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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在《水浒传》中出场较早，作者虽然着墨不多，到后面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奸臣当道的黑暗社会现实背景来描写。但不管怎样，他也算是《水浒传》中着力描写的人物之一，自然是奸臣的典型形象之一。
高俅有着与一些梁山好汉如时迁、白胜等人类似的出身经历，他们的人生起点是一样的，只是由于个人机遇和秉性品格的不同，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对手。高俅早年混迹于市井，也算是江湖中人物。他生性聪明，精通各种技艺，如吹弹歌舞、耍枪使棒、相扑玩耍、诗书词赋等，特别是气球踢得好，他的名字也是由此而得，如果从个人的资质而言，他和燕青可以算是一类人物。江湖上固然注重武功，但也不轻视个人其它方面的才艺，否则梁山上也不会为安道全、金大坚等人留下交椅。就是这些技艺给高俅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依他的聪明才智，如果落草梁山，大概也能坐上一把交椅，尽管名次不会太靠前。
高俅给人印象很深的还有他的那股流氓气，在其发迹之前，还是着实受过一番磨难的。
他曾因帮王员外的儿子漫天使钱，坏人家产，被官府驱逐出东京，衣食一度没有着落。如果他一直这么落魄，很难说他不会像其他好汉那样到梁山去混口造反饭吃，但他的运气实在是好，辗转了几次后，终于投得其人，成为端王的贴身亲随。当端王摇身一变，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徽宗时，高俅的好日子也就随即到来了。他青云直上，仕途顺利，一直升到殿帅府太尉职事。如此轻易地靠一手好球艺和对主人的贴心伏侍就能成为朝廷的重臣，进入国家的核心领导阶层，这自然不能令那些身怀绝艺、报国无门的杨志之辈服气。像高俅这样的经历对那些混迹于市井的流氓帮闲们来说是个特例，按《水浒传》中的写法，他们通常的出路一般有两条，一是将流氓帮闲事业进行到底，运气好点的，能成为当地一霸，比如蒋门神、西门庆之流，运气差点的，则被好汉杀死，比如镇关西、牛二之辈；另一条道路则是落草为寇，投奔梁山，梁山队伍中有不少此类人物。人们以往过分强调高俅等奸臣与梁山好汉之间的对立，其实，他们之间有着不少类似处，不难想象，如果时迁、白胜等人也有高俅这样好的运气，他们的人生道路将会怎样。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高俅仅仅是个东京市井上的帮闲和小混混，如牛二、在大相国寺菜园里捣乱的众泼皮之类，这肯定不会招致梁山好汉们如此激烈的反应。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朝廷的用人机制出现了问题，那些饱读诗书、身怀绝艺者报国无门，而偏偏像高俅这样一个不上档次的市井无赖却一路攀升，成为国家的重臣，可以耀武扬威地对文武百官发号施令，真可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否则，许多面孔如林冲、杨志等就不会出现在梁山好汉的队伍中。令人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高俅还将自己的流氓作风带进官场，他不是去主动适应朝廷，而是让朝廷适应自己，结果将威严的朝廷变成了混乱不堪的市井。他刚一上任，就官报私仇，对禁军教头王进百般挑剔，迫使王进离家远逃。后又帮儿子高衙内去抢夺禁军教头林冲的妻子，设下白虎堂毒计，诬陷林冲。林冲发配到沧州后，他又派人火烧草料场，嫁祸林冲，直至林冲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成为朝廷的反对力量。从各个地方大员与其亲疏不等的出身中，就可以知道高俅在朝中与蔡京等奸臣勾结在一起把持朝政为非作歹，任人唯亲，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些官员要么是他们的亲戚，要么是他们的徒弟，他们是高俅在各个地方的化身，将整个国家都按照流氓无赖的方式进行统治，事实上，那些官员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像高俅这样的人物虽然被作者极力丑化，写得坏到极处，但也并非完全虚构而来，这一人物有着很强的现实性的，在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人物。
从高俅发迹过程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么一个为社会所唾弃的地痞流氓之所以能青云直上，能无所顾忌地为害朝廷，主要是有皇帝做靠山，没有皇帝的支持或者默许，他们肯定是不敢如此张狂的。尽管小说赞成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之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其对最高统治者徽宗皇帝的不满也是可以分明感觉到的，这正如金圣叹所揭示的那样：“乱自上作”，否则，作者也不会在各路好汉出场之前专门为高俅写上一段小传。自然，高俅之类人物的飞黄腾达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那就是封建专制。只要这种专制制度存在着，就会不断有这类人物产生，整个封建社会也就会不断陷入动荡、整合，再动荡，再整合的历史怪圈。《水浒传》只是写了其中的一次循环，但它的细致生动而又深入的描写为揭示这一历史规律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文本。
既然混迹市井的流氓无赖能进入朝廷，成为国家重臣，那就会有同样出身的人起来反对他，在梁山泊坐上一把交椅，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老实说，无论是梁山好汉还是奸臣高俅，看起来势不两立，水火难容，但它们都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力量，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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