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瓶梅》的文本多袭用前人文本，可谓八面来风，理应注意从互文性视角加以探讨这种探讨无需另起炉灶，可以循着以往作者研究、源流研究的路径前行首先，抓取以往关于作者与成书研究的笑学与集撰说研究所使用的内证材料，持之作为互文对证材料，以通向金学之文本关联研究同时，从以往关于《金瓶梅》渊源影响研究所梳理的文本传承系统，以较为便捷地直通互文性研究胜境再就是，从经典的前文本放眼《金瓶梅》互文性之纷繁复杂，从正反、大小等多个维度探讨仿拟、镶嵌、编织、脱化而成的五彩瑰丽的文本图景最后，再从《金瓶梅》纷繁的互文性研究反观笑学金学存在的问题，从而完成《金瓶梅》研究的良性循环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踏破笑学金学研究的山重水复，从而全面步入《金瓶梅》文本研究的柳暗花明关键词：金学；互文性；文本模仿；镶嵌；颠覆；意义增值近年，借鉴现代西方文论家们针对先后或同时周围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渗互涉等现象所提出并阐发了的互文性理论重新审视有关文本互涉、文本关联等问题，成为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①]众所周知，《金瓶梅》袭用其他文学作品不计其数除了《水浒传》之外，还对宋元明三代的史实、话本、戏曲及民间散曲时调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无论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都注意吸取前人及同时人的小说戏曲文本，从而形成有迹可循的文本大观对此，我们不妨将研究重心从笑学转向金学，从互文性路径进入到对《金瓶梅》所饱含的量大质优的文本互涉图景的新解读中，从而打开金学研究的新局面一、从笑学文本内证到金学文本互证前些年，尽管过热的作者归属思想价值或社会意义等外部研究并非全然属于舍本逐末，但其落脚点却往往流于作者谜团成书方式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又一时间难以搞清楚，人们不免生出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叹，并呼吁回归作品或文本在《金瓶梅》研究上，学人们逐渐不约而同地选择从面向作者的笑学研究转向面对文本的金学研究许多旨在破解笑学问题的文本比对，虽然不能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但实际上属于互文性研究，无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高关于这部小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的水平在自《金瓶梅》诞生迄今的四百多年里，人们抱着读其书而欲知其人的强烈愿望，使出多种解数对其作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证，力图揭开兰陵笑笑生的面纱，并提出了身处明末至清初的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薛方山、赵侪鹤、冯惟敏、徐渭、卢楠、李笠翁等五六十位候选人对这种不懈的作者考证，有人仿拟曹学（曹雪芹研究）而提出了所谓笑学（兰陵笑笑生研究）之说在以往笑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不惜采取猜想破译或索隐等方法，未免存在先入为主、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等问题，故而招来可笑之讥事实上，多数笑学研究还是注意立足于内证外证等实证的，其研究意义也并非仅仅局限于能否挖出作者本身正如黄霖先生所言：《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不能仅仅局限在是否能够确凿地找到张三、李四，而是通过作者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的深入……关系到小说文本，作者心理素质等研究，促使了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乃至对其他作家作品和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等问题的研究都会带来一下新的东西[②]由于抄引或化用来的文本并非作者原创，因而用这些文本以坐实作者未免差强人意但从跨学科跨文本大视野看，笑学研究至少为《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诗文印证法以及文本化用所使用或依托的那些材料大多可以纳入互文性框架来审视[③]如，主张徐渭说的潘承玉先生《金瓶梅新证》一书在破解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小说诸谜而提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说时所进行的《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等等这些在笑学考证中所提供的诸多用以间接推论的内证资料，均可成为互文性研究的现成材料再说，新时期以来，人们对《金瓶梅》成书方式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且展开过多次论争徐朔方先生曾发表《<金瓶梅>成书问题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等论文，力倡《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对此，李时人发表《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坚持个人独创说期间论争的各种论文所使用的内证为我们今天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另一批资料近年，张同胜、杜贵晨先生在讨论《金瓶梅》之集撰式创作性质时，列举出体现在集上的这样一些例子：除前六回之外，《金瓶梅》对《水浒传》文本其他部分，以及对《三国演义》《古今小说》等文本的仿写和袭用，也同样具有这个以集为撰的特征例如第8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写和尚偷听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淫声，显然是《水浒传》第44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写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按指潘巧云、裴如海）并肩摩椅，这等模样，也都七颠八倒的影子；第26回《来旺儿递解徐州，宋惠莲含羞自缢》写西门庆设下圈套，引诱来旺出来赶贼，反而被西门庆当作贼捉拿的叙事，与《水浒传》第29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中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设下陷阱，将武松诬陷为盗贼的叙述颇为相似；第47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中苗员外被家奴苗青谋财害命、侵占家产的故事，就有《水浒传》第60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写卢俊义被管家李固与娘子勾搭成奸、侵占财产、谋害性命故事的成分；第62回《潘道士解禳祭灯法，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中可以看出《金瓶梅》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死之前在五丈原禳星延命故事的模仿；第84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宋公明义释清风寨》中吴月娘被赚入方丈中遭殷天锡调戏和呼救那一段的叙事，不禁令人想起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的相关描写，而吴月娘在清风寨被宋江解救、释放就是袭用了《水浒传》宋江在清风山解救、释放刘知寨夫人的故事梗概；第98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中陈经济与韩道国女儿韩爱姐相遇媾和、产生爱情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移用了《古今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④]尽管这些例子似乎前人基本提到过，但如此汇总却让人更加深刻地领略到《金瓶梅》移用前人作品的力度和水平，并加深了对其关于叙事与写人特色的理解，自然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探讨《金瓶梅》创作的互文性本质的依据概而言之，互文性研究的基本立场是文本互释，即通过文本与文本的比对，探求文本间际关联；而作者研究与艺术研究大多会关注文本因而，借助用作笑学研究和集撰说研究的批量内证材料自然可以拿来直接用于包括互文性在内的金学研究二、从《金瓶梅》渊源研究到互文性研究从《金瓶梅》与其先后或同时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情形看，这部小说饱含着多重互文性其互文性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引用诗词曲赋、径直挪移故事情节等显性抄引和经过改头换面、移花接木以及融会贯通等技术处理的隐性化用两种作者兰陵笑笑生乐此不疲地抄引或化用了大量前人或周围人的文学文本，以至于被人们不无揶揄地奉为天下第一文抄公文学神偷超级文贼当然，在那个并不严格斤斤计较知识产权的年代，任何抄引或化用均无可厚非以往，影响研究以及素材渊源研究等系列研究常触及某些散布在《金瓶梅》各个角落里的互文本而今，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发掘相关文本，将其纳入富有统摄力的互文性理论框架中审视除了坚持不懈的作者考证，不厌其烦的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为探讨《金瓶梅》之互文性提供了更多现成的对证材料众所周知，《金瓶梅》袭用抄录其他文学作品不计其数除了《水浒传》之外，《金瓶梅》词话本还对宋元明三代的史实、话本、戏曲及民间散曲时调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尽管许多散曲在崇祯本中被删削掉或刊落，但遗存下来或被替换的前人创作仍然洋洋可观早在这部小说传播伊始，欣欣子即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谈到《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九种互文对象，即《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上世纪《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激发起一代学人钩稽和考察这部小说素材来源的兴趣四十年代，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等金学研究成果均显示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绩如前者辑有痴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一文，细致地比较分析了《金瓶梅》与《水浒传》故事情节之异同[⑤]六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撰成《〈金瓶梅〉的版本》和《〈金瓶梅〉素材来源》等论文（分别载1962、1963年的《大亚细亚》杂志），通过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前人作品进行系统溯源，将《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以及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等小说列入《金瓶梅》借用的对象，且将苗员外遇害一事坐实为《百家公案全传》之《港口渔翁》，并一一与《金瓶梅》的相关情节作了比对分析[⑥]这不仅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而且成为而今互文性研究的基础继而，执着于这一研究的是周钧韬先生，他先后撰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等论文，并汇成《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其中，《<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一文重点对《金瓶梅》抄引《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五篇前人话本小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得出结论说：《金瓶梅》抄引了许多话本、戏曲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形象，但这些话本、戏曲没有哪一部是讲金瓶梅故事的这就是说，这些话本、戏曲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本来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创作时，受这些话本、戏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启示，因此择其有用者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借到《金瓶梅》之中用现代的观念来看，这完全是一种抄袭《金瓶梅》显然不是由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连缀、加工整理而成书的[⑦]周先生在力主其抄借前人的做法不能成为集体创作的理据时，所举出的例子正是互文性的后来的一系列探讨大致沿承这一思路进行下去，关注的对象也主要是以上几种话本小说另外，近年孟昭连《崇祯本〈金瓶梅〉诗词来源新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陈益源、傅想容《〈金瓶梅词话〉征引诗词考辨》（《昆明学院学报》2010年05期）等论文对素材来源研究工作也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总之，以往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对《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与素材来源等研究交叉或同步进行的研究还有比较研究传承研究等影响研究，也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相对而言，《金瓶梅》抄引或化用的文本依据主要是《水浒传》，二者之文本关联和影响关系也最为密切因而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较集中主要有王利器《〈金瓶梅〉之蓝本为〈水浒传〉》（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蔡国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载其《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鲁歌《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之关系》（载《贵州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文本比对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雷同部分辑录出来其中，比较显在的抄引内容包括：第一回至第六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第八回中的部分情节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第九回、第十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至第二十七回；第八十九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尽管未被冠以互文性之名加以审视，但其路数却与互文性研究一致尤其是，黄霖先生通过对《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进行认真比勘，一口气举出在人物与情节上前者影响后者的十二处，如第30回写张都监陷害武松的圈套与第26回中西门庆陷害来旺儿相似《水浒传》第32回刘知寨老婆被劫往清风寨事，被移到了第84回吴月娘身上等等[⑧]近年，马瑞芳《〈水浒传〉和〈金瓶梅〉的血缘关系》（载《文史知识》2011年第1期）等论文也凭着文本细读功夫，对两部小说的关联性进行了发掘和评定总之，以往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中使用的资料以及文本比对路数均可为而今的互文性研究所用当然，还有些素材来源研究虽未以互文研究为名，却基本上具互文研究之实以往所进行的艺术研究，大致属于文本内部研究，自然会涉及到互文性的某些问题如因为互文性写作本来就含有戏拟一招，而戏拟常常产生反讽效果，所以孙述宇先生《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关于《金瓶梅》之反讽探讨中的举例自然为小说的互文性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再如，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金瓶梅》对武松形象的改塑谈起，指出其上承《水浒传》而又另辟蹊径，并通过人物个案研究，探讨两部小说的不同笔法与风格这类研究自然同样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方便还有些研究与互文性研究更为具体贴近如，霍现俊及其合作者先后发表《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之一、之二（分别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2009年第3期）等论文，把以往所谓的小说素材定性为小说中的‘小说’由于互文性通常被解释为文中之文，因此所谓小说中的‘小说’自然就属于互文性研究杨国玉《新见〈金瓶梅〉抄引明文言小说素材考略——兼谈周礼〈秉烛清谈〉〈湖海奇闻〉的佚文》，新发现了被《金瓶梅》抄引的四篇明代短篇文言小说，不仅通过披沙拣金拓展了我们对《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认识，而且洞幽察微地为追寻久已散佚的明代周礼撰述的《秉烛清谈》《湖海奇闻》二书之佚文提供了宝贵线索[⑨]如此看来，以往关于《金瓶梅》之素材来源与传承影响研究的成果多关涉到富有张力和包容性的互文性问题相对而言，前者多关注直接引用问题，后者多关注间接化用问题虽然研究目标不一，但大多注意取文本内证而这些丰富的文本内证资料正有利于小说文本意义发掘我们要以此为基础，通过进一步通过文本比对和联想阅读等策略，继续发掘相关资料，使《金瓶梅》互文性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三、从既往研究困境到互文性研究胜境互文性研究往往依托于文本比对，研究目标上也重事实判断，其命名本身也是中性的，足以能够包揽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等若干文本现象，自有其优势从互文性研究胜境反观笑学金学研究困境，我们发现许多笑学研究者是误把互文当原创了通过与其他经典小说进行文本比对展开关于《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具有较为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推动我们反观以往研究的成果，从而实现对笑学金学研究的突围尽管因互文性的大面积存在，通过内证考证作者和成书方式，难以彻底解决问题，但是，通过《金瓶梅》互文性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全面感受创作者的转益多师，接受者的各取所需，而且可以多向度地摸清创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涉猎，由此进一步圈定创作者，从而接近这一谜团的解决同时，互文性研究自然会进一步唤起人们进行文本细读与语法修辞阐释以及方言口语探讨的兴趣和热情，对以往有关作者和文本的地域研究进行反思质而言之，小说文本中的地域因素成因较多，除了原创者的决定性、评改者的掺和，还有互文性的作用多种复杂因素导致难以根据文本内证定案就《金瓶梅》而言，原创者自然当属兰陵笑笑生，尽管其本人可能漂泊他乡，染上异俗，但毕竟不改鲁地人本色由互文性生成的文本容易使得作者研究节外生枝，导致一系列关于作者以及文本的地域之争如有的论者从地域性饮食文化着眼，指出《金瓶梅》中的菜式多与江浙菜系的技法相符，试图将这部小说强拉硬扯到江浙地盘上；有的论者挑拣出《金瓶梅》词话本第四十二回、第五十二回所写的多产于南方的龙眼（桂圆）、荔枝、枇杷、荸荠、乌菱（菱角）等水果，再依据屡屡提到的金华酒[⑩]，将作者籍贯移到南方其实，这些貌似言之凿凿的证据恰恰可能是评改性和互文性造成的，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同样，根据方言推断作者归属也难以将作者从鲁地掠走关于《金瓶梅》之方言，前辈学人大多持鲁方言为主说如吴组缃先生论《金瓶梅》说：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词句不甚整饬[11]当然，我们不否认，小说中间或出现吴语京话，还兼有沪方言赣方言川方言湘方言鄂方言陕方言等等各地方言口语我们不能依据小说文本中含有某地方言，便断言作者是某地人再说，《金瓶梅》两种版本的方言用语也多有不同比如词话本中不乏谷都嘴剌扒着腿股嫩腿缺着腿干营生戳摸路儿扬长而去哄反着狗搜着霸拦浪摆待死等等齐鲁方言俗语，而崇祯本则多加以删改，并增添了某些吴语这说明原创者兰陵笑笑生很可能是鲁地兰陵人某某，而评改者则可能就是吴地的苏州人冯梦龙，再加众人拾柴火焰高，《金瓶梅》文本终于火了起来由于互文性因素和评改因素，本可说明问题的方言证据就变得特别不靠谱，变得复杂化，增加了作者之谜破译的难度总之，《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面纱看似不厚，我们大致对其山东人影像依稀可辨，但一时间尚难以将其面纱彻底揭开一窥究竟无论如何，《金瓶梅》的草创者毕竟是兰陵笑笑生，他必定与兰陵有较大干系其次，引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金瓶梅》之文本借鉴问题《金瓶梅》的互文性是一把双刃剑，以往人们多通过划分抄引或化用前人文学文本予以毁誉褒贬即对互文性持两种态度：即对抄引不同文体文本的基本否定和化用相同文体文本的基本肯定在国内，傅憎享曾通过对《金瓶梅》与其稍早的《如意君传》进行比较，认为同是写情欲，也显出作者的阶层与水准，词话本有45回共约72次写秽事，多属于东抄西录（其中不乏抄《如意郎君传》之处），单一重复，而且粗制滥造（与《痴婆子传》相较），是属于说书人添加的荦话儿，并将情欲描写移植错位之过归咎于艺人述录[12]这里将秽事叙述之过归咎于艺人的互文性写作近年，马瑞芳在谈到《金瓶梅》与前人文学文本之血缘关系时，也认为其效果不一：有狗尾续貂东施效颦等反面的，更有因风吹火借鸡生蛋，从而走向大放异彩等正面的黄霖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镶嵌’大量的前人作品，乃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法他在肯定《金瓶梅词话》常常能将旧作镶嵌到自己构思的艺术蓝图中，做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有一种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妙，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创造的同时，又指出：由于作者成书仓促，工作难免有些粗疏，使作品产生一些凌乱、矛盾之处，影响小说的艺术声誉这种镶嵌，又容易使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小说的成书问题、作者问题以及情节开展、人物刻画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判断由此提醒研究者千万不要被文本的镶嵌遮蔽了视线[13]从道理上讲，任何行文笔法都会有进化和退化之分，互文性亦然[14]按照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法国克里斯蒂娃的说法,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15]况且，即使两个文本存在完全相同的片段,因语境和对象不同，其意义也是决不相同的就此而言，《金瓶梅》之互文性创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之在新文本中产生新意义因此，针对《金瓶梅》展开的互文性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发掘各种互文本所产生的点铁成金效果及其文化意蕴，并能够使读者更好地把握经典文学文本形成的规律再次，启发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别开生面地发掘小说文本的审美特性等问题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提出《金瓶梅》创作意旨上的摹《诗》之说：《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张竹坡善于借《诗经》旨意，反其道而评判，从而揭示《金瓶梅》作者的皮里阳秋之笔据以上这段评论看来，《金瓶梅》全篇不过是对《诗经》中这些关乎婚恋问题的著名诗篇的摹仿这些摹仿表明，情与淫相反相成，甚至不过只有一步之遥在当前学术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论作者及其归属，倒不如转向小说文本之审美解读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海外孙述宇就曾使用西方新批评派常用的术语反讽（irony）一词谈论《金瓶梅》的笔法，认为这部小说经常写各色人物表里之别表里歧异，写出了最真实的人性[16]事实上，除了实现文本意蕴的强化或升华，互文性的功效就在于创造反讽意趣人们最常提到的例子当数绣像本第一回热结十兄弟通过戏拟《三国志演义》第一回桃园三结义构成的反讽这种反讽一直贯穿下来，用世俗追逐之利消解了正统伦理之义我们应该继续认真借助文本对比，发现更多互文性片段，并深化对小说文本意蕴的理解复次，推动我们对创新性与互文性两套理论及其相互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以往文学研究多一味地强调独创性的价值，而忽略或贬低互文性的意义，甚至把互文性当作独创性的负值关于独创性和互文性之关系，李玉平曾这样概括：实际上，文学并非完全是独创性的产物互文性的提出，不仅没有削弱文学的独创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独创性，更好地彰显文学独创性的价值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独创，认清非独创的部分，更有助于彰显独创部分的价值退一步讲，即使是互文性的部分也并非完全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其中也不乏独创性[17]《金瓶梅》借用模仿了《水浒传》《西厢记》以及众多明代中短篇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文学发展史以及文学经典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部经典的形成往往是独创性与互文性的有机统一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固然没有意义，空谷来风的所谓独创也是不存在的在文学研究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因张扬前者而忽视后者，同样也不能草率地借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对此，美国汉学家韩南在探讨《金瓶梅》之素材来源时指出：当我们探索引文以什么方式使我们得以深入这部小说时，似是而非的答案主要是它们不太适应作者创作动机的那些地方当他们不能满足作者的需求，他只得对它们进行修改，或它们不能使读者得到作者预期的效果，正是在这些地方最能见处作者的独创性[18]这里既隐含着对那些化用的互文性的肯定，又将恰如其分、水乳交融的互文性纳入独创性来看待在谈到重叠与颠覆问题时，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曾有过如下分析：使用现成的戏曲、说唱、词曲、小说，是《金瓶梅》一个十分独特的艺术手段（比如用点唱曲子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潜意识，传情，预言结局等等），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手段，在探讨《金瓶梅》的主要艺术成就时，这一点应该考虑在内此外，《金瓶梅》使用资料来源时的灵活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这种创造性给读者带来的乐趣与满足感是双重的：既熟悉，又新奇熟悉感是快感的重要源头，而一切创新又都需要旧来垫底《金瓶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有足够的旧，更有大量的新，于是使得旧也变成了新《红楼梦》就更是以《金瓶梅》为来源，成就惊人熟读金瓶之后，会觉得红楼全是由金瓶脱化而来[19]《金瓶梅》互文性研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互文性理应被视为独创性的有机构成和并行不悖的写作策略于是，借助互文性视角，我们便可进一步洞察《金瓶梅》之拟而有避推陈出新写作经验由于《金瓶梅》既是历时性传承化用的结果，又是共时性双向渗透的出品，因而其互文性特别复杂既凸显出作者和得心应手的借鉴，又凸显出个别地方的杂乱无章和漏洞百出的缝隙可以说，《金瓶梅》既是后起小说依傍模拟或推陈出新的样板，又给人们流露出诸多因对以往文本过于依赖而导致的缺憾四、徜徉于《金瓶梅》互文性研究胜境探讨《金瓶梅》之互文性旨在基于小说文本关联等现象的发掘，重新认识小说的文本效果和特色对那些直接引用诗词曲、径直挪移故事情节的显性互文，人们易察易觉，并业已做了不少工作，此不赘述而经过长期不断的细读，人们愈来愈发现，《金瓶梅》文本中还存在至今尚难以估量的隐性互文叙事单元由于诞生《金瓶梅》的那个年代思想活跃，小说出版频繁，处于百年共时的小说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因而既需要审慎探讨，又需要多向度解读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金瓶梅》与其赖以借题生发的《水浒传》之互文性关系尚不能简单地便认定为前者模拟后者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关注到，《金瓶梅》之于《水浒传》并非简单的借尸还魂，而是别出心裁的脱胎换骨，它在蚂蚁搬家式地转引了《水浒传》大量现成情节的同时，又通过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等技术处理，赋予某些情节以全新功能和意义近来，黄霖先生《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一文针对《金瓶梅》文本形成力倡镶嵌说，强调《金瓶梅词话》将《水浒传》等前人的文字大量地镶嵌到自己构思的艺术蓝图中，成为一部新的作品，并指出这种镶嵌也有其弊病，以至于给研究者带来麻烦[20]商伟先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基于对《金瓶梅》文本图景的分析，把《金瓶梅词话》视为复式小说以及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从而力主编织说，并进而强调编织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增添了文本理解的维度[21]在商伟先生看来，《金瓶梅》通过移置、改写和增补《水浒传》所建立起来的文本关联，既是一种特殊的双向互动关系，又是一种近乎悖论的关联，其结果是《金瓶梅》和《水浒传》都同时发生了改变这种复杂性超出了我们对互文性的惯常理解有的互文属于张冠李戴，使得《金瓶梅》中的许多片段让人感觉到系从《水浒传》化用而来第二十六回所叙西门庆给了来旺一包银子让他去开酒馆，又设下贼喊捉贼圈套，把来旺当贼拿去送官一事，与《水浒传》第三十回所叙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设下陷阱，将武松诬陷为盗贼那段文字，尽管所针对的对象和写作意图不同：一个意在突出西门庆的机深诡谲，一个意在表现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人之阴险狡诈，但基本情节同样是何其相似乃尔！二者之互文性关系，不言而喻另外，第四十七回所叙苗员外被家奴苗青谋财害命、侵占家产的故事，与《水浒传》第六十回写卢俊义被管家李固与娘子勾搭成奸、侵占财产、谋害性命故事，也颇雷同至于清初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创意则可以肯定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其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金瓶梅》最后的结局是吴月娘惊噩梦，于是金圣叹也给腰斩的《水浒传》填加了一场卢俊义惊噩梦面对《水浒传》与《金瓶梅》文本如此众多的雷同性段落，我们颇能感受到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暗流涌动的双向互文性，即《水浒传》影响了《金瓶梅》，《金瓶梅》又反过来影响了《水浒传》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应该是双向的至少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只是《金瓶梅》历时单向性地仿效了《水浒传》另一方面，两部小说之间还存在反模仿问题，具体表现为《金瓶梅》暗引了《水浒传》中许多经典中的桥段，但又反其道而行之，将充满义气、正气的正能量翻转为惟利是图、蝇营狗苟的负能量第十九回所叙指使鲁华、张胜逻打蒋竹山一段，又是从《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搬运而来然而，同是寻衅打人，一为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一个是恶霸为徇私利，雇凶打人，带有黑社会打击报复性质通过经典桥段的重新编排和经典叙事话语的拆解与重组、改装，达到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事写人目的，这说明，作为前提的叙述语境与叙述对象对文本的叙事效果具有决定意义在《金瓶梅》问世之前，《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诸小说似乎已经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后三者对前者的渗透不言而喻然而，四大奇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相关问题仍然需要提出来思考第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是，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很难捕捉到与《三国志演义》发生互文的印记莫非兰陵笑笑生没有摸过《三国志演义》？按情理来说，《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常并行传播，这位兰陵笑笑生是不会漠视这一互文对象的为什么直到绣像本中，《金瓶梅》才大张旗鼓地以反讽方式于开篇第一回大规模戏拟桃园三结义？该回所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显然是在戏拟《三国志演义》的桃园三结义，但已将英雄的义偷梁换柱为利从西门庆身上嗅出刘备的气息，似乎也非牵强附会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史记》所载项羽不甚读书，到《三国志演义》写刘备不甚好读书，再到《金瓶梅》写西门庆也是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存在着一脉相承关联莫非是冯梦龙在提出四大奇书这一命题时对四种文本进行了整体统筹？假如这种统筹存在，那么就会出现四大奇书彼此发生互文性的奇观如果是这样，《金瓶梅》文本中含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影响的蛛丝马迹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些带有颠覆性、唱反调式的叙事也会让人们产生互文性联想对其反模仿所形成的文本格调，以往人们多以反文化反传统反讽反弹琵琶唱反调以及颠覆等术语评之，反字仿佛成为这部旷世奇书的基本品格和标签之一围绕英雄形象的重新解释，在商场如战场、情场如战场的修辞化言说中，西门庆被塑造成一个商界奸雄、情场性英雄，他所向披靡的法宝是钱财，是计谋，是狐朋狗友的拥戴，是腰间征服女性的驴大阳具在《词话》中，西门庆的计算和企图被描写成投机和征服，他的商业行为，则有如豪赌其间不乏险情，却终能化险为夷与他的政治和经济冒险相平行的，是他愈演愈烈的性征服如果不是在《金瓶梅》的小说语境中出现，完全可以当作一篇战争赋来阅读，与《三国演义》中的《赤壁鏖战赋》相当，诚如商伟先生所谓：在这些戏仿的文字中，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叙述传统被系统地改写，英雄好汉在江湖上的角逐和沙场上的对垒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风月寓言，他们的行为规则获得了全新的解释[22]以传统的战争意象描述性爱，将沙场上厮杀的英雄好汉与床第上的浪荡子弟作比，这是对传统辞赋语境的极大颠覆他日益膨胀的欲望与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的繁殖成正比例增长，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在临死之前，已经把征服的对象扩展到了林太太──身居深宅府第的王招宣的遗孀无奈欲壑难填，体力透支，攻城掠地的征伐功亏一篑同时，作者似乎是在处处化雅为俗，如写小说戏曲经常会写到发生在商人与文人之间的婚姻爱情争夺战以往小说文本，诸如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以及后来清代《聊斋志异》中的《连城》等，其立场在文人一方，所宣扬的观念也是文人最终稳操胜券；而《金瓶梅》的观念却转化为商人一定会赢得终局小说在尚举人与西门庆两者间，孟玉楼选择了财势兼具的西门庆，而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这种化雅为俗的互文让人感叹金钱权势的实惠与诱惑已经超越了华而不实的名声和地位另如，赏雪吟诗本是属于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雅之事，而《金瓶梅》每每以雪来组织叙事场景，渲染雪天的荒淫与不堪：第二十一回吴月娘雪烹茶、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等回目中的雪景辉映的是骗吃喝、逛妓院、算账目、争皮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由雅而俗不言而喻再看，《金瓶梅》写西门庆虽然骑马，但也骑驴，蒋竹山更是骑驴为主，这里的驴意象已经不是往昔文人细雨骑驴标准造像中的意象，而是潘驴邓小闲（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邓通般有钱、青春小少、闲工夫）中的驴意象，也就是驴儿般大的阳具在《金瓶梅》中，将风雅化的友人际遇、诗酒风流作风骚的低俗的片段，更是不胜枚举至于《金瓶梅》对《西厢记》仿拟而呈现出的互文性花样，则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相关论文主要有，敦勇的《〈金瓶梅词话〉与〈西厢记〉——〈金瓶梅词话〉与戏曲研究之二》（《艺术百家》1987年03期）、徐大军的《〈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3期）、蒋星煜的《〈西厢记〉在〈金瓶梅〉书中之反映》（《中华文史论丛》2005年第80期）、史小军的《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伏涤修的《〈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与接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纷纷从不同视角、不同文本证据着力于探讨《金瓶梅》是如何将优雅之情变为恶俗之欲的此不赘述由互文性路径进入研究胜境，我们充分感受到，《金瓶梅》是一部转益多师、融会贯通的经典之作，作者在其文本建构中既运用了抄引、援引、化用、袭用等正模仿之笔，又运用了戏拟、反讽等反模仿之笔有时，正反模仿错综交融，甚至不惜采取大量的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可以说，《金瓶梅》互文性之复杂、多维，在古典小说中罕有其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①]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又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英语为intertextuality，法语为intertextualité而其拉丁语词源是intertexto，意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顾名思义，互文性的原初意义主要是指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渗透的性质后来，随着这一概念的泛化，其内涵有较大扩延[②]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③]陈大康：《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一文把现在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法归纳为取交集法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排斥法综合逼近法联想法猜想法破译法索隐法顺昌逆亡法等十种，并一一举例说明[④]张同胜、杜贵晨：《论〈金瓶梅〉成书的集撰式创作性质》，《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01期[⑤]姚灵犀著、陶慕宁整理：《瓶外卮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7页[⑥][美]韩南：《〈金瓶梅〉探源》，参见《韩南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45页[⑦]周钧韬：《<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72页[⑧]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载《水浒争鸣》第1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⑨]王平主编：《金瓶梅与五莲：第9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0页[⑩]况且，所谓金华酒很可能就是兰陵酒王利器先生主编的《金瓶梅词典》有注释曰：金华酒或谓即兰陵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11]吴组缃遗作，傅承洲整理：《论金瓶梅》，《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05期[12]傅憎享：《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2期[13]黄霖：《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14]李玉平曾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类型，并指出：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treason,埃斯卡皮语),与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消极互文性则是互文性要素进入新的文本后,与本相比意义没有发生变化李玉平：《互文性新论》，《南开学报》2006年第3期笔者认为，用进化的互文性和退化的互文性代替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当更恰当[15]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16]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48、55页[17]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页[18][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63页[19][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20]黄霖：《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21][美]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22][美]商伟：《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子牡丹亭>的评注话语及其颠覆性》，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4页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原载《人文述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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