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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
当宋徽宗挥动着宽大的衣袖，醉心于丹青墨海而成为中国最有才情的皇帝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将沦为历史上最屈辱、最悲惨的亡国之君；当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往李师师的闺房里香拥佳人的时候，也一定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的这双手，葬送了祖上夺来的大好河山。
梁山班子成员排完了座次，宋江劝众兄弟接受招安时，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宋江评论“奸臣闭塞”是有道理的，但皇上是否“至圣至明”，自其即位时就存在疑问。
公元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殒。皇帝驾崩的当天，皇宫里发生的一次小小争吵，使历史在这一天拐了个弯。正直贤淑的向太后召集群臣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商议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端正仁孝，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把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推出。也难怪太后一个劲儿提拔赵佶，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做上王爷的位子后，举止和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兄弟们大多沉迷于享受，而赵佶则醉心于笔砚、丹青、射御，高俅的主人——书法家王都尉还给他送过镇纸狮子和玉龙笔架。十六七岁时，赵佶就盛名当时。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幼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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