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炳 建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其扑朔迷离，大起大落，在古代作家研究上确为罕见适逢新世纪之初，对此一问题的回顾与探讨，将有利于研究的健康发展故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同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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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所有的《西游记》明代繁本刊本，全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现存最早的繁本刊本世德堂本卷首，载有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其谈到《西游记》的作者时这样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曰出八公之徒；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作者已不可知，但与某王府有一定关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然而，进入清代，所有的《西游记》刊本又都明确说明为长春真人邱处机著此举今天看来虽然略显荒谬，但也不是毫无缘由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确曾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请，远赴西域大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不过，邱处机本人并没有写过《西游记》，倒是他的弟子李志常记述此次行程，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后，元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在历叙邱处机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径称之为《西游记》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邱处机条亦有类似记载清代初年，《西游记》的评论者汪象旭即根据此类记载，将邱处机的大名冠于其所评点的《西游证道书》卷首，并伪作(?)了元代诗人虞集所写的序言于是，此后便以讹传讹，清代所有《西游记》刊本，便都承袭了汪象旭的谬误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其实，当时不少学者就从这种谬误中看出了破绽纪昀就认为，《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故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钱大昕则从《道藏》中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认定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三国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淮安人吴玉＊等人则发现，《淮安府志·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在淮安人吴承恩名下，有如下记载《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同书《人物志二·近代文》又记载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再加上《西游记》中运用了不少淮安方言，因而，吴玉＊、阮葵生、丁晏等人，便将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联系起来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学者出，对《西游记》的作者作进一步考证，肯定了吴承恩的著作权自此以后，吴承恩说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但是，不同意见仍然存在最早的不同观点，是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1]中提出的此后，中国港台的张静二、张易克、陈敦甫、陈志滨，日本的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田中严、中野美代子，英国的杜德桥，美国的余国藩等，都不同程度对吴承恩说提出怀疑[2]新时期大陆学者对吴承恩著作权的怀疑，由章培恒先生首先发难，续有杨秉祺、陈君谋、金有景、张锦池、刘勇强、黄永年、李安纲、黄霖、孙国中等从不同角度深加探讨[3]（各家观点出处见注下引各家观点仅以×××语出之）综合诸位先生怀疑吴承恩说的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１、《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章培恒语），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而不是同名的游记地理类著作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２、明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收章回小说《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必非章回小说（杨秉祺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３、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有吴承恩《西游记》可见吴著《西游记》并非小说，乃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吴承恩曾有荆府纪善之补，假如他写一游记性的作品，记述其赴任途中之所经历，而名之为《西游记》，那是毫无不合理之处的（章培恒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４、虽然《淮安府志》说吴承恩复善谐剧，《西游记》又的确存在着不少诙谐笔墨，但仅仅由此把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联系起来，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章培恒语）所谓‘谐剧’，即是喜剧，不能排除吴承恩是戏曲作家的可能性[4]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244.html
５、《西游记》多淮安方言的说法并不确切，作品的真正淮安方言，不是很多，而是很少，实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章培恒语）
６、过去曾把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序》等作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旁证，这些旁证也都难以成立（章培恒语）
７、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第七回和第九回又分别有受＊承恩在玉京、承恩的，袖蛇而走等字样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前面（黄永年语）；旧时文人，对名字很重视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刘勇强语）
８、比较《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有七点可以说明，二者的思想和风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世德堂本若果真为吴承恩所撰，当属天上人间奇迹中的奇迹（张锦池语）
９、《西游记》主旨在于敷演道家金丹大道吴承恩是一介儒生，不懂金丹大道，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写出这部道书来（李安纲语）
同时，有些学者还提出《西游记》作者的其他种种说法，如许白云说、华阳洞天主人说、陈元之说、李春芳说、唐新庵说等；亦有人仍坚持邱处机（邱处机门人、史真人弟子）说[5]但这些说法都缺乏令人服的证据，姑录以待考
二
与怀疑吴承恩说的同时，不少学者亦坚持吴承恩说就笔者所知，这些学者主要有苏兴、彭海、张宏梁、谢巍、刘怀玉、颜景常、杨子坚、钟扬、陈澉、蔡铁鹰、廉旭、张秉健、宋克夫、刘振农等[6]（下引各家观点亦仅以×××语出之）其主要观点如下
１、吴承恩《西游记》不是地理类游记类著作，而是小说其原因如下
其一，吴承恩一生除两次北上京城谒选、一次赴浙江任县丞外，余无西游的记载吴氏虽然有荆府纪善之补，但其好友陈文烛和李维桢都是湖北人，却没有吴氏到湖北任职的片言只语，因此，吴承恩虽有荆府纪善的任命，却没有去荆府任职（苏兴语），吴承恩不具备创作游记性质《西游记》的基本条件（廉旭语）
其二，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说明吴承恩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如果他名下的《西游记》是游记地理类著作，则此著作一定非常著名然而时至今日，却并未发现这一著作的任何刊本抄本、稿本；遍查吴承恩诗文以及其亲朋好友有关文字，亦未有吴氏写有地理游记类著作的任何蛛丝马迹
其三，吴承恩确曾到荆府赴任，而去荆府偏偏有利于证成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之赴荆府，与小说《西游记》玉华州故事有直接联系，并与世本陈《序》相吻合（蔡铁鹰语）《西游记》所写唐僧等于地灵县被诬下狱的故事，与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因‘贪脏’案而被牵连下狱，蒙受过不白之冤有关（陈澉语）
其四，黄虞稷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三十二卷的书目，不能完全排除其个别书籍并未亲自寓目的可能和分类上的错误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是黄虞稷见书名想当然的误载（苏兴语）经过对《千顷堂书目》进行研究，发现其确有误载之处（谢巍语）
其五，《淮安府志》收录小说《西游记》是少有的破例察这个‘破例’的因由，一仰于皇威，二赖于佛力《千顷堂书目》之前，《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著录曰《神僧传》九卷；《西游记》二十卷将小说《西游记》附于明成祖御制《神僧传》之后，是把《西游记》视为‘神僧’一传的长篇 《千顷堂书目》承袭参考了《红雨楼书目》，但却把《西游记》归入史部地理类，是将《西游记》当做《西域记》的派生物（张秉健语）
其六，比较《西游记》和《射阳先生存稿》，在习惯用语、描述词语、冷僻词语、地名和人名以及生活体验、生平经历、复杂的思想状况等方面，有相同相似之处，《西游记》确乎为吴承恩写定（彭海、张宏梁语）吴承恩具备著《西游记》的种种素质，《射阳先生存稿》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与肢节（钟扬语）《西游记》的主旨 来源于明代心学思潮，吴承恩和心学人物有着较多的交往，《吴承恩诗文集》表明，作者在主观上接受了心学思想（宋克夫语）
其七，陈光蕊、无支祁、泗州大圣等故事都和淮安有联系；只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时使用《西游记》中某些特定的方言词（蔡铁鹰语）《西游记》中的饮食习俗淮海味很重淮海话区以外的作家写不出《西游记》 （颜景常语）《西游记》中所写到的蒲根菜、都土地庙，都带有淮安地方特色（刘怀玉语）
２、吴承恩的《西游记》亦不可能是戏曲类著作
所谓复善谐剧的谐剧，仍不宜作名词’喜剧解另外，在现存和吴承恩有关的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作为戏曲家的吴承恩的一点蛛丝马迹（张秉健语）笔者以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实际是，士大夫固然鄙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但戏曲毕竟和传统音律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创作和研究戏曲，并不被目为太伤大雅之事，亲朋好友亦无庸讳言，自己也多在作品上留下大名这查一查有关戏曲的目录学著作即可知道因此，吴承恩如果真的曾经创作过戏曲，决不会于记载《淮安府志》所谓谐剧，实际上是指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手法，即陈元之《序》所谓的＊＊滑稽、卮言漫衍，鲁迅、胡适所谓实不过是出于作者之游戏，当今学者所谓游戏之作因此，善谐剧作为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的旁证，还是应该成立的
３、《西游记》更不是一部道书
此一问题，刘振农、宋谋曾先后发表文章予以论辨[7]刘振农先生并从吴承恩的著作中，找出不少证据说明，吴承恩对佛道二教皆有相当的接触，绝不缺乏写《西游记》材料准备笔者深表赞同的确，《西游记》中充满了浓郁的道教文化，如大量的丹道学名词术语、诗词歌诀、神秘数字和道教人物弄清楚这些东西，对我们全面理解《西游记》将有巨大帮助因此，李安纲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有些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此把《西游记》视为丹道学著作，却又是片面的显然，如果不是对丹道学有深入研究，恐怕一般人很难从《西游记》中悟出什么金丹大道、性命圭旨和人体科学；如果已经深入研究了丹道学、气功学，将其原理弄清楚了，则何用读《西游记》？这样，不懂丹道学的人读不懂《西游记》，懂丹道学的又不用读《西游记》，则《西游记》何为而作呢？
因此，如果不去牵强附会、天马行空般地解释的话，表现在《西游记》中的道教文化，都应该是当时一般士子所耳闻能详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西游记》中出现一些道教内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即使表现在《西游记》中的丹道学知识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熟知，也不会像李安纲先生所说作者读书得若干年，揣摸领会得若干年，有使教旨文学化的想法并将其形象化又得若干年，动笔写作需要若干年，完成后修改更须若干年这六个若干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是做不到的因为据我所知，李安纲先生研究《西游记》及道教和佛教文化，也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却已经研究得如此精深，并写出了超出《西游记》原本字数的学术著作，那么，作为沐浴着佛、道文化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我想最多十年也就可以了吴承恩并不是没有写作《西游记》的宗教条件和时间
以上诸条，如果只是一条两条符合吴承恩，还可以说是偶然现象，如此众多的证据都聚焦到吴承恩身上，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三
官修史书不收通俗小说是明清时期的惯例这是怀疑吴承恩说的重要证据惜乎上述各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能够予以正面回答，回答并不圆满实际上，《西游记》被收入《淮安府志》，有着特殊的原因
如果仔细察考，我们便不难发现，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的著作，即存在着可疑之处其一，吴承恩的诗文集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题名为《射阳先生存稿》，而后出的天启《淮安府志》却题其名为《射阳集》其二，《春秋列传序》本已在《射阳先生存稿》中，却又单篇列出其三，《西游记》既没有标明卷数，又没有说明其性质这些疑点可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在撰写过程中，并没有目验过吴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关府志查《明史·艺文志》，曾为《射阳先生存稿》写过序的陈文烛，曾撰写过《淮安府志》十六卷，惜乎未能保存下来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陈文烛的《淮安府志》由此我们可知，在陈文烛写作《淮安府志》时，吴承恩还只将自己的诗文集题名为《射阳集》，且《春秋列传序》还没有归入其诗文集中至于《西游记》，陈文烛则含糊其辞，既不言明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就我个人推测，陈文烛应该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吴承恩写有小说《西游记》的亲友之一（详见后）又因为他本人对《西游记》特感兴趣，不忍其淹没无闻，故含糊其辞，将小说《西游记》写入了他的《淮安府志》中此后天启《淮安府志》，便承继了陈文烛的错误
其实， 陈文烛将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收入正史，也不能完全算是错误，拿张秉健先生的话说，就是仰赖佛力，即由《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宗教性质决定的一般正史虽然不收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这从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即可看出因而《红雨楼书目》才明确将小说《西游记》载于子部，释类大概正是出于宗教的考虑，陈文烛掂量再三，还是把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写入了自己所著的《淮安府志》，但又未注明卷数和性质，既给后人留下了探讨的空间，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以后陈文烛所撰《淮安府志》有幸重见天日，当会证明吾言之不诬
四
翻看刘修业先生所辑《吴承恩诗文集》，其中一首五言古诗，题名《对酒》，颇为可疑透过此诗，可证实《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著全诗如下
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回环杳无端，周旋巧乘隙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闻古有杜康，偏工愁术问愁何以？杯＊能驱除年时不能饮，对酒成长吁剥琢闻叩门，良友时过余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顾愁忽已失，花鸟同欣如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未有确切记载观其内容，似应为作者晚年的作品吴承恩晚年家居在委巷中（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家甚贫，又老而无子（咸丰《淮安府志》），其凄凉愁苦的确之不去特别是诗中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两句，对前途是一种绝望的态度，既不象早年无病呻吟之作，也不象中年志丘壑时的作品且据有关记载，吴承恩中年饮酒特盛，这首诗又说年来不能饮，可见不是青年和中年时的作品
由首句客心似空山来看，作者此时似应客游在外是短期客游还是长期客游，则不甚清楚然而就在作者愁不可解之时，有良友造访从诗意来看，此一良友非同一般关系笔者很怀疑，他就是作者的望年交陈文烛陈文烛，字玉叔，湖北沔阳人，隆庆四年（1570）知淮安府时,便和吴承恩交往甚密，时造其庐而访焉 （陈文烛《花草新编序》） 这时造其庐而访一句，就恰如良友时过余的注脚陈文烛于万历二年（1574）转四川学使，至万历六年（1578）再转漕储，回到淮安，继续与吴承恩交往因此，吴承恩晚年撰写《西游记》，他应该是最知情者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撰写《淮安府志》时，才会含糊其辞地将《西游记》载入其中，并为后来的天启《淮安府志》所本
特别是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两句，最让人怀疑良友以读书为乐，此文人雅事，何必多此一道延之入密室而读呢？诗中所谓的千年书，如果是前人典籍，在社会上流传已广，自不用延入密室而读之因此，这部书必然是作者自己的作品
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能称得上千年书的，一是《禹鼎志》，但此书作为一部志怪小说，作者所作序文还存于其文集之中，自不用于密室读之同时，一部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禹鼎志序》）的志怪小说，也难以在一读之下便去愁烦，而达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一就是《西游记》明清士大夫轻视戏曲小说，特别是小说，所以，当时不少文人纵然写作长篇小说，也多处于秘密状态，少为外人所知，更不用说在作品上题上自己的大名了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出，其友程晋芳便曾题诗曰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8]可见在明清时代，文人撰写通俗小说，是大失身份之事因此，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和《吴射阳先生存稿序》中，才没有提到吴承恩写有《西游记》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吴承恩和自己的知己良友共读《西游记》，才必须进入密室同时，也只有《西游记》这部近滑稽＊＊之雄、善谐剧的游戏之作，才能使人在一读之后，达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西游记》所写，从孙悟空出世到其大闹天宫五百年；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又五百年，合起来恰千余年时间，正好与诗中千年书相呼应
封建时代士大夫们轻视戏曲小说，给文学史上留下多少难解之谜，给后人留下多少笔墨官司！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肯定某位通俗小说作家就相当困难，证据也常显乏力，而否定怀疑者则常表现为凿凿有据相形之下，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的证据，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以上意见当否，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文学》，1933年创刊
[2]因特殊原因，海外诸先生的有关文字本人未能全部寓目，故此处难以一一列出出处然据李舜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反思》（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称注[3]所列章培恒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小说与吴承恩有联系的证据较为系统的批驳 此说似可故下列各种观点，除注明者外，均不及海外
[3]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5年第2期 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北方论丛》1991年第1-2期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三联书店1992年版黄永年《西游记·前言》，见于中华书局 1993年版《西游记》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山西大学学报》 1995年第3期；《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文化学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 1998年第2期孙国中《〈西游记〉的作者及其创作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以上刘勇强、黄永年之文，本人未寓目，系据黄霖文章转录
[4](日)中野美代子《吴承恩与邱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西游记文化学刊》(1)，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5]参阅吴圣昔《〈西游记〉作者诸说追踪和述录》，《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6期（笔者系于《西游记宫》网站得阅此文）
[6]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 1985年第1期彭海、张宏梁《吴承恩写定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标志》，《贵州文史丛刊》 1985年第3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刘怀玉《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颜景常《从饮食习俗看〈西游记〉的淮海色彩》，《淮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杨子坚《吴承恩著〈西游记〉详证》，《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钟扬《〈西游记〉作者新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1989年第2期陈澉《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明清小说研究》 1990年3-4期；《〈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廉旭《〈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苏州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张秉健《一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辨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兼评当前西游研究中的一种新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7]宋谋《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评李安纲教授的〈西游记〉研究》，《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刘振农之文见注[6]
[8]程晋芳《怀人诗》，转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