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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吴用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梁山泊边上的石碣村，也许阮家三兄弟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平淡无奇的渔家生涯。但是，他们撞筹加入抢劫生辰纲的行动组之后，他们的命运，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严格来说，在“撞筹”之前，阮家兄弟还不能算是江湖上的人物。他们虽有一身本事，但除了像吴学究等有数的几个人外，江湖上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声。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走上叛逆的道路，并不是因为真正的活不下去。说白了，他们是不甘寂寞，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们虽然貌似安份守己，但是一腔野火，按捺在心中，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他们缺少的，只不过是一根火药引子而已。
正是这种无处伸张本事的胸怀，使他们与一般的渔民区别开来。正像短命二郎阮小五唱的“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他们尽管日常只以打鱼为生，但“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这里的“私商”的意思，我以为应该是指没本钱的买卖之类，即黑活）私下里在黑道上赚些闲钱，日子还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只是后来水泊被王伦一伙强人给侵占了，让他们打不得鱼，几斤重的鲤鱼都捕不到。因此生计开始寒碜起来，不免满腹牢骚，蠢蠢欲动了。
然而，他们又是“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义气最重”
的人，一方面空有一身功夫，一方面又不忍心与山上的几个半吊子好汉火并，甚至拿了王伦一伙去官府受赏。他们身处江湖之外，却懂得江湖上的游戏规则：捉拿草寇献官势必要招来江湖好汉的耻笑。这点很像当初史进义释朱武三人的故事，大家遵循的是一样的游戏规则。后来山上来了个武艺高强的林冲，眼看着在水泊边上谋生的日子渐渐难过了。
这时，吴用来得正是时候。四人在酒喝到很好的时候，一拍即合。像阮家兄弟这样抱着“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的，吴用的一番让人血脉贲张的话，自然是搔到了他们的痒处。他们决定拿命来博一博了。这叫慷慨豪爽，快意人生。
其实，梁山上的好汉们多数人并不是被逼上山的，他们就像三国中的魏延一样，天生的脑后有反骨。在他们看来，造反实在不需要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是想寻找一种独立于主流社会的浪漫的活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在其次，主要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他们建立的一套秩序是以主流社会作为镜子的，但活法却是相对自由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也可以说是施耐庵的“白日梦”。
北宋末年，物质财富空前充裕，远远没有达到乱世民不聊生的地步。大家看看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有几位是因为填不饱肚子才上山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官逼民反，但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像林冲，柴进以及解珍，解宝兄弟等人那般的遭遇外，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比如“白衣秀士”王伦，原本就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梁山泊落草，这明明便是半个无赖了。而生活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带的方腊，他的造反纯粹是基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皇帝合该轮流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所以单以官逼民反来为梁山好汉们的聚义做注脚，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正像前面说的，梁山好汉其实应该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是在替坐江山的人张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也没办法。如果皇帝还算清明，你把他赶下去自己来做，最多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是何苦？！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喜欢使用双重标准来看待造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实在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生存真理，也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但是，既得利益者倘若反过来去讴歌造反者，则颇为让人费解了。个中意味，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怪趣了。这是闲话。
因此阮氏三雄一开始造反时，干脆就打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
“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算是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当不了皇帝，而且也不想去夺那个只能让他们身心不自在的鸟位。活阎罗阮小七在平了方腊后，将伪龙袍罩在身上，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却差点惹来杀身之祸。他们本来就是因讨厌威严与强权而起身造反的，因此自然不屑于再去接受那套威权了。所以阮小七最后还是回到了蓼儿洼。
在阮氏三雄看来，做皇帝没有做好汉来得舒服。谁愿意做谁去做好了！
即便如此，后来在陈忱的《水浒后传》中，阮小七也仍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还为皇朝的正统出了力。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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