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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古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
有人当面给李鸿章提意见，指责他一力提拔乡党，老是喜欢用一些熟人。李鸿章很不以为然，不耐烦地反问，我不用人唯亲，难道你让我用人唯疏吗？
对用人的标准，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一套。熊希龄组阁时，梁启超想做财政总长，意与熊氏共进退。谁知，袁世凯最后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没有梁启超。在熊希龄力争下，才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但梁坚辞不就。熊希龄只好再次面陈。袁世凯不客气地说，梁启超办不好财政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熊希龄不同意，反驳道，梁启超着作等身，学问极大，你没试过，怎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袁世凯只好实话实说，梁启超文章写得越好，就越做不好。我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从道理上看，这种举措是不妥善的。可是我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和南方打仗？一个财政总长，我让他去借钱，他不去，还跟我讲大道理，写文章批评我，说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能在乱世中乘势而起，肯定不是个糊涂鬼。他知道他的车使什么样的马最合适。袁氏用人的尺寸，并不是根据是非善恶，为其服务才是唯一标准。否则，即使是二十四岁就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也可以弃之不用。让你当个法务次长，不过是摆个花瓶，装饰我的门面。真把自己当根葱，那就太不自量力了。听我的话，就用用你；不听我的话，就靠边站；要是闹别扭，就摆平你。后来赵秉钧在袁世凯指示下，暗杀了宋教仁就是个例子。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年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第一条意思很简单，当不好奴才，人才的价值就实现不了；记不住、办不好上司的私事，就得不到充分的信任。第二条意思也不复杂，创业时需要人才出力打拼天下，有点缺点也就包容了；守业时则要的是能挠痒的奴才，安享天下了谁还容你去吆五喝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对待人才最有良心的措施；朱元璋杀戮功臣，则彰显了对人才的残酷。野兔没了，猎狗就该煮了吃了；小鸟没了，弓箭就该库存起来了；敌国灭了，韩信这样不太听话的人才也就该杀了。善良又深明大义的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但对宋高宗来说，“报国”固然需要，而“精忠”才是第一位的。岳家军日渐强大，捷报频传，祖上黄袍加身的事仿佛就在昨天，高宗只好把岳飞除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人才被重视却往往不被重用，奴才被轻视却往往被重用。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如奴才吃香，动辄就被排斥在圈子和体制之外，备遭冷落，说起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什么统治者喜欢用人唯奴，这是个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在王权体制下，所谓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公与私很难分得清清楚楚。选拔官吏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听话，所谓才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又听话，才是完美的“才”。
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做过奴才的勾当。他就任阳谷县步兵都头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知县大人做私事。知县到任两年多后，赚了不少银两，打算派人转移到东京，送给亲属储存起来，作为升迁的资金。因为担心路上被人劫了，须派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来干这项重要工作。这里的“有本事”和“心腹人”，就代表了人才与奴才的结合。知县想起了打虎英雄武松，于是把他叫来：“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知县还许诺：“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能有个为上司服务的机会，感到非常激动，他立即表忠心：“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知县很高兴，赏了武松三大杯美酒。武松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任务，知县又赏了酒食和银两。后来武松犯了命案，知县念及他替自己跑腿的功劳，采取了改写呈文的方式，给他争取到了从轻发落的判决。
现实生活中，有本事的往往缺少奴气，而奴气重的往往本事不大。如何实现属下的奴气和本事的结合是个千年难题，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一直抓耳挠腮，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道错题。
如果无法实现“人”和“奴”的结合，往往重“奴”而轻“才”。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因为要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必须得用“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教悫之品”。但是，无论帝王还是官员，他们最亲近的大都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能爱上司之所爱，急上司之所急，想上司之所想，为上司的事情屁颠屁颠地效劳，对上司的指示干脆利落地落实。奴才的言行举动使上司心花怒放，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上司心目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旦某个岗位出现空缺，上司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最信任和最喜欢的人。
高俅不过是个破落户、小混混，还曾经因为教唆富家子弟赌博嫖娼，被人家的家长告了官，然后流放到外地，勒令他不准回京。就这样一个人，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哄得后备皇帝赵佶很高兴，赵佶当了皇帝以后，违背国家的用人制度，先给他在枢密院造了假档案，然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个踢球的奴仆，坐直升机般提升为殿帅府太尉，掌握了帝国的禁军指挥大权。清末重臣曹振镛，红历三朝，死后入了贤良祠,《清史稿·曹振镛传》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他并非有什么政绩，无非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原则。这种人凭借十足的奴性、百般的奴相，极尽阿谀逢迎、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之能事，往往会获得一步升天的机会。
很多人往往看到奴才获得成功后，心里开始发痒，神态开始异化，语调开始变软，千方百计地寻找做奴才的机会。朱仝私放了雷横后，被刺配到沧州。朱仝号称美髯公，知府四岁的宝贝儿子，很喜欢他的胡子，“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在郓城政界混了多年的朱仝，明白裙带关系是怎么个道理，哄得小衙内高兴了，就能博得知府的欢心，赢得上司的信赖。他立即请示知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然后带着小衙内到街上玩耍，给他买些细糖果子吃，还献媚说：“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一高兴，赏了三大杯酒。自此，当年的郓城县的步兵都头，专职做起了知府家的男保姆。雷横劝他上梁山：“哥哥在此，无非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但朱仝对这份工作却很满意，死命不从。李逵为断了他的后路，劈死了小衙内，朱仝如丧考妣，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故，朱仝很可能就咸鱼翻身，由知府家的奴才成为沧州的人才，出任某个单位的要职。
李白曾誓言铮铮地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其实只是攀附不上的牢骚。李白也曾经拍过马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很具“拍伤力”。有些人想当奴才当不上，不仅是因为不谙世事，不通奴道，不精奴术，缺乏悟性，还有可能是不容于大环境，苦觅机会而不得。杨志凭一身的好武艺，通过了武举科考试，被封为殿司制使官。但杨志的时运不济。宋徽宗派他去太湖押运花石纲，本来是讨好最高领导人的极佳机会，结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把握住。走到黄河的时候，偏偏他的船被风打翻，花石纲掉进了水里，为逃避严责，只能一跑了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到大名府，因梁中书赏识其才，提拔了个管军提辖使。梁中书把他当做心腹，派他去给岳父蔡京送十万贯生辰纲，梁中书打了保票，只要这趟私事完成得好，“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到诰命回来”。杨志很高兴，多年报效朝廷的机会终于来了。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晁盖等人半路劫了生辰纲，逼得杨志只能落草为寇。两任领导交付的私事都完成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在官场混？
用人唯奴的现象，不仅在正统的官场里出现，连梁山这样的组织机构里也比比可见。宋江对李逵的宽容就是一例。宋江初见李逵时，又送银子，又请客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小二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上了梁山后，李逵无数次藐视梁山的规矩，扯碎过圣旨，砍倒过大旗，破坏过招安，宋江都没有予以处罚。在宋江眼里，性情耿直的李逵对自己忠心耿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十足的奴才价值。在东京拜会李师师时，宋江曾介绍李逵：“这是家生的孩儿小李。”“家生的孩儿”深刻地表明了李逵与宋江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评论是绝对不会用在武松、鲁智深身上的。
而李逵也不辜负宋江的培养，在江州期间，嗜酒如命的李逵，居然在戴宗替蔡知府送信时，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上了梁山后，李逵一力冲锋在前，替宋江打江山。当宋江提出让位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虽说有忤逆之意，但李逵的忠心却令宋江感动不已。李逵因事犯罪，宋江要杀他，李逵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用人唯亲是用人唯奴的直接表现。宋江的弟弟宋清，既没有出众的技艺，又没有立过功，对梁山的贡献甚至不如时迁、白胜等人，可他居然排到了地煞星第四十位，负责“排设筵宴”，其道理不言而喻。
在一个组织、企业乃至封建专制国家里，领导者喜欢用人唯奴，图个轻松愉快，可能没有料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后果，却还抱有侥幸心理。奴才们成事的本事没有，坏事的本事却不小。奴才借主人之势力掌了权，往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唐朝皇帝一味纵容太监，最后太监集团势力膨胀，接连废杀了两任皇帝，控制了九个帝王；乾隆皇帝重用和，是导致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宋徽宗更是过分，直接把太监童贯封了王，并让他做了帝国军事负责人，童贯和踢球的奴才高俅太尉、写字的奴才蔡京太师一起，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给了金人。现如今，很多企业刚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负责人往往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重要岗位，让那些听话的、会摇尾巴的人掌握要害部门，家族化大行其道，以至于企业破产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任用奴才即使亡不了国，破不了产，也会使事业大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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