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不但以独特的风貌显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语言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随着《金瓶梅》研究的升温，对它的方言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本文对近一二十年的《金瓶梅》方言研究作一简单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以理性代替热情，提高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关 键 词：金瓶梅，方言 ， 地名 ， 考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一部奇书，它的奇除了表现在以高超的文学手法，极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外，还表现在语言上，作品中的人物是那样生动，与它的这种语言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可以说，它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真正以口语写作的作品，在近代汉语的发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金瓶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方言研究成为其中的一个热点，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是方兴未艾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当中虽然不乏语言学者，但更多的则是文学研究者，有的甚至只是文学爱好者研究队伍良莠不齐，直接导致研究水平颇为参差本文拟对此前一二十年《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作一简括，对存在的诸多问题略表一己之见，有得罪方家之处，尚祈谅察为盼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金瓶梅》在语言运用上的特色，其实早在它刚刚问世之际就被发现了较早透露出《金瓶梅》信息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所谓时作吴语，显然是指补刻的这五回，言下之意大部分原作则非以吴语创作，此理甚明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此外，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金瓶梅》在语言上的地方特色是很明显的，否则，沈德符不会特地将吴语作为后补的这五回与原作的重要区别不过，他为我们留下了悬念，既然不是吴语，那是以何种方言而作呢？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一、主流——山东方言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金瓶梅》问世百余年后，陈相在为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作跋时就发现书中有山东土白[1](序言引)到了近代，黄人确认《金瓶梅》中用的是山东话：小说固有文俗二，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2］（P678）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560.html
他不但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而且肯定它是最早以方言进行创作的古代长篇小说进入现代，郑振铎先生对《金瓶梅》的方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其间的[3]
他在解放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4］（第六十章）
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5］鲁迅先生也说：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6］（P108）
此后，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山东说一直是主流观点[1]颇耐人寻味的是，鲁、郑、吴都是浙江人，但他们都坚持《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
但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结论都缺乏具体的求证过程，只能算是阅读后的一种直感
进入八十年代，又有赵景深先生仍坚持山东方言说：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山东峄县话，而不是常州话[7]
吴晓铃先生也说：书中大量出现山东方言（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至于南方方言，经分析均由《水浒传》转引而来[8]
而后张远芬先生用力最勤，他在推出《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的同时，以多篇论文论证《金瓶梅》中的方言是山东峄县方言他首先承认有些词语如胡博词、走百病儿、没脚蟹、不伏烧埋、鬼胡油等，峄县人并不懂，这样的词约不到200个，在他选出的800个方言词中不到1/4
但更多的如大滑答子货、咭溜格剌儿、涎缠、戳无路儿、迷溜摸乱、啻啻磕磕、茧儿、掴混、格地地、猎古调儿等600多个词语，则是峄县人都懂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些方言是峄县所独有的，他甚至还挑出十几个词念给峄县邻近的人听，据说他们都听不懂[9]
此后，陆续有张鸿魁、傅憎享、鲍延毅、王莹、张鹤泉、许进等支持山东方言说在这种观点的内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是鲁南话（张远芬、鲍延毅、许进），有的主张是鲁西话（张鸿魁、王莹、张鹤泉）
需要说明的是，持山东方言说者大多并不否认书中也有少量吴语，并认为这些吴语是在传抄、添补、刊刻过程中后加上去的，不为原始抄本所有
二 次主流——吴语说
比较早提出《金瓶梅》所用语言为吴语者为清末陈蝶仙，他在《樽边录》中谓：《金瓶梅》及《隔帘花影》等书有呼‘达达’字样‘达达’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尝举以问余余笑曰：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闻之越人笑骂，尝有‘妈同我达达’之语，是其‘达达’之意，即犹‘云云’之谓也［10］
到了四十年代，姚灵犀在他的《瓶外卮言》中就也对山东说提出怀疑，他说:……兹有质疑之处，全书用山东方言，认为北人所作，实不尽然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11]
进入八十年代，朱星先生重提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旧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也涉及书中的方言问题，认为山东方言说并不准确
他说：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吴晗都被蒙过了，《金瓶梅》只有潘金莲等人在口角时才多用山东方言
西门庆说话就用北方官话，有的官场客套话还用文言至于一般叙事，都是用的一般的北方话，即所谓白话文；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淄博、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应该说《金瓶拖》中写妇女对骂用的是清河县方言[12]
他同时还举出一些词语如达达、鸟、忒、倘忽、一答里等，认为这些都是吴方言
戴不凡先生也明确持吴语说，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所举词语有掇、杌子、床、事物、黄汤、挺觉、花黎胡哨、小后生、劳碌、事体等；不过，他也承认有些吴语词如达达、安置、撂、哗哩礴剌等，苏州人并不使用，所以他颇疑为此书润色加工之作者并非苏州一带之吴侬，而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13]
其后，黄霖在比较了《忠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活》的文字异同后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习惯于吴语[14]，《金瓶梅》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俚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吴越之语
他举出的小顽、吃(茶、酒)、家火、呆登登、馋劳痞、鸭、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洋奶、合穿裤、做夜作等，认为似乎都是吴语[10]
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首先指出有些日常用语，虽然山东话里常用，但河南、河北话里也有，所以这些只能算是北方话通语如达达、花里胡梢，这咱晚、那咱晚、多咱，扯淡、拾掇、扁食等；她还认为另外的一些日常用语，可能也不是山东话，如库、拔步床（白步床、八步床）、毛司、黄芽菜、肉圆子、卵、厨下、老娘、抹牌、斗牌等她还举出的吴语词并不太多：田鸡、常时、丁香、人客、房下、原旧、膀蹄、白渫（左火）、下饭、扌扉（石扉）
她的结论是：《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我们不妨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15]
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吴语说的持论者大多只是证明《金瓶梅》中有吴语，并不认为此书主要是以吴语写成的，这与山东说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戴不凡、张惠英都是如此
除上述几种主要说法，其他还有山西方言说、河北方言说、河南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东北方言说、徽州方言说，乃至远至陕西、兰州、内蒙西部、福建、湖南平江、江西临川、云南、伍家沟等
综观诸家说法及其争论，笔者有如下印象：
其一，大都将方言研究与作者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方言的目的或隐或显地带着功利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为提出作者新说找根据；
其二，这些研究大都缺乏科学的方法，没有严密的考证而轻率地下结论，且各说各话，互不服气，颇有点混战的味道
当然我们也看到，与这种瓶外学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确也有部分语言研究者，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以《金瓶梅》方言为对象，进行着真正的语言学研究
二
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局面，让人喜忧参半一部四百年前的小说，还能激起后世如此多的共鸣，引起大家如此热烈的争论，这显然是一件好事，表明了《金瓶梅》在创作上的成功，体现了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力
人们对《金瓶梅》的巨大兴趣，固然与其独特的内容有关，更与它的写法，尤其是在语言上创新有关
试想，我们竟然在一部数百年前的古代小说里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一些似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受啊！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照此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研究结果我们不得不思考：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把方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解决某些文学研究的课题服务不是不可以，事实上，如果运用得好，它会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来，其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起码对人是有启发性的
但就目前的《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而言，显然是热情有余，科学性不足；外行人太多，人士不足
（一）方言的语音如何确定？
那么多人兴趣十足地进行着有关方言的争论，那么什么是方言？如何确定一种方言？
我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不少研究者并没有搞明白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家的说法：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一个大的区域方言，包括大体上近似的而有个别差异的许多地点方言例如，官话方言是个区域方言或叫地区方言，天津话、济南话、武汉话、成都话等就是地点方言[16](P1)
方言与那种方言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差别表现在哪里？
近人研究汉语方言，着重语音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虽然不够全面，但在草创阶段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长期的书面语言的统一对各方言有很大的约束力，方言间的词汇语法差并往往是细微的，不是十分显著的[17](P7)
所谓语言的要素是指：语音、词汇、语法就是说，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要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虽然三个方面的表现不是完全均衡的方言作为共同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
就汉语的各地方言而言，最一致的方面是语法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就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18］(P13)
至于词汇，它的变化虽然比语法快一些，也还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说，汉语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比如吴方言与北方话，尤其是同属北方方言的山东话、河北话、天津话、北京话等，它们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主要是语音
山东人学普通话，并没有多少新的词汇要学，一般来说主要在声调上作相应的变化，如我们在山东话里是第二声和第一声（wo2men1），只要变成第三声和第二声（wo3men2）就行了所以，判断方言的主要根据应该是语音，而非词汇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所谓《金瓶梅》方言研究者都不明此理，功夫恰恰都用在词汇的搜集与解释上，只要发现一个面熟的词汇，不论口音对不对，就毫不客气地归入自己的方言内，将之视作自己的研究发现
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当然也是非科学的，这也是造成同一个词汇，有人说是山东话，有人说是河北话，还有人说是吴语的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
比如一抹儿这个词汇，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口语中都存在，而且含义也大同小异，但读音并不相同，当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它说成是山东话、河北话或者山西话呢？
虽然在字面上我们似乎认识它，但它的声调是北京话的两个阴平呢，还是山东话的两个上声呢？这无从判断，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方言
这种望文生音的毛病有时连语言学家也免不了《金瓶梅》中有一个常用词合气，如第九回 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和甚人合气？……第六十四回：如今春梅姐又是个合气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里
这个词中的合应该如何读？我翻检了多部辞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注为hé但从现在仍然存在的语言现象看，并非如此
合气，吾乡徐州及周围地区读作géqì，而不是héqì李申先生著的《徐州方言志》就收入了这个词，但他写成了格气，释为因闹意见而生气其实格气即合气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你那索儿颇重，一时捆坏他，阁气这里把合写成阁，正说明二者应是同音蒲松龄在《聊斋俚曲集》里则把这个词写成咯气，可见清代山东地区也是这个读音吴振清《河北、天津方言中元曲词语例释》谓河北部分地区也有合气一词，合亦读为gě，声调有小异
事实上，口语中很可能就没有héqì这个发音，这说明辞典编撰者不是在进行方言调查基础上注的音
（二）此方言与彼方言
实际上，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确定《金瓶梅》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就是说，你除了要证明《金瓶梅》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
但直到如今，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人力图做到，最终还是无法说服人
如有的学者为了证明《金瓶梅》语言确属山东峄县方言，曾找了十几个方言词读给邻县人听，据说他们都不懂而反驳者马上说，这些词语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笔者请专门研究语言的同志协助调查，发现这些词语不仅和峄县同属淮北土语群的峄县邻邑如徐州人懂得，甚至不属于淮北土语群的其他华北次方言区的同志也懂得不少[19]
有人从《金瓶梅》中找出一百个词语，当成所谓东北方言词加以释义[20]，却被别人指出在这一百例中，至少有四十六例并不是东北方言，而是广泛通行于北方的词语，且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21]
《金瓶梅》方言的研究者们似乎都在不断重复着这个错误，这也正是他们的结论难以服人的根本原因
试想，当你不厌其烦地以自己的理解为那些各地都有的常见词语释义，并说这是你们家乡方言的时候，人们如何能相信你？
这种情况不止《金瓶梅》研究存在，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不少如王古鲁先生注《初刻拍案惊奇》，就常注某词某词为吴语，如转来、转去注云：吴语，同回来、回去后生注云：吴语称年轻人做后生或后生家
后来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就此指出：其实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皖南也说‘转来、转去’晋语、密语、闽语、客家话、赣语、皖南也说‘后生’[22](P321)
像这样一些使用范围颇广的词语，本来就是通用语，不能只根据它们在吴语中使用，就称之为吴语再如《红楼梦》的方言，公认是北京方言但也有人提出《红楼梦》是京白苏白夹杂，纯粹京语和地道吴语并存的作品
所举吴语有惫懒、狼抗、物事、事体、事务、挺尸、下作、人客、黄扬、小菜、滚水、面汤(洗脸水)、麵子(粉状物)、杌子、齐整、痴子、獃子、闹黄了、老货、灌丧[23]
反驳者马上将这二十个所谓吴方言词加以分析，证明这些词也广泛应用在其他古代戏曲小说中，如元曲、《醒世姻缘传》、《儿女英胡传》中就有惫懒、物事、人客、黄汤、小菜、齐整；《儒林外史》中也有事务、下作、灌丧、挺尸；《水游》、《西游记》、《金瓶梅》中也有狼犺、事体、滚水、面汤、杌子、老货；直到现在，面子、闹黄了还在北方口语经常使用[24]
看来某些还保留现代吴语中的词汇，明清时很可能是通语，是小说家们所共用的词汇
语言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仅知道某个词汇在自己熟悉的方言里有还不行，还要进一步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方言里；而要知道后一点，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调查，不掌握丰富的方言资料是做不到的
正因为是方言词，其中不少在官话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所以小说的作者常常信手拈来，它究竟应该如何读，如何解，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但往往有人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结果就不免出笑话
比如最早的一位吴语说主张者陈蝶仙，把书中极常见的达达释为吴语的虚词，作云云解，就很可笑
达达在《金瓶梅》全书中出现极多，是书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其实这个称呼通行的地域十分广，西至陕西，南到江浙一带都有把爸爸称作达达的，只是读音稍有变化而已；都作云云解，会使书中的很多内容难以讲得通
还应该指出，一些人研究《金瓶梅》方言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只是把它当成作者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常常先入为主，望文生义，甚至不懂装懂，强作解释，结果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
如第六十四回写了玳安的一段话，极言李娇儿、潘金莲之吝啬：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的紧他当家，俺每就遭瘟来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每莫不赔出来！
有人把会胜解为划算的借字，绑着鬼解为碰着鬼，绑是碰的音转，然后断言这是安徽徽州方言，别人都不懂的
然而绑着鬼在书中出现了四五次，以碰着鬼来解释就使语感很强的句子完全不通，本来很生动的口语变成了病句
再如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句：递了三钟酒与韩先生，管待了酒饭江漆盘捧出一正尺头、十两白金与韩先生，教他攒造出半身句子本来也很通顺，有人自己读不懂，却故作曲解，把江说成端的徽州读音，是动词[25]
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漆不取液则自毙，……种宜腊月朝鲜国有黄漆树，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
今广漆則黄，江漆則黑[2]此处江漆与广漆相对，很明显是指一种漆，江漆盘即用江漆髹涂的盘子若把江理解为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捧字，此句还成什么话？像这种点金成铁般的研究，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三）今方言与古方言
语言学家有过这样的忠告：印证方言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随意地说古代的某词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词
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即使那些字面上看起来与现在完全相同的词汇，它的读音与含义也未必与现在完全相同，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出对应规律
在这方面，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病，而这恰恰也是《金瓶梅》方言研究者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即使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了自己很熟悉的词汇，甚至感到非常熟悉的乡土气息，但在兴奋之余你也得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你的这些发现，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书中的一切都看成自己家乡发生过的旧事
虽然某些词汇至今还活在你的家乡父老的口语中，但你如何证明这些词汇四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你的方言中？
反过来说，尽管某些词汇现在已经不属于某方言，但四百年前是否也是如此？这些问题都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
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语言三要素中，数词汇的变化最为活跃，试想最近十几年新词汇的出现，真有令人目不暇给之感；而回过头去看四五十年前的词汇，又不免生恍若隔世之叹！
几年几十年尚且如此，那么百年几百年词汇的变化又该如何？当然，考虑到现代科技、交通等因素的发展，古代的变化显然不如现代如此迅疾，但受到朝代的更替、人口的迁移、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方的方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某地的现代方言绝对不会与四百年前的方言完全对应，多多少少要有所变化
比如《金瓶梅》中第二十四回详细描写了走百病，主山东说的学者承认走百病这个词峄县人是不懂的，因为现在的峄县没有这种习俗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代的山东也不存在走百病的习俗呢？那可不一定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明明载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游寺观，谓之走百病，峄县正是齐鲁之乡，想来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明清时期走百病之俗遍布大江南北，南到广东、湖南[3]，西至陕西[4]，所在地域十分之广
生活中存在着这个习俗，文学作品及方志中又常常写到它，所以明清时人们对走百病这个词不会觉得陌生，当时恐怕连方言词都很难算得上
再如有人针对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所列的吴语词指出：《蒲松龄集》和《醒世姻缘传》反映了十七世纪的山东话而张文认为《金瓶梅》中非山东话的一些词语，在这两书中有
例如：丁香、厨下、八步床、式、太、卵、帖、下饭、老娘、堂客、田鸡、黄芽菜、（左扌右扉）、（左石右扉）、房下、韶刀、不消、走百病[26]可见，这些词语在十七世纪的山东话中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根据它们现在的方言归属就断言明代也是如此
三
与古代小说中的方言研究相类似的是，也有人以故事中的某个表示官职、地名的词语，作为考证作者或作品成书年代的主要证据
其基本方法是根据史书上的记载的职官或地名，与小说作品作相应的对照，以确定小说作者生年或成书的上下限
从理论上说，这当然也不失为一个考证的方法，但要想使结论科学准确，有相当的难度你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把这些地名或官职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到底始于何时终于何时，其变化情况如何，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尤其应该强调说有易，说无难的原则，否则便会产生明显弊病我们可以举几个以职官、地名进行古代小说考证的例子：
(一)《水浒》第六十三回说关胜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
据清代孙承泽《清明梦金录》（注：此处所引书名有误，应作《春明梦余录》）所载：公(关羽)于(蜀)后主景耀二年迟溢壮缪侯，……(宋)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二年（注：作五年）又封义勇武安王，高宗二年加封壮缪武安王下结论说《水浒》中称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应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27]
但据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四十六引《吴郡关祠宋刻》：宋真宗祥符间，解州盐池减水帝遣使持诏至州祈祷使至，夜梦城隍告曰：‘盐池涸者，患在主盐池之神蚩尤也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至今遗迹尚存闻朝廷创立祖殿，蚩尤怀雠，故竭盐池耳’使者闻神语，觉，回奏于帝既而……盐池如故帝遣王钦若赍诏至王泉山，致享祠下，以谢神贶复新其庙，赐额曰‘义勇武安王’徽宗朝加封崇寜至道真君
又明陆伸《太仓关王庙记》亦云：伸尝考之，公在汉末封为汉寿亭侯，至宋祥符以来，始有义勇武安王之号迄于元之延佑，则并诸号为一，多至八十余字，而滥极矣[28](卷四十)按照这两处说法，关羽封义勇武安王早在宋祥符（1008-1016）年间，比《春明梦余录》所说宣和五年（1123）早了一百多年
如果此说成立，则‘义勇武安王’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这个结论也就不成立了，而《水浒传》的这段描写的创作时间也要大大提前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可信，显然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考证，不能匆忙地下结论
(二)《水浒》第三回：鲁达看见众人看榜，……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有人据《明会要》卷四十二谓明洪武三年始设各地都指挥使司，太原都指挥位司设于同年，认定《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洪武三年以后
他还就《水浒》第五十回我这个贤弟孙立……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一语，引《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国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挥使司其后渐设总兵，事权最重而断言《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明代中叶以后[29]
今查指挥司《元史》中凡八见，如卷十癸未，増置五卫指挥司卷四十二：元顺帝至正十年十月，是月大名、东平、济、南徐州各立兵马指挥司以捕上马贼
而总兵府的设置也非始于明代，如《元史》卷一百一：（至正）十一年十月，命随处展齐直隶各路总兵府，其站户家属令元籍州县管领各路总兵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提点
那么说《水浒》的这段描写成于明中叶的结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了
（三）有的学者为证某些所谓宋话本实乃元人作品，引《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保举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一语，认为这是元代人的说法，因为宋代只有两浙路，不但没有江浙路，甚至没有‘江浙’这样的说法，元人习惯于把县说成是‘××路管下’
论者又据《元史·百官志七》谓元代设立江浙行省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断言这篇小说当出于至元二十二年后[30]
那么，宋代究竟有没有江浙路的说法呢？小说作者是想当然，还是有所根据呢？查《宋史》卷七，有己亥，遣使廵抚江浙路之语，卷一百七十五又有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之语，另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都有江浙路的说法
至于江浙的简称，早在《北史》中就出现了，其后新旧《唐书》、旧《五代史》中也屡见不鲜；到了宋代更是普遍，仅《宋史》中就有一百九十五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一百五十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一百二十三处
而××路管下的说法在宋代亦甚普遍，如宋张（左山右臬）《紫微集》卷十九：未叙间，又为奏本路管下州军，多有待阙官员寄居，宋綦崇礼《北海集》卷二十八：契勘淛东一路管下州县，凭依山谷，边临江海等[5]
除了××路管下的说法之外，还有××州管下、××司管下、××县管下及××管下的说法，《宋史》中有十四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五十九处（仅第五百十九卷中就有四处），恰恰是《元史》中一处也没有，我们怎能反说这是元人习惯，不符合宋人的习惯呢？
《风月瑞仙亭》开头介绍男主人公乃四川成都府一秀士，论者也认为这是元、明人的说法；……因宋代并没有四川路[30]
查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八：上曰：‘无以逾王某矣’进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制置四川成都府事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臣昨任兵部，见四川成都府利州路经制买马司旧赏，如本务马……由此可见，宋代没有四川成都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论者又指《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亦非宋人作品，谓宋代只有京东路而无山东的地名，所以，说话人如果说出‘山东’这样的地名来，一定把听众弄得莫名其妙[30]
但山东无论是作为行政区或是地名，在《宋史》中出现了多达二百多次从《宋史》中多次出现山东京东路、山东京东招抚使的说法来看，山东应系地名，不是指行政区，与京东路并不矛盾
地名问题比较复杂，某一地名在长期的沿革、演变过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变化极多[6]，有些地名虽经官方改过了，但民间是否就不用了呢？民间艺人在使用地名时是否与正统文人一样呢？
通俗小说是否与正史能保持一致呢？如果把这些可能都考虑进去，我们在下一个结论时就更要非常小心才行
四
把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但是可能的，也是提高文学研究的科学性的一个途经事实上，语言学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通过考察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规律，为作品的断代提供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笔者以为，无论在研究的态度还是采取的方法上，语言学研究者都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比如从词汇的角度看，近代汉语中的时间副词便出现得早，就出现得晚梅祖麟先生考察了共250年间（公元1200- 1450）的十几部包括多种文体的作品中的便和就的使用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便的比例逐渐下降，用就的比例逐渐升高，大致可分为三期：
(1)1200—1300年，副词就或罕见，《孝经直解》中只有1个副词就
(2)从1300一1400年，就字少见，如《水浒》、《老乞大》、《朴通事》中，平均至少要碰上四五个便字才会碰上一个就字从1400一1440年朱有镦创作时期，有时便与就之比为3∶1
(3)从《正统临戎录》中可以看出，1450年以后，就的出现频率已超过了便另外他还统计了几种戏曲不同版本之间宾白中的便与就的使用比例，结论也很相似于是作者得出如下的断代标准：
(甲)便就比例超过6∶1(比如5∶1，4∶l等)的作品一定是写在1300年以后；超过2∶1比例一定是写在1350年以后
(乙)便就比例等于或超过1∶1(如1∶1．5，1∶2等)的作品一定是写在1400年以后
(丙)以上标准只能用来确定某篇晚出，不能用来确定某篇早出(即：就的比例大可以说明作品晚出，但便的比例大不一定说明作品早出，因为后代的作品可以仿古而多用便字)[22](p297)
日本学者佐藤晴彦首先比较《平妖传》二十回本和四十回本入手（《平妖传》二十回本为罗贯中所作，四十回本为冯梦龙所增补），寻找冯梦龙的语言使用特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特点去考察三言中的作品，以确定哪些作品是宋元旧本，哪些经过了冯的修改，哪些是冯的新作
比如他总结出在表示难道、怎能时，冯梦龙使用难道、终不然，不用不成、终不成；在恁般、恁地中，常用恁般；在表示也许、是否之意时，在莫、莫不、莫非三个词中常用莫非，决不用莫等，一共有十三项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三言，《古今小说》的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很可能是冯梦龙创作；而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很可能是宋元话本，冯梦龙略作修改[22](p302)
朱德熙先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用语法研究的方法考察古代小说中的方言，相对于大多数望文生义式的方言研究，显得更为科学论文作者在对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发现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第一种是VP不VP的形式，如去不去？、喝水不喝？北方官话、大部分西南官话、粤语、闽语以及大部分吴语里的反复问句采取这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可VP，如你可相信？吴语的部分地区、西南官话的部分地区和下江官话的部分地区采取这种形式
作者还进一步发现，这两种形式有相互排斥的特性，就是说，二者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作者又以此结论验之古代小说，取《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五部书为例
在考察可VP的时候，作者利用的是《西游记》和《儒林外史》，从二书中收集了大量例证，证实二书作者所用的反复问句与他们所在的方言点（淮安[7]、全椒）相一致，即采取可VP的形式考察VP不VP形式时，用的是《金瓶梅》、《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结果发现《金瓶梅》中的反复问句大部分是VP不VP形式，说明作者用的是北方官话；但也发现少量可VP形式，且绝大部分集中在第53-57回里，恰符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所云这几回系陋儒补入，时作吴语的情形
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则较复杂，两种反复问句形式都存在，而且《红楼梦》里的可VP形式比《儿女英雄传》多，《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的可VP形式比后四十回多，这反映了二书作者语言运用上的复杂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31]
笔者认为，就《金瓶梅》方言的研究来说，张鸿魁先生的方法是目前最具科学性的，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启发与借鉴
张先生的研究成果除了几篇有关论文，主要集中在他的《金瓶梅语音研究》一书中如前所说，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对于语音研究者来说，除了那些专门的韵书韵图（而这些书又常常有因袭前人而掩盖语言现实的毛病），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语音材料是很少的
但《金瓶梅》一书似乎是个例外，它的独特写法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活的语音材料，只是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发现它们张鸿魁先生巧妙地利用了书中大量存在的谐音、通假、词曲材料，整理出大量同音字，再跟《切韵》、《中原音韵》反映的语音系统进行分析比较，构制了《金瓶梅》声韵调系统的框架，推测当时的轻声、儿化等音变现象，不但被业内专家赞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32]（李序），而且令人信服地解决了某些文学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他通过对书中的谐音修辞、俗字的运用及词典用韵情况的细致分析，总结了作者用词的语音特点，如入声辅尾的消失、m尾n尾的合并、ng尾的独立等，据此得出结论说：《金瓶梅》的语言反映了当时鲁西方言的特点，《金瓶梅》作者不可能是操吴语的南人
作者的方音发展到今天，尽管可能有相当大的变化，但绝不会再恢复浊音，恢复辅间韵尾，等等就是说，不会发展为今天的吴语
另外他还经过进一步观察，根据书中入声字脱落辅音韵尾的韵类分化走向，如：郝贤谐指好闲，鹤、学和桃押韵，脚和跑押韵，落和赵、叫押韵等特点，审慎地下结论说：《金瓶梅》的作者的方音更像今天的冀鲁官话，即河北和山东接界地区的方音[33]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科学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也因此，笔者以为《金瓶梅》方言的南北之争应该画上句号了
作为古代小说史一部独具特色且极有价值的作品，《金瓶梅》的研究必然还要继续下去，它的语言研究也不会止步
但是，像前些年那种群说蜂起，瞎子摸象式的研究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徒费笔墨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少人总想为找到《金瓶梅》作者作贡献，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把方言问题作为一个证据，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确定了书中是何种方言（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是可以做到的），也不会对确定作者有多少帮助
与其花费那么多精力做无用功，不如干脆把《金瓶梅》方言研究与作者研究脱离开来，组织以语言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对《金瓶梅》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系统的分析，建造一个《金瓶梅》方言的自足体制，庶可对其在近代汉语发展史的重要价值的认识更进一步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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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晓铃.金瓶梅作者新考——试解四百年来一个谜[J].大公报，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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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灵犀.瓶外卮言［M］.天津书局，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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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戴不凡.小说闻见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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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时人.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J].徐州师院学报,1983，（4）.
[20]李凤仪.《金瓶梅》东北方言词一百例[J].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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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3]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J].北方论丛，l979,(1).
[24]陈熙中.侯忠义.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J].红楼梦学刊,1979,(1).
[25]程启贵.金瓶梅研究奇人苟洞[J].江淮文史,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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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登原.《水浒》事语所知录[J].文学遗产增刊,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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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J].上海大学学报,1996,(1).
[31]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J].中国语文,1985,(1).
[32]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M］.齐鲁书社，1996.
[33]张鸿魁.《金瓶梅》的语言特色 [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6）.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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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十年代有赵景深：书中山东话不少（《谈〈金瓶梅词话〉》，1957)李西成：《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的(《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1957)张鸿勋：书中多用山东土语(《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1958)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196）
[2]《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曾引此句，谓宓山谓广漆黄，江漆黑予谓黄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黄也顷见网上有散文《姑苏赏雨》也写到江漆：洗得乌黑发亮的瓦和江漆斑斑的高棂，使她有种诗意的美丽，而这样的美丽，唯有雨天我才得一见
[3]《广东通志》卷五十一： 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琼台志》云:十六夜，男子稍避，妇女聚出，或探亲、抛桥、揭庙，名曰走百病嘉靖《常德府志》云: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
[5]另外还有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九及《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中的两处
[6]如北京从西周至今有过十几个名字
[7]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学界还有争论，此处姑采传统说法朱德熙先生的结论，至少说明吴承恩位于《西游记》所用的方言区内事实上，本文只推崇这种研究方言的方法，并不认为方言的确定会对确定作者有多少作用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载于《南开学报》2005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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