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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么，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同上）。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乱事既然发生，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幸而存者不过十之二三。社会消费力固然减少，但是内乱不但可以减少社会消费力，且亦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倘令生产力的破坏超过于消费力的减少，则乱事继续进行，一直到社会的生产可以供给社会的需要，才见停止。此时也，苟有人焉出来收拾残局，则社会便由纷乱而转变为小康之治。古人所谓“一治一乱”，实由于人口法则的作用，而所有权没有保障，产业不能发达，则为最大原因。
但是如意真仙的所有权亦有问题，西梁女国的婆子说：“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来了一个道士，称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儿水哩！”（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落胎泉本来属于公有，自从如意真仙来了之后，才倚强攫为私有。有力的既得恃强垄断泉水，则有大力的当然更能够倚力夺取泉水。孙行者对如意真仙的徒弟说：“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第五十三回）“所有”不以劳力为根据，唯视力之大小为移转。我阅到这里，不禁想起南北朝时代豪族封固山泽之事来了。
吾国古代以农立国，土地乃是最重要的财产。自秦用商鞅之法，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之后，土地就归属于个人私有。固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同上）又是国人理财之道。土地成为国人争取的对象，土地遂不免集中起来。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理乱篇》）。魏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魏志》卷十六《仓慈传》）。晋兴，循而未革，经数代的兼并，一直到了南北朝，就发生一种现象。永嘉丧乱，北方受害甚烈，“中原萧条，千里无烟”（《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南方蒙祸较少，“荆扬晏安，户口殷实”（《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北方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到了社会安定，业主归乡，而田园已归别人所有。事涉数世，取证无凭，争讼迁延，莫能判决，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大有害于国计民生，于是遂依李安世的建议：“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南方如何呢？“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他们南渡之后，又在江南“水耕火耨”的地区，建立他们的政权，并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兼并了许多土地《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陵，百姓流离，不能保其产业。”，“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赞》），遂令南朝政府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不过买卖之时，须纳租税而已《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有百分收四，名曰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南北法律既然承认既成的事实，凡土地属于今主者，不问其人取得土地之方法如何，是由劳力乎，抑由强力乎，今主对之均有所有权，不许别人再来夺取。这样，豪族要再兼并土地，就只有利用买卖之法，而提供相当的代价。这对于豪族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又采取另一个方式：封固山泽的方式即侵占那些没有所有主的山泽。我们只看南北政府禁止封固，就可反证封固之盛行。在北朝，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九月己亥，文宣（即高洋）奏请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在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七月丙申诏曰：“名州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宋书》卷六《孝武帝纪》）齐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己亥诏曰：“二宫诸王悉不得封略山湖。”（《南齐书》卷二《高帝纪》）梁武帝天监七年九月丁亥诏曰：“薮泽山林，并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梁书》卷二《武帝纪》）他们封固山泽之后，也和如意真仙“倚强护住落胎泉”，凡求水者须奉献礼物一样，“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求富不用劳力，而用强力。不劳而有财产，劳苦终日，财产反有丧失之虞，这是与经济原则相反的。其结果也，有劳力的或怠用其劳力，不想蓄积资本，引起官府的觊觎；或恶用其劳力，违法犯禁，走上不轨之途。其尤坏的则为奔竞夤缘，取得政权，利用政权，取得财产。官职成为储财的工具，于是“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晋书》卷六十九《刘波传》）。其尤甚者，且侵占公家业产以为私有。如在晋代，“郡守长吏，牵曳百姓，营起廨舍。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而国家且有轮流贪污之制，晋范宁说：“顷者选举唯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同上）例如王述为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为州司所检，王导使人谴之，述曰：“足自当止。”（《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而南北朝时，王秀之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这种政风可以说是每朝末代的普遍现象。反过来说，一个朝代有了这种政风，便可表示已经到了末代，无可救药。东汉时，左雄批评当时政府为：“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传》），其后引起黄巾之乱，汉祚随之而亡。如意真仙拥护所有权，吾人本来钦佩，岂意他的所有权竟是倚强取得的。财产之中本来包含有人格观念，这种财产所包含的人格是卑劣的，不是贤良的。换言之，这种财产愈多，该人人格愈低。一方国家不能保护所有权，同时对于夺取所有权的人，又不敢加以制裁，久假不归，成为如意真仙的所有物，读书至此，不禁废卷而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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