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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军 (1975.11.30)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提示《水浒》的主要倾向，本文从选材、立意、艺术构思等方面，来论述作者究竟是怎样挖空心思宣扬投降主义的。
一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但它绝不象以前一些评论所吹捧的那样，“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它只是别有用心地涂抹了几个上自高俅、蔡京，下至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所谓“奸邪小人”，并抖露他们的罪恶，借以掩饰以皇帝为头子的整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用所谓“忠良”和“奸邪”的矛盾来替代、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矛盾和殊死斗争。这就是《水浒》作者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使用的偷梁换柱的艺术手法。
《水浒》第二回写了个高俅发迹，迫害王进的故事。高俅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巴结上宋徽宗，作了“殿帅府太尉”，于是就作威作福，官报私仇，对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横加迫害，终于逼走了王进。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虽简单，却提纲挈领地体现了《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旨，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水浒》作者告诉人们，本来“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只是由于“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佞”高俅之流当权，陷害、排挤了象王进那样的“孝子忠臣”，败坏“朝纲”，才导致社会动乱。事实上，无论《水浒》所反映的北宋末年，还是《水浒》成书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之所以风起云涌，完全是由于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发展得十分尖锐的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是，作者却把当时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少数“奸佞”当权，排斥“忠良”所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高俅等几个残害“忠良”的“奸佞小人”身上，以免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般罪恶。这正好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掩饰阶级矛盾，散布对地主阶级中所谓“忠良”的幻想的反动创作意图。
鲁智深、武松等好汉被迫上山的故事，也是这样。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帮助被污辱被损害的金翠莲脱离火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解救险遭“奸佞”暗算的林冲免于一死。这些故事，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着重表现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特征。这样作的目的，除了有意让这一人物跟“奸佞小人”高俅之流作鲜明对照，更加突出“反贪官”的主旨外，还企图通过对快人快事淋漓尽致的渲染，散布对统治阶级中所谓“忠信之士”的幻想。
拿武松帮助施恩打倒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一段情节来说，蒋门神仗着地方武官张团练等的势力，夺了施恩开在快活林的一个酒肉店，称霸一方，牟取暴利，无疑是个恶霸。那末，施恩呢？他还不是仗着父亲是本州“管营相公”，因而“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这不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霸么？可是，作者通过处心积虑的艺术加工，却把施恩和他的父亲描绘成“礼贤下士”的“忠厚长者”和“江湖豪侠”，甚至连他们倚势盘剥地方的恶霸行为，也吹捧成“并非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而对另一恶霸蒋门神及其靠山张都监、张团练一伙，则极力刻画他们的骄横跋扈、阴险毒辣。两个都是恶霸，真要揭露，为何如此厚此薄彼？作者这么处理，确实有意突出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宣传地主恶霸中尚有好坏、善恶之分，用狗争骨头中的是非得失来掩盖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共同罪恶。
作者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艺术手段，宣扬“奸佞”残害“忠良”，因而导致“盗贼四起”、社会动乱的谬论，其目的就是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提出，作好“理论”准备。因此，我们阅读和评论这些篇章时，要善于识破作者别有用心的创作意图，认清作品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
二
既然《水浒》作者认为“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滥官污吏”、奸邪势力逼出来的，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便成了一部《水浒》的主题思想。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的。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致斐·拉萨尔》）。在《水浒》中，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通过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特别是通过主要人物宋江来体现的。
在设计人物时，作者把宋江这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规定为出身地主阶级，具有这样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特点：“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不甘当个小吏，只想“朝廷见用”，“建功立业，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等等，这是必然的，也是不难想到的。较难处理的，还是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让这样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并篡夺领导权。让高俅之流“奸佞小人”，把这个“日月常悬忠烈胆”的宋江逼上梁山，照走林冲、鲁智深、武松他们的老路吧，未免雷同。况且此人“忠义双全”，非同等闲，如果他也架不住一逼再逼，便上了梁山，岂不违背了封建名教，有损他的“令誉”么？于是《水浒》作者煞费苦心地为宋江上山安排了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先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犯下迷天大罪”，由于宋江的“仗义”“私放”，上了梁山；然后又让晁盖派刘唐送金酬谢宋江，终于“惹出一场大事来”。即使如此，他也宁愿被捕，刺配江州，也不上梁山。最后，又让他醉后题了两首发牢骚、泄私愤的诗词，被“奸佞小人”当作“反诗”定罪问斩，为梁山起义军劫法场救出，“闹了两座州城”，完全断了退路，这才不得不上了梁山。这还不算，作者又进一步根据孔老二的“天命论”和宗教迷信观念，捏造出星宿下凡、九天玄女赐“天书”等荒唐情节，给宋江头上增添“灵光”，说明宋江上山是“天意”，这既无损他的“忠义”美名，又可以为他后来顽固推行“去邪归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铺垫，作辩护。让宋江三番五次不上山，一方面表现宋江对皇帝的无限忠心，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沿途搜集力量，为上山后的夺权积累政治资本。增添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放晁、晁上梁山造反这条副线，不仅烘托出宋江的“义气”，为他一上梁山就能篡夺起义军领导权创造条件；而且通过简略展示宋江的对立面——晁盖所代表的真正农民起义路线，两相对照，颠倒是非，表明晁盖的路线是“邪”的，而宋江所推行的那条投降路线才是“正”的，因此必须“去邪归正”。
确立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小说创作构思中最关紧要的一环。宋江这一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确立了，其他的人物和故事就可以围绕这主要的人和事去构思、组织了。虽然宋江到第十八回才出场，前十七回中的故事，仍然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用来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这一主题服务的。它们所起的作用，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为宋江的投降制造根据外，同时还为他的出场提供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为抬高他的身价而制造舆论和气氛。——朝廷“权奸”当道，“忠良”出走，江湖“盗贼”丛生，这样的形势，是多么需要宋江这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来“治理朝纲”，“扶国安民”啊！后来宋江出场，策划投降，不仅瓦解了梁山起义军，还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终使天下重返“太平”。这难道不是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吗？此外，在前十七回中，写林冲、武松、鲁智深、吴用诸人，个个英雄了得，到头来一一归服宋江，那末此人的“才德”、“威望”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这样，作者别有用心地组织了一连串若即若离的故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突出了宋江，宣扬了投降路线。
歪曲、贬低造反派，并以此作对照，突出宋江，宣扬投降路线，这是作者用的另一手段。前面已经讲到，设置晁盖这一人物，写他“智取生辰纲”、上梁山造反等情节，主要是为了烘托宋江的“义气”，为他的上梁山创造条件。这么说，也许有人会问，不管怎样，“智取生辰纲”这些章节写得并不坏吧？其实，作者写“智取生辰纲”，把晁盖他们写得好些，把他们的行动写得引人些，才能让宋江“私放”他们，从而显出宋江的“义气”。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他们写成偷鸡摸狗之徒，所干的事又极其猥琐，而让宋江“私放”了，这就达不到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了。但设置晁盖这一人物总的意图，是作为被谴责、被贬低的对象，来反衬、美化宋江，歌颂投降路线的。正因为这样，当写到晁盖在梁山泊“聚义”造反后，作者对他先是谴责，后是贬低，无不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
作者主要是通过宋江的口来对晁盖进行谴责谩骂的。宋江背后骂晁盖“聚义”造反是“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当面“婉言”谢绝晁盖留他在梁山泊一同造反的邀请，说什么“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表面看象是自诉苦衷，其实是辱骂农民起义。
骂了还不解恨，又挖空心思百般贬低、丑化晁盖。宋江一上了梁山，晁盖便成了傀儡。每当晁盖要亲自带兵出阵，作者总是让宋江用“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便可轻动”之类的借口拦住他，使他显得庸庸碌碌，无所建树；而宋江则连战连捷，屡建奇功。这不仅借贬低晁盖来抬高宋江，还妄图向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指点如何用貌似尊崇、实则架空的阴险手段篡夺实权。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安排他死得很早，名字又不见于“石碣天书”，还让宋江自吹自擂地宣称：“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上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所有这样一些构思，莫不借贬晁尊宋，来咒骂造反派违背“天理”必失败，宣扬投降派顺乎“天理”必成功。
除晁盖外，作品也写了另一些造反派的正面形象，但同时又对这些人物作了严重的歪曲和贬低。这主要是妄想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歪曲描写，歌颂投降派，诬蔑造反派。例如，李逵一听到宋江夺了人家的女儿作压寨夫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砍倒了杏黄旗，要杀宋江，最后却落得个“负荆请罪”的尴尬结局。这既嘲弄了李逵的头脑简单，作事鲁莽，又赞扬了宋江的“光明正大”、“度量宽宏”。“菊花会上”李逵听到宋江盼望招安的滥调，便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踢翻了桌子；最后仍然免不了认罪服输。宋江喝了朝廷赏赐的药酒，自知不久即死，怕李逵再次造反，便把他骗来喝了这药酒。李逵得知后，反而表示：“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还要同他葬在一起。这些情节的构思，无非说明革命者不管多坚决，总不如投降派能耐，跳不出投降派的手掌。
然而，过去的一些评论，却说《水浒》热情地歌颂并塑造了众多的农民起义英雄。根据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浒》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宋江，决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投降派。至于其他人物，如梁山起义的奠基人晁盖、不愿意投降的李逵等，由于他们在作品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来陪衬的，他们的革命形象，无疑是被严重歪曲和贬低了。
三
《水浒》的主题既然是宣扬投降，那末，在情节的构思和安排上，对于宋江阴谋策降的事，作者就不能不很费斟酌。宋江窃取了起义军领导权后，首先写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提出忠于朝廷的反动口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又组织了许多情节，评尽地写了三次招安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这主要在说明：一、“今皇上至圣至明”，因“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所以必须走他的宠妓李师师或和他“寸步不离”的太尉宿元景那样的内线，求他们从中疏通，招安才能成功；二、必要时，可以武力稍稍杀一杀“奸臣”高俅、童贯之流的气焰，排除招安的阻力；三、还要软硬兼施，同以“倒船偷御酒”的“活阎罗”阮小七、“扯诏谤徽宗”的黑旋风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作斗争，用威胁责骂压他们的威风，用孔孟之道来磨灭他们的“野性”，以保证投降主义路线得以推行。《水浒》就是这样，让最高封建统治者“知道怀柔胜征伐”，用“一封恩诏”招得“及时雨”来扑灭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阴谋家、野心家立传，歌颂他们怎样改变路线，制造舆论，篡夺领导权；同时，还对广大读者大肆宣扬人性论，阶级调和论，以掩盖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宋江受招安之后，作者还大写特写了他率领旧部征方腊等事情，这无非是给宋江提供机会，去当“忠臣义士”（即皇帝的鹰犬），好让他“尽忠报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他这个奴才涂脂抹粉，为他无耻的投降行径打掩护；同时还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装点门面，并趁机恶毒诬蔑各地此起彼伏、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革命运动。作者设计出“燕青秋林渡射雁”这一情景是大有讲究的。它预示着梁山好汉十之七八，在下一次征方腊的战争中即将伤亡失散。接着就写他们或死于非命，或残疾终身，或悟道坐化，或遁迹空门，或流落江湖，或远走外国。大大宣扬了万事皆由天定的宿命论，散布了凄凉悲观的情绪，妄图用此来冲淡阶级矛盾，瓦解人们的斗志。“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让“宋公明衣锦还乡”，这本是作者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好结局。为什么不就此打住，还要让他服毒酒身亡呢？无它，不过是想通过死来塑造一个“忠义双全”、至死不渝的奴才典型；而最后以“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荒唐情节结束全书，就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奴才进一步神化，还说明了他的被毒死，完全出于高俅、杨＠①的奸计，重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动主旨。
鲁迅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凡是狐狸，尾巴终必露出”。（《鲁迅全集》十卷二一九页）不管《水浒》作者怎样巧妙地利用农民起义的题材，歪曲民间传说，惨淡经营，精心构思，制造假象，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掌握理论武器，就能戳穿“画皮”，揪出“狐狸尾巴”，识破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认清宋江这一投降派的丑恶嘴脸。通过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增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这就是当前评论《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的重大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一下加２厶平行再加一加日右加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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