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出版的《水浒全传》前言部分《水浒全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水浒》是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为投降派树碑立传的。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形象——宋江。
《水浒》中的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孜孜以求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把农民革命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是“不忠不孝”的勾当。他上梁山，不是自己跑去的，而是梁山泊的英雄们从法场上把他劫去的。
宋江上梁山后，就推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多次声称，他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他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招安迷”。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篡权夺位。《水浒》为了让宋江“把寨为头”，有意让晁盖中箭身亡，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否定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
宋江公然把晁盖的“和皇帝作对”的政治纲领，“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立足点是忠于朝廷，忠于皇帝。朝廷就是国家机器，皇帝乃是地主阶级、地主政权和封建制度的总代表。忠于朝廷和皇帝，也就是忠于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制度。在这一点上，宋江与高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矛盾，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要保朝廷、保皇帝，接受招安，充当封建王朝的爪牙和鹰犬，镇压农民起义。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出发，宋江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天”，就是神化的皇权，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就是朝廷，就是皇帝。“道”，就是封建统治秩序，就是孔孟之道。“替天地道”，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宋江篡改农民革命的政治纲领，这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步骤。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网罗和重用了一大批大地主、大恶霸和反动军官，改变了梁山泊头领中的阶级成份，使投降派占了上风。梁山泊的这两条路线斗争，《水浒》作了歪曲的反映。在作者笔下，李逵是一个不懂任何战略和策略的鲁莽汉子。每次激烈的路线斗争，结局总是李逵“诺诺连声”的认错或出尽洋相而哄堂大笑；而宋江呢，他滔滔不绝的乞求招安的滥调，总是博得“众皆同声共愿”。《水浒》就是这样丑化李逵美化宋江，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以孔孟之道为理论基础，大造舆论。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字之改，就改掉了革命理论、革命路线。“聚义”，是团结英雄好汉们造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忠义”，重点在忠，忠于皇帝，义是从属于忠的。“忠义”，就是按照孔孟之道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劳。《水浒》称颂宋江“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全忠秉义，护国保民”，竭力把宋江打扮成“忠义双全”、“至仁至孝”的人物，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就必须投降。《水浒》中的宋江，就是梁山泊的孔老二。儒家都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搞倒退、搞投降的反动派；宋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腐儒。
《水浒》竭力以唯心论的天命论解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歪曲农民革命。对于农民革命战争，在历史唯物论看来，是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水浒》却把历代帝王说成“神仙降世”，把农民革命领袖说成“魔君下凡”；而把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当奴才，说成是退净“魔心”，终成“正果”，宣传只有投降才符合“天意”。作者还特意安排九天玄女传授天书的情节，企图否定农民革命的客观必然性，用神的外衣为投降主义路线增加几道光圈。
《水浒》大肆宣扬地主阶级人性论，抹煞人们的阶级界限，为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从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梁山泊内，明明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小说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于这种露骨的阶级调和论，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中的宋江和李逵，被描写成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但宋江因为李逵坚持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而几次要砍李逵的脑袋，最后李逵终于死在这位“哥哥”之手。这正是暴露了小说宣扬地主阶级人性论、鼓吹阶级调和论的虚伪性。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水浒》所歌颂的宋江这类地主阶级的奴才从忠于皇帝、接受招安，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必然发展过程。
这部小说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水浒》的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当时正是我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风涌的时期。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震撼着封建制度，冲击着封建统治，使整个地主阶级胆战心惊。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对于农民革命，在武装镇压的同时，也常常采取欺骗招抚的一手。《水浒》鼓吹招安，赞扬投降，宣传叛徒哲学，正是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的这种政治需要。它在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阶级调和论的观点，我们出版了这部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在《水浒》的各种版本中，最早出现的是一百回本。到明万历年间，出现了杨定见序的一百二十回本。解放前，出版了一种杨定见序本的排印本。我们这次用排印本为底本，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一些校正。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让我们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