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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写书。究其原因，是怕写不好，落个贻笑大方，不是耍儿。如今要写，大半爲消磨时光，不敢更有他想。
2003年，我由一介小豪绅，沦落到露宿街头，内心是惶恐的。2004年，相士说，这个凶年，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听了，真乃不寒而栗。老实说，我是个迷信的人，事无巨细，都必问吉凶而後行。相士这一说，真把我吓坏了。於是我闭门不出，躲在屋里看地板，看楼顶。略有些疯言疯语，都吐在纸上了。
再说，我除却迷信，还有狂人本性。如今独处斗室，身边又无人叨扰，乐得异想天开了。我想，既然要吐真言，索性吐个痛快，将往日束之高阁的想法，付诸实践。从前想到的，但没有做的，统统付诸实践。管他呢，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字，天马行空，爲所欲爲。
我这样做了。
多年来，我在人世沈浮，见识了国民劣根性。亲眼目睹的，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欲膨胀的人，贪得无厌的人。确切地说，那不是人，是狼，是一群不知羞耻的家夥！我日夜在想，知书达理，守望相助，莫非只是个美丽传说？我不太敢肯定。但我有些不安了，我要将我所见到的人和事，付诸笔端，写进《浊世图》里。用我仅存的良知，讲述我的惶恐不安。
我平常爱读书，尤爱读小说。但我的眼福实在不好，看到的不是流水帐，就是人云亦云的庸俗之作。看那一篇篇口头文——请允许我这麽说，不是白话文——我惊呆了。你看，那一部部小说，里面的用语与口头语毫无二致，一成不变的照搬过来了，实在平淡无味，通篇混帐！我在想，口头文先生的笔墨，必然是佳妙的。然而写出这等粗劣之作，莫不是藐视我等读者诸君，视我等只有小学生水平？若然如此，这实在令人汗顔。
曾几何时，主张新文学运动的先辈们，何曾料到文学已退化成一句说话？就象喝白开水一般，人人都能喝下去，一个咕噜噜，便入了喉。然而论及滋味，实在是不敢恭维的。这究竟是谁的错？是先生们的错？还是时代的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急功近利了，我们退化成黄鼠狼了，我们瞎了双眼，聋了耳朵，分辩不出好坏了。悲哀啊！我们还追求文学吗？或者，仅仅是说话就足够了？把口头语照搬过来，就足够了？我不得其解。我只知道，小说不是政客演说，不是附在机箱里的说明文，不必追求一目了然。如果能意味深长些，则尽量意味深长。能精练些，明快些，文绉绉些，总是好的。
现在，有人提起古文学、明清小说，便蹙眉不已。论其心思，只怕是将‘旧’等同於‘朽’了。我只想说，所谓‘旧’，不过区别於‘新’而言。而所谓的‘新’，不过是那些留洋归来的青头小子，翻脸不认人，造祖宗的反罢了。论其手段，不见得比前人高明。而其所用的言语，多半不洋不土，现在读起来，还感觉酸溜溜的。罢了，这都罢了，新文学运动，不过是剪了文学辫子，换了文学长袍，原本无伤大体。而伤筋动骨者，却是那个整风运动。自此文学色变，面目全非了。其实，整风运动是一项顶好的运动，贴近生活，切中时弊。在当时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文学作爲救国工具，浅显易懂，是大有必要的。然而时过境迁，今日该变化变化了。不必唯浅白是好。只要有闲情逸致，写写八股文何妨？写写骈体文何妨？不必视作洪水猛兽，也不必视爲老古董。平心而论，着书也罢，读书也罢，统统如品饮料，如果纯喝白开水，不沾些香茗美酒，终归是不健康的。
初时，我爲写作题材搜肠刮肚。我想，如果用传统语系，来写现代题材，多半会招人非议，说我食古不化了。我有些惶恐。後来，我想到了一条快捷方式，大喜。何喜之有？我欲借《水浒传》之躯壳，承载我的创作主张。这一点，让我沾沾自喜了几下。毕竟，能和小说鼻祖拉上关系，那是我莫大的荣幸。爲此我通宵达旦地写。直至写了几章，才发觉大事不妙，事情不似原想的简单。於是开始犯愁。犯甚麽愁？一是鼻祖过於高大，我怕高攀不上，反掉下来，落个粉身碎骨；二是意识到自己的拙笨，怕狗续貂尾，挨人笑柄了。这样惴惴不安，过了好几天。直至许久以後，我才豁然开窍：狂妄终须付出代价。於是心下释然。
《水浒传》的成功与否，自不消笔者多言的。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千百年来，关乎《水浒传》之纷争，有人褒，有人贬，意见不一。小弟一介卤人，胸无半点墨水，原不够格趁此热闹。叵耐生性好动，误打误撞赶上这趟混水。到醒悟时，已然悔不可及了。我原想，《水浒传》之僞说太多了，於是忿忿不平，一心要爲古人翻案，以正史之姿态，爲人物打假伸冤。直至写到最後，我才发现，打假的那个人，竟变成造假的人。这实在令人沮丧。而我也只好认命了。毕竟能力所限，学识与文采，都远不及他人，於是认命罢了。或许文学本身，多少都带有虚构性。而我所做的，已将原来的五十步，走出了一百步。虽然尚未抵达终点，但我已经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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