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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武斌 (1975.10.07)
（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 陆武斌）
《水浒》第五十八回中，当梁山农民起义军俘获了朝廷大将呼延灼之后，篡居起义军第二把交椅的宋江表演了一出还“御赐”马的丑剧。他“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卑躬屈膝地拜请呼延灼上山。百般“恳告哀求”之后，呼延灼才勉强同意。于是，“宋江大喜”，立刻叫桃花山起义军头领李忠、周通将夺获的“踢雪乌骓”马退还呼延灼骑坐。
宋江为什么急急忙忙把这匹马退还一个被俘败将呢？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主席指出的这一要害问题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根本原因，也是他退还“御赐”马的原因。“踢雪乌骓”马不是一般的马，而是皇帝“御赐”之物，骑马的人又是深得皇帝赏识的将门贵族的嫡派子孙。呼延灼正是骑着这匹“御赐”马，立了“必胜军状”，杀奔梁山泊的。他用连环马杀死农民起义军“不计其数”，射伤李逵、石秀等六个头领，并扬言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被吴用等英雄用计大破了连环马后，他还企图引军报仇。结果路上又被桃花山的农民起义军夺走了“御赐”马。对这样一个死心塌地效忠皇帝的反动军官，宋江不仅连声陪话，乞求“恕罪”，还把“御赐”马恭恭敬敬地还他。宋江一面恭维说：“实慕将军虎威”，一面又表白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宋江与呼延灼两人都把皇帝当作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和支柱，都要依仗皇帝来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也都对皇帝“御赐”之物抱着神圣不可亵渎的态度。对于在朝廷当权的高俅保举的呼延灼来说，“御赐”马就是他的命，折了许多官军人马尚未伤感，但唯独丢了这匹马，却失魂落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声哀叹：“若无了御赐的马，却怎的是好！”因此拚着命也要先夺回“御赐”马。宋江则从同一个“忠君”观念出发，认为皇帝赐给谁的东西，任何人也不能侵犯。否则就是抗拒天命，犯上作乱，就是反对皇帝。所以宋江乖乖地把“御赐”马还了原主，以示他虽然不得已当了“贼首”，仍不失其对皇帝的忠顺；虽然被迫入了梁山一伙，但他所统领的队伍仍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师。
由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接受招安、投降。这是宋江还马的最终目的。宋江一再对天赌誓，用“皇天可表寸心”，劝呼延灼上梁山，终于使其明白了宋江的用心：“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此问正中宋江下怀，但鉴于当时晁盖等大多数头领不愿投降，受招安的时机还没成熟，因此宋江便急忙用暂居水泊，“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的托词，来掩饰自己急切要投降的心情。这番对话不打自招地把宋江还马的卑劣用心和盘托出了。
梁山农民军最终被宋江引上了投降招安的道路，“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封建皇朝的看家狗。宋江这个日夜盼着招安后“以功赎罪”的刀笔小吏，变成了镇压方腊起义的急先锋，耀武扬威地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呼延灼也紧随宋江的“鞭镫”，又骑上那匹“御赐”的“踢雪乌骓”马去剿杀农民革命。宋徽宗自然对这伙奴才相当满意，一个个都加官进爵，而且越是“贼首”，官封得越高。真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据《水浒》百回本所写，宋江受招安后，宋徽宗为了给宋江“尽忠报国”、镇压方腊输血打气，曾先后四次赠名马给宋江本人。看，还了一匹“赐雪乌骓”，却换来了四匹“御赐”名马。宋江紧步呼延灼的后尘，也得到了皇帝的“恩宠”！宋江最后虽然喝了皇帝所赐“御酒”而身死，成了一名殉葬奴才，但是作者却通过写呼延灼“改邪归正”后的步步高升、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实现了宋江“留名青史”的抱负，称颂了宋江还马的“先见之明”，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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