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但最引起人们争论、研究的也是他。孙悟空的形象是生动的、深刻的、成功的,但美中不足也有缺欠,甚至认真起来还比较严重,即这一形象前后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研究者普遍认为,悟空后来虽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他大闹天宫的威名仍在,对上天仍很蔑视,他是以另一种英雄的行为出现的,即由前七回中反对神佛的叛逆英雄,变为征服自然、战胜困难、降魔除怪的“斗战胜佛”。因此认为悟空的形象前后并无显着变化。另有极少的研究者认为,悟空在前七回中的形象是英雄,而皈依佛教后的形象是叛徒,是失败者。
从《西游记》结构上看,虽然前后是从不同的情况下歌颂孙悟空的,但不等于这两种形象没有一点矛盾。在前七回中,玉帝是天上昏庸骄横的最高统治者,太上老君是道教首领,如来是佛门领袖,他们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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