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开始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书名前冠有新刻出像官版大字字样，全书有一百回之巨，取宋人邵雍《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的二十字分卷，每卷五回，计二十卷也就是第一卷包括1-5回,称月字卷；第二卷包括6-10回，称到字卷；其余依此类推，这是古人图书分册的常用格式这样的篇幅在当时非常惊人，市面上也只有《志通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以媲美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原书没有标注作者，只是在标题之后，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行如此行文，当时算是司空见惯，一般说来，无论作者还是书商，都不会对作者的身份认真计较，也算社会风气使然但书坊主人还是作了一点交待在书的正文前，有一篇秣陵陈元之应邀所作的《序》，其中提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曰‘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国’，曰‘出八公之徒’，曰‘出王自制’由于这几句话以后会反复说到，也由于有些研究者还会误读，所以这里大致翻译一下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西游记》这本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听说出自当今皇家某位候王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清客幕僚们所为，也有人说是王爷自己所作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习惯上，研究者们称这段话为三个曰这三个曰对于作者的交代，在语气中似乎还属于风闻，但话中有因，已经弥足珍贵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图1明万历刻本《西游記》（金陵世德堂本）首页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在《西游记》面世的最初几十年间，作者的缺失并没成为问题明代其他出现在市面上的《西游记》，均属世德堂系统，因而各家翻刻者也都没有考虑作者的问题，一如既往地予以忽略，至多就是循世德堂旧例，称华阳洞天主人校但到了清初，一位道士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翻刻的《西游记》改名为《西游证道书》，又想当然地臆造出一段发现古本的故事，为《西游记》找来了一位名头很大的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作者[1]由于清代并无系统的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研究，且翻刻《西游记》的道士都莫名其妙地喜欢从《西游记》的文字情节中寻找修道方式的佐证，因此除少数学者之外，整个清代都奉称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鲁迅与胡适等开始用一种比较西化的模式研究中国通俗小说，作者成为解读作品的重要参考因素和重要研究列项因此当时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红楼梦》这类的小说，鲁迅和胡适等都作了初步的作者甄别对于他们那样的学者，把《西游记》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胡适在1923年完成的《西游记考证》中称[2]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丘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而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经历，作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鲁迅则更在同时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所谓长春真人之说为不根之谈[3]他们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淮安府志》曾经记载，并经关心乡邦文献的清代学者阮葵生、吴玉搢、丁晏等人考订证实的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身上稍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前辈学者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于1936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且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06.html
再以后的近百年间，吴承恩说占据主流，有关其生平、家世、诗文、道义的资料不断被搜寻出来，其作为一位长期被埋没的伟大文学家的轮廓逐渐清晰，其间数百个版次的各类出版物，基本上也都认可了吴承恩的著作权但仍然不断有质疑的声音出现，甚至在1980-2000年代中还爆发过一次规模甚大，卷入者甚多的争辩，其涉及范围之广，议题之多；所涉人员之众多，阵营之明确，都足以涵括前后焦点是1983年章培恒先生集怀疑者观点之大成撰文提出若干怀疑，大要认为清人黄虞稷《千倾堂书目》曾经将《西游记》归入地理类，因而《淮安府志》及其它明清史料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写定通俗小说亦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4]这一说虽然出现在章先生的笔下，但却代表了一批海内外学者长期郁结在心中的疑虑，所以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其后，有附议，也有反诘，争论陆续延续十余年，逐步形成了学术界挺吴和疑吴否吴几种鲜明的观点[5]
质疑本身是学术研究合理而必需的选项，也是动力，正是在不断的质疑与应答中，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得到了长足进展数十年后回首审视，就本书的观点而言，许因有了新的文献证据，许因有了新的解读领悟，许因冷静地考虑了对方意见，目前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争议已逐渐平息，意见也逐渐趋向一致我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曾很直白的说: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争议，事实上在上世纪末的大讨论之后已经结束
对这个观点也许会有不同意见:在还冒出种种质疑的情况下，怎么能就此断言争议已经结束？我的回答是学界有同江湖相似的地方，有门派，有争议，有唯我独尊的欲望；但学界毕竟不同于江湖，江湖奉行强者通吃，血仇相报，不死不休，甚至死了也不休，做鬼也不放过的生存原则；而学界在纷争中还有一些公认的学理原则需要遵守，实证文献和学理逻辑都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因此，尽管围绕吴承恩的资料还有欠缺，然而有利于吴承恩的证据链正在不断加固，合理性日益显现，而相反至今没有出现具有实质性否定作用的证据，各种质疑在学理上仍然不能动摇原始著录的可靠性，继续重复那些已经被反复讨论过的所谓质疑已经没有意义
当然，持论双方互质的过程弥足珍贵，很多不同意见都起到了逆向反推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后研究方法的改善和学术规范的形成，仍有参考意义因此这一章里还需要从学术史的意义上，对疑吴否吴的各种意见加以介绍和评析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吴承恩的生平另有一章介绍，因此这里没有系统地申述认定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的理由，只是在应对质疑时予以强调；显然，当所有的质疑都被罗列并得到正确的解读之后，结论应该是明确的
先录挺吴和疑吴否吴的主要观点如下
作为挺吴的正方，鲁迅等认定吴承恩具有作者资格，主要依据于《淮安府志》的记载天启《淮安府志》卷一九艺文志·一著录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在卷一六人物志·二·近代文中还有一条相关著录，没有直接提到《西游记》，但说到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被认为是相关辅证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
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更多大致相同的辅证则在于清代以来一批淮籍学者的著录
进入现代以来，主要进展在于由于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的发现，研究者以之与《西游记》作文学全要素的对照，证明了这位老人家具备作为《西游记》作者的文学才华和心劲；由于吴承恩墓地的发现，研究者证实了吴承恩确实具有荆府纪善的职务；由于《荆藩家乘》的发现和在《西游记》文本中找到了他在荆王府生活的迹，吴承恩王府属员的身份和任职经历已无疑问；由于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方言调查，研究者们已经能够以科学的方言研究成果证实《西游记》诞生在江淮方言区，除吴承恩之外尚未发现同等条件的竞争者；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开，研究者们从《西游记》中发掘出了若干明代甚至是嘉靖朝社会生活的息，以排他性限定把作者固定在了只有吴承恩才具备的条件范围内
疑吴否吴主要也是围绕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展开以前述章培恒先生的文章为核心，归纳起来主要有几条
1．《淮安府志》在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注明这里的《西游记》多少卷多少回，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所以便有同名异书的可能，《西游记》未必就是通俗小说；
2．清初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中将吴承恩，《西游记》纳入舆地类，表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与小说《西游记》不是同一回事；
3.旧例方志一般不录通俗小说，这也间接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能不是通俗小说；
4．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但这杂记也不一定就是通俗小说，将通俗小说称为杂记少见
5.《西游记》出自王府确有可能，但王府应该是鲁王府者周王府
此外，还有吴承恩不懂道教修炼，所以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使用了某某方言，所以应当是某某地方人；天启《淮安府志》的‘西游记’可能是‘西湖记’之误等等在谁有资格成为作者候选人问题上，有李春芳、李清、唐太史、吴语区人、山西人、湖南人等等，甚至还有坚持道长说
（一）从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看作者之争的起因
在中国通俗小说中，不署作者姓名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在清中叶之前这个问题，除了各家文学史、小说史都会谈到的小说源于稗官野史残丛小语难登大雅之堂之类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求解
中国通俗小说的生成形态使然
中国小说的生成及形态比较复杂，早前文学史、小说史的描述往往给出一个概念，即小说沿袭了魏晋笔记唐人传奇宋代说话元代讲史明清章回和短篇话本的演进脉络但现在看来这是个有严重问题的描述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小说，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走向，文言的唐人传奇和使用白话讲述的宋代话本之间，基本上没有艺术的血缘关系这个问题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曾提出对中国小说分体研究也就是分列文言白话单独作为体系研究的想法，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看有关著述[6]，这里将有关白话小说的要点加以强调
白话小说的初步形成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更早一些，当时传统的俳优讲故事受到了佛教变文的极大影响，开始把佛教宣传中通俗故事边讲边演的形式用来演说世俗历史事件和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了最初的叫做说话的演艺形式和被称为唐话本的故事，如《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和《唐太宗入冥记》等等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较多地接受，在新的文学史中可以见到较为详细的叙述
到了宋代，说话这种演艺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首要原因在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没有可能蓄养家伎乐工，他们需要的是通俗的、方便的公共娱乐，这就促使一种被叫作勾栏瓦舍的市民娱乐场所的大量涌现，当时的京城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又说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东京梦华录》）瓦舍勾栏里有一大宗表演项目，就是说话，也就是讲故事艺人在瓦舍里有自己的勾栏，长期驻守，有的甚至是世代相传，还分出专门的以题材选择为特色的家数，如《西湖老人繁盛录》所记南宋杭州勾栏瓦市各种技艺表演情况云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小说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美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瓦舍产生了大量的口头故事这些故事以文字的形式积淀下来就是最初的话本小说当时最受欢迎的说话家数讲史和小说两家发展最快，到了元代，文字的话本故事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大致说来，讲史衍生出了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全相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小说的精华则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一类集子里它们就是明清以来的长篇章回和拟话本短篇的前身
在大众娱乐说话中形成的故事，通常都是由一言一语、丝丝缕缕的片断汇集而成，斩头去尾，移花接木是艺人惯用的手法，这和唐代文言传奇的作者清清楚楚记录在案的情况不同；其中贯穿的主旨，也并不代表作者的思想意识，而只能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至多算是一种比较时髦的社会思潮，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无法追究作者的这就是中国通俗小说生成时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其对作者的漠然也算得上根深蒂固了
中国社会结构的层次划分使然
有个我们熟悉的名词叫三教九流，大意指社会人群是分类分层的；在分类分层的基础上再延伸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都会自觉地者不由自主地为自己在社会层次中定位；定位不准者力所不及导致的飘移就是人生沉浮
中国社会的上层无疑是仕宦这是一种官本位的社会分层，进入仕途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最佳线路秦汉之前，进入仕宦的途径主要是血缘，贫寒子弟即使学识深厚也只能走到士的阶层；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带有选拔的意味，但在其中家世仍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之后，进化出科举选拔制度，至少在形式上保证了所有的人都能公平地选择自己的社会阶层，在理论上保证了所有的人都能有贫寒走向社会上层因此这个制度为社会所接受一直延伸到现代科举之路的实行，当然需要各种考核制度加以保证考核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就是通常说的四书五经；方法就是繁杂的科场考试，读书人必须经由童子试入学、府县学试、省级乡试、朝廷会考等一些列的考核，才能最终走上仕途，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
这种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无与伦比，极其深刻试图走入上流社会，必须首先成为一位读书人，然后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十年者更多，再然后通过上述的一系列考核，中了进士，才算走完途程一般来说，三十岁前中进士的，算是神童一级；四十岁前走完过程，算是才俊；五十、六十迟到的，也还值得祝贺，大量的所谓读书人要被各级考试滞留，然后在他滞留的层级里奋斗挣扎鉴于此，在科举制度实行的时代，通过考试就是关乎读书人命运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家族的最高层级的大事，凡于此无关者，皆不得登堂入室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为准则我们现在往往仰慕古代诗人、词人的才名，以为他们当年如何风光但其实我们接受的是经过过滤的历史在科举制度下，所有的才艺的张扬写诗、填词、工书、善画，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科举的成功成功后的才艺张扬会得到很多的赞扬和羡慕，而如果不能在科举上取得成功，那么才艺就是穷愁、落拓、放任、浪荡的代名词在《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身上，这个词就是为子弟戒因此，在没有完成科举的途程之前，一切的才艺都不会得到鼓励这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为标准何况在所有为人所不屑的才艺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看小说，写小说；又何况在小说中，文言小说似乎等价还要高一些，通俗的白话小说简直就是下九流的代名词
但是不能否认社会中有人天生才情，也不能否认文学的社会意义，因此总有人立志要用文学的手段反映社会、改造社会，在承受科举压力的同时却心有旁骛，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探索文学这件真的非常崇高的事业，比如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之流这些人对文学的挚爱不必怀疑来自天份，不可压抑，但他们当然也明白这会有多大的社会压力，因此一定会用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式回避匿名
这其实是当时社会环境下文学大师们面对矛盾和压力的无奈之举
二、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几种代表观点
在上达数十年经历几代人的争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林林总总，涉及的方面也是林林总总这里我们设定以谈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为主线，以各种反对的理由对其质证；如果所有反对的理由都不具备足够的合理性，从任何角度都不能动摇主线的地位，那么吴承恩就是可可靠的作者
道长说的长期影响与历史真相
世德堂本《西游记》诞生不久，市面上就有翻刻本出现，在明代最后的四五十年间，翻刻本大约有六七种之多，最著名的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这些我们在后面会有详述
清代初年，又一种《西游记》翻刻本面世这个翻刻本本身也属世德堂本系统，除了新增的唐僧出身即江流儿故事之外，文字没有重大区别比较新奇的是书名被作了全新的包装首先书名被改为《西游记证道书》，卷首有一篇元人虞集的《序》，称本书的作者为国初丘长春；又附录有《丘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卷末有简短的《跋》，介绍了本书的依据是一个被他们发现的大略堂西游古本这个版本的翻刻者署名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谵漪子，黄太鸿的跋文称
笑蒼子與澹漪子訂交有年，未嘗共事筆墨也單于維夏，始過蜩
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屬其評正
黄太鸿和汪象旭在所谓的笺评中提出的《西游记》仙佛同源，其中暗藏着道教金丹派修行的心法，故为证道等等，开启了《西游记》批评中的一大流派，对后来者影响很大但这个问题要留待以后介绍，现在重要的是辨明这个（丘长春）道长说的真伪
单纯就上述文字材料看，道长说似乎已经证据齐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首先，《玄奘取经事迹》和《丘长春真君传》均为文献过录，可以证明玄奘的历史身份和丘处机确实有《西游记》这本书；其次，所称大略堂西游古本，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明，但对其真实性也只能是怀疑，难以断然否定；再次，虞集《序》虽然在其本人的集子中没有踪迹，然而看上去也是元人口吻，文通字顺，没有明显的违碍但关键是，虽然丘处机确实与一本西游记有关，但那叫《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典型的地理游记，与唐僧取经毫无关联，因此说丘处机与通俗小说《西游记》有关，纯属故意混淆黑白是非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就明白大略堂西游古本和虞集的《序》均属伪造
丘处机作《西游记》是黄太鸿和汪象旭精心构建的一个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谎言，后来被称为道长说道长说的谎言断断续续影响了后世三百多年，几乎弄假成真一个最直接的现象就是，自《西游证道书》之后，清代几乎所有的《西游记》刻本不管是否接受证道的说辞都把作者署为长春真人丘处机
乾隆年间，读书仔细的纪晓岚似乎发现了问题，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中说
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这些怀疑应该说已经非常直观，历朝官制的变化都有据可查，宋金时人丘处机的书里不可能出现明代的官名更为较真的是另一位学者钱大昕，他怀疑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小说《西游记》系误植之后，特意跑到苏州玄妙观从《道藏》中找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结果费城清楚地证明了两者根本无关，在《潜研堂笔记》的卷二九中他记录了这件事清中期以后，与纪晓岚、钱大昕相呼应，陆续有淮籍学者如阮葵生《茶余客话》、丁晏《石亭纪事续编》等提到天启《淮安府志》以及记录了《西游记》的作者实为淮安人吴承恩然而这种文人间纯学术的意见，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无从谈起，因而市面上的《西游记》仍挂之于长春真人丘处机名下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鲁迅、胡适等着手研究《西游记》并提出吴承恩为作者一说，关于长春真人的道长说才渐行渐远但却没有绝迹，殆至今日，《西游记》研究中出于寡闻沿袭旧说者甚至有意含糊其辞拿长春真人说事者，都还时常可见
避免道长说影响复炽，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清楚丘道长及其《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来龙去脉
丘处机，宋金时人(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人如所周知，唐代以后，道教的颓势已成，北宋的灭亡，对道教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道教在北方基本上是土崩瓦解也就是在金人入主中原后不久，新道教在民间应运而生，代表人物就是因金庸《射雕英雄传》而家喻户晓的王重阳王重阳原名王喆，重阳子，陕西咸阳人少年时既习文又修武，后因文武二道均一事无成，于四十七岁时加入道教王重阳是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入道后他就以振兴道教为己任，苦苦思索如何走出一条变革道教的道路方法具体地说就是首先放弃与佛教的直接对抗，召三教合一；其次是减低道教传统的符箓、役鬼之术的中心地位，转而提出修道就是修心，强调清修、内修；再次就是转而学习佛教的教规教义和儒教的一些学说以完善自己，比如改变了道教一贯没有严格戒律的状况，要求道徒生活应简朴不可腐败等，一个新的具有较为完整教规教义的道教教派就此诞生了，王重阳称之为全真道后来王重阳带着他的全真道教义外出云游，在山东先后收了七个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孙不二、王处一、郝大通为弟子，称全真七子，全真道就此以山东为中心发展起来
王重阳死后，弟子们先后掌道，全真道的规模继续扩大丘处机掌道时，正值金元交替，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给丘处机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当时拥有大量道众的全真道，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山东金人的统治已经比较薄弱，他们非常希望借助这股力量稳定自己的统治；处于南方的宋人似乎想从这里得到北伐的后援内应；而北方的元人似乎也早已打好了南下的算盘，山东是其伸手可及的范围及南下必经之地，当然希望有全真道的配合因此，全真道事实上成了三股政治力量争夺的筹码，三方先后都派人联络丘处机，希望丘处机加入己方阵营丘处机看到了金廷的不稳和南宋的无所作为，找借口回绝了这两方面的邀请，并出于道教生存的考虑决定接受元太祖成吉思汗让他去要京城见面的征召，实际上是投奔了元人这就是邱处机西行的远背景，而对外的解释则是丘真人要去重复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命题化胡
金兴定四年（1220年）春，邱处机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带着他挑选的十八个弟子上路，前往当时成吉思汗所在的乃蛮行宫应招（在今内蒙古）由于有元人的军队护送，邱处机一行出了山东界直到燕京（今北京）都比较顺利但到了燕京才知道，成吉思汗已率领远征军继续向西开进，留言要丘处机跟进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去留之事由不得邱处机决定，于是丘处机一行1221年春上路继续西行，穿过蒙古大草原和沙漠，行程万里，最后终于在今阿富汗境内追上成吉思汗的大军1222年秋，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之事丘处机这次一反传统道教装神弄鬼的习惯，老老实实答以别无他术，唯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而已，并劝成吉思汗节欲养身以介眉寿；成吉思汗很是高兴，丘处机趁机又以敬天、爱民、止杀进言，希望成吉思汗能内固精神、外修阴德，体恤民间疾苦，保护黎民生命应该说，丘处机确实在履行他化胡的使命，而他带去的这一套实际上是儒家的治国要义，确实也让成吉思汗开了眼界，他当即为丘处机赐名神仙，表示神仙说的虽然都很难做到，但他一定尽力去做丘处机的随行弟子中，有一位叫李志常，对这次西行做了详细的记录，核心部份则是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主要以行程记录和丘处机诗歌的形式出现书成，冠名《长春真人西游记》我们现在一般都说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但其实真正的作者却是他的弟子李志常但《长春真人西游记》问世不久，佛道的矛盾开始激化，尤其是元人正式入主中原之后，对佛道两教的态度发生变化，道教受到了沉重打击，此书被冷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后来虽然被收进《道藏》，但流传似乎也不广泛，极少有人见到，这就给汪象旭和黄太鸿的编造留下了空间之所以说他们是故意作伪，并不在于他们两人见没见过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而是那篇冒名元人虞集的《序》，这篇《序》的伪造，可以证明汪、黄二人的别有用心
最后说一句，《长春真人西游记》虽然与唐僧取经无关，影响也不如《西游记》广泛，但这部书文字流畅，资料翔实，自有自己的价值，今天已被视为研究中亚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学界常将其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疑吴说的主要疑点及假说本质
我们把近百年来吴承恩的支持者称为挺吴派，把质疑称为疑吴否吴这样划分并无褒贬倾向，两者之间的争议是学术之辩，其所执的观点与证据都应该尊重对待；但基于学术的严和严谨，正误评判却是不可避免的
诗人王维有描绘早春的诗句云桃李虽未开，荑萼满芳枝，我想这可以借来形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目前研究状况我认为，总体上看，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尤其是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规模讨论，围绕《西游记》作者的主要质疑已经得到澄清，吴承恩具有作者身份的证据链已经形成，作品与时代与社会互通解读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可以预见，《西游记》作为神话魔幻文学的顶级样本，西游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吴承恩作为文学巨匠的绝代风标，都会在不久迎来二月阳春三月芳菲的好时光而疑吴说种种假想的成分太重假想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学术期待，可以依据合理的逻辑关系暂时补充证据链上的某些缺失环节；但如果依靠一系列假想构成证据链那就是危险的，假想的成分越多，偶然性越大，其说服力也就越差，就变成了臆想
我们依据学理，结合质疑来介绍上述判断的依据
质疑一《淮安府志》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一种同名异书，与百回本《西游记》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纯粹假想从证据完整的角度看，《淮安府志》的著录的确不够尽善尽美，所以同名异书在理论上有存在的可能但仅仅是在理论上存在，并不能构成实际的反驳
首先，要弄清是否属于异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出异书有关资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与百回本的纠缠，钱大昕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异书使两书互见，问题立即就解决了，现在对《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的疑义，也仍须如法炮制，法律上有个原则叫谁主张谁举证，在学术上也应该适用但疑吴者目前却还没有掌握任何一点《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为异书的证据,异书说显然是纯粹的假想
其次，要弄清是否属于异书，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出小说《西游记》的真正作者，这样也可以反证《淮安府志》的吴承恩《西游记》确实是异书而这点疑吴者同没有做到，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任何另一位被有效地提名作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候选人
再次，相吴承恩是《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并非仅仅是由于有吴承恩《西游记》这几个字从最广义的证据体系上说，把《西游记》安插在吴承恩的头上有时代的合理性和文学的必然性，如《西游记》自身所携带的许多息表明，它的诞生应当在在嘉靖之后、万历之前，而在这个时间段里，吴承恩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而且至今还是唯一的；又例如，《西游记》跻身名著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都绝非偶然，而就文学才华而言，迄今也没有人斗胆提出参加PK的人选而如果不在这些问题上提出证据，我想不出来怎么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淮安府志》的记录？此类论述参看有关章节
质疑二《淮安府志》的吴承恩《西游记》只是一条孤证，从学理上说，孤证不立
这是误解如前所述，在《淮安府志》的卷一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著录里，有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这样相应的描述，它和淮贤文目的吴承恩西游记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说明但这一点往往被选择性地忘掉其实是学术上不诚实的一种表现试问如果《西游记》不是通俗小说，那么吴承恩所擅长的谐剧是什么？他所著的、名震一时杂记又是什么？对一本地理游记的作者，府志用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来描述，不是故意和我们后人开玩笑、打哑谜吧？这是一个仔细想想就能明白的问题
即使把上述两处的著录算作一条，姑且承认属于孤证但孤证也还是相对的，
也是可以补救构建一条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开始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结束的证据链，正是吴著说努力的方向，且成效显著即
1.世德堂本陈元之的《序》的三个曰，提示了作者与王府有关，是证据链的一端；
2.文献关于吴承恩曾出任荆王府纪善官职的记载，和出土吴承恩刻有荆府纪善字样的棺头板，是证据链的另一端；
3.关于吴承恩曾经在湖北实际出任，并把荆王府作为背景写进《西游记》玉华国研究进展，则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
平心而论，吴著说者对于质疑非常认真，且选择了一条正确的研究方向即不断充实自己的证据，释疑解惑，目前《吴承恩集》《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传》等基础资料整理已经做完，上述证据链包括玉华国以荆王府为背景的考订和表述，我认为基本上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详情请见后叙
质疑三吴承恩《西游记》有可能是地理类著作，因为清初学者黄虞稷在其《千倾堂书目》中曾将吴承恩《西游记》列入舆地类这是异书说最拿得出手的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它倒确确实实是一个孤证迄今没有任何旁证辅证；而且它不仅孤，甚至其本身是否能够称得上证，也大有疑问《千倾堂书目》提到的舆地类的《西游记》，没有其它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辅佐，这是事实基于事实，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思路非常正常的逻辑推论即假定《千倾堂书目》所提到的《西游记》就是已被录入《淮安府志》的地理著作，且在清代黄虞稷还见到，那它不被淮安其他任何人提及显然不合情理要知道，淮安的阮葵生、吴玉搢、丁晏也都是著名学者，他们可都认为吴老先生的《西游记》是一本通俗小说，黄虞稷哪点比他们更可？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地理类的《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代表作品进入《淮安府志》，却没有被收入《射阳先生存稿》，显然更不合情理地理类的游记和通俗小说可不一样；而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既然是被记入府志地理游记，那记录的是往哪里的云游呢？吴承恩一生走南闯北，却只有一次往西走，就是去湖北蕲春的荆王府任职，而这恰恰有利于牵扯上他与三个曰的关系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个证据不过是黄虞稷的一个失误，是他的《千倾堂书目》转抄了《淮安府志》的吴承恩《西游记》这很合理，但他并没有见过此书，因此仅据书名便想当然地将其归入舆论类这虽然是猜想，但在情理上是说得通《淮安府志》属于官修，其修订的主要工作是增删补正，所涉及的条目是有限的，把吴承恩这样身份并不显赫的人补进去，一定有必要的原因者需要充分的理由，而且会字斟句酌；相反，黄虞稷编的是书目，《千顷堂书目》收录广泛，数量繁多，其可靠性差之《淮安府志》远矣黄虞稷想当然地将其列入地理类这种可能要大得多，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黄虞稷的这个孤证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推翻《淮安府志》
质疑四说旧例方志不录通俗小说，说杂记也不包括通俗小说
所谓旧例其实是虚幻的旧例有研究者举了清代的例子，说明官修志书不会以通俗小说入志但这只在概率范畴内有意义旧时鄙视小说的风气是有的，有可能出现修志时剔除通俗小说的情况，但所谓的旧例二字却不宜轻用，那只是后人的主观认为，并不是规定，甚至约定俗成都不是无须再举更多的例证，眼前即有前有阮葵生、丁晏、冒广生等，后有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这些记录和研究吴承恩生平事迹的人，他们都是著名学者，对旧例应该更通，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构成旧例的一部分比如吴玉搢、丁晏都是《山阳县志》的修撰者之一（山阳，明代淮安府的首县），吴玉搢的《山阳志遗》系搜罗新志剔除未收的内容而编成的他们都认为《淮安府志》中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所谓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就包括通俗小说《西游记》，对《淮安府志》的著录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今人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显然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用概率意义上的旧例作为否定吴承恩的证据
说杂记不能包括通俗小说显然也是臆测日本学者田中严等曾引出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小说的话题杂记不包括小说，似乎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也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话题，长期误导了研究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分小说为十流，八曰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叔敬《异》，此皆谓杂记也，这其中的杂记显然是包含了小说；再看清初褚人获《隋唐三国演义序》，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薄，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薄，又当有杂记之小帐薄此历代传志三国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这传志三国演义诸书显然就应该叫做杂记，此数语明明白白的把通俗小说都已包括在内，吴承恩的《西游记》被称笼而统之地称为杂记有何不妥
关于《淮安府志》为何录入通俗小说《西游记》，这里有一个也带有假定性的解释，姑作一说
《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生平收在人物志下单独的一个子目近代文里查现在可见的，时代在前的正德府志、万历府志，在后的乾隆府志、光绪府志，全部没有这个所谓的近代文，显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更奇怪，这个近代文只收录了两个人物，除吴承恩之外，还有一位是一个英敏博学，议论风生，当路每奇其才，但不耐举子业的郡诸生，大约也是吴承恩一路人物；他晚承本府辑神、光两朝《淮郡实录》，卒，也即是说，在修志前不久还以诸生身份在府衙服务，但不幸于近期过世将这两位归类在一起专设栏目，我认为有破例的意思
为什么要破例单列？就那位郡诸生而言，可能由于在府衙服务，有功劳苦劳就吴承恩而言，则是由于名震时因何有名？复善谐剧！谐剧，幽默滑稽的故事，当然就是所著杂记数种，当然就是唐僧取经的《西游记》地理游记不可能称为谐剧，也不可能名震时
那又是谁主导破例呢？不是说吴承恩没有署名吗，谁会知道当时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作者就是他老人家？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一句应当引起特别注意天启《淮安府志》的修撰开始于天启三年（1623），这时距吴承恩逝世四十三年，按说他的事迹仍有可能被遗忘然而，吴承恩钟爱的表外孙丘少司徒丘度却在万历四十三（1615）刚刚去世，丘度是吴承恩家族里血缘最近的男丁，其入仕得助于吴承恩的教诲，也得助于吴承恩的人脉，在吴承恩致仕后的万历初连捷乡试会试走入官场，最后在光禄寺卿位置上致仕作为哪一阶段淮安最为显赫的乡绅，丘度声望甚高，年岁也很高，去世时享年七十九岁；而在去世前二、三年，他还张罗重新刻印了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并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李维桢写了一篇序，因为丘度的身份影响而导致了破例之议，未必没有可能[7]
否吴说显示科学研究方式缺失
还有一些研究者直接否定吴承恩身为作者的可能，可以称为否吴派否吴的观点主要有几类
1.《西游记》讲的是心学，目的是证道，吴承恩不懂心学，不懂道术，因此不具备作《西游记》的资格
2.《西游记》使用的是吴方言（其它某某方言），因此生在江淮的吴承恩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
3.《西游记》里写到了本地的山名水境，因此其作者一定是本地人，为本地名人某某
4.《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可能是西湖记的笔误，因为在行书书写中二字的写法极为相似，且淮安曾经有过西湖
5.《西游记》的作者确为吴承恩，但是是我们本地的吴承恩，与淮安无关
否吴派的主要特点是比较霸道，不看学理，不讲证据，不容讨论否吴的理由也五花八门，简单多变，形同儿戏但其影响力，尤其是大众层面上、在一定地域里却不能忽视，有时甚至造成严重干扰
否吴派的本质是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的缺失大致说来有几点
第一、主观臆想，生拉硬扯，把不同范畴的事情扯在一起这类问题主要由一些地方本位的文史研究者造成出于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文旅产业的愿望，为了创造出有文化附加价值的新景点，就需要把《西游记》往本地的自然环境上套，而吴承恩便被认为是一大障碍如江苏连云港市以孙猴老家的概念把本地花果山打造成著名景点后，全国便产生了若干开发花果山的设想，山西晋南某地不仅声称发现了花果山，而且迅速在媒体上公布了建设包括数十个山头，几千亩果园的花果山规划又如某地声称找到了悟空修道处、猴兵操练场等等，因此要开发一个大型游乐场等等
其实花果山之类的开发计划值得鼓励，依附某些故事也未尝不可，但不一定要硬扯到学术研究的范畴里花果山、狮子山、猛虎岭之类都是普通地名，随便翻几本地方志就会发现触目皆是，无论如何扯不上作者问题何况治理好山山水水，就已经处处都是花果山，未必一定要证明吴承恩曾经亲临，我的花果山才能成立；者坚持说他老人家未涉本地山水，就一定不能是《西游记》的作者
第二、注意一点，不及其余，不考虑证据链的完整与否这主要是研究这缺乏学术规范意识和研究素养，不知道手头的材料要核实要查验，不知道去伪存真需要哪些条件，不知道材料有主次之分未必都起作用，也不知道所有的材料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误以为一点似是而非的证据者一条自认为新发现的材料就能奠定大局
如吴承恩曾任职荆府纪善的问题被证实之后，荆王府的所在地湖北蕲州便引起了注意，也产生了若干吴承恩在本地活动的故事；而有的研究者走得有点过，说《西游记》未必是吴承恩所作，本地的某某名人才是真正的作者人选，只有他才能熟悉王府的事务这位研究者的考证很热闹，似乎有理有据，但他忘记了根本的一条如果不是吴承恩连接起了《西游记》与荆王府与蕲州的关系，蕲州本地名人再多，与《西游记》何干！
这类否吴者中，以方言为证据的较多大体说来都是因在《西游记》中发现了一些本地使用的方言词，便立议说《西游记》吴承恩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方言研究，确实是寻找《西游记》作者的重要手段；但方言研究是科学，有自己的规则，不遵循规则，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故弄玄虚，怀揣私心，明知规则不允许却故意扭曲这类比较恶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般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但不能成立的目的，刻意编造理由，其性质如同造假
如称学术组织的某研究会的《宗旨》，劈头一句就是吴承恩绝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理由？没有！而真正原因是可以在其文章中看出来的《西游记》中有许多心猿意马婴儿诧女之类的道教内丹词语，本来算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但却往往附生出作者问题上的怪论，如清初黄太鸿之流为了证明《西游记》内丹词语，编造了一个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谎言，扯虎皮作大旗；时至今日，同样是为了证明内丹修炼说，有人便不惜造假，决心搬开吴承恩这块绊脚石因为吴承恩并非道教中人，无助于内丹修炼说的证成，必须走开
又如《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发表一篇《吴承恩曾当过河阴知县河南荥阳县发现吴承恩撰写的碑文》的文章，称新发现的《重修卢医庙记》碑吴承恩疑即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但作者还算是一位研究者，在指出写碑文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存在着姓名一致、活动年代一致、为官时期一致、官阶大小一致、个人爱好一致以及痛恨时弊、同情人民的思想致等共同点之后，也认为碑文吴承恩落款的前面所署的古桐乡平川不好落实，故而推测是否属当时山阳县吴承恩家乡的一个小地名后来欧阳健先生查明这实在是一个很巧的巧合，并在《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予以澄清，说康熙二十年的《河阴县志》，在卷之三职官·知县一项中有吴承恩传云吴承恩，字公赐，平川，桐城选贡这一条材料，解决了古桐乡平川这五个字的问题，古桐乡，即安庆府之桐城；平川乃吴承恩之，与地名无涉此事本来是学术问题，也已经清楚但某地在开发西游旅游项目时，却仍然拿这个同名吴承恩说事这就不是方法缺失而是品德欠佳的问题了
华阳洞天主人真实身份的探讨
与《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有数十位候选人的盛况不同，吴承恩尽管受到质疑，但《西游记》名下始终没有出现另一位被认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候选人提名当然是有的，如有人提名隆庆朝首辅李春芳，有人提名李春芳曾孙李清，有人提名一位生平不详的唐太史，但都不靠谱经不起学术严选如李春芳，二十几岁中举，三十几岁状元，六十多岁致仕，一辈子在翰林院和内阁任职，会去写神话小说？如李清，确实写过小说，《檮杌闲评》有不错的评价，但他万历三十年（1602）才出生；如唐太史，一闪而过，神龙见首尾，且也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值得一提的是对华阳洞天主人身份的探索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本明示的《西游记》的校订者，陈元之的《序》里称他是书坊主人唐光禄邀请来的好事者这六个字，因为刻印在《西游记》的卷首，还是引起很多遐想
华阳,古地名,即今江苏省句容市句容靠近南京，境内有茅山，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被列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山上有华阳洞，相传汉代茅氏兄弟曾在洞中修仙，后齐梁宰相陶弘景也曾隐居于此著书立说；且唐宋以来往来名人甚多，颇有名气因此对华阳洞天，一般不做别解，均默认指茅山山场对于这位与《西游记》有关的华阳洞天主人，曾经有两种意见
1.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书坊主人，是为《西游记》作序的秣陵陈元之，是与陈元之同类的书会先生，他们都有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此说的论证主要围绕旧时书坊的习惯和华阳这个地名世德堂书坊在南京，秣陵是南京的旧称，华阳洞距南京也不过数十公里；旧时书坊并不介意作者的真实息，随意找本市面上流行的传奇志怪为底本，随便找个圈子内的不第士子整理文字，随便弄个有点文气的名也就是了这一说似乎有点道理，书坊主人找人编书的事到万历年间已经普遍，甚至已经出现流水线式的编书方式但研究者原则上认为这位华阳洞天主人只可能是文字的整理者，《西游记》决非书会先生之类初通文墨者可以完成，书稿的真正完成者一定另有其人
2.华阳洞天主人可能是隆庆朝首辅李春芳，者他自己完成者他参与了吴承恩的创作理由是李春芳家在兴化但祖籍句容，在他自己和吴承恩之类文友的唱和中都提到过华阳字样；李春芳擅长青词，青词是道教的祭祀文书，与《西游记》有一定的关联；其他通俗小说上也有李春芳的署名，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即俗称的《海公大红袍》但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李春芳、吴承恩和他的文友虽然在唱和中提及华阳，但不过是一般代指，并没有尊重地用作字；李春芳和吴承恩的关系密切，甚至可能有相同的爱好，但以他的身份和经历，不可能有兴趣也不愿意触犯时忌去写《西游记》；大致同期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署名李春芳，但前有晋人字样，且说到来南京后才听说海瑞的事，这显然是另一位同名者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说法，即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此说早前曾有零星发挥，后来刘怀玉先生作了集中阐述他认为吴承恩诗文中确实多次提到华阳者茅山，表现出了对茅山的熟悉和喜爱，但并不局限于与李春芳的唱和，更多时候其实与隐居茅山的道教名人陶弘景有关陶弘景（456-536），南北朝时梁的宰相，后弃官在华阳洞著书立说，收徒传教，自华阳隐居；由于朝中有事便会放马来人请教，所以人又称山中宰相吴承恩对华阳、茅山、陶隐居的津津乐道，反映了他对陶弘景的认同，尤其是居茅斋，听松风，既自我修身，又以著书的形式成为一名干预尘世的野史氏，大概他认为，华阳陶隐居与他自己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他大讲华阳洞，与其说是称道别人，倒不如说反映了他自己内心的羡慕与追求因此我认为这些事实说明吴承恩追慕过陶弘景，并曾自为‘华阳洞天主人’[8]当然，这一说也还缺乏实证
周王府说鲁王府说形同捕风
尽管以上说到的三个曰经常会被一些质疑这者选择性遗忘，但它的实际意义却不会消失，因此围绕王府这个概念和相关资料，又衍生出《西游记》出自周王府、鲁王府的观点，学界一般称为周王府说，称与其有关的《西游记》为周邸本；鲁王府说，称与其有关的《西游记》为鲁府本
周邸、鲁府，都是明代的王府明代各朝太子确立，其余各皇子也就要分封王位；新皇就位，成年的各王也要相继就藩老王要继承，新王会不断增加，所以明朝的王府很多周邸也就是周王府，封地在大梁，即今开封，因为资料中用了别称周邸，因而论述中沿用如旧；鲁府封地在山东兖州二者与吴承恩曾任纪善的荆府大致上都是相同规格，在《明史》中可查到其详细沿革
所谓的周邸本、鲁府本，指的是有关资料中提到的《西游记》与这两个王府有点牵连
先交代一点背景明代自永乐之后的藩王生活优裕，但不得过问政治，于是有些风雅的藩王喜看书，喜印书，其版本称藩府本由于藩王有富裕的资金，他们刻印书的用料、刻工都十分考究，代表了当时当地的较高水准在藩府本中，有不少古代特有的书，如医学、棋书、音乐书、茶谱、花卉、法贴等，这些版本都很珍贵，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有人甚至直接说明代刻本当中，刻印最好，校勘精当的，应属各地藩府刻本而藩府本数量也很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超过500种一本《古今书刻》上编著录的书目中，就有淮府、益府、楚府、吉府、辽府、汝府、赵府、德府、鲁府、代府、秦府、韩府、庆府、蜀府等等，其中虽然仅有鲁府而未列周府，但据其他资料，周府也曾经刻书数种
关于鲁府本的《西游记》，唯一一见于《古今书刻》上编山东部分鲁府栏，著录有《西游记》一书《古今书刻》，明人周弘祖编周弘祖，湖北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卿，后被罢官，卒年不详，应在万历中期《明史》有传《古今书刻》上编著录有京师和各地官、私所刻书目2497种，下编则著录全国各地碑刻、石雕、扁刻和崖刻等目录908则，是一种重要的目录书籍,至今仍有价值，所以建国后曾经重印，其所记应属可
所谓周邸本的资料也是一见，即见于明人盛于斯《休庵影语》中的《西游记》误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
盛于斯，安徽南陵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崇祯十二年（1639），《休庵影语》是他的笔记类文字的结集以上《西游记》误已被收入各本《西游记资料汇编》，易见
暂且不论以上资料里的《西游记》是什么名目的图书，至少王府《西游记》的关键词已经与陈元之《西游记序》所谓的出今天潢何侯王说产生了遥相呼应的效果，留出了一片想象的空间发表过《西游记》出自周王府、鲁王府类似意见的有黄永年先生、程毅中、徐朔方先生等德高望重的大腕但很可惜，我认为这两种王府本都有捕风捉影之嫌
周邸本、鲁府本两者其实是不同的问题
鲁王府刻过《西游记》虽然可以当真，但这部《西游记》是何性质却值得考较，《古今书刻》对此没有任何说明，仅只西游记三字对《西游记》版本极为的吴圣昔先生有一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鲁王府刻过的《西游记》其实应当是我们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9]我在《西游记的诞生》中也补充过一些意见，大要是鲁府的刻书如《抱朴子》《蓬莱图》等多与道教有关，嘉靖朝佞道是大气氛，丘处机又是山东人，刻印《长春真人西游记》算得上得风顺水，但如果刻印对道教相当不恭的小说《西游记》，则有点不合时宜，这对王府来说并非小事
盛于斯《休庵影语》中说到的《西游记》倒的确是小说，而且具体分析起来，还与现在的《西游记》有所不同
其一、据周如山说，这个本子的底本出于开封的周邸，后授梓；
其二、底本总回目原为九十九回，后补出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一回；
其三、后补出的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一回，相应于今《西游记》第64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 内容类似，但文字稍有不同
其四、末回回目为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与今本《西游记》第100回回目文字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不同
这四点体现出的差距是明显的，在版本研究上无疑有它的意义但是将周邸抄本及其授梓本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版本研究的大前提来推断其它论题，还要慎重，因为盛于斯所说的这些内容并不能确定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其一、盛于斯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他写《西游记》误的时间大约应在1630年至1639年之间，这时《西游记》取经故事已经是世德堂百回本的一统天下:《天启淮安府志》已经将吴承恩《西游记》正式记载；阮葵生《茶余客话》说是书明季始大行；而以世德堂本为蓝本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已经流行说这些的意思是，在百回本万历二十年（1592）刻印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其它的《西游记》版本，那些没有修成正果的野狐禅的《西游记》都被世德堂精美的百回本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据世德堂翻印的本子，前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后有清前期的《西游证道书》就在盛于斯同书《西游记》误的同一条里，就有文字
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名，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又若《四眼书》、《四书评》、批点《西游》、《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叶文通笔也
这也就是说，盛于斯后来读到的《西游记》无疑就是百回本李评本，而他说到的有所不同的《西游记》只能是对幼时读书的回忆，所谓青风岭木棉庵很可能就是记忆之误
其二、盛于斯读到另类《西游记》的幼时，应该是在万历后期，约公元1615年左右后十余年见到周如山，时间约在1629年后，盛于斯时在金陵；而吴圣昔先生文中引王重民提到周如山可能是江南人在金陵开过书坊，从时间上、地点上说两者是吻合的当时已是世德堂本刻印的四十多年之后，周如山多大年龄？参与过此事？陈元之都没说清世德堂底本的来龙去脉，周如山还能记得世德堂的底本出自何处？因此我认为，盛于斯1615年左右读到一种另类的出自周邸的《西游记》的可能性并不大，很可能是误记
其三、所谓的九十九回，不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说，以我们今天的常识判断有点匪夷所思，今天流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似乎还没有见到九十九回的，这也让人顿生怀疑我在第一次读到盛于斯的见解时，对他关于《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为后人之伪笔的判断深有同感盛于斯没有说出他的理由，我可以补充一些首先，《西游记》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占了二、三回的篇目，在一回里完完整整交待清楚的不多；其次，《西游记》故事大部分都有打斗，妖精都是青面獠牙，但这一回里的妖精文雅的多，居然和唐僧一递一句的对起诗来，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调实在是仅见；其三，在这一回里，诗歌不仅多，长长短短近二十首，远远超出其他各回；而且有许多文乎文乎的诗，如果与吴承恩的诗文对照起来看，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对应，绝非市井勾栏里的说书人所能及，也不是大众所爱读的东西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赵景深先生早年即发现这一段故事的原型是唐人牛僧孺《玄怪录》里的元无有一篇，而《玄怪录》是吴承恩在《禹鼎志序》里明明白白说到的最喜爱的志怪之一我的判断是这一篇一定是吴承恩的创作手笔，一定是吴承恩在世德堂本中加上的这样问题又出现了，假如前面已经有了九十九回的出自周邸的底本，那意味着世德堂仅仅就加了这么一回，这也有点让人不可置，能说通吗？
在说了上面这些互相之间有些矛盾的问题之后，我的意见是，《西游记》误带来的息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以这样的资料一个孤证，且仅仅是一个口述回忆的记录作为百回本作者和版本研究的前提，至少在目前是不合适的
三、作者争议中方言研究的失误与价值
在有关《西游记》作者的讨论中，使用方言证据是一个突出现象殆因《西游记》使用的是比较纯正的白话，这种白话虽然已经转化为书面语言，但其中带有方言特征在所难免，这就是方言和方言研究能够成为大家都很看重的《西游记》作者研究中重要证据的基础
首先注意到《西游记》中方言色彩的是《西游证道书》的刻印者之一清初的黄太鸿，他在《跋》中说篇中多金陵方言所谓金陵方言属于江淮方言中的一个细分淮扬土语，在江淮方言区内没有第二位作者候选人的情况下，与淮安方言可以视为等同接下来发声的则是清代的淮籍学者乾隆年间，吴玉搢在《山阳志遗》卷四中说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之手无疑同在乾隆年间，阮葵生在《茶余客话》卷二十一中则说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到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淮安籍经学家丁晏在《石亭记事续编一》中再次提到记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近代之前谈到这一问题的区域外学者不多，但也赞成淮上方言说，如焦循在《剧说》中复述了阮葵生的原话；陆以湉在《冷庐杂识》说到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证俗传之讹
以方言疑吴的代表应该是章培恒先生他曾在前述文中列举十条例证试图证明《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方言区人此后更有各方研究者、爱好者乐于采撷《西游记》中的方言词，以证明其中的淮安方言并不典型，作者应是山西人、湖南人、山东人、江南人等等
其中，失误和价值并存
需要澄清对方言与方言研究的误解
误解1《西游记》中淮安方言并不典型这个结论恐怕是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黄秋校本得出的这个校本非常流行，多数读者使用的都是它，其中明确标注的淮安方言确实不多我们想说的是，黄秋先生出生于北方，也并不是语言学家，因此这个校本中对淮安方言的认定从宽、从略，甚至有点含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依据方言来做出某些结论时，这个校本是不能使用的读者如果能找到本书采用的人民出版社2013版《西游记整理校注本》，看李洪甫先生的方言解释，就会感觉到大大的不同
误解2《西游记》中有很多吴方言这个观点来自章培恒先生这里且不说章先生意见正确与否，单说吴承恩口中出现吴方言词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首先，淮安方言属于江淮次方言，本来就有北方方言向吴方言过渡的性质，大量方言词汇都是南北共有的其次，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曾从江南苏州大规模地向江淮间包括淮安府移民，淮安的很多家族至今仍称来自苏州，如吴承恩发小沈坤就是来自苏州阊门的淮安望族其三，淮安是典型的南北交通枢纽，财货相通，语言习俗也有频繁的交流，吴家经营花边彩带，与江南商人有长期接触其四，吴承恩本人曾频繁往来于大江南北，和江南名士文征明、徐中行、何良俊等均有密切往来，还有过浙江长兴任职的经历，言谈中出现一些吴方言词，应属正常
误解3我非淮安人，但我也能读懂《西游记》，可见方言不能作为判断作者的证据、方言判断作者并不可靠看到这样的议论，我便会有感慨油然而生方言研究太容易被人误解了有些爱好者包括一部分学者置方言学基本的研究要素于一边不顾，口开河地认为找几个方言词加以解释就是方言研究，有几个我懂的方言词它就是我本地方言，然后就以这种错误否认方言系统和方言研究的意义要知道，大家使用的都是汉语，绝大多数词汇在书面状态下都能沟通自属必然，方言词能否被读懂，与方言系统是否存在不是一回事，只是可能由于我们经历了较多的文化交流，对有些适用范围较广的方言词能够理解；也可能由于恰恰这个方言词是我们所共有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方言系统的存在《海上花列传》我们大概地也能读懂它，但它是典型的吴语小说绝无差错
另外方言研究绝非读懂几个方言词那么简单，方言系统的成立，至少要具有几个条件方言的音韵特征、方言词的独有义项和方言词的数量若能从这几点出发，判定作者的生活地域就是非常可靠的，有强烈的指向性，所谓不可靠云云，实在是对方言研究的的科学性缺乏
误解4小说不是声音记录器，几个书面上的方言词没有意义这是大错特错的一个观点，完全忽视了音韵学的科学性每一种方音都有它音韵学上的特征，在变成文字者发生都会有反映如《西游记》里有大量的押入声韵的韵语，可以毫无疑问的肯定作者不会是北方人又如《西游记》有首诗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难成恨恶缘道在圣传修在己，善由人积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贪欲，顿开性本来原无爱无思自清净，管教解脱得超然最后一句的然字，用北方话系统看是不押韵的，但如果将然（ran）按照江淮方言的读音读为yan（读如严，半擦音）试试，一切障碍都消失了将r转换为y正是江淮方言的特征之一
引一段最典型的误解[10]
生活在淮安的人读了《西游记》小说,便发现了其中的淮安方言;但生活
在其他地方的人,在读小说的时候也同样会发现,小说的方言属于他们自己
的方言系统章培恒先生发现了《西游记》所使用的是吴语方言系统,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授杨秉祺先生也发现了小说中的方言属于山西晋南
者内蒙西部系统这是因为他们都从自己的母语中,找到了小说语言的对
应吴玉晋、丁晏等人说小说中多用的是淮安方言,正是因为他们也从自己
的母语中找到了一种语言的对应我们是山西晋南人,在读《西游记》的时
候,也发现小说采用了我们晋南的方言系统而且我们也能够用晋南的方言
词汇系统,来解决那些淮安方言词汇系统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正因为这些对方言学堪称无知的所谓论证，一度把方言学研究搞得恶臭如鲍鱼之肆
方言科学对作者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的方言研究至少需要涉及几个方面方言区的划分、方言词独有义项和数量、方言的音韵特征和归纳确定，这些方面的科学结论，在作者研究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结合《西游记》方言研究的实际，加以简要介绍
1.方言区的划分
中国的方言大致分为几个方言大区，原则上是淮河流域以北，称为北方方言
区；长江之南的苏南、浙江一带称为吴方言区这两个大区的方言特征非常明显，夹在这两大方言区之间的江苏北部、安徽中南部即通称的江淮之间，是北方方言向吴语过渡的一个分支，在方言学上叫作江淮次方言者叫江淮话，古称下江官话
江淮方言包括江苏北部的大部地区、长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安徽东南部地区，包括江苏的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南京，安徽的滁州、马鞍山等市县其中受南方吴方言影响较多的又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南区，受北方话影响较多的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北区；江淮次方言北区通常指就是扬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几个市的地区江淮次方言北区再细分下去，又分为淮扬、盐阜、淮海几个土语，土语方面的差别似乎很难区别，但差别还是存在的是1960年代基于江苏省组织各高等院校语言学家进行的大规模方言实地考察形成的的江淮方言分布图，根据196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绘制
对江淮方言的正确认识应是我们讨论《西游记》方言问题的基点《西游记》的作者必然产生于这个区域之内而另外也要说的是，对于在这个区域里出现其他的候选人，方言研究对确定他们的唯一性无效也就是说，假如有第二位具备其他条件的候选人，那在他们中间确定身份的唯一，只能靠其它资料
2.方言词的采选
采撷一些所谓的方言词非常容易，但选出真正的方言词却很难这里要考虑质和量的问题
质，指的是确定性，最直观的标准不是你懂我也懂者我懂你也懂而是我懂你不懂，只有我懂你不懂的，才是真正的方言词，才可以作为证据找这样的方言词的办法，就是实地田野调查，一片一片地走访野老，然后绘出这个方言使用范围的等语线等语线是语言学上的术语，它采用在方言地图上将具有某种具有同一方言特征的地点联结成线的方式，来表示某种方言特征的分布范围如果某人使用的若干方言词的等语线在某地交叉，那这个人就应该是相应地方的人举例
（1）二十六回你却要好生伏恃我师父衣服穰了，与他浆洗浆洗穰，软旧时穿衣服要上浆，使之硬挺，穿的时间长了，软了皱了，就意味着要浆洗了这个意思在淮安以南的淮扬土语中使用较多，与以上引文文意相符但在淮安以北淮海土语区的涟水县等，禳已引申为累了吃不消的意思可见禳的等语线北端在淮安
（2）六回二郎见了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搛，搛，江淮方言南部的淮扬土语称用细长的东西夹物体为搛，如用筷子搛菜；但在淮安以北数十里淮海土语区的淮阴区、涟水县，同样的意思均已用叨来表达了显然，搛的等语线北端在淮安
（3）十四回三藏闻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太保啊，我与你上山走一遭’央、请求的意思今淮安市区出现频率很高但自淮安始，以东以南的盐阜土语区、淮扬土语区逐渐少用，故其等语线的东端、南端应在淮安
（4）六十六回抓肠蒯腹 蒯，抓、挠、骚，在淮安以北淮海土语区的沭阳县、涟水县一带使用较多，淮安以南的淮扬土语区减少其等语线南端在淮安
（5）七十二回一个个汗流粉腻透衣裳，兴懒惰疏方叫海海，意为某事结束，完结这个词在市区的淮阴区、淮海土语区的沭阳县等地是常用口语之一，而在淮安市区以南、以东的淮扬土语区、盐阜土语区则逐渐减少它的等语线南端、东端在淮安
我们将这几条等语线再绘制成一张图，结论就几乎一目了然了能同时使用这几个方言词的人，其母语非淮安话莫属做这样的工作非常不易，希望读者不会轻忽以上我们寻找到的几个词例
这里再补充一条连云港市李洪甫先生在校注《西游记》发现的一个词例，作为本书的新证
例六回等待片刻，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庄，毛片不清；似鹭鸶，顶上无缨；似老鹳，腿又不红其中青庄是一个方言词，指近日所谓的苍鹭天翁，当年这个词的流行范围有多大不太清楚，但现在只在淮海地区才可以听到黄秋注人民版第一版《西游记》，即由于不懂而将其改为青鹞，但其实青庄河青鹞式两种不同的鸟
量，这是说方言色彩的判断，需要一定数量的方言词支撑，量的积累是质的构成因素鉴别方言词的工作已有不少研究者做了，其中还有几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如刘怀玉、王毅等诸位，均有著作面世，找出江淮次方言词已逾百千条且都可以在淮安的日常口语中找到例证，不仅常见且无法替换，如捏脓(糊弄人)、没头蹲(全身投入水中)、刺闹(痒)、迄迸迸’(咬的声音响亮清脆)、滑古几的(滑溜抓不住)、穿换(调换)、二滴水门楼(淮安明清的一种建筑风格第一次全国《酉游记》学术讨论会召开时，曾有人多方寻找这种建筑，最后恰是在淮安河下找到的)、回了性(醒悟)等，避繁不一一引出其它方言区域许能够占有其中一部分，但绝不可能占有全部这就印证了清代学者所谓他方人读之不尽然的说法而吴方言词不仅在书中出现甚少，且最常用的一些基本词汇如表人称的阿拉、我伲(我)、侬(你)；表时间的旧年(去年)、开年(明年)、今朝(今天)、明朝(明天)、辰光(时间)；表亲属的爹爹(父亲)等都没有出现，因此再提吴语说应当慎重
3.音韵特征的确认
关于下江官话的音韵特点，古代虽然没有科学化的归纳，但有共识在现代
汉语里，则可以简略的用归纳表示
（1）z、c、s 与 zh、ch、sh 不分，大部分只有 z、c、s而没有 zh、ch、sh；
（2）n、l不分，有的只有n没有l，有的只有l没有n，大部分情况两者混用；
（3）有些地方没有r，用y代替，如容、荣念为yong，有时进入入声；
（4）大量使用入声，押入声韵的诗词一旦出现，就可证明其绝不可能是北方人
这些都有十分明确的意义我们读《西游记》里诗词韵语，有些必须用入声朗读，有些按照北方话的声韵发声可能会觉得很别扭，但如果改用江淮方言发声特征去朗读，便会有另一种通畅的效果除以上已经说到的九十三回大丹不漏试之外，还可以举例如下
头上盔缨光焰焰，腰间带束彩霞鲜
身穿铠甲龙鳞砌，上罩红袍烈火然
圆眼睁开光掣电，钢须飘起乱飞烟
七星宝剑轻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
行似流云离海岳，声如霹雳震山川
威风凛凛欺天将，怒帅群妖出洞前（三十五回）
其中的然（燃）字，在近古北方话和今天的普通话中，其声母为r，韵母为an,并不与其它韵脚字同在ianuan韵部，所以是不押韵的但如果按照江淮方言的读音规则将然的声母替换成y，这个字读如严，那一切障碍都消失了然，读如严（半擦音），正式江淮方言的典型音韵特征
颜景常对《西游记》方言韵的归类
语言学家颜景常先生注意到《西游记》不仅叙述语言使用的是方言，而且罕见的在大量的韵文中也押了方言韵，这为确认它的作者提供了方便[11]
《西游记》诗歌押的正是方言韵，不仅古体诗、词、赋是方言韵；近体
诗也是方言韵这是一份极宝贵的资料，它保存着元明时代某个时期某个
方言的韵类系统，研究一下这个韵类系统，可以取得关于作者籍贯的内证
有助于解决作者问题
颜先生对《西游记》韵语的数百个韵组进行了统计，并与元、明以来的中原音韵比照，归纳出了《西游记》的语言学特征除了大量的入声之外，他发现
《西游记》里没有支思，车遮两部，它只有十七个舒声韵部，支思和齐微不分，车遮和家麻不分从平水韵发展到《中原音韵》，入声韵消失，从支韵中分化出支思；从麻韵中分化出车遮从《中原音韵》到现代的北方话，这三个变化都没有走回头路《西游记》韵类有入声，没有支思和车遮，如果说它是明代北方话，那就是这三个变化同时走了回头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
结论非常明确，《西游记》决不可能属于北方话
其次，颜先生以《西游记》与几乎同期流行、但属吴方言的《醒世恒言》相比较，指出
《西游记》押上声韵的诗歌至少有《醒世恒言》的两倍，入韵字在三倍以上，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全浊声母上声字，这些字都押去声韵，吴语区方言上述三个特点在《西游记》里无所发现
结论也很明确我们只能说《西游记》不是吴语作品，不是吴语区作家写的
最后，颜先生认为用北方话和吴语解释不了的现象，用淮海话可以迎刃而解我们的结论是《西游记》韵类属于淮海话从音韵学的角度上看《西游记》作者应是淮安人吴承恩这在确定《西游记》的方言韵类性质方面，应该说已经做到了铁证无疑的程度
当然，如果严谨些，可以加上一句如果在江淮方言区内出现另一位作者候选人，上述结论对他有同样意义可惜现在这么个人物还没有出现
四、综合评判才是确认作者身份的正途
前面多次提到了学理，所谓学理，既不虚无也不缥缈，无非是孤证不立、主辅契合、实证优先等等寻常都要遵守的原则，但做到很不容易总的说来，1980年代以来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争论非常有益，我个人敢于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就是因为借助于争论对手的意见，已经把可疑的问题都环视了一遍，也以此为动力寻找到了许多新的史料但时至今日，有些质疑则有断章取义、自说自话之嫌，援引资料往往出现选择性的遗忘疑吴的古代学者黄虞稷的话被记住了，现代大学者章先生的话也被记住了，但对《淮安府志》的两段话却坚持只读一段，陈元之的三个曰则视而，刘修业、苏兴、谢巍等一众吴著说学者的努力似乎都不存在；更有些质疑随意臆测，不讲证据，有的甚至吴承恩是何许人都不知道，吴承恩的诗文都没读过，就敢断言吴老先生肯定不是《西游记》的作者，这就把娱乐圈里八卦风气带进了学术讨论，吸引眼球成了目的，标新立异成了手段，似乎质疑才显出学者专家的风范我从李天飞校注中华书局版《西游记》的《前言》里转引几个例子
第一，有质疑者认为，《西游记》中妇女发髻和物品价格反映的是嘉靖前期的状况，当时吴承恩还年轻，因此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这简直是把千万种可能都圈成了铁定唯一，以明代社会生活进化的速度，时尚和价格的变化能精确到区隔二三十年的程度吗？嘉靖前期妇女的发髻到后期就绝迹了吗？即使是，又怎能证明吴承恩头脑里就不会冒出老旧的印象，难道民国妇女以旗袍为时尚特征那穿旗袍的就一定是民国妇女？
第二，有学者考证，《西游记》中未必有那么多淮方言这位学者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看得出他的这句话本身不合学理逻辑混乱只要有淮安方言，还在乎多少吗？
有了这些质疑，看起来似乎热闹，但绝不是学术研究之福，也不可能恒久永流传
回归到我对于作者研究的个人意见我认为，在文献证据先天不足，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确认作者身份需要有多重组合条件的匹配也就是应该包括作品与作者两者间可能发生联系的所有方面，就《西游记》而言，综合评判的范畴内应该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人生道义、语言风格；影响作品主题和内蕴形成的社会、文化、宗教倾向、历史背景；渗透着现实生活元素的故事来源和情节等等，即使没有直接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只要上述各方面的指向趋同形成对作者身份的明确判断
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容忽视
先说《西游记》文本的硬性规定当《西游记》的作者还普遍被认为是长春真人丘处机时，纪昀从中找出了明代才有的典章制度锦衣卫、司礼监、大学士、翰林院等等，于是断然声明为明人依托无疑《西游记》中带有时代印记的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比丘国出现的谨身殿，这也是历史规定我们现在知道谨身殿有两处，一是明朝紫禁城的三大殿之一，建于明初永乐年间，毁于嘉靖三十六年火灾，几年后来重修改叫建极殿，清代又改称保和殿一直到如今，很显然，谨身殿是明代独有的一个名词，而且在嘉靖之后也就不用了，这无形中已经规定作者必然是经历过嘉靖朝的人；另一个谨身殿（宫）在湖北蕲春的荆王府，是荆王府的主宫之一，这就与吴承恩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西游记》里的这个名称更可能直接就来自王府
如果说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还有孤证之嫌，还不能完美地确认作者，那我们可以利用吴承恩的人生经历打造第二条证据链
前面述及，世德堂最初刻印《西游记》时，曾邀陈元之写了一篇《序》，其中说到了三个曰，隐约提示作者与当时的某个王府有关这很重要，是整个证据链下桩立柱的第一环；吴承恩确实有荆府纪善的任命，也就是在荆王府担任纪善这个八品官职，这见诸文献，1980年代淮安县政府也已经调查到吴承恩的墓地，找出了他写有荆府纪善字样的半截棺头版，其中传奇的过程曾被多次引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是强调这已经没有疑问，它是证据链另一端的环节但它与第一个环节之间还缺少一个连接，变成问题就是吴承恩他到任了吗？过去曾经认为他仅获得了这一名誉补偿但并未实际任职，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吴承恩确实到了湖北荆王府，做了具有清客意味和八公之徒一般的纪善，并且把荆王府写进了《西游记》这就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
如何证实？拙著《西游记的诞生》列举了对吴承恩若干诗文的考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这里仅介绍关于荆王府和玉华国的问题，也就是指实吴承恩把自己的经历写进《西游记》的问题
请读者先回忆一下《西游记》唐僧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有四十一个故事，其中有大约十个发生在人间国度除了一个没有妖魔的女儿国，有妖魔的那些人间国度，国王非昏即庸，只有一个贤明，那就是玉华国国王玉华国的故事发生在《西游记》的八十八至九十回，说唐僧师徒路过此地，此地国王甚有贤名，对唐僧师徒也甚为礼敬该国有三个小王子，愿意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为师学艺因为悟空等三人的兵器太重，不适宜凡夫俗子使用，于是国王就请了工匠减轻分量照样打造，但金箍棒的光芒惊动了附近山中的妖魔，于是一窝狮子精偷走了兵器，引来一场大战为什么说这玉华国就是吴承恩眼里的荆王府呢？
首先，看玉华王的身份《西游记》说玉华王为皇室宗裔，封在此地玉华县称玉华州为王，自称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西游记》的所有国王中，只有这位玉华王既不昏也不恶，是个尊师重教的好王荆王的身份在《明史》里可以查到，他们最初封在江西南昌，后来迁至湖北蕲州，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的隆庆初年时，其在蕲州恰是五代；这位荆王恰也有贤名在外，恰巧也有三位小王子，这在《明史》里都有记载
其次，看玉华国的名称和地位这玉华国虽然称国，但却是个封国，即诸侯国，所以《西游记》里一会儿称它是州，一会又称它是县这荆王府是个封国毫无疑问，它所在的蕲州，在明代恰也是一会儿称州，一会儿称县荆王府里有七座宫殿，其中主殿一座叫玉华殿，一座叫谨身宫前已说过，在比丘国出现，这在荆王府的一份资料《荆藩家乘》里有记载，这一条实际上已经不能有任何其它解释了
再次，看玉华王府的大门《西游记》说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王府配置，《明史》是这样说的，《蕲州志》卷四荆封是这么说的，《荆藩家乘》说到荆王府官员的实际配置时，也是这么说的，与《西游记》的描述连顺序都一样王府并非各地都有，王府的制度也并非常识试想，如果没有王府的任职经历，能有如此精确的描述吗？
第四，看吴承恩的地位《西游记》说玉华王府有三位小王子，因仰慕而拜孙悟空兄弟为师，而荆王府恰也有三个小王子更巧的是，玉华国三个小王子拜唐僧师徒为师，而荆王府的三个小王子恰恰吴承恩名义上的学生《明史》说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不管纪善是否能实际管教，但纪善的身份就是这些王子的老师，显然，玉华国三个小王子拜师学艺的情节也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吴承恩在荆王府过了几年比较淡定的日子利用这段水波不兴的人生时光，吴承恩抚平了在仕途上深深刺伤的心灵，也趁势完成了自己一生的最大心愿说实在的，今天回头看他的人生旅程，完成《西游记》的愿望可能在他的青壮年已经孕育，但科举的压力和仕途的颠簸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特别是总不能给他一种安宁的心境，以致他自己都已经不再奢望现在他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多年前的意愿做一个野史氏，写一部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的书当年是《禹鼎志》，今天是《西游记》
王府的生活本来就很清闲，由于有王爷的支持，吴承恩整理唐僧取经故事的进展很快到隆庆四年（1570年），吴承恩侍奉的第五代荆王去世，荆王府改朝换代，吴承恩在王府已经有了两个多年头，算来已经完成一任了，按照王爷授意写的《西游记》也已经完成，于是他老人家整理行装，打道回府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写《西游记》这样的小说，在旧时代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不会有任何收益，这点吴承恩很清楚，所以他没有想到把书稿带回去，王爷曾经答应要刻印这本书，喜欢就让他去弄吧但不知何故，也许王府发生了什么变故，吴承恩直到逝世（1580年），整整十年都没有等来《西游记》已经刻印的消息，再十年后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这部有一百回篇幅的《西游记》才在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面世
旧时工匠逢有得意之作，总会郑重其事的留下题款碰到不适宜留款的东西，也会设法在隐蔽处留一点自己的印记，比如在画卷的山水枝叶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在陶瓷器具的里壁敲一个印章，这都很容易理解，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忍不住弄了点迹他把荆王府写进了《西游记》，他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在《西游记》中为旧日东家恩主荆王府留一个千古贤名
作者的文学素养不容忽视
对于读者来说，《西游记》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乃是由于其主题的深邃、人物的精彩、情节的丰富、语言的特色等等而跻身名著行列很自然，其作者必须全方位地具备完成这些创造的文学素养如果说，早期的取经故事经过了贩夫走卒之手，则完全正确；但如果说最后定本的世德堂《西游记》同样由贩夫走卒完成，可能吗？
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谁能写得了《西游记》？
其实《西游记》的文本已经提供了若干硬性的规定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吴承恩之外所有被提名的作者候选人没有一位具有文学资格包括李春芳据说李春芳善写青词，但我们没见过，现在在他集子中见到的诗歌，也还是以平实为主，即使抒情，也都有一种内敛的意味，绝无《西游记》那样的张扬我也看过丘处机的所谓西游记，其中记录了很多丘处机的诗，且不论水平的高下，就这些诗的文笔风格而言，丘处机平实、纪事的文风，与神话《西游记》也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理解《西游记》的作者，从文学上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西游记》具有儒释道三教色彩却不改变世俗文学作品的本质:题材来自佛教，但作者于佛理并不精通；配角道士始终出现，但作者的态度甚为不恭；儒家的道德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无处不在的最终评判标准这其实就是选择作者的限定条件有佛道两教知识，但却不是教中人物，儒学才是其所学根本这就决定了作者是位科场中走过的读书文人
其次，《西游记》的情节奇特如幻，语言幽默诙谐，性格鲜明滑稽，往往有匪夷所思的神来之笔，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绝无混淆之虞这些方面的特色是天生成就，不可模仿,并不是等闲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物色那些风流倜当、意气激昂、不羁小节、狂放张扬的角色，当然有诗文者其他作品为辅证更好
再次，《西游记》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写到了围棋，说到了绘画，谈到了诗词，引用了神话，而且均非泛泛，其根底的深厚在行家眼里一目了然；在不经意中，涉及到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生活氛围的复杂性全在其中这也是选择作者的限定，读死书的读书人显然又是不合格的
吴承恩恰恰具备了最合适的条件少年神童，官民惊艳，笔走龙蛇，上下九天，那种俊逸豪迈，与李白、苏轼走了同一条路子，打开他的集子《射阳先生存稿》看看，应该套得上古人的一句俗话不诬也
关于更多的才艺看下一章的介绍，这里仅就诗文的风格举两个例子
例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唐龙母亲过生日，总督找人画了幅海鹤蟠桃图寄回家乡金华为老夫人祝寿，画上又找吴承恩提了首七古诗，诗云
蟠桃西蟠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海波吹春日五色，树树蒸霞瑞烟起倚天翠眼谳（山旁）云峩峩，下临星斗森盘罗开花结子六千岁，明珠乱缀珊瑚柯彼翩知是辽东鹤，一举圆方识寥廓八极孤抟海峤风，千年遥寄神仙药此桃此鹤世有无，细视始惊为画图灵光散宝轴，辉映黄金涂函之拜送仰天祝，我公心寄南飞乌金门更问东方朔，华表重逢丁令威令威挥动白云袍，春酒年年艳碧桃北斗一星随婺女，瑞华长傍紫微高
这是在拍老太太的马屁，把她老人家说成是瑶池的王母女仙这行文风格的逍遥和语言货色的驳杂，哪是一般的老书虫者走江湖的先生可比，所谓的神话、旧典，各种稀奇古怪的奇思妙想，什么开花结子六千岁的蟠桃、偷桃的老祖宗东方朔、唐僧老家的弘农郡、西王母的瑶池，真的就是手拈来，脱口而出，哪还用得着苦思冥我们的读者还看到过比这更接近于《西游记》的吗？
例吴承恩五十岁之后，曾经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数年，与以著名才子何良俊、朱曰蕃为首的称江南才士白下风流的一帮文人有过密切交往这期间，留下了一首艺术性非常之高的七古《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诗曰
我梦倒骑银甲龙，夜半乘云上天阙星河下瞰冻成石，卷起随风散为屑
划然长啸斗柄摇，两岸缤纷堕榆叶仙娥并驾白鸾凤，顾我殷勤赠环玦
觉来开户仰视天，拊掌惊呼太奇绝乾坤表里总一色，但见梅花扑香月
狂铺鹿革坐翳花，长笛横吹古時铁飞来老鹤鸣向我，顾影翩迁弄明灭
是时身在水精域，肝胆森森共澄澈呼童问此何物邪？童子无知强名雪
祠曹老郎隔桥住，鼻气吹珠掛寒鬣披书缩颈映窗读，声与饥鸦和呜咽
茶香酒美君倘來，火蔟铜瓶水方热
朱祠曹就是他的好友朱曰藩，此时与吴承恩隔桥而住，有可能还户窗相对大雪天，那边祠曹老郎隔桥住，鼻气吹珠掛寒鬣披书缩颈映窗读，声与饥鸦和呜咽，读书读的是辛苦，与头悬梁、锥刺股也差不多；这边，赏雪，吟诗，再加上香茶美酒、火蔟铜瓶，读书读的是情趣，是兴致，一派名士风度两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再看，雪景、梦境，孰是人间，孰为仙境，已经难以分清，这种氛围，这种文笔，与《西游记》对照，如何？
文人风格的养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学不得，仿不来与吴承恩同期兼同事的归有光，称大家，声名赫然，其《项脊轩志》《寒花葬志》深情绵邈，催人泪下，但却绝无半句在《西游记》中手可以拈来的吴式才气朱曰藩就是上面的朱祠曹，在进士中以诗文见长，被认为是明嘉靖间金陵六朝诗派的领头人之一，但在他三十三卷的《山带阁集》中，几乎找不到一首有这种风格的诗文这就是差别，不可弥合，什么样的范式与《西游记》更匹配，不能说毫无标准，如果连吴承恩的集子都没有翻过，所谓吴承恩是不是作者的种种意见能有多少说服力？
作者的社会意识不容忽视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必然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和内蕴，这主要由作者的社会意识以及提供这些社会意识的环境所决定有什么种子才有什么样的果，有什么作者才有什么样的书这些，都是研究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切入点
举一个的例子《西游记》里的道士很多，且大部分是妖道、恶道，国王身边的道士尤其如此，如比丘国国王、车迟国国王这样的君主往往受妖道的蛊惑
我曾经和多位主张《西游记》作者为道教中人的研究者切磋，我说不管你们如何看见《西游记》中的丹道术语，者引用了多少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的诗词韵语，我只问一句，如何解释《西游记》把道士写的萎缩、凶恶、无知、低能？这句话一定会问得对方哑口无言，因为确实解释不了这就是显著的特色和深层的内蕴，不可改变的底色
为什么？如果《西游记》的作者有明显的宗教倾比如是佛教中人，这个问题好理解但《西游记》的作者却偏偏是三教合一论者，他承认道教应有一席之地，说太上老君就是玉皇大帝的总顾问，住在三十三天之上；他还到处劝人家既礼佛，也修道，还敬贤，说这样才可以天下太平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作者对道教和道士这种态度呢？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嘉靖朝的环境中才能说得明白明代中期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一思潮，但嘉靖出奇地佞道造成了朝野隆重的道教氛围，这让以儒学为本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多有抨击，这就形成了嘉靖朝的文人既不得不承认道教，又处处不满于道教的奇怪现象这就是《西游记》作者必须具备的一个外围条件
还有哪些？
我们知道，《西游记》对社会的映射方式和其他的名著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正面描述所谓天下兴亡如《三国演义》，也不去揭华丽外衣后面的脓疮如《红楼梦》；既不诲盗如《水浒传》；也不诲淫如《金瓶梅》，它昭示的是唐僧虔诚的念追求，悟空善恶分明的暴力，如果不是八戒有点小市民的恶俗，一部《西游记》简直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即使有猪八戒的市侩狡猾，有孙悟空的暴力倾向，有盘丝洞那么一点小小的色情，我们也不能说《西游记》就不深刻，就不隽永因此，西游记的作者在人生态度上，总体上应该积极正面
还有，《西游记》的作者显然不是罗贯中那样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要把大众关心的天下兴亡讲得直白易懂，《西游记》的情节虽神奇，但却有很多文人情调和诗词歌赋，不适宜在酒楼茶馆开讲；显然也不是张士诚、施耐庵那样的暴政批评者（这里取大丰施耐庵说），因此没有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戾气，没有喊一声逼上梁山的勇气，对暴政虽有批评，不过开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玩笑；他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世家贵公子，所以《西游记》里再多几次各级宴会，也没有刘姥姥面前的茄子酱和妙玉那般饮茶，所谓的皇宫筵席也不过是泛泛的说说而已；他甚至不是秦楼楚馆的留恋者，更不会是帮派黑社会的参与者，你看《西游记》社会百姓的主体都是很干净规矩的生意人者读书人，如旅店老板、寇员外等我们不能说这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具备这样社会意识的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吴承恩正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来的人我们在下一章会有详细介绍
为什么他会有完成《西游记》的念头，吴承恩曾经正面为我们提供过答案在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不长的《禹鼎志序》，非常值得注意他自称自己从小就爱读杂书，积攒零花钱偷偷地买，还往往要躲起来读以逃避父师的呵责；尤其喜爱讲神鬼故事如《酉阳杂俎》《玄怪录》那样的志怪；为什么喜爱？因为其善摹写物情，也就是使用了文学的手段，天性喜欢；时间长了，自己就立志写一本，这种文学的冲动一直延续到需要为科举奔忙的中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多么明确的文学激情！他的目标是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又是多么明确的文学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并立志要做一个使读兹编者愯然易虑的野史氏这样一个人，划归《西游记》名下不是很适宜吗？
很可惜，《禹鼎志序》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是故意被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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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汪澹漪刻《西游证道书》所附元人虞集《西游记序》；黄太鸿《西游证道书跋》等，可见于各本资料汇编，后有详说
[2]胡适.西游记考证[J]//梅新林,崔小静.20世纪西游记研究. 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3.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鲁迅全集》第九卷，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4]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3( 4);章培恒.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复旦学报,1986(1)
[5]疑吴否吴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3( 4);章培恒.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J].复旦学报,1986(1);杨秉琪.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 2);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山西大学学报,1995(3);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唐都学刊,2004(4)等 挺吴的主要观点体现在: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5(1);苏兴.吴承恩年谱[M].吴承恩小传[M];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J].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4);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又研究[M].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西游记研究,.1988,2;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J].明清小说研究.1990(3-4);刘怀玉及淮阴师院颜景常等多位先生的方言研究;刘振农.八公之徒斯人考[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2);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1);蔡铁鹰.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辨[J].晋阳学刊.1997(2);杨俊.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回顾及我见（上）（下）[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4),2006(1)等
为简洁起见，引用时会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如有必要则介绍观点持有人姓名，其余则不再一一详注
[6]蔡铁鹰《论唐代小说发展的文白两途》，《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4期；《分体中国小说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杨颖、蔡铁鹰《分体中国小说史教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
[7]关于丘度与吴承恩的关系参见拙著《吴承恩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8]刘怀玉.吴承恩与西游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82-188.
[9]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息的异同性》，《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122页
[10]李安纲.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运城高专学报.1999（1）.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J].唐肚学刊.2001,（4）.
[11]颜景常.西游记诗歌韵类与作者问题[J].明清小说研究.19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