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究竟成书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这两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不仅有资料缺乏的客观原因，也有认识上的主观原因要想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必要，但对现有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分析，尤其是从传播角度来加以观照，或许能够有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认识一《金瓶梅》的早期传播是通过人际之间进行的，这些最早看到或听到《金瓶梅》的接受者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我们了解其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著名文人袁宏道给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关《金瓶梅》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记载尽管这封信篇幅不长，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一，最迟在万历二十四年，《金瓶梅》已经在社会上开始流传二，当时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而且流传的范围极其有限，像袁宏道如此有名气的文人，都不知道其来源三，袁宏道虽然仅仅看了前段，但已经赞不绝口，认为要远远胜过枚乘的《七发》与这一记载密切相关的是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的一段话：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这里说到的董太史思白，即董其昌；中郎即袁宏道那么，袁中道是何时见的董其昌呢？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袁中道从乃兄袁宏道在真州是万历二十六年，因此袁中道与董其昌见面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前与前所引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相对照，可以进一步证实，董其昌是较早拥有《金瓶梅》的少数人之一，并认为《金瓶梅》极佳董其昌只对袁中道提到了《金瓶梅》，但并没有拿给他看袁中道后来在真州才从其兄袁宏道处看到了全书之半言外之意，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袁宏道仍然未能拥有全书以后袁宏道又多次提到《金瓶梅》，如在给谢肇浙的信中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还也？……蒲桃社光景，便已八年……[1]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及友人江盈科、潘士藻、谢肇浙等在京结蒲桃社是万历二十七年的事，八年后应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称久还，看来所借时间非止数日但这时袁宏道似乎仍然只有全书的一部分，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说道：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1]从1596年到1606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袁宏道依然未能得到全书，这不仅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尽管如此，袁宏道仍然对《金瓶梅》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觞政·十之掌故》中说：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1]显然已将《金瓶梅》与许多著名作家作品相提并论了还有两条资料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所说：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1]王宇泰即王肯堂，王百谷即王稚登据刘辉先生考证，屠本畯见到王肯堂的抄本约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2—1593），若此说能够成立，则比袁宏道见到《金瓶梅》的时间还要早三、四年但屠本畯同样不得睹其全，只是说书帙与《水浒传》相埒，又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二是薛冈在《天爵堂笔余》中所说：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鄙斋，予得尽览有研究者指出，薛冈见刻本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那么他见文吉士抄本应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该抄本也是一不全抄本种种迹象使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金瓶梅》还未全部写完时，已经开始在有限的人群中如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刘承禧、王稚登、王肯堂、屠本畯、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吉士、薛冈等人中流传开了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话也常被人们所引用这段话说，袁宏道《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但自己恨未得见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京城里遇见了袁宏道，他问袁宏道是否有全书，袁宏道回答说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过了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进京参加考试，已携有其书，他便借来抄写了一部并带回了家乡这段话与谢肇浙《金瓶梅跋》所说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细微区别，按照沈德符的说法，万历三十四年时，袁宏道不仅没有《金瓶梅》全书，甚至也没有读过全书，但他知道刘承禧家有全书再一个重要信息是，到了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也有全书了沈德符又接着说，他将此书带回家乡后，他的朋友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商出重价购刻另一友人马仲良时榷吴关，也劝他满足书商的要求但沈德符认为，这类书必定会有人刊刻，一旦刊刻后，就会坏人心术，因此他将此书固箧之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从一般情理上看，这部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应是最早的刻本问题在于，沈德符所说的未几时究竟是什么时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就是根据了沈德符的这段话，并且将未几时定为一年但据李时人先生考证，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3—1614），因此，这一刻本只能出现在该年之后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言，该序言写于万历丁巳年（1617），与万历四十二年仅仅相隔三年，因而有理由认为，这一丁巳年的刻本即使不是初刻本，也是与初刻本相距时间不长的一个刻本二沈德符的上述记载对我们了解《金瓶梅》抄本、刻本的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他的另一段话又使人们对《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陷入了迷雾之中他说：闻此（指《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根据这段话，在很长一段见内，人们认为《金瓶梅》应成书于嘉靖年间直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动摇实际上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主张成书于嘉靖说，除了沈德符外，前面提到的屠本畯、谢肇浙以及众多清人都持此说近代学者蒋瑞藻、现代学者冯沅君、龙传仕、徐朔方、朱星、周钧韬、刘辉、陈诏、卜键等依然坚持此说其主要论据一是明人笔记的记载不应轻易推翻；二是书中的许多内证如佛道二教的活动，海盐腔及[山坡羊]等小令的流行，太监、皇庄、女番子、金华酒、书帕等均为嘉靖朝事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2]一书根据小说中写的都是嘉靖时事，其中的戏曲演出无万历剧目、声腔无昆曲，从而判断该书写作在嘉靖末年并基本完成于这一时期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一部明万历丁巳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很快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第二年郑振铎先生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把《金瓶梅词话》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3]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通过对明代一些典章器物的考证，进一步认为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4]1982年美国汉学家马泰来先生在《麻城刘家与〈金瓶梅〉》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一年之前，[5]1988年鲁歌、马征先生在《〈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一文中认为在万历十九至二十五年之间，[6]香港学者梅节先生1990年在《〈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一文中认为在万历五年至万历十年之间[7]1999年许建平《金学考论》一书从七个方面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六年至万历十一年之间[8]黄霖先生的考证更为具体，1982年他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就《金瓶梅词话》抄万历十七年前后刻印的《忠义水浒传》的事实说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第二年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通过考察小说的干支年月和人物生肖，认为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两年后又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提出了五条证据，其中关于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流行于万历年间，以及《别头巾文》见于万历年间编成的《开卷一笑》两条更有说服力[9]还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成书在嘉靖与万历之间1957年张鸿勋在《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题材》一文中认为嘉靖说与万历说没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确切的年代无法知道，那么它大约的年代就在16世纪上叶，再具体地说，是在嘉靖与万历之间[10]1981年杜维沫的《谈谈〈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及其他》[11]等也从不同角度重申了这一观点1999年潘承玉《〈金瓶梅〉新证》一书认为，《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因而，小说反映的不仅是嘉靖朝的历史或万历朝的历史，而是从嘉靖中期至万历前期这一时间跨度大得多的历史，小说最后定稿于万历十七年以后[12]上述种种观点之所以各执一词，关键在于对成书一词的理解不够一致成书者，书已完成之谓也而这一完成过程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某一天忽然一部完完整整的《金瓶梅》摆在了人们面前那么，何时可以算作书已完成？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一是以小说只写出了一部分但已在社会上流传为准？还是以小说全部完成并有正式文本流传为准？二是假如小说已经完成，但作者或拥有者没有公之于世，而在若干年后拿出一部小说并宣称这是很早以前就完成的一部小说，那么谁来证明这一点呢？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认识，争来争去自然没有结果按照一般的理解，只有作品全部完成并已在社会上公开传播，才可以说该小说已经成书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一原则，那么《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问题也就可以有一结论了事实是，在万历丁巳刻本之前，尽管很多人都提到了此书，但真正见到全书的只有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所说，万历三十七年（1609）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但仍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这时距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刻本不过八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袁宏道只是读了数卷，虽然他说到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但时间不会太久，否则他肯定要设法借来抄阅再按之沈德符非常肯定的说法，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依据当时的刻印技术水平，一部百万字的著作从雕版到印刷，也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因此有理由认为，全书的完成就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前后而此前种种关于《金瓶梅》的信息，只能说明《金瓶梅》正处于尚不成熟的创作过程之中三最早提及《金瓶梅》作者的仍然是袁中道、屠本畯、谢肇浙、沈德符等人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藉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肇浙在为《金瓶梅》作的跋语中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1]不难看出，这些最早读过《金瓶梅》的文人对该书作者却都十分茫然，且说法极不一致其内中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确实不知道作者为谁；二，知道作者为某某，但出于微妙原因而不便说明但假如是后者，又会让人感到不解，莫非几个人都已经事先商定好，从而取得了口径的一致，都来为作者保密？再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确实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作者的名气也就不会太大，换句话说，不太可能是所谓的大名士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言，开头便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这便是作者为兰陵笑笑生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刻本之前，并没有人提到过兰陵笑笑生这位笑笑生是刻书者随意杜撰出来的呢？抑或确有所指？假如是后者，所指又是何意呢？有意思的是，尽管该刻本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多的人却津津乐道于作者为著名文人王世贞，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其《稗说》中便明确此说，康熙乙亥（1695）谢颐在《第一奇书序》中又说道：《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1]清代评点家张竹坡及清人的许多笔记如《寒花庵随笔》、《秋水轩笔记》又提出所谓苦孝说，认为《金瓶梅》是王世贞为报父仇而作实际上持王世贞说的这些人们是根据了屠本畯和沈德符的含糊其词引伸而来，并没有可靠的资料予以证实这就是说，明清两代对《金瓶梅》的作者始终没有搞清，对所谓兰陵笑笑生也未给予特别的关注20世纪以来，《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集体创作说与个人创作说之争异常激烈早在40年代，赵景深、冯沅君先生就透漏出集体累积说的想法1954年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首次明确提出集体创作说[13]，1980年赵景深先生撰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是民间的集体创作，《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本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只不过是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小说[14]1986年王利器先生撰文对大名士之说加以驳斥，认为《金瓶梅词话》当亦出自书会中人之手耳以此，在书中保存着许多说唱话本的家风[15]同年，徐朔方先生在《〈论金瓶梅成书及其他〉自序》中说道：《金瓶梅词话》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破绽、矛盾、错乱、前后脱节或重复比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更为严重（这是以前的研究者所未曾指出的），这表明它是未经认真整理的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但徐朔方先生又认为《金瓶梅词话》有一位写定者，这位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16]这种集体创作再加一写定者的观点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认同2000年王汝涛、刘家骥先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即《金瓶梅》是由众说唱人底本拼合，兰陵笑笑生写定的他们列举了五条理由，第一，《金瓶梅词话》中说唱人遗留的迹太多了，且不说大量的诗、词、散曲充斥书中，用以代言，迹象更明显的是紧急时刻，书中人却大唱其曲……其实都是说书艺人为了使听众提神而加的手段其次，书中的所谓别字是俚俗之人（说书人）的用字习惯再次，写定者的学问不高，历史事件错误太多，官制，地名隶属，宋制、明制杂揉第四，全书水平不一致后二十回大约是另一人提供的底本，写定者笑笑生既不能彻底替他改写，就只能保留了前后不相称的面目第五，援引傅憎享先生的观点，从情欲描写移植错位断定非文士所作，《金瓶梅词话》是说书人述录的，是向说听的话本归化，呈俗文化形态[17]当然，更多的研究者依然坚持个人创作说，他们认为，明代几位著名文人在提到《金瓶梅》时，均感到非常新鲜，而非累积已久再者，《金瓶梅》具有较为完整的艺术结构、一以贯之的思想和统一的文学风貌还有，如果《金瓶梅》是累积型的创作，为何在此之前没有类似内容的作品流传？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在作者问题上提出了众多的人选，其中又有南北方的不同如王世贞、屠隆、王稚登、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李渔等为南方人；李开先、贾三近、李先芳、冯惟敏、谢榛、贾梦龙、丁惟宁等为北方人四尽管对《金瓶梅》作者的争论异常激烈，很难取得共识，但有关作者的几个基本问题谁也无法绕开，却为大家所公认这几个问题是：一，如何理解兰陵笑笑生；二，究竟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三，作者或写定者应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在无法令人信服地解决作者问题的情况下，对上述几个问题作些综合分析，或许也不无益处兰陵笑笑生是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言所提出的作者，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如果一定要在兰陵或笑笑生上作文章，以寻找出作者的真实姓名或真实身份，那恐怕也只能是掷光阴于虚牝了因为《金瓶梅》的作者本来就不想透漏自己的身份，否则明代的那几位著名文人也不会丝毫不知作者的情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兰陵笑笑生又不会是欣欣子或刻书者信口所言，也就是说，这一符号里面总要有某种含义，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兰陵是地名，或在山东峄县，或在江苏武进有人认为兰陵是指美酒，有人认为是指作者隐居之处而拟化的山名结合欣欣子既不愿透漏作者的姓名，又想在这一符号中有一定的含义，倒不妨从荀况被贬兰陵这一历史事件方面去考虑这就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是一位不得志之人，但笑笑生一名又表现出其笑对人生的态度既不得志又能笑对人生，这大概也较符合《金瓶梅》一书的立意本旨吧关于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两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双方却未能换位思考，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回答不同观点者的论据以说服对方，尤其是说服不了对方时，是否能客观公正地接受某些事实如持集体创作说的理由主要是许多地方保留有说唱者的语气，每回都插入诗、词、散曲，行文粗疏、重复，采录、抄袭他人作品极多等等，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两个：一，的确是说唱者所创作，但却并不一定是集体创作，出于某一位说唱者之手也并非没有可能二，是许多说唱者的集体创作，而且累积了多时但第二种说法马上会遇到个人创作说的严重挑战因为《金瓶梅词话》尽管粗疏，但毕竟具有较为完整的艺术结构、一以贯之的思想和统一的文学风貌等等如何面对这一挑战呢？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放弃第二种说法，而保留第一种观点现在再来看个人创作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除了刚刚提到的完整、统一外，还有就是明代一些著名文人对该书的反应均是首次所闻，而非世代累积这里有必要将集体创作与世代累积加以区分，集体创作不一定非要世代累积不行是同时的几个人所共同创作如果不把采录、抄袭他人的作品等同于世代累积，那么种种迹象表明，《金瓶梅词话》世代累积成书的可能性不大但问题在于，虽然该书基本上完整、统一，然而行文中也的确有粗疏重复的缺陷，而且还有其他许多浅薄之处因此，又有必要将个人创作说与大名士说相区别个人创作不等于一定就是大名士，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此书绝非出自大名士于是，问题就较为清楚了，《金瓶梅》应出自某位下层文人或如有人所说书会中人之手，这位作者或写定者不仅熟悉各类说唱文体，而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市井生活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位文人或书会中人究竟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研究者们曾尝试着运用多种方法来探析这一问题，其中最常用的是分析小说所运用的语言分析语言又可以分别从词汇、语法和语音入手，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金瓶梅词话》所运用的语言词汇涉猎的地域相当广泛，按照由北至南的次序，既有北京官话，也有雁北方言；既有秦晋方言也有冀鲁方言；既有鲁南方言，也有徐州方言；既有吴语方言，也有广东四邑甚至川北一带的方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从主观方面来看，或许是作者走南闯北，能够随心所欲地融会各地方言词汇；从客观方面来看，或许作者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就带有这种语言特点然而，如果从语音和语法方面来分析，问题可能就会更加清楚一些有关《金瓶梅词话》语音研究的论著不是太多，其中张鸿魁先生的专著《〈金瓶梅〉语音研究》[18]受到研究者的较为普遍的首肯，该书详细考察了《金瓶梅词话》的各种语音特点，进而认为作者应为北方人有关《金瓶梅词话》语法方面的论著略多，其中朱德熙先生的论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更有说服力，该文发现《金瓶梅词话》第53回至57回中的反复问句只用可VP（如：你可去？）结构，而其它各回基本上只使用VP不VP（如：你去不去？）的结构而恰恰是北方地区多使用VP不VP，南方地区多使用可VP从而断定，53回至57回应出自南方人之手，其它各回则应出自北方人之手如果再结合其词汇方面的特点，问题似乎就更加清晰了：这位作者即使不是北方人，也应曾在北方长期生活过，而且他生活的地域环境应是南北交汇、交通便利之处假如再从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习俗、故事内容等来考察，那么作者或写定者所生活的地域就呼之欲出了简言之，这位作者或写定者应是明万历年间较长时期生活在运河临清一带的一位普通文人[参考文献][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613-621[2]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M].兰州：甘人民出版社，1988[3]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J].文学，1933（1）[4]吴晗.《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J],文学季刊，1934创刊号[5][美]马泰来.麻城刘家和《金瓶梅》[J].中华文史论丛，1982（1）[6]鲁歌、马征.《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J].社会科学研究，1988（4）[7][港]梅节.《金瓶梅》成书的上限[A].金瓶梅研究1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8]许建平.金学考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黄霖.金瓶梅考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0]张鸿勋.试析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J].兰州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1957[11]杜维沫.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J].文献7辑，1981[12]潘承玉.金瓶梅新证[M].合肥：黄山书社，1999[13]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8-29[14]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J].上海师院学报，1980（4）[15]王利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A].刘辉、杜维沫.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14[16]徐朔方.《论〈金瓶梅〉成书及其他》自序[A].刘辉、杜维沫.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17[17]王汝涛、刘家骥.也谈《金瓶梅》的作者[A].王平.金瓶梅文化研究，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46[18]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6[19]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J].中国语文，1985（1）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刊于《东岳论丛》2004，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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