这场上邽之役应该是存在的。
这场战役挺有意思,有意思之处在于两种说法的截然相反之处,一种自然是裴注三国志中的说法,一种相反是晋书中的,我们面对这互相矛盾的史料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有的网友就以其中一种史料为基础或大赞孔明,或大贬孔明大赞司马懿,如青年论坛上有一篇文章名字是<<读来如饮醇酒,滋味无穷----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完全以晋书为基础大赞司马懿用兵如神,诸葛亮计穷力尽,只好撤兵。而赞扬孔明贬低司马懿的文章太多,就不用列举了。
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我真有点不想写了。为什么呢,三国志是信史无疑,基本可靠,但是过于简单,无此役的记载。晋书呢,内容详细,但是可靠性比起来三国志就大打折扣。无可靠的一手史料,让人怎么写下去呢?
我们先看看后人对这两部史书的评价: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着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着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以上评价可以看出,晋书是很不可靠的,三国志还是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三国的蓝本,那么这场上邽之役如何去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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