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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 (1975.11.26)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汉书·游侠传》云：“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认为：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满江红》词云：“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请看！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奴才嘴脸何等鲜明；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
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在革命旗号的掩护下，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正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梁山起义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有强大的力量，时时阻碍宋江投降路线的推行。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意味着打倒赵宋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政治要求。宋江在菊花会上正在听乐和高唱《满江红》词时，李逵首先表示反对投降。宋江在李师师家里搞投降阴谋时，李逵怒气冲天，放火烧房子，并把“香桌椅凳，打得粉碎”。陈太尉第一次来招安时，阮小七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扯得粉碎，并把陈太尉痛打一顿。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宋江专以孔孟的“全忠”之道，很难贯彻他的投降路线。于是他不得不借助游侠的“仗义”之道，彼此结合，相辅而行，使他在推行投降路线方面，收到了效果。宋江是文儒，又是武侠。他的文武双全的“本领”，可以说在其祖师爷子路之上。小说中写他：“爱习枪棒，学得多般武艺。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ｚｈōｕ＠①人之急，扶人之困”，“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临江仙》词赞他：“济弱扶倾心慷慨”，“疏财仗义更多能”。这不是儒生，而是游侠形象的美化。他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和多般武艺，博得了“豪杰”、“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成为江湖上的巨侠。由于他是一个巨侠，他精通、并且善于运用“超阶级”的“江湖义气”（侠义），来蒙蔽群众，收买人心，夺利争权，招降纳叛，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小说里所写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轻死重义”，“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朝夕相见，死生可同”，“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是游侠语言，也正是宋江所利用的法宝。他并且通过“歃血誓盟”，把侠义变为法律，成为约束和统治群众的精神武器。在第七十一回里，宋江利用石碣天书，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对大众宣布：我们“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又说：“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把所谓江湖义气的“侠义”，具体化成为如此可怕的神圣法律，这固然是出于反动统治者的阴谋，但当时的穷苦劳动人民，很不容易认识隐藏在“侠义”美名后面的剥削阶级的骗术实质，往往受到它的利用和毒害。《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搞阴谋诡计，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投降道路。这说明“侠义”真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和杀害人民的软刀子。
所谓“义”，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晁盖由“七星聚义”到“聚义厅”，他所讲的“义”，是要聚农民起义的“义”，是要聚“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义，是要推行农民起义路线。他对众人说过：“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所以他的“大义”是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拥护。在他的领导下，梁山起义事业形势大好。由几个头领发展到八十多个，由几百士兵，发展到几千军马，把宋朝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夺取领导权以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实际就是用投降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忠”是忠君，“义”是侠义。忠是纲领，义是手段，义是为忠服务的。儒家也讲义，但《水浒》中的义，主要讲的是游侠的江湖义气。“忠义堂”的出现，正是儒、侠结合的象征。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再把“侠义”骗术变成军法，于是放手推行投降路线，作为求官的工具。他为了接受招安，对腐朽的朝廷极尽其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能事；对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甚至假装酒醉，以砍头威胁李逵。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诺言了。就这样，宋江终于成为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把梁山农民起义军，改变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武装，自称“天兵”，扬威耀武，替反动统治者效劳。他对待方腊起义军的将领士兵，不是剖腹，就是剜心，这是何等毒辣与残暴！“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就是他的“替天行道”的实质。九天玄女降给宋江的法旨，是全忠和仗义。第五十五回诗云：“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这正表明儒、侠精神的结合。鲁讯指出：《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可以说是宋江的徒子徒孙。
儒和侠，韩非看作是两蠹，儒、侠合一，就会成为一条更大的蠹。宋江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终于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事业，做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做的事，起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这不仅对于我今后的文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我也有一定的提高。《水浒》确实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宋江确实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我一定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很光荣的，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改造世界观的优越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立足点真正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充分认识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前途，否则就要犯错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贝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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