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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贯受气包？
林冲给人的一贯形象，似乎就是一只窝窝囊囊的受气包，戳他一下没关系，抽他一个也没反应，一直要刀架脖上，他才会反弹一下，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他，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受气包形象的形成，我想是可能受脸谱化教育的影响太深了，语文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嘛。但如果仔细阅读一遍水浒原文，就会发现林冲其实不是什么忍者神龟，而是个跟你我完全一样的普通人。
水浒第六回，一看到有人调戏妻子，他就“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动手便打，这显然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正常反应，而不是什么受气包。不料一扳之下，“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软了。”对方是老板家的公子，我方又没受什么实际损失，不好轻易动手，只能“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再等到陆虞候设计骗走他娘子，他便“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这等火爆的脾气，哪有一点窝囊货的模样？
再看看别人对林冲的评价。第九回里，李小二偷听到管营等人的密谋，怀疑领头的就是陆虞候，“老婆道：‘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倘或叫得他来看了，正是前日说的甚么陆虞候，他肯便罢？’”——这就怪了，我们心中的那个一贯受气包，在李小二的眼里，居然“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
奇怪吗？怪只怪施耐庵笔头太懒，没给我们描述一下林冲在下层人物前的形象；怪只怪李小二一直在底层打滚，从没见过林冲在上层人物前的形象。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李小二和我们都只对了一半，其实林冲既是火爆脾气，也是缩头乌龟，只看对面站的是谁而已。
逼上梁山以后，王伦对林冲百般刁难，要他去杀个人作“投名状”。自己刚刚被无辜追杀，现在又要去追杀无辜，在小说《水浒》里，林冲立马答应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拿了刀就下山埋伏去了，极其爽快。而在电视剧《水浒》里，林冲就犹犹豫豫地说：“我与他又不相识，又无冤仇，如何好动手便杀？”一副慈悲心怀。看来脸谱化的流毒，连电视编剧也不能免啊。
二、斗牛
如果林冲是一只一贯受气包，那么他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段弹簧的故事：先是压迫到极点，然后爆发到极点。但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它倒更像是一段斗牛的故事：不停地明枪暗箭，挑逗撩拨，挑得你怒火中烧，又不停地腾挪躲闪，让你的怒火无处宣泄，欲火焚身而又欲罢不能。
小说最忌平铺直叙，林冲的这段情节，着力点全在最后的风雪山神庙上面，为了铺垫最后爆发的效果，作者一次次地火上浇油，设法挑逗，又一次次地釜底抽薪，让人扑空，这其中屡屡欲擒故纵的手法，真可谓是极尽繁絮宛转之能事。
第一个回合，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林冲挥拳待打，却自手软了，一口怒气硬是吞进了肚子里。第二回合，林冲一腔怒火地要杀陆虞候，他却躲进太尉府里，等来等去等不到，怒火仍然没有出掉。拳击理论指出，全力爆发的空拳最耗体力，林冲连打了两记空拳，就如愤怒的公牛连扑了两个空，连读者都为他憋气懊恼。而正当公牛撅着蹄子寻找敌人的时候，阴险的斗牛士却从暗处刺出一剑：误入白虎堂，可怜的公牛猝不及防应声而倒，脸上刺了金字，发配沧州去了。我想这一回合里，林冲一定是被刺懵了，以至于第四回合野猪林里，连两个笨手笨脚的公人，都差点儿要了他的性命（对比一下飞云浦的武松，同样是发现自己误入了陷阱，武松是何等机敏）。
第三四两个回合作者故意写得凶险非常，读者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生死存亡上面，怒火这根线完全被掩盖掉了。然后，作为对注意力的回应，是棒打洪教头，和一段舒缓的流放生活，虎视眈眈的斗牛士暂时消失了，生存问题也似乎已经解决掉了。
就在这时，奇峰兀起，作者对林冲，也是对读者施展了最后一次撩拨：李小二偷听到了陆虞候等人的密谋。好哇！刹那间新仇旧恨一起发作，怒火的线索死灰复燃，林冲“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受伤的公牛满场乱奔，读者都是神经紧张胃口大开，满心期待着一场决战来临。——但是，作者偏偏不让你如愿，“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斗牛士灵巧地一个转身，林冲又是扑了个空，“也自心下慢了。”
如此，经过最后一轮的挑逗，复仇的欲望一再压抑，而欲望的深度一再加强，读者的胃口都被高高吊起，如同铁硬的阳具一样欲罢不能。终于，风雪山神庙里，公牛无意间的一个转身，发现斗牛士居然就在眼前！泼天的怒火喷薄而出，高压的洪水决堤横流，一层又一层的压抑瞬间迸发，——射精了！
三、偷听
风雪山神庙里有两处偷听情节，第一处是客店里的李小二，第二处是山神庙里的林冲，如上一节所分析，第一处是撩拨，第二处是喷发，两次偷听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除了这里，水浒里还有一处着名的偷听情节，就是李逵杀李鬼，李逵在后门听到李鬼夫妻对话那一节。三国里偷听也有两处，一处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另一处就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群英会了。
细细比较这四段情节，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区别，那就是水浒里的偷听，听到的事情都是真的，陆虞候要害林冲是真的，李鬼要害李逵也是真的，而三国里的偷听，听到的都是假的，吕伯奢要告发曹操是假的，蔡瑁张允要投降东吴也是假的。也就是说，在对待偷听的态度上，两本书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差别：水浒倾向于肯定偷听，而三国则倾向于否定。
水浒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一旦偷听到了什么片言只语，就应该照自己的想象，推测敌人的阴谋意图，并且按照自己的推测结果先发制人。而三国则用实际情节证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什么途径得来的情报，采信之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重口供”，一个“重实证”。
三国里的各式阴谋阳谋，算下来比水浒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各家谋来谋去，都是你谋你的我谋我的，从没有偷听这回事，——一旦偷听，就误斩了两位都督。最多你神机妙算猜到了我的心思，那算你有本事，就像司马懿吃了败仗，他只会长叹一声：“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也。”他决不会长叹道：“诸葛亮的耳朵真长也，我们的保密工作，还要好好地抓一抓也。”——那就根本不是三国了。
三国水浒的这种差别，我想可能是它们内容上的差别所致。三国讲的是朝野庙堂，水浒讲的是市井江湖，这两个地方，流行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适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我知道有很多《鹿鼎记》之类的作品，津津乐道于宫廷与江湖的黑暗对比，但我更相信一句名言：最仁慈的黑社会也要比最残暴的政府黑暗。反映到文学方面，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屁股决定立场，市井江湖的立场，确实使水浒的气质比三国跌了一大截。
不过不管怎么说，以上四处偷听的描写还都是十分成功的，这四个故事，分别为汉语创造了三个专有名词和一个千古名句：逼上梁山，李鬼，群英会，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以说在艺术上，都是极成功的段落。
作为传奇小说的当代传人，金庸显然发扬光大了水浒三国的偷听设计，他的小说就如同一场偷窥的盛宴，偷听情节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目不暇接。一般人物固不必说，就连冰雪聪明的黄蓉，英雄盖世的萧峰，恍然魏晋风流的令狐冲，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也都放下身段，纷纷搞起偷听来了。至于屡立奇功的韦小宝，偷听就更加无所不在令人发指，一部《鹿鼎记》的浆糊情节，几乎就全是靠偷听在推动了。
我不是说偷听不好，生活中既然有偷听的现实，文学中当然可以反映，可是也不能只管迎合读者的偷窥欲望，写得太滥太俗了，——有点儿敬业精神好不好？像前面曹操的那一段，先写独身刺董，又写献刀逃脱，几乎就写出一个智勇双全的完美英雄了，谁知道作者轻轻一点，只用一段偷听故事，曹操的形象顿时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头号奸雄，如此举重若轻，金庸小说那些盛若繁星的偷听情节，有哪一处能够比得上？
西游记里，“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偷听在金庸小说里，其实也是作者的救命法宝，无数的重大线索，都从偷听中得来，无数的男女误会，都自偷听中生出，像小龙女的离开杨过，像萧峰的误杀阿朱，这种明显生硬的情节，都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偷听而来。为了情节需要而不顾逻辑地死搬硬造，画虎不成反类犬莫过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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