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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批《水浒》七十回，前半部大概是“官逼民反”。各处人马围绕梁山，渐次拉起一支失去锁镣得到一切的无产者队伍。到三十五回，宋江估计晁盖已有三五千人马。后来不断兼并山头、瓦解庄园，三山聚义后，照学者萧兵的估算梁山人口总有二万。但这伙人不事生产、贸易，却推崇“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吃饭的问题成为头等大事。
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牛在中国迟至二十世纪中叶都是昂贵的生产资料，从秦朝法律起，杀牛就是一种罪。水浒中嗜好牛肉的描写，是梁山革命队伍乌托邦气质的一个证明。比之《金瓶梅》，锦衣玉食的西门庆等人在整部书中就几乎没吃过一次牛肉。宋江之所以不顾弟兄伙反对，存心谋求招安，说到底是出于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制的乌托邦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他的亲弟弟宋清是梁山的财政部长，对梁山泊三天两头排筵设宴的难以为继，知道得最清楚。而这是成天酒足饭饱叫嚷杀人的李逵们并不关心的。
后半部水浒不再有“官逼民反”的故事，宋江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军事掠夺，从曾头市到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交战缘由各有千秋，骨子里都是为了“揾食”。在缺乏交易体制的地方，抢劫就替代交易成为最方便的揾食手段。尤其是祝家庄，据说存粮五十万担，据吴用的估算可够梁山三年之用。但这个估计看来没有扣除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和公有资产流失等因素，所以并未挨太久。等到周边的庄园山头差不多抢完了，梁山好汉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豁出去攻城夺池做皇帝；要么求得“招安”，可以合法地穿州过府，去抢更远的对象（如方腊）。宋江选择的第二方案，从梁山的实力和谋反的风险上分析，其实是颇为明智的。那些叫嚷在水泊梁山关起门来逍遥的英雄们，对于经济一途实在毫无概念，不知“揾食”之难难于杀人。既不愿附首招安，又不愿驱牛种田。横竖只剩下死路一条。
随着军事掠夺的效用递减，宋江的第二个解困方法就是赚人入伙。赚的都是达官、员外、庄主和朝廷武将。整个七十回的后半部，“官逼民反”变成了“匪逼民反”，主题是吸收有产者加入梁山。也有两种意义，一是瞧上了人家的先进生产力，又要人又要财。一般的路数是乘人之危解人之困，然后拖上山去公私合营。这个“危难”多半也是吴用谋划出来的。只为了赚朱仝上山，吴用竟指示李逵将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活活劈死。其不吝手段处，不亚于塔利班。
第二种意义如牧惠先生说，是借这些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为将来的招安转轨添置筹码。两层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赚卢俊义上山当二把手。
卢俊义号称玉麒麟，出生富豪，又开当铺，是北京有名的民营金融家。吴用坑蒙拐骗，机关算尽，终于将他赚上山来。但此人上山却引出了一段意外的政治危机。卢员外武艺惊人，“棍棒天下无双”。晁盖临终遗言，曾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金圣叹批这四字妙绝），有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话摆明了是不让只有杀惜之力的宋江接班。而想留给苦大仇深的林冲等人。后来吴用处心盘算，但一不小留神还是让卢俊义活捉了射死晁天王的史文恭。要卢员外果然做了梁山泊主，这个无产者的乌托邦就彻底变修了。所以不但李逵，连林冲等人都不答应。几经反复后，卢俊义做了二把手，成为梁山泊工商联的负责人。至于有没有在山寨里开当铺，就不得而知了。
牧惠说卢俊义是宋江的“统战花瓶”，此话也不恰当。宋江第一个看到了乌托邦道路的经济危机。他在招安前网开一面，拼命吸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入伙。逐渐将一个无产者的桃花源变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集团。在梁山内部，以卢俊义为首的有产者集团也并非摆设，而在声势上逐步压倒了早先的流氓无产者集团。一个明显证据在英雄定座次。地罡七十二，天罡三十六，类似梁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常委会。凡做过庄主、大财主和高官的皆入常委会，名列天罡星内。而一些为梁山作出绝大贡献并为劳动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如时迁、孙二娘、蔡庆等人，却屈居地罡阵内。扑天雕李应本是李家庄的庄主，既无绝艺在身，也无尺寸之功，竟然名列天罡第十。在前十名中与卢员外一前一后，其名位大约相当于梁山工商联的副主席。
卢俊义等人上山后，吃饭问题本来有另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展开经济改革，打破李逵阮小二等人梦寐以求的大锅饭。但这条路阻力太大。尽管梁山的前十名领导人除宋吴二人外，中间几乎全是手握兵权的原朝廷将领。再加上卢员外、李庄主两个大资本家。如此豪华阵容却敌不过李逵阮小二所代表的梁山理想。宋江吸收先进生产力，招引卢俊义等人上山的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原本是对的，只是时不我待，梁山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尚未完成，没料想财政危机比修正主义来得还快。最终只能走上接受招安，远征采食的悲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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