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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六一八厂工人理论组;北京第二棉纺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1976.07.20)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就揭示出《水浒》屏弃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都要改变革命路线，而改变路线首先要篡夺领导权，这是一条规律。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正是写的宋江为了篡改路线而篡夺革命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都要推举出体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１０页）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表现为尖锐的路线斗争。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都要代表本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全面推行其路线，实现阶级的要求。在梁山起义军中，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同宋江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晁盖掌握着领导权时，在梁山起义军内革命派同投降派这一组矛盾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晁盖推行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既反贪官更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广大起义军将士们的政治情绪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派宋江不仅不敢贸然公开提出招安投降的政治主张，有时还要用坚决反贪官的姿态来迎合一下革命派的情绪。所以这时的梁山农民起义的形势大好。很显然，宋江要想实现投降朝廷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就必须首先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在宋江篡夺了领导权以后，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投降派，就转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起义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宋江推行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朝廷招安的反映地主阶级要求的投降主义路线，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终于因此葬送了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事业。
如果说，宋江篡权的结果，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领导权的重要性；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宋江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尽管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大宋王朝在进行着统治。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宋江，只是这个封建王朝的奴才和内应。现在，我国处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外资产阶级要公开聚集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困难，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挂帅人物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复辟的目的。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指出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也想通过“全面整顿”夺取各级党的领导权，来全面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在他授意炮制的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里，就公然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当他的反革命罪行受到全国人民的揭发批判后，党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跳出来公开为他鸣冤叫屈，甚至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把篡夺党的领导权作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复辟的重要前提。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具体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投降派篡权的活标本。我们把宋江和邓小平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
耍阴谋，放暗箭，散布政治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手段。他们都以卑鄙恶劣的阴险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反过来攻击革命路线。宋江为了屏晁盖，诬蔑革命造反是“造恶甚多”，鼓吹“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哲学。宋江为了给自己夺权制造舆论，他上山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播政治谣言，处处以“上应天魁”的“星主”自居，为他“把寨为头”制造舆论。邓小平为了要复辟资本主义，一心要篡党夺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地制造政治谣言。说什么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今不如昔”；攻击工人、农民、青年干部做领导工作“一般效果都不好”，鼓吹只能由他这样的“老家伙”出来收拾残局，整顿一切。
明尊暗攘，攫取实权，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另一种阴谋手段。宋江对晁盖明尊暗攘，从各方面驾空晁盖，逐步篡夺了起义军的实权。他先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从晁盖手里窃走了军事指挥权，后来又逐步把措置寨务，分配各头领职事的大权也从晁盖手里夺走，最后连方针大计的决定，重大的政治行动，也不再让晁盖过问了。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制造政治谣言，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就是这种阴谋手段的具体表现。
分裂革命队伍，集结投降势力，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组织措施。宋江为实现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蓄意制造分裂，排挤与晁盖一起上山的起义军头领。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网罗上山，拼凑投降派的黑班底，经营一支反革命别动队。邓小平大搞分裂主义，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还乡团”，尽管他玩弄两面派手法，高喊“团结”，然而他的分裂阴谋是掩盖不住的。
投降派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十分孤立的，因此，与外部阶级敌人互相呼应，互相勾结，联合夺权，是古今投降派进行篡权复辟活动的重要特点。宋江把一些朝延命官拉进梁山队伍，特别是把大地主卢俊义拉上梁山，一再要让位给他，是这种内外勾结起来夺权的例证。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走资派搞篡权复辟活动总是同党外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派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认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必然性和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性。时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的篡权复辟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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