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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看《水浒》，也爱看武侠小说。从《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都爱看。其实是妍媸不分，只看热闹罢了。年长后，由于业余的爱好，也逐渐关心些对《水浒》的评论和版本的讨论。也多少懂得《水浒》和那些武侠小说不是一回子事了[注][1]。逮至文革后期一场评《水浒》的闹剧，什么“架空晁盖”、“修正主义、投降派”之类，才促使我比较认真地看《水浒》了。由此引发了一些多少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观点。在某些人，乃至某些专家们看来有些怪诞，属离经叛道之论，因过于零碎，不成系统，故只用札记形式写下来。
[1] 最近时尚名人金庸答电视台记者问时说（大意）：爱读武侠小说者，既爱读我的、也爱读还珠楼主的小说。不爱读武侠小说的，也不爱读《水浒》、《红楼》！这位极善自我包装的金大侠隐约地把自己的小说俨然与《水浒》、《红楼》并列了。无怪现在有人已把金庸列为鲁迅之后第二人哩！
一、《水浒》是部造反书
历来有《水浒》诲盗之说。记得前些年香港《明报周刊》还载文称《水浒》为“强人（强盗）书”。不过1949年后，虽曾有反面教材之议，但主流评论多以为《水浒》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855页）。其实这都并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内容。我不想讨论《水浒》所反映的是什阶级或阶层的观点。因为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毕竟是由古代数代人长期积累而成，它所反映的“爱憎”必定很庞杂。我们只能从它所叙述的故事、人物中寻求它在述说什么。从这个角度说，《水浒》是部“造反书”，甚至是中国古代唯一的造反书（《女仙外史》难登大雅之堂）。
多年来。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中，有一重大理论误区，就是混同“造反”与“革命”。把古代任何造反行动都视为“农民革命”。于是《水浒》就成为“农民革命的诗史”之作了。其实在《水浒》中既看不到多少农民的影子，（无论是仗义疏财的晁盖、宋江、柴进，还是好善乐施的史太公，还是恶霸毛太公、祝朝奉，他们的经济来源也都一样，都来自地主庄园对佃户的剥削）。更谈不到什么革命。唯一庄户人出身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只有姓名却无故事。当某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赞扬起俄国的“匪帮”时，恩格斯讥讽地说：“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传说中德国古代强盗——作者注）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马、恩选集》II, 626页）。中国革命者怎能把大地主晁盖、宋江和大砍老百姓的李逵当作自己的先辈呢？那些妄言《水浒》为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者，应该好好想想恩格斯的意见。革命是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以暴力推翻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新的体制的社会运动。并由此导致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根本性的变革。社会意识、文化、道德理念也就有了巨大的变化。总之是社会全面的革新、飞跃。在《水浒》哪里有革命的影子！不用看社会历史专着，小说就够了。请看看雨果：《九三年》，就是狄更斯的《双城记》也行。
造反与革命不同，它是以暴力反对统治阶级当权派的行动。发动这种社会行动者，可以是当时社会中全不相同的各色人等。秦末首先起义造反者陈胜，是佣工、戌卒。其后项羽是世家贵族子弟（楚大将项燕之后），刘邦则是“亭长”即后代保长之类的中小地主、土豪。陈胜、吴广造反是为秦所迫，是一种典型的“官逼民反”。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之显赫，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和“大丈夫当如此”的造反念头。果然后来趁“天下厌秦久矣”之“时”起事，要打倒秦王朝，自己做皇帝。清初，于六、于七也造反，那是反当地欺侮他们家族的地方官吏，却不反皇帝，所以后来受诏安，而又被屠杀殆尽。在中国古代固然有多次大大小小农民战争和各式各样的造反，但因没有新的社会力量，所以没有革命，更没有什么农民革命。硬说有，那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远看似真，近看、细看不过是幻影。造反改变不了社会基本结构，只是改朝换代。的确，古代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改朝换代”。这种造反，当然总是反旧王朝的皇帝。
说《水浒》是部造反书，并不是说它是“农民”造反书。而是说它描述了各色人等的造反。它全景式诗史般地刻画了各色人等的造反活动，从兴起到消灭的全过程（百二十回本）。罪恶始于昏君登位，宠信幸臣。就是金圣叹评的“乱自上始”。于是昏君幸臣淫嬉于朝廷，贪官污吏括敛于地方，恶霸劣绅鱼肉于城乡。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穷凶极恶地盘剥、迫害善良群众（大者高俅，中小者西门庆、毛太公、牛二等），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贼盗蜂起，不同的社会阶层者都被卷入了造反的浪潮。
《水浒》确实是以强盗（打家劫舍）的形式描述造反。可是又严格地划分了两类截然不同的造反道路。一是善良者被官吏所迫害，而被“逼上梁山”。另一则是只“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应该说，前者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和英雄人物。所以只能说《水浒》是“造反书”，而不能视为诲盗的“强盗书”。划分这两类造反，是理解全书的钥匙，可惜先贤和诸多评论家都未予以注意。
二、官逼民反
一般赞《水浒》者总是高举“官逼民反”这面大旗作为农民革命的标志。但却未查明实际历史还有着两大类性质不同的官逼民反。
秦修长城、阿房宫，驿道和秦皇陵，始皇多次行巡天下，以极严酷的征发徭役，逼起陈胜、吴广造反，最终灭秦。同样，隋炀帝不但大修长安、洛阳、扬州宫阙，还开凿了大运河供他游幸，更征发夫役造海船、征兵以伐高句丽。一阕《无向辽东浪死歌》唱起隋王朝的丧曲。这些官逼民反是皇帝以法令推行苛刻徭役和沉重赋税，逼得广大人民群众造反求生，最终烧起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烈火，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目标。既使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者如黄巾、黄巢，最终还是由在剿除农民军中壮大起来的军阀（董卓、曹操、朱温、李克用辈）谋朝篡位而改朝换代了[注][1]。
另一种官逼民反是《水浒》中描述的林冲、解珍、解宝以及柴进、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模式。也有孔明、孔亮模式的造反，即相仇的地主庄园之间的仇杀而造了反。《水浒》的第一大回目就是昏君赵佶登位，他宠信的市井流氓高俅竟升任掌握了军政大权的枢密使。于是高俅依仗权势，用阴谋诡计先后迫害王进、林冲，并引发了史进、鲁智深等英雄的故事。这类官逼民反的最大特点是：官并不是按照皇帝颁布的法令剥削压迫人民，而是贪官污吏为一己之私“违法”地迫害善良群众。第八回中写了开封府尹和孔目，虽怕高俅的权势，不敢给林冲平反，但还是设法开脱。这说明高俅是以非法手段逼民造反，因此也只能是个别的、局部的事件。同样，解珍、解宝为毛太公所陷害、毛太公女婿王正是孔目、共同要非法谋害解氏弟兄（第四十九回）。所以民反的也只是统治集团中的个别当权派，而非整个王朝，因此也就成了难成燎原之势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模式，大多以受诏安又被剿除告终。
皇权主义是以官吏为统治支柱，既使要惩办“贪官”也只能由“明君”如康熙、雍正者或上级清官如包老爷、海青天办理，绝不能允许小民自行“替天行道”。至多允许“告御状”，或用现代语言是“上访”也。所以敢反贪官、不反皇帝者难得有好下场，如梁山终被瓦解消灭了。这是历史也是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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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凡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推翻了旧王朝者，都建立起新的强大的朝代，即两汉、唐和明、清。而由军阀镇压了农民战争者，都带来分裂混乱，并引起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内迁中原，即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可惜历史学家们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农民战争。
三、强盗造反
经过杨志的故事，《水浒》转入第二个大回目——“智取生辰纲”。这里展开的与第一个大回目全不相同的景象。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准备了十万贯财宝送到开封，为他岳父当朝首相蔡京祝寿（前一年十万贯寿礼已被人劫去）。俗话说富翁是“万贯家财”。吴用也说：七、八人分这十万贯，能令大家图一世之快活（第十五回），可见梁中书搜刮贪污之凶狠贪婪。正是官吏们疯狂地搜刮贪污和严酷的敲诈盘剥，使得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贼盗蜂起，毒化了整个社会。
于是刘唐向晁盖建议抢劫这个“生辰纲”：“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¼¼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吴用邀阮氏兄弟入伙，先问盘踞水泊梁山的强人。阮小五极其羡慕地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¼¼”。阮小七又感慨地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¼¼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当吴用亮出底牌邀他们共同劫生辰纲时，那阮小七更是高兴地跳起来说：“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心愿，正是搔到我的痒处”（第十五回）。这里表达的全是强盗的哲学和道德观。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只是图自家一世快活。从晁盖起手组织劫生辰纲，到他为梁山大寨主，从未提出过任何拯民于水火的口号，连劫富济贫的口号也没有。有的只是打家劫舍，破府攻州，运载劫来的财物、粮草回山。
虽说抢掠贪官财物，也算是“造反”，可是这种强盗哲学的普遍实践就成了穷凶极恶的破坏性极大的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水浒》中叙述了两大类强盗，一是梁山好汉们开的酒店，无例外是杀戮无辜行旅者，卖人肉馒头。只是在官逼民反故事中的曹正、顾大嫂开的不是“黑店”。另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大强盗。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有专爱杀人的鲍旭，吃人肉吃红了眼的邓飞。更有爱奸淫妇女，爱吃人心醒酒汤的王英。这些强盗其实比鲁智深、史进杀的崔道成、邱小乙，武松杀的王道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水浒》并没有溢美强盗和强盗哲学。在智取生辰纲回目中较充分揭示了强盗哲学、道德观和行为之后，并没有过多描述其它山大王。大多只是露露面孔。有时也做些调侃。例如王英听说有女将，急忙提枪迎战，恨不得立即生擒到手，供他淫乐，无奈本领低微，反被人擒（第四十八回）。又如李俊向宋江介绍张横做水上强盗时说：“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招引起众人大笑（第三十七回）。相反，《水浒》主要讲述的还是有头有尾的鲁智深/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英雄的故事。可见《水浒》的主旋律乃是“官逼民反”，而被裹胁者如李应、徐宁、乃至卢俊义，以及诸战败降将基本是用以串联故事和以打斗机器凑数。由此可见，把《水浒》简单称为“强盗书”并不符合其主旋律。
四、流氓无产者的典型——李逵
虽说《水浒》不是“强盗书”。但也确实花力气写了强盗。除了智取生辰纲，还写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李逵。过去论者，无论是褒或贬《水浒》，大多肯定和赞扬了李逵。并常与鲁智深、武松等并列。甚至捧为反招安的英雄，“真正彻底的农民革命派”。这完全歪曲了李逵的真面目。其实《水浒》自始至终没有把李逵抬高成什么英雄。人们常称赞《水浒》写了同为草莽英雄，却各有不同的性格、风貌。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性格、作风的差异。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风尚、习惯等多方面的细节描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意识、道德理念、价值观，从而显示出其典型性。《水浒》写了众多江湖流浪汉、流氓无产者，如刘唐、三阮等，不过大都昙花一现。唯有李逵贯穿了第三十八回以后大部分故事中。实是重彩细描的最好典型，虽是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李逵一出场就生动地显示其作为市镇流氓无产者的特征。他与宋江、戴宗同吃鱼汤。吃自己一份时，就“不用箸来，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待宋江、戴宗嫌汤不鲜而不再吃，他又伸手把余下的捞来吃。“滴滴点点一桌子汁”。先还撒谎，骗借了宋江十两大银，去赌博，输了又要抢人，完全一付乞丐龌龊相（第三十八回）。马克思曾说：“流氓无产者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是专靠社会餐桌上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马、恩选集》，I，409页）。对照李逵，真是一点不差。
宋江很懂得李逵这类流氓无产者的特征，明知李逵的欺骗，可是还是立即把借十两大银变为赠十两大银。李贽评：宋江十两大银买得李逵，真大贼也！金圣叹也说：以十两银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他们都在揶揄宋江，殊不知这正是《水浒》绝妙的现实主义细描之笔。原来流氓无产者恰是最易于廉价收买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缺乏自尊自立的精神，总要傍依有权势者（就如现今大老板身后总有一批打手型的跟屁虫）。刘唐打探到生辰纲，却要把这套富贵献给晁天王。三阮也是“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第十五回）。同样宋江赠银十两给武松。李贽说：这十两银子又买了武松了。其实并没有买到，武松推辞不过，只是拜谢而已。他以为这不过是朋友之交，兄弟之情罢了。李逵则不同，他是感恩涂地，说是兄弟，行事却像仆从。任宋江、戴宗申斥、关禁闭，要打要杀。出外化装也只能扮仆从、伴当、道童等下人。所以当武松带头反招安，李逵响应，宋江要斩李逵，却只能对武松说“兄弟，你也是晓事的¼¼”，因为他知道武松不是李逵（第七十一回）。
流氓无产者恶习之一是嗜赌，老想不花力气赢大钱。阮氏兄弟和白胜嗜赌，张横兄弟和李逵等都嗜赌。同称鲁莽英雄的鲁智深、武松却不介入此道。李逵赌输了从宋江那里“借“来十两银子，这次不“直”了，赌输了就抡。说他“直”，就是常赌输而不争。京戏《李逵探母》中说他是“孝子”。其实书中说的很明白，李逵在家乡不知为何打死了人，逃到江州作了狱卒。遇赦也不回家侍奉老母，有钱宁可赌输，也想不起寄钱给老母，甚至不通音信（第三十八回）。与武松听到被打的人未死，立即想回乡寻哥哥（第二十三回）全不相同。只是到了梁山，看到别人接亲、探母，李逵才想起自己也有母亲（第四十四回）。这是什么样的孝子！
《水浒》反复描述了李逵凶狠滥杀无辜。除了从元杂剧中移植到百二十回本的“乔坐衙”、“负荆请罪”而外[注][1]。他的每一故事都充满了血腥的凶杀。从闹江州始，就抡起大斧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老百姓（第四十回）。攻打祝家庄，不遵将令，只是“杀得手顺”，就血洗扈家庄（第五十回）。为请朱仝上山斧劈天真儿童（第五十一回）。请公孙胜，又夜闯紫虚观，杀了道童、罗真人（第五十三回）。他还生剐黄文炳：“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第四十一回）。梁山好汉不乏杀人不眨眼，把吃人肉当家常便饭者。但如李逵之嗜杀、凶狠却算是顶尖了，不负“天杀星”之名。说李逵不怕天、不怕地，经常是赤膊上阵。似乎很勇敢。可也有那流氓无产者欺软怕硬的一面，作为他的主人戴宗、宋江自然能降着他。他也更怕伶俐善朴的燕青。有意思的是专门写了一段路遇焦挺，寻衅打架，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无赖相（第六十七回）。这段故事和人物（焦挺）都和《水浒》的情节、结构无甚关联，似乎专门用以表现李逵的流氓无产者的欺软怕硬的一面。
鲁智深打死郑屠、杨志刀杀牛二、武松赤手打虎。都是为民除害。他们也因此英名远播，受人尊敬。可是黑旋风却是因滥杀无辜，成为吓唬儿童的恶魔，“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第七十四回）。由此可见《水浒》并未把鲁智深、武松等与李逵同等视之。就说打虎吧！小说写了三次打虎。解珍、解宝纯粹是专业性猎虎。武松打虎却全属浪漫主义英雄事迹。虽然大家知道：人不可能空手打虎，但还是爱看“武松打虎”的戏，爱听“武松打虎”的曲艺。也相信武松真的能打虎，尽管打死了虎，手脚都酥软了，但确实是英雄（第二十四回）。武松打虎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节。李逵虽杀了四虎，却十分平淡，以至人们大都不提这个“功勋”。
流氓无产者的李逵理应得到鲁迅的“憎恨”。憎恨他那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的流氓无产者的恶行（《集外集》×序，《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要是真正与鲁迅心相通，就不会赞扬这个杀人成性的强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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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9页）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接着指出宋江实在“无异同”，燕青已无奴仆身份，而尽显其伶俐，武艺高强，所以真正差违者只有李逵了，在杂剧中李逵是个带些幽默的滑稽角色，而非杀手。
五、皇权主义与反皇帝
中国古代长期停滞在小农私有土地的宗法农业社会中。正如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¼¼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恩选集》, I, 693页）。的确，古代中国必定是专制政治体制，皇权主义必定成为社会的统治意识。这就是说：天下必定得有皇帝，由专制皇帝管理天下，自上而下地赐给黎民百姓以雨露、阳光、太平岁月。于是黎民百姓们感恩涂地，山呼万岁了。古代中国人不能想象没有皇帝的世界，这就是“天不可一日无日，民不可一日无主”的皇权主义，也许陶渊明的桃花源小天地可算是个例外！
不过中国的皇权主义不同于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贵族与平民永存的血统之分。相反，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天命无常，唯德是佑”的观点，打倒暴君如桀、纣者，不是打倒皇帝，而是打倒“独夫”。于是可以另立明君。就是承认老百姓可以造反以改朝换代。当然归根到底还要真龙天子坐龙廷。
《水浒》并没有如某些论者称的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15页）。也不是“一部具有民主性精华的‘优秀文学遗产’”（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论》19页，重庆出版社）。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民主意识，更不会有什么民主主义传统和民主性精华。它是部地地道道的宣扬皇权主义的书，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书。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固然是皇权主义，可是曾被盛赞的反招安的英雄李逵又如何“反皇帝”呢？闹江州之后，他大言：“¼¼放着我们有许多人马，便造反怕怎的。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¼¼我们都做了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这个鸟水泊”（第四十一回）。后来他又对来招安的官员说：“你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第七十五回）。由此可见，李逵“反招安”，原是要自家哥哥做皇帝。他实是拥护皇帝的铁杆皇权主义者。至于吴用，也“反招安”，只是为了讨价还价，他劝宋江时说；“这番招安不成，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派”（第七十五回）。阮氏兄弟原是高唱“忠心报答赵官家”上梁山（第十九回）。他们甚至没有反赵家皇帝的勇气。
皇权主义者或自己要做皇帝，或拥戴别人做皇帝。即或为君，或为臣。自己做不了皇帝，自然只能为臣。有些受当权者“非法”迫害而“官逼民反”者，大都并无做皇帝的“志愿”而更倾向于“受招安”。因为他们自身受的是赃官恶吏的欺侮迫害，在他们眼中只有奸臣、清官之分，皇帝是圣明的。所以尽管林冲、杨志要找高俅报仇（第八十回），却还要受招安。所以这类官逼民反无论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的逻辑只能走招安的道路，而最终被瓦解、屠杀。这正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也是过去论者从未指出的重大问题。李逵想让自己大哥做皇帝，并没有人响应，因为这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也不是《水浒》中官逼民反者的意愿。
但是黑旋风这种皇权主义还有自己的特点。他要的只是杀到东京，夺了皇位，众家哥们享荣华富贵，他幻想的是“铁牛真个做了官”，还给皇帝“一连磕了十数个头”（第九十三回）。他也懂得做了将军、大官的快活，更强过在梁山做强盗的快活。有不同的皇权主义。宋代王小波、方腊、钟相——杨么辈都是皇权主义者，自家要做皇帝。可是总还有拯民于水火的救世的愿望和纲领。李逵则只是要自家快活，这是流氓无产者、强盗型的皇权主义。即破坏性很大的、最恶劣的皇权主义。历史上确实有过朱温、张献忠之类的强盗型的皇权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头头们自诩为“革命派”，大搞打砸抢，究其实，则只是为自己、自己哥们掌权坐天下，其造反心态大体与黑旋风相通吧！
六、宋江其人
应当说《水浒》创作的这位全书第一号人物并不算成功。主要是把这个复杂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未能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他的思想矛盾和处境的窘困。常令人难以理解这个武艺低微、谋略不高的郓城小吏何以能领袖群雄，坐上第一把交椅。
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水浒》老话：“仗义疏财“。直接表现是冒死给晁盖通风报信，搭救了劫生辰纲的一伙。所以上了梁山后就能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晁盖死后，就升为第一把交椅了。
《水浒》中不乏仗义疏财之士。晁盖也是其一。柴进更是佼佼者。不过他家世显赫，财大气粗，说是仗义疏财，实是高高在上的赏赐。对洪教头、林冲、武松，乃至宋江莫不如是。晁盖的仗义疏财大体限于做私商和江湖人士。宋江则不然，他不但结交江湖豪客，也泽及平民，散棺施药，济人贫苦。有投奔者，不论高低，无所不纳，平等待人，更终日追陪，并无厌倦¼¼（第十八回）。这表明宋江善于团结各色人等。既能团结武松之类硬汉，也能团结如李逵、王英之类强盗。对被裹胁和俘虏将士更是礼贤下士，“亲解绳索，纳头便拜“，还有意识地吸纳各种专业人士，以充实梁山力量。正是能团结一类官逼民反的造反力量，和另一类强盗造反力量，使他在晁盖死后能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寨主。
不过进一步考察，还可以看到宋江高于梁山诸好汉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有更高的战略眼界。林冲、鲁智深、史进、武松、杨志等，只是走投无路、报国无门，不能到边庭，一刀一枪立功，而不得已上山落草，寻个避难之所。晁盖、吴用、三阮以及众多山大王，不过是图一时一世的快活而为盗，更无甚打算。问题是这两股力量要走向何处？晁盖只懂得打家劫舍的强盗行径。朱贵的酒店照例卖人肉馒头（第三十九回）。即使是宋江主持的战役，也仍按晁盖的抢劫方针办事。打破祝家庄，抢劫了五十万石粮食，还放言：若非钟离老人救了石秀，就要血洗全庄，而李逵确实杀得扈家庄一人不留，虽被申斥，却也未被处罚（第五十回）。不过这与晁盖见李逵杀人最多，赞为出力最大（第四十回）已有所不同了。但破了高唐州，还是把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第五十四回）。
宋江做了大寨主，虽仍烧、杀、抢、劫，却也有改弦更张之处。四个酒店只管打听信息，邀接来宾，不再是黑店了。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大旗。重排了座位、讲等级、区分高低。无论多么幼稚，但确实从原来的强盗团伙改造为有纲领、有组织的造反武装集团。再细看，书中交代又有与晁盖时代有不同之处。攻州夺府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火灾。又开仓廒，将粮米表济满城百姓（第六十七回，大名府之役）。将太守家私表济居民（第六十九回，东平府之役）。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第七十回，东昌府之役）。并且不再打劫行旅客商，只劫有金银的官员，以及害民大户和欺压良善暴发小人（第七十一回）。很明显，若不“摒晁盖”何来宋江的新的政策呢？
人们常诟宋江千方百计要受招安，甚至用现代政治语言恶谥为“投降派、修正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必须在历史环境中看待这个问题。以古喻今是个危险的陷阱！毕竟古代不是现代，皇权主义更不是民主主义！已经指出皇权主义就是天下必定要有一位专制皇帝管理。并且是父传子受。而造反者，不是为君，就是为臣。所谓“反皇帝”无非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或是让大哥做皇帝，自家为臣。这点李逵已一语道破了。黄巢吊民伐罪，造了大唐皇帝的反，打进了长安，做了几天大齐皇帝。手下大将朱温受大唐的招安又造了大齐皇帝的反。这大约算“投降派”吧！可是不久为了自家快活，又造了大唐皇帝的反，自家做了皇帝，反了两个皇帝，算不算“反皇帝”的“造反派”呢？此人爱奸淫妇女，又爱杀人，大体与梁山泊好汉王英之类相似，可是他成功了，做了大梁太祖高皇帝！后来虽然被儿子杀了，未得“好报”，却也风光了好一阵子。中国历史这类事情并不罕见。可见离开历史条件的反历史主义是走不远的。
其实宋江何尝不想自家做皇帝，浔阳楼醉后吐真言：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第三十九回）。
这分明是想学黄巢造反，自家做皇帝（晁盖绝无此志向），黄文炳并未诬告他。这里关键是个“时”字。宋江生不逢“时”，空有凌云志。虽说北宋王朝已腐败的趋于没落，但还有力量剿除已割据一方的方腊集团，何况还不能割州据府，只能据守水泊梁山一隅的水浒强盗集团呢！尽管小说以艺术夸张写了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故事，但梁山仍只能坐守水泊，而进剿官兵仍可源源而来。有些评论者竟以为是梁山的“大好形势”（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97页）。其实审时度势，梁山并没有力量反掉赵氏王朝，只能是受招安，或被剿除。受招安求大赦，以保存落草兄弟。这正是宋江高于其它英雄好汉的战略观点。谴责宋江的受招安方针是没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七、《水浒》的“忠、义”
宋江常把忠义挂在咀边上。金圣叹因此断言他是假仁假义。可是李贽却加标了个“忠义“，成了《忠义水浒传》。到底《水浒》的忠义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就说忠吧，宋江明明心里想做皇帝。众家好汉杀官劫府有什么“忠”呢？可是又要受招安以显其“忠”。依我看，只有鲁迅说的确切：“终究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宋江做不了皇帝，就做皇帝的忠臣（奴才），李逵忠于宋江，所谓“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第七十一回），却是小强盗对龙头大哥的“忠”，也是奴才的忠。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流行的“无限忠于”的“忠”，上呈“效忠信”，甘做孝子贤孙，也是奴才式的忠。可见在中国消除奴才式的“忠”颇不容易。其实只要有专制独裁统治，就总不乏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以及奴才式的忠心。
《水浒》中的“义”更为复杂。说“仗义”，其实有着全不相同的层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非是普遍原则。王英抢了妇女要强奸，宋江基于“义”给予劝告，并答应（后真的实现了）给他找个更好的妇人。可是周通只是强娶而非强奸，就被鲁智深也基于“义”毫不讲情面地暴打一顿，还强迫退婚。可见对“义”的解释不同。宋江讲的是江湖人士之间的“义”。鲁智深讲的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义”。这也是宋江能成为强盗的大头领，鲁智深却不能的缘故。有论者竟把《水浒》中的江湖义气称之为“阶级感情”，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这自然是臆造。施耐庵果若能写出什么“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还要马克思做什么！《水浒》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反映出古代社会的不平；并且从“义”出发鸣出：“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第十六回）。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能认识到阶级、阶级对立。相反，他只能意识到“善恶”之别。有贪官、有廉吏，有作恶多端的毛太公，也有乐善好施的史太公。在《水浒》充满的正是这类善恶之争。
但是《水浒》的善恶观，实质上受某些不同意义的“义”的观念所支配。鲁智深生具神力，武艺超群，作为颇受上司器重的中级军官（打死人，府尹也不敢轻易捉拿，还得请示经略使），自有气派，但却并不仗势欺人，以力压人。相反他总是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的打抱不平。他打死郑屠，痛打周通，与崔道成、邱小乙拼死相搏，以至全力救护林冲，全都显示他的见义勇为的品格。他宁可剃发为僧，也不像李逵、三阮那样为了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只是后来走投无路才落草上山。他是《水浒》中真正第一侠义英雄。
另一英雄武松，比起鲁智深却低一些层次。他杀嫂、杀西门庆固然是报仇，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伸张正义。同样血溅鸳鸯楼虽杀的有些过分，但实在也出于无奈，（不能让人们察觉），也还是官逼民反。不过武松还是江湖人。他的“义”还表现在“好汉不打笑脸人”，而与开黑店的孙二娘、张青结拜。又在得到小恶霸施恩的多方照顾，而帮助他打了大恶霸蒋门神，重夺回地盘，让施恩“重霸快活林”。从这方面说，武松的“义”又向无原则的流氓无产者的团伙的“义”靠近些。
至于阮氏兄弟、李逵的“义”，那纯粹是职业强盗团伙的义。只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而共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而团结的“义”，并且与鲁智深、武松等人不同，他们总要依傍有权势有威望的“大哥”。由此这种“义”就与对老强盗、大龙头的“忠”分不开。这也许是《水浒》中最广义的“忠义”、也就是三阮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家”、李逵可以认杀、认剐的忠义罢。
显然，在一个造反集团中，若鲁智深的理想化的“义”占了优势，那么它就成为吊民伐罪的农民战士。而若李逵、三阮式的“义”占优势，那就是荼害人民土匪强盗。有种极恶劣倾向，就是混同《水浒》中对义的不同的诠释，硬把强盗美化为“农民起义”。
八、《水浒》的现实主义
近些年来“现实主义”已经不“时尚”了，是老掉牙的陈年旧货了。可是人们还在看《水浒》、《红楼》，总得归上一类。时尚的类还真有点容不下，于是还得说点现实主义吧！
过去不少论者以为凡现实主义者必定讲“阶级、阶级斗争”，虽然也曾风光一时，可也许就是让现实主义赶不上现今潮流的原因之一罢！据此说，《红楼》中司棋、金钏、晴雯等丫头之死，与白毛女受迫害差不多，都属于受地主阶级迫害致死。却忘记了这些“二小姐”的威风（司棋大闹小厨房是一例），也忘记了这些丫头在被放逐时，还如何百般哀求不要脱离贾府，即不要脱离奴才地位的可怜相。若把阶级斗争作为现实主义的标志，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也应是阶级斗争了。又有把“反封建”的内容作为现实主义的标签。《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权主义固然不是反封建，《红楼》中又何尝有反封建呢？曹雪芹，一个没落八旗贵族的贵公子怎会反封建？反封建是资产阶级及其前身——独立的市民的事业。施耐庵、曹雪芹的时代与此都不沾边哩！
《水浒》以及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之伟大当然不在此。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盛赞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难说是“反封建的英雄”，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他们甚至流露出严重的贵族的倾向和兴趣。《红楼》何尝不如此。例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念叨着小姐们头天吃一顿螃蟹够庄户人家一年开销。后来惜春作画，林妹妹忽想起在大观园宴会戏谑刘姥姥的情景而发了“雅谑”：刘姥姥成了“母蝗虫”。可以猜测黛玉不过是开玩笑，而并无恶意。但试问究竟是刘姥姥，还是整天在大观园里吃喝玩乐的小姐、少爷们，谁是“蝗虫”呢？曹雪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是极心爱这些看不起穷人的贵族小姐、痛惜她们后来不幸的命运。但是他既然写出了在典型环境中，通过细节言行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意识和心态，那就是现实主义。
《水浒》也是通过描述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意识、心态、语言和行为表现其现实主义。李逵杀了李鬼，要吃饭却无菜。看到李鬼的尸体，自己笑了：“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于是割下李鬼腿肉烧吃了（第四十三回）。这是恩格斯说的“这一个”（参阅《马、恩选集》，IV，453页），鲁智深、武松、史进、石秀这些同样是大胆的英雄决不会如此。这是从细节上看《水浒》的现实主义。
从总体上说，《红楼》是唱了一曲没落大贵族家庭的哀歌。而《水浒》却是在更大视野中，主要是市镇小民，乃至中等人户受到封建皇权压迫起来造反的现实。中国人民饱受皇权专制主义的压迫，各色人等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道路走向造反：官逼民反。但却反不掉压在人民意识中的皇权主义。只能祈求“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祈求包大人、海青天、这类幻想中的清官（现在小说、电视剧又加了一大批大辫子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来强化幻想）。但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还是走不通。任何专制王朝体制，既使开始是什么什么之治，什么清平世界，走到后来总会是昏君、佞臣当道、贪污遍地、恶霸遍野。于是要造反，甚至反了皇帝，但却反不掉皇权主义，还要真龙天子坐龙廷，一次再次重演一遍。这是一切古代专制统治走的必然道路。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兴衰足以证明这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水浒》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在皇权主义意识下被瓦解了、众家英雄好汉被暗害、或逃逸了，这就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金圣叹作为古人，不必苛求，何况他修改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不过他“腰斩”全传，却大大削弱了《水浒》的现实主义力量。既使如此，也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无法比拟的。至于现今时尚的金庸类的作品，作为消闲品或宠物类，固无不可。却无法郑重视之。因为在那里完全由作者任意编造一个“武林”世界。那里的人物，据说那些大侠，大恶人，都充分表现了（人间不可能有的）“人性”中的“爱”、或“恨”。他们只能由天而降，而不可能在历史的现实的世界中成长出来，那里的人物和生活也全由作者任意规范。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想要多少美女，就有多少美女，想要怎样怪异的“武功”，就有怎样怪异的武功。穷措大自可以想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是别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即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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