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肉之博:谈吴承恩野史氏的心路才思
《西游记》读书读人札记之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吴承恩的名字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是因为《西游记》,凭借这部经典的神话小说,吴承恩的名声已经传世不朽;陌生,则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吴承恩在其他文学成就的呈现,显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尤其是他的文学思想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善论首先要知人,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可能会有许多迷幻变换的色彩影像,但吴承恩的内心深处、他的骨子里一定会有一些无法改变的品质构成吴承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通常会把他描绘成一位科场落拓者,一位官场失意者,一位生涯落魄而卖文为生的人,一位六艺皆通而浪迹风流的人,一位嬉笑怒骂而嘲世讽世的人,这些都不错,但这些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西游记》为什么会在他的笔下流淌?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不能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吴承恩看透,还没有进入吴承恩的内心世界要真正作为《西游记》作者的吴承恩,把他作为重要的人物描述,我们必须深入他的灵魂,找出那些主导的念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吴承恩(1506-1580),字汝忠,射阳居士,称吴射阳,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一个由世代学官沦落而来的小商人家庭有很充分的资料说明吴承恩当初是位神童,年纪轻轻已经显示出耀眼的文学才华,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长成后,精于文墨,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乾隆《淮安府志》)据说,吴承恩当年因为学习成绩优秀,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这种评价,当时一定传为佳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和评价,那就是他的仕途走的太艰难以神童身份荣耀登场,十几岁进学,参加乡试的过程将近30年,走进江南贡院达7次之多,但最后到60岁以后,才以岁贡生的身份做了一任长兴县丞、一任荆府纪善,都是八品衔的佐杂小官天启《淮安府志》是这样评价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天启距吴承恩逝世仅40年左右,关于吴承恩的话题应该还有余波,府志的编纂者中也许还有人见识过他的风采,所以从上一段文字中可以读出深深的惋惜他们把吴承恩的仕途不畅归之为数奇数,命运、运气;奇(jī,读如机),不顺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承受过别人这样的惋惜,但知道就在当时,文坛领袖袁宏道为他仰慕的绝世才子徐文长写了一篇传记,其中也再三感叹徐文长文奇(qī)而数奇(jī)并大呼一声悲夫!袁宏道所说的文奇,指才华出众,奇特;数奇,则是感慨天道不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然而数奇两字虽可表达出感情但却不能解释原因真正阻碍了吴承恩仕进之路的,正是他所钟爱的文学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吴承恩最终只以岁贡生的身份去扮演一个小小的官场角色而他的同窗和朋友中有5位以上进士、2位状元,其中一位甚至官至朝廷首辅究竟是什么原因拉开了他们的差距?有人归咎于制度有瑕疵,考场有黑幕、考官太胡涂等但笔者认为:吴承恩的智力无可怀疑,陷入黑幕者遇上胡涂考官之类的磨难也不至于总是与他相伴,所有偶然的因素都不能解释吴承恩长达30年的落拓历程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8052.html
答案就在于吴承恩的文学挚爱与科举的冲突明代的科举,已经成为一种以道德为核心,以八股为标杆的选拔制度它逐步完善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逐步剔除文学因素而增加道德因素的过程,最终对文学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事实上的淘汰就如在《儒林外史》中看到的,读书人已经分化为两种社会角色:做举业的和做名士的,两者的分野就是与文学的关联度做举业的,懂不懂文学,爱不爱文学实在不是个问题,谁都明白:仕途的敲门砖只能是八股制艺,至于诗词酬唱之类的风雅只有在功成名就之后才能张扬,眼下做一个范进、马二先生那样的文学白痴不必有任何自卑自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喜欢吟诗作词的就只能做名士,名士与做官没有缘分
吴承恩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选择了科举道路却始终不能忘记文学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他做不到吴承恩如何处理举业与文学的关系,请看他在《禹鼎志序》中的自我描写: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一个以举业为幌子,实际却在躲避父师监管的人,举业不会好到哪去,这是不必怀疑的定理但同理,一个敢拿功名前程做赌注,倾注精力于文学的人,文学也一定会不负其所望
除《西游记》外,吴承恩还有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今《吴承恩诗文集》）传世,保存着他的各体诗文近300首(篇);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禹鼎志》,有故事十数篇,但已亡佚,仅存序一篇;一部唐宋金元词选《花草新编》,存残本,保留分类编选的前人词作近400阕这些与明清文人动辄数十上百卷的存世作品比,数量不算太多,但考虑到吴承恩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其稿与所藏,泯灭殆尽,而家无炊火矣(陈文烛《花草新编序》)的状况,能存有这些作品殊为不易吴承恩离官场较远,因而他的诗文作品中除了一部分商业性的应用文字之外,纯粹出于应酬的文字游戏倒是不多,相比之下含金量还算不错
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吴承恩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未必比现在寂寞,事实上我们可以见到的相关评价并不少,其中首推曾任淮安知府的吴承恩忘年交、五岳山人陈文烛的《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陈是文坛成名人物,五岳山人也颇有点名头,因此他对吴承恩的评价就有点文人意趣:
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掘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所谓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云云,似乎有些夸大,但其就淮上文坛所作的追溯,笔者却认为恰如其分淮上没有特别显赫的大家,但历代名家辈出、各领风骚,绵延不绝,自成一脉,历史上他们都被淮安的府县志奉为先贤,以吴承恩归入这么一流,并无不妥,尤其是文潜之后,一人而已,吴承恩当之无愧
如果怀疑陈文烛的话里有情感因素,我们可以看另一位名气更大一些的诗人李维桢的评价李维桢,明后期著名诗人,文坛领袖,声名卓著数十年,时人称为中兴五子,他也为《射阳先生存稿》写一篇序,其中评价吴承恩诗文时有一段总括:
盖诗在唐,与钱、刘、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南丰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故所就如此
如此评价虽略有过誉之嫌,但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一句,却是中肯之言
其余为吴承恩留言的尚有天启《淮安府志》、曹溶《名人小传》、朱彝尊《明诗综》、陈田《明诗纪事》等古人评诗,往往撮其大要,评而不述;又喜好互相转引,用他人言代己言,自落窠臼,以上都有这个毛病,故不引但也有自出机抒者,如郭麐《灵芬馆诗话》:
吴汝忠名承恩,有《射阳先生存稿》、《续稿》射阳先生诗笔清而不薄,澹而能隽《对酒》云: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斋居》云: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冬日送人》云:马蹄鸣冻雪,鸦腹射斜阳《长兴时作》云: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秋兴》云:河汉白榆秋历历,江湖玄鸟晚飞飞数联,皆能脱去尘滓,修然自远
这其中清而不薄,澹而能隽 脱去尘滓,修然自远却不是他人余唾了
《禹鼎志》大约完成于嘉靖二十年前后,其时吴承恩大约35岁,科举压力已经逐步显现,这个时候去写志怪小说简直有点大逆不道;而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同时期他还编了一本分类编排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
《花草新编》大致编成于嘉靖十九年前后,依据是这一年吴承恩写了一篇《答西玄公启》,婉拒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马西玄的任职邀请,其中提到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疎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应该表示《花草新编》已经完成了
《花草新编》的花,指《花间集》;草,指《草堂诗余》,吴承恩为此写了一篇《花草新编序》:
余尝欲柬汰二集,合为一编,而因循有未暇者今秋逃暑,始克为之因复益以诸人之本集,诸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上溯开元,下断至正,会通铨择,录而藏之
这篇《序》实在又是一篇记录吴承恩文学思想的珍贵资料他认为: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
这看似简单的由现象而产生的一个疑问,其实谈到了对古人来说还比较朦胧的唐宋词评价问题,在吴承恩看来,宋词长于宣情,晚唐及五代词更为含思所谓的宣情,笔者理解是指入宋以后,长调流行,尤其是柳永起倡铺叙手法,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固然酣畅淋漓,但情感外露,写作难度并不大;而吴承恩所谓的含思,指晚唐词的含蓄,讲求情思,也就是李清照《词论》词别是一家的所谓有情致;者就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谓的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这已比较清楚地看出了吴承恩对唐宋词的态度这里又有很多具体的审美、鉴赏原则值得研究
《花草新编》共有五卷,长期以来只见到抄本记录,现仅剩残卷三卷残存部分尚比较完整,可以大致判断出原貌除编选本身的审美取向、鉴赏原则之外,与它有关还有两个问题: (1) 现在影响甚大的陈耀文编选的唐宋词选集《花草粹编》,可以确认其构思、体例包括其中的约八百首选词,来自吴承恩的启发,甚至陈耀文本人自序的内容都来自吴承恩；(2)现在一般认为明人分类编选前人词开始于顾从敬的《类编草堂诗余》,这部书刻于嘉靖二十九年而现在我们知道吴承恩的分类词选在嘉靖十九年甚至更早已经完成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分类选词的首唱者应该是吴承恩?
这两个问题对于明清词的传播,都有重要意义
吴承恩退休致仕之后,曾参加过一次由知府陈文烛举办的小型文友酒会缘于当时文坛的著名人物、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赴任途中过访徐中行,字之与,长兴人,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徐中行恰巧丁忧在家,二人相处甚洽,官长兴时,与邑绅徐中行最善,往还唱和,率自胸臆出(《长兴县志·名宦·吴承恩》)
酒会的内容出自陈文烛《花草新编序》的表述:
长兴有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
他们谈了些什么如此引人入胜?还得引陈文烛在另一篇《吴射阳先生存稿叙》中的记录:
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
这里话中有话，吴承恩嘉靖四十五年任长兴县丞时,知县是当时的文坛名人归有光,加上在乡的徐中行,使得长兴出现了文坛少有的三星会但实际上,吴、归二人的关系好像并不融洽,后来吴承恩蒙冤下狱,苏似乎与归有光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吴承恩的乡人记载他的这段经历时,用的是又不谐于长官(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样一句话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兴趣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笔者认为从情感上找原因,文学观念上的分歧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归有光是唐宋派的领军人物,与徐中行是冤家对头,吴与徐打得火热,与归有光哪会相处和谐!
这段酒会的记录确定了吴承恩在明嘉、万年间流派纷呈时的定位后来比较有理论高度的概括来自稍后的文坛领袖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序》:
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乡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
其时是在万历四十年左右,七子与唐宋派的当家人物都已作古,作为后人可以比较客观的来看待前人的争论李维桢对七子颇有开脱之意,他称七子的主张是雅道,认为所有关于七子粗厉、拘挛、杂糅等等模拟过甚的批评,其实都是误解,是后学者仿照而不能到位的表现,但有人不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归罪于七子,就像因为李斯祸害秦国而归罪于荀卿一样这段话主要是为称赞吴承恩铺垫他又说:
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铉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
他认为尽管吴承恩与徐中行关系密切,但从创作实践来看,吴的风格与七子并不相类，其诗文出自胸臆,不受他人影响,因此不存在因模拟而窘迫,显得更为舒缓自如
为了说明问题,他举了正反两个例子一是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故事,说当年齐己崇拜韦苏州,便模仿了韦的风格去谒见,结果韦应物并不高兴;后来齐己进呈了自己的旧作,倒是让韦大为欣赏,问为什么你要舍弃自我而模仿我呢?
昔齐己好韦苏州,即为苏州语以见,苏州不善也他日进其故草,苏州大相赏,子奈何舍故吾而似我?
另一典故出自南朝张率,张率十六岁时,写了二千多首赋送给虞讷看,被虞讷说得分文不值张率于是把赋烧了,又把相同的内容改写为诗,推托说是沈约作品,而虞讷便大加赞赏
张率年十六,作二千首,虞讷见而诋之,更为诗托之沈约,讷便向之嗟称
这两个典故李维桢都有点误记,此处忽略不计李维桢的本意是说人都有人情好名,而酷欲中人之好的毛病,他在这个背景下称赞吴承恩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
天下方驰骛七子,而汝忠之为汝忠自如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
他认为嘉靖、隆庆之时,天下正是七子的世界,李攀龙所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的论调影响甚剧,而王世贞甚至独主文坛二十余年,一时不管是真文人、假文人,也不管是公卿大夫还是衲子羽流,无不以奔走门下而自贵,而吴承恩既与七子交往,却又能保持独立见解,并不借助于七子的气焰而自贵,无论是人格还是诗风都值得赞叹
对吴承恩有这样的评价,如果吴承恩地下有灵,一定会引李维桢为知音;而人们也应该因为这段话,而赞李维桢无愧于一代文坛领袖之称
前人评价,大致可标定吴承恩诗文创作的历史地位,也可作为探讨其文学思想的参考,但第一手资料仍需来自他本人，他与文学不弃不离,相伴终生,因此在缘情有感、骤发歌啸之外,也难免会有含思而作沉吟状的时候
吴承恩表述文学思想的篇章大约应以《禹鼎志序》为首中国古代的文人,专门写文章表述文学概念的较为少见,因此这么一篇《序》已经十分珍贵其中非常真切地谈到了文学的特征和功能前面引用了一小部分,现将其余部分补出:
余幼年即好奇闻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於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傥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
先看《禹鼎志》的象征大禹治水,已是课本上的历史常识,无非是表扬大禹治水,改壅堵为疏导的智慧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但这样的解读已经剥去了数千年来包裹在这个故事外壳上的的衍生物而使之成为一段纯粹的远古历史,也就失去了这个故事重要而丰富的象征寓义什么是大禹治水故事的衍生物?就是大禹荆山铸九鼎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据说大禹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后,便把天下划分成九个行政区域,在荆山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史记·楚世家》),然后分送各州诸侯,送你一只鼎就意味着赋予了你一方区域的管理权为了帮助受托人更好地管理,大禹在鼎上刻了我们后世称为魑魅魍魉的图案,以便百姓有所警惕,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左传·宣公三年》),也就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这就是大禹治水故事的衍生物鼎的文化意义在其中被保存了,至今仍是政权不可撼动的象征;而在鼎上铸出图案,以严的形式揭示人间邪恶,也从此成了一项政治传统和政治人物的一种道义
再看《禹鼎志》的立意吴承恩选择禹鼎作为写作题材,毫无疑问和这个神话故事的政治象征意义相关联;他说得很明白,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读兹编者,傥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让谁易虑改变主意?当然是他书中暗示影射的对象以及读兹编者;易什么虑,改变什么注意?当然是希望他们不再戕害百姓,吴承恩认为能收到这种效果,就是大禹有夏氏和他自己的本意如果将这里表述出的立意,与吴承恩的另一名篇《二郎搜山图歌》对读,那意义就昭然若揭: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啗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这里猿鹤沙虫用的是周穆王南征事,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直接影射、批判世宗朱厚熜嘉靖十八年的出巡
再看《禹鼎志》的体式它是一本笔记体文言小说,就如《酉阳杂俎》《玄怪录》一样基本题材是志怪,但还包括一些人间情事魏晋时的笔记体文言小说,无论志怪还是志人,基本都有一种随手而录的性质入唐以后,志人笔记发生了重大变化,称为传奇;宋代有了升级版,至明以后,志人、志怪逐渐合流,用比较细腻的手法写作神奇怪异的故事这类新志怪作品的代表是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高峰则是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从时间段上说,《禹鼎志》正处于《剪灯新话》向《聊斋志异》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他虽然标明以《酉阳杂俎》为榜样,但以鬼神故事为基质而影射世事的特点应当更强,文体更像《剪灯新话》和《聊斋》
再看《禹鼎志》的写作技法吴承恩说自己喜爱《玄怪录》《酉阳杂俎》一类,原因在于善模写物情即细致生动的文学描写吴承恩有一句话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笔者曾经长期不解,总以为其中有没有查到的典故,后求教于刘怀玉先生,先生认为其中老洪指洪迈,竭泽而渔云云是对《夷坚志》搜罗过滥的批评笔者觉得这非常有道理,对《夷坚志》的批评早已有之,洪迈在搜集整理《夷坚志》时重复类同、文字拖沓之类的现象广泛存在,诟病颇多,所以吴承恩说他竭泽而渔,认为这样的工课失去了精致的文学加工,已经没有奇趣和情趣可言显然,善模写物情就是吴承恩心目中最重要的文学特征,失去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失去了文学的魅力,正反两面有《玄怪录》和《夷坚志》为证
吴承恩将这一切归纳为一句豪情满怀的话: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仔细品味,这句话心高、气盛、张扬、托大中国史官文化十分发达,既有历代官修的煌煌正史,也有民间撰结的各式野史;修史往往超出记录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对社会的评价和批判社会的工具越到后来,正史越来越成为政府的意志,并代表着后代对前朝的官方评价以及现今政策的指向;而野史也越来越具有个性灵魂,往往会下意识地矫正正史偏差而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至少会成为作者独具个性的社会意识，代表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批判吴承恩不具备修编国史的身份资格,所以他说国史非余敢议,但他认为做一个野史氏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而他是不会躲避这种责任和权利的其何让焉! 这简直就是一位当代愤青吴承恩不具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胸襟气魄他没有那样的历史环境,但他对社会责任、对历史道义其何让焉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决不愧对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原则,足以勾画出他由凛然正气支撑的个人形象
做一个干预生活的野史氏,完全是吴承恩人格情操的升华这才是《西游记》深厚的思想内蕴的来源和原动力而这一点,还是我们很少的
原载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8）38-42.
［1］蔡铁鹰.西游记研究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苏兴.吴承恩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蔡铁鹰.归有光、吴承恩狱案及其显示的文学纠葛［EB/OL］.（2017-06-05）
［2017-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