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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重播，我对小说中那位没有血性、卑恭屈膝，且颇有将帅之才的郓城小吏黑三郎宋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看电视，有时读小说，并不停地思索着：虽然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既然他时时刻刻、口口声声地说“兄弟们的情义为重”，为什么一心为求得皇帝老儿的招安，竟无视众兄弟的仇怨（如置林教头的深仇大恨及生命不顾，放走*佞高俅；不顾众多兄弟的反对，杀友求全；为招安多次忍气吞声，奴颜媚骨，甚至不惜巴结*佞、*女等）？如此，岂不违背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宗旨？即使他采取“高压”政策,众兄弟也不会全部折服,为何没有另谋他路之徒？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淤结，我开始搜求有关宋江的史料，欲对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作全面阐释。
小说与历史毕竟不同。宋江起义的故事得以广为流传，也许应该得益于文人“忠君”思想的庇护。而历史上的宋江，无论是性格，还是结局，都与小说迥然不同。
历史对宋江的身世有不同的记载，一说“宋江，生卒年不详，宋郓城人。徽宗时为盗，侯蒙知亳州，上疏请招抚之，未成而侯蒙先卒。後张叔夜擒其副魁，江乃降。”一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徽宗本纪》）然而，不管是此宋江还是彼宋江，看来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并且他领导的义军起初聚义梁山，后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固定的地点。（据《东都事略·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投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施耐庵的笔下，宋江起初是一个仗义疏财、施恩举孝、重友轻法的江湖侠士，虽身为卑微小吏却胸怀大志，因误杀婆惜，酒后失言，终至报国无门，无奈被逼上梁山。即使在上梁山之前，他都无时不在梦想着皇帝老儿能够赦免他的罪行。逼上梁山之后，他千方百计地采取屈迎朝臣，买通*女的方式，接受皇帝招安，充当了大宋皇室的走卒，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余童迫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可能当时正是因为宋江“勇悍狂狭”，才出现了《张叔夜传》中所说得“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的局面。固此，侯蒙才上书皇帝老儿：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侯蒙传》）。 《宋史》卷《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据此而知, 侯蒙虽然曾上书皇帝，招抚宋江，但只得到皇帝老儿夸奖他在外不忘朝庭，忠心可嘉的奖励，并未做招抚宋江之事。事实上，即使宋徽宗派他去做招抚之事，一方面是他还没到任就有可能死了(到底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义也早已平息下去了。再说，当时，正值宋江鼎盛势大之机，他也绝不会因为皇帝的一声招令便屈膝投降，成为朝庭走卒（史书有载）。后来，宋江正式起义后，不久便离开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河南之间，“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今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旋遭伏兵包围，张叔夜派兵烧了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陷入重围，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众投降了宋朝官兵，并接受朝廷的招安，成为宋军中的一员（《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音chān搀)所向①，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这一段记载说明：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史载宋江被逼降后，加入了征讨方腊的队伍，与河东名将折可存等同归童贯调遣(史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毫无疑义，贯是童贯，至于“宋江”是不是梁山宋江？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据此可知，宋江确实参与了征剿方腊的战斗。然而，又据折可存（与宋江、方腊同时代的宋廷的一位将军，曾奉命镇压方腊起义。）墓志铭记载：征方腊战事结束，“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宋江应为他所捕。可历史明明说的是宋江是被张叔夜逼降的，为什么又被折可存所捕呢？由此，我继续搜寻相关的史料，以求得可*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一位史学家（邓先生）颇有研究：看到美籍学者马泰来的《从(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讨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揭出李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等的记述得出，宋江等人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他在对《捕盗偶成》一诗进行详细的考释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而班师经开封时，颁布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擒获了。
然而，我通过对史料的研读，推测认为宋江在征剿方腊之后，再度谋反，后被一同征剿方腊的另一部将折可存活捉，更合乎历史。因为，宋及折同为征方腊的将领，此时再得皇帝老儿的密诏：“捉拿宋江。”应该比较容易。再者，宋江是在折及其他将领灭方腊后被捉住的，以历史记载宋江的性格（勇悍狂侠），二度造反，应该极有可能(况且，他当时是被张叔夜逼降)。
说到宋江的死因，浩繁的历史没有记载，我在此也不敢推测，只能引一段历史供各位参考：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泊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后来，按《水浒传》的提示，我又查阅了宋徽宗、蔡氏家族（蔡京、蔡卞、 蔡攸）、童贯、高俅等的大量资料，也未得到宋江的真实结局。这使我感到颇为遗憾，如果有时间的话，继续努力吧。
题外话：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对高俅的资料进行认真搜集时发现，浩繁的《宋史》无高俅传，但据网上一份资料显示，高俅与镇江颇有关系。《丹徒县志摭余》记载，高俅墓在高家边。高家边*近丹徒的高资，是句容境内的一村庄。村民几乎全姓高，解放前还有高家祠堂，供奉着高俅的塑像，高氏家谱记载，北宋末靖康之难后，高氏子弟逃到江南定居延续至今，已有几十代。名气很臭的高俅，在这里被高姓人尊为老祖宗，而且认为是大忠臣。村民中一老人说：高俅是山东人，本姓严，被其主人派往端王赵佶府上送东西，正巧赵佶在园中踢球，也是他时来运转，球滚到高俅脚前，他把球踢回去，而且踢得老高老高的，赵佶高兴地叫道：“好一个高球！”就把他留下陪殿下踢球，于是他索性改宗名高俅，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为人孝顺，母亲对他说：“我一辈子没到过京城，没看到金銮殿。”要高俅带她上京城开开眼，高俅说京城太远了，我为老娘造一座金銮殿吧！哪晓得这一造就啰嗦了。皇帝办了他大逆不道之罪而问斩。临刑时，他对皇帝说：“如果杀我冒了白血，就证明我是冤枉的，冒了红血就是我罪有应得。”谁知一刀斩下，竟冒了白血。皇帝知道杀错了，就为他大办丧事，大肆抚恤，极尽哀荣。再者，和高沆瀣一气的《*臣.童贯传》，也只字未提高俅。由此可作为高俅与蔡童二*并无牵连的一个佐证。历史上有关宿元景的记录，我也未找到，至于是否有此人我表示怀疑。可既然没有，《水浒传》为什么将其写得有鼻子有眼呢？这是我心中之大疑惑无法排解之处。简直憋屈的要命，真希望这个问题能早一天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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