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平​：从文学史看《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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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谈到「读者批评」的运作范围，包括：描述阅读活动、发现空白、建构文学接受史，以及调查文学接受现状等四种[1]

所谓接受现状不等于研究概况，必须掌握更多的文学现象，才可能比较客观的了解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状况

这里所说的文学现象，包括学者或一般大众对作品的认识与好恶、作品的出版与流传、作品的影响等

关于《金瓶梅》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情形，已经有学者进行考察

例如黄霖先生等着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三章〈方法论与小说观新变的研究期（上）〉第四节第三小节「《金瓶梅》研究」，即对20世纪初至1962年的《金瓶梅》研究做了考察[2]；

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上编第二章〈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则将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为1901-1923年，第二阶段为1924-1949年，第三阶段为1950-1963年，此三阶段时间的总合，大致相当于《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三章第四节第三小节的考察范围

《金瓶梅研究史》的考察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或评议的文章之外，还包括了出版、续书、文学史章节、辞典条目、外文翻译等[3]，比较接近本论文所说的「接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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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更仔细的是王炜《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该书第一章〈中国学术转型期（1911-1937）的《金瓶梅》研究〉除了概述20世纪前期的《金瓶梅》研究状况，更对鲁迅、郑振铎以及吴晗的《金瓶梅》研究进行个案分析

在概述部分，王炜就当时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情形，以及《金瓶梅》及其续书的出版状况等，介绍得更为详细[4]

　　不过无论是吴敢的《金瓶梅研究史》，还是王炜的《小说界域的划定与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个案考察》，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考察民国初年的「文学史章节」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吴敢提到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5]，王炜还提到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6]等

由于没有比较全面的考察，有些说明就不那么精确，例如王炜认为胡行之将《金瓶梅》列入「人情小说」，并不是对鲁迅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不同的情势下进一步确证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流变史中的地位」[7]

其实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年6月初版)有关《金瓶梅》的内容，几乎都来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详见本论文第二小节)，且赵景深1928年1月初版的《中国文学小史》早已将《金瓶梅》列入「人情小说」

也就是说，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在《金瓶梅》研究史上的意义，在没有比较全面考察情况下，被过度夸大了

　　《中国小说研究史》和《金瓶梅研究史》对于此一时期《金瓶梅》的研究或接受，都是从20世纪初开始讨论的，与本文所说的民初，时间不一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金瓶梅研究史》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认为「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8]

以《金瓶梅》研究来说，此固是事实，但如果以接受史来看，更密切相关的应该是作品的政治、社会或学术环境

倒是王炜以1911-1937为「学术转型期」，其始末之时间点为辛亥革命及对抗日战争开始，更适合作为接受史考察的一个阶段，不过将起始点订在民国元年(1912)，可能更为恰当

　　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谓：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以急风暴雨般的方式摧毁了旧政权，建立了新制度，促使中国社会转型在政治结构的转换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标志着封建君主时代的结束和民主共和时代的来临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结构的转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是带动其他诸结构转换的牛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从而推动和加速经济和教育结构的转换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新式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向前遇迈进了一大步[9]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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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民国成立对于中国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是「急风暴雨」般的破旧立新，中国社会从而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合理的，当然也不是说变就变，但视其为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辛亥革命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在民国二年（1913）颁布《大学规程》，其第二章第七条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即：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除了言语学外，其他七类都必须开设「中国文学史」[10]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24.html

付祥喜说：「这既表明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也表明中国文学史开始具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11]

因此，本论文既然是从文学史探讨《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接受状况，将考察的起始点订在民国元年（事实上最早的一部是民国三年），应该是恰当的

　　日本侵略中国不始于1937年，然而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在长江三角洲的进展十分迅速，8月攻进上海，11月向江浙地区推进，12月中旬占领南京，「战争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着日军炸、烧、抢、淫，社会极其混乱」[12]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社会必然会形成另一番面貌，文学史的写作必然也会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付祥喜认为193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显著特征，就是『政治式写作』的倾向」[13]

文学史之所以走向「政治式写作」，与对日抗战以及其后的政治发展自然是密切相关的

　　基于上述，本文即以辛亥革命次年，即民国元年(1912)元月为始，以抗日战争开始这一年（1937）七月为终，将此一时期称之为「民国初年」

由于民国初年的《金瓶梅》研究已经有专书加以讨论，因此本篇论文仅就当时出版的文学史进行考察，希望能从中了解《金瓶梅》在民国初年的部分接受状况

二、民国初年文学史对《金瓶梅》的接受

　　

　　考察文学史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大部分文学史是高级中学或大学院校的教材，不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也一定程度的代表了当时高中及大学生的接受环境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中国人自着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14]

这本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文学史，虽具开创性，然而，「作者的文学史观依然囿于传统的文章流别乃至国学源流的框架之中，同现代人的理解相距甚远」[15]

为何这么说呢？原来这本文学史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诗文，甚至文字、声韵、训诂[16]，却没有小说、戏曲之类的通俗文学的讨论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以后依然时有所见例如1917年初版的钱基厚《中国文学史纲》内分「正名」、「原始」、「阐经」、「谭史」、「攻子」、「考文」、「完体」七节，仍然是传统国学的概念[17]；

1924年初版的刘毓盘《中国文学史》（正文中题为「中国文学略」），全书分为文、诗、词、曲四略，而缺戏曲、小说略[18]；

甚至到了三十年代，林山腴的《中国文学概要》，仍是「以经史、诸子等为主，凡二十九章，实系国学」[19]

不过，目前已知民国以来最早的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其53节「小说文之体变」已论及通俗小说[20]

大体而言，民国以后出版的文学通史，只要是时代完整之作，对于明清通俗小说已经比较重视

　　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学史，在1912-1937这二十六年，陈玉堂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列出了九十五种之多

不过陈玉堂书中所列，有些在当时只是存目：如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21]、易树声《中国文学史》、李劼人《中国文学史讲义》、齐燕铭《中国文学史略》、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22]、霍衣仙等《中国文学史》、陈介白《中国文学史》[23]、徐杨《中国文学史纲》[24]、何仲英《新着中国文学史大纲》、莫培远《中国文学史述要》等

这些当时所列的文学史存目，后来陆续找到部分原书，如朱希祖、金受申、陈介白、徐杨所著（金、陈二氏之作仅存上半部），但其他几部仍然是处「待访查」的状态

　　陈玉堂书目中，有些其实不能称之为文学史：

如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李笠《中国文学述评》、段凌辰《中国文学概论》、陈怀《中国文学概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世界书局《中国文学讲座》、刘麟生《中国文学八论》、李华卿《中国文学发展史大纲引论》[25]等

　

有些文学史所论述的时代是不完整的：如佚名《中国文学史》仅存一册，叙至《楚辞》而已；

钱振东《中国文学史》，「因未出齐，故只能算是一本两汉文学史而已」[26]；

胡小石《中国文学》，「起上古，迄五代」[27]；

穆济波《中国文学史》，仅叙至魏晋南北朝；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仅叙至南宋；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仅叙至唐代；

马仲殊《中国文学体系》，「至元曲止，实是一本诗词曲史」[28]；

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全书七章，二十五节，自史前至汉」[29]

此外，陈玉堂书中未列的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亦仅叙至「五言诗之起源」[30]

此外，胡适著名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完上卷，仅介绍到唐朝而已

　　本节考察《金瓶梅》在民初文学史的接受，上述存目、非文学史，以及时代不完整之作，自无法列入讨论

另外还有一些只是抄录删改之作：如汪剑余《本国文学史》，「系据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一书略加增删，大多照抄而成」[31]；

佚名《中国文学史大纲》，亦「多抄袭他书著作」[32]而成；

孙延庚《中国文学史集说及著作》，「只是从各家著述中，摘引了他们所述的片断章句，分别编入各个时期的条目章节内」[33]

此外，刘厚滋的《中国文学史钞》，除了少数内容自撰外，大部分内容辑自陆侃如、容肇祖、郑振铎、胡适、冯沅君诸家的文学史著作[34]

上述抄辑他书之作，本论文亦皆舍弃不论

　　以下我们将针对时代完整，且论及明代通俗小说之文学通史著作，考察民初部分文学史家对于《金瓶梅》的接受

首先考察虽然提到明代通俗小说，但略过《金瓶梅》不论，或仅一语带过者；其次，各家文学史论及《金瓶梅》的，又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仅给予否定性评价者、第二，除了情色描写外，对《金瓶梅》的不同方面予以肯定者、第三，对情色描写未作批评，甚至肯定其必要性者以下分述之：

（一）虽提到明代通俗小说但略过《金瓶梅》或仅一语带过者

　　以下依据初版年月，罗列对于《金瓶梅》完全忽略或不甚在意的文学史著作

1.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年8月)：此书第53节在论通俗小说部分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但未提及《金瓶梅》[35]

2.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年12月初版)：此书第三编第五章〈有明时代文学之要领〉第九节〈曲家之继起〉后，即跳至第十节〈制义之名家〉，未提到明代通俗小说

然而第四编〈始清初讫清末〉第十章〈小说之盛行〉论及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及清代演义小说，认为「有裨实用」[36]，至于《金瓶梅》则只字未提

3.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10月初版)：陈玉堂认为此书「是早年较有影响的一部文学史」[37]，然而关于明代通俗小说仅提到《西游记》、《英烈传》、《开辟演义》、《列国志》、《玉娇梨》等[38]，而未提及《金瓶梅》

4.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年3月初版)：

此书第十章〈明〉，提到演义小说，谓：「有《列国志》，不着撰者姓氏，人多指为明人作；《封神传》，为王世贞作，最为著名；其他如《玉矫（娇）梨》、《开辟演义》、《英烈传》等，指不胜屈也」[39]完全不提《金瓶梅》，从所列书目看来，极可能是受到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之影响

作者后来又有《中国小说研究》(1929年10月)、《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1934年8月)、《中国小说概论》(1934年11月)，在这三部专论小说的著作中，只有《中国小说概论》在谈「烟粉」时，提到「烟粉」在明代有《金瓶梅》，在清代有《红楼梦》、《花月》[40]，其他二书都没有提到《金瓶梅》，可知胡怀琛对《金瓶梅》并不在意

5. 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1924年9月初版)：此书十七章〈小说之盛〉谓：「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出现，而后章回小说始完全成立......当时之小说，可区分为『文言』、『白话』二类，文言如《三国演义》......等是；白话如《水浒传》、《西游记》......等是」[41]完全没有提到《金瓶梅》

6.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1月初版）：此书第二十九章〈明代的章回小说〉花了一页篇幅讨论《西游记》及其续书，而对于《金瓶梅》则只有如下数语：「《金瓶梅》有人以为是王世贞作，但又有以为不是今知为兰陵笑笑生作，惟仍不能知道真姓名」[42]

不过作者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已经受到1924年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影响

7. 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1930年8月初版)：在明代通俗小说部分仅提及《西游记》一书[43]

8. 林之棠《新着中国文学史》（1934年9月初版）：第四十七章〈明代之小说、词及其他〉论《水浒传》、《三国演义》稍详，其他则仅以「吴承恩之《西游记》，及无名氏之《封神演义》，王世贞之《金瓶梅》」带过[44]

9. 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年9月初版）：此书仅将《金瓶梅》列入「艳情类」，而无任何相关讨论[45]

（二）各家文学史对于《金瓶梅》之讨论

（1）论及《金瓶梅》而仅给予否定性评价者，只有陈彬龢《中国文学论略》(1931年1月初版)一书，此书第八章称：

「《金瓶梅》为古今第一淫书，全书百回，不过记西门庆一家之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46]

陈彬龢曾经节译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中国文学概论》，因此其论《金瓶梅》亦截取盐谷温之说，但盐谷温肯定《金瓶梅》的部分，陈氏则又完全略去，显然对《金瓶梅》一书之价值不表认同[47]

（2）除了情色描写外，对《金瓶梅》的不同方面予以肯定者

1.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1915年9月初版，1929年9月订正)：

此书认为《金瓶梅》「意主惩戒，而无奈其讽一而劝百」，又说：「虽其间描写社会情伪，淋漓酣畅，深入隐微，供人箴砭不少实过于秽袭（亵），足为风俗人心之害至其用笔之宛曲尖刻，诚可与《水浒》之雄奇，《西游》之诙诡，鼎足而三也

《竹坡闲话》谓为一部太史公文字，则谬誉矣！」[48]可知曾氏欣赏《金瓶梅》的写实精神和描写技巧，但对于情色部分不以为然

2.吴梅《中国文学史》(1917-1922年任教北大之讲义)：

此讲义认为四大奇书以《水浒传》最佳，而「《西游》佞佛，《金瓶》诲淫，虽乖大雅，要皆状人所不能状之景况，安可以荒诞淫亵而鄙弃之，必欲斥为士君子所不道，则不免迂拘矣，」[49]吴梅能欣赏《金瓶梅》的描写技巧（状人所不能状之景况），但仍认为其「诲淫」，并以「淫亵」形容其书

3.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年11月初版)：

此书第十二章〈明代文学〉中提及：「《金瓶梅》以西门庆、潘金莲事起笔，结撰极复杂之脚色，盖艳情小说之元祖于各人性格，巧于分描，而往往失之秽亵，文词亦无甚佳趣，然明代小说中，当屈一指也」[50]

顾氏虽对《金瓶梅》的写人技巧表示肯定，但对于文词运用以及情色描写部分皆不表认同

4.郑振铎《文学大纲》(1927年4月初版)：此书内容庞大，实为一部世界文学通史，在中国文学部分约25万字

其论《金瓶梅》，在描写技巧方面特别加以肯定，谓：「此书叙写家庭琐事、妇人性格以及人情世态，莫不刻划至肖其成功尤在妇人的描写......如月娘，如李瓶儿，如春梅、秋菊等等，也都各有其极鲜明的个性，活泼泼的现在纸上」

在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此书在世为禁书，以其处处可遇见淫秽的描写这也许是明人一时的风气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恐怕还比不上，不要说别的了」

他还推崇作者的组织结构能力，谓：「《水浒传》里一二回的文字，在本书却放大到如此的百回，然并不觉得其有什么拖拓的迹」[51]

郑氏极力推崇《金瓶梅》的各项成就，但仍认为其情色描写为「淫秽」，并表示可惜

5.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1931年11月初版)：此书称《金瓶梅》为「一部描写性之变态的小说」，其评论内容则全部抄自盐谷温之说[52]

6.胡云翼《新着中国文学史》(1932年4月初版)：此书将《金瓶梅》列入「艳情小说」，认为作者「实是一位具有文学天才的文人

他立意做这部小说以讽刺当世士绅阶级的腐秽，故将姓名隐去」又说：「所叙皆淫夫荡妇之所为，因此世人亦有目为『天下第一淫书』者然其文笔畅达，描写尖刻，曲尽人情的纤微机巧，实为一部最能写实的社会小说，故亦得列于说部名著之林」[53]

这些内容也依稀可见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影子，只是经过融合，迹较不明显无论如何，如同盐谷温，胡云翼对于《金瓶梅》属于淫书的说法，是没有异议的

7.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年6月初版)：

此书将《金瓶梅》列在「人情小说」类（而不是「艳情小说」），作者说：「书中所描写的，其成功全处在家庭琐事，妇女性格以及社会上的人情世态其中最足以称颂者为妇女个性之描写」

又说：「以一二回的题材，却放大至百回，然而一些没有拖搨拉长的迹，作者的手腕真足令人佩服了！」[54]这些评论，除了少数文字差异外，大部分内容脱胎自郑振铎的《文学大纲》

8.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1932年7月初版)：

此书对于《金瓶梅》的重视，从它花了四页以上的篇幅来讨论可以说明，而所讨论的内容则大致上融合前人的说法

例如说：「书中描写的，尽是西门庆一家的朋友妇女酒色饮食的事体」以及「西门庆淫过的，共有十九人，又有男宠二人，意中人三人；潘金莲奸淫过的共有五人，意中人为武松」这些内容，完全抄自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又说《金瓶梅》把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拉长到一百回，并不觉有敷衍哈希的地方」[55]此言则来自郑振铎《文学大纲》

本节最后，则拼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方士献房中术的大段文字，以及郑振铎所说：「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恐怕还比不上」

由上可知，此书对于情色描写的观点，与《文学大纲》没有什么不同

9.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10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可与《水浒》、《西游》成鼎足之势，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我们看了晚明的短篇小说，便知肉感的描写乃是那时的风尚，不能独责《金瓶梅》，其在明小说中的地位，亦不因而有损的」[56]他们说「不能独责」《金瓶梅》，事实已经「责」了

10.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12月初版)：

此书在《文学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金瓶梅》深入讨论首先他认为《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其伟大之处在于四大奇书中，只有《金瓶梅》称得上是近代的小说[57]

这里采用了西方小说演变的观点，所谓近代小说指以普通市民的生活为对象的写实小说（Novel），以区别于之前的浪漫传奇（Romances）[58]

郑氏认为：「《金瓶梅》的特长，尤在描写市井人情及平常人的心理，费语不多，而活泼如见其行文措语，可谓雄悍之至」

在情色部分，则仍与《文学大纲》的观点一致，谓：「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然而除净了那些性交的描写，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59]

11. 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4月初版)：

此书认为明代演义小说有介绍价值的，只有《西游记》和《金瓶梅》，其论《金瓶梅》谓：「以复杂之清话，将各个脚色之性格，一一写出，亦不世之佳品也惜流于秽亵，殆近淫书耳」[60]虽然对人物描写部分表示肯定，但仍认为《金瓶梅》近于淫书

12. 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1933年5月初版)：

此书对于明代小说亦只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作者认为《金瓶梅》是社会小说，「取《水浒传》中的一件事情来扩大描写社会」

又谓：「有多处淫亵的地方为士大夫所不道，这也是《金瓶梅》不足取的地方」[61]

13. 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1934年7月初版):此书对《金瓶梅》颇为推崇，谓：

「书中写家庭琐事，妇女性格及人情世态，其描写的细致，会话的洗炼，事件的进行曲折而富于波澜，真可说是中国小说的奇宝而其最成功处，尤在妇人的描写如吴月娘，如李瓶儿......等莫不各有其鲜明的个性活跃纸上虽然此书向以猥亵淫秽见称，但并不能埋没了牠真实的价值」[62]

这段内容亦是脱化自郑振铎《文学大纲》，其于情色的立场，亦和郑氏一致

14. 张振镛《中国文学分论》(1934年10月初版):此书认为，《金瓶梅》善摹人情世态，谓其「行文之活动流利，于世态人情，洞明炼达，凡所形容，无一相同或记下流之言行，或道荡妇之隐微，或言奸吏之勾结，绘声绘影，诚足使狐穷秦镜，怪窘温犀良以作者能文，故虽杂以秽亵，然佳处不为所掩」[63]可知其仍以色情描写部分为「秽亵」

15.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目》(1935年1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的内容大部分抄袭郑振铎《文学大纲》，关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谓：「可惜内多狎亵的描写，不能为一般公开的读物」[64]其立场亦和郑振铎相近

16. 朱子陵《中国歴朝文学史纲要》(1935年5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所叙者皆系淫夫荡妇的交合情事，故世人多称此书为『天下第一淫书』作者描写手腕甚高，对于妇人的性格，尤描写得至佳至妙」[65]

所论与前人大致相同，但说「所叙者皆系淫夫荡妇的交合情事」，则属误读，鲁迅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66]

17. 柳村任《中国文学史发凡》(1935年8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主要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金瓶梅》艺术价值的评论，认为「对市井小人，人情世态刻划非常逼真」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它「描写极鄙陋淫亵」[67]

18.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论》(1935年9月初版)：

此书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既不依据史传，复不加入神怪的笔墨，它在普通的人间，表现出一个恶棍的行为及家庭复杂的情形，心理的刻绘，用笔的精密，都能及于上乘的」对于情色描写部分，则说：「惜乎叙述性交的地方太多，所以世人目之为一部可惜的淫书」[68]

19.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9月初版)：

此书论《金瓶梅》是将郑振铎《文学大纲》和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部分内容结合在一起，如说：「这书叙写家庭琐事，妇人性格，以及人情世态，莫不刻划至肖」这句抄自《文学大纲》

以下从「全书借《水浒传》之西门庆及潘金莲事为线索，加以复杂描写而成」至「到底不能登士君子之堂」，则取自《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又说《金瓶梅》被世人称为淫书，「然而从文学的眼光看，毕竟是一部巨大的善于描写情世故的小说」[69]此观点亦和郑振铎相似

20. 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年1月初版)：

此书相较于作者于1928年1月初版的《中国文学小史》，在论《金瓶梅》部分的篇幅已大为增加

赵氏先论证《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再以太仆寺马价、佛事之多等资料，证明《金瓶梅词话》是万历年间的作品[70]

最后提到：「此书不仅是淫书，去掉淫秽的部分，仍有其意义，牠是反映当时买官卖官的官场以及勾结官府之土豪劣绅的，蔡京和西门庆就是这两种人物的代表」[71]但无论如何，作者仍认为《金瓶梅》是「淫书」

21. 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1937年5月初版)：

此书亦揉合盐谷温及郑振铎之说，谓：「其内容系根据《水浒传》之西门庆及潘金莲之事实，加以复杂描写而成」

又说：「书中写家庭琐事，妇女性格，以及人情世态，描绘极其细致，叙事曲折而富于波澜此书向以猥亵见称，然以文艺眼光观之，自有其不可埋没之价值」[72]

注 释

[1]王先霈主編：《文學批評原理》（第二版），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2008年6月，頁182-186

[2]黃霖等：《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頁231-233按，該書並未明確說明本階段之時間，而該小節內容，乃是從20世紀初寫起，所提到最晚的一篇研究論文為發表於1962年的龍傳仕論文〈《金瓶梅》創作時代考察〉

[3]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頁42-59

[4]王煒《小說界域的劃定與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個案考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頁3-34

[5]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頁45

[6]王煒《小說界域的劃定與研究方法的衍生—《金瓶梅》百年研究史及研究個案考察》，頁22、26

[7]同上註引書，頁26

[8]吳敢：《金瓶梅研究史》，頁46

[9]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2011年7月，頁26

[10]《教育部定大學規程》，載《申報》1913年2月28日第八版.

[11]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頁135

[12]【加】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譯者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頁ｉ

[13]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頁470

[14]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緒論》，北平：朴社，1932年12月，頁2

[15]陳伯海：《文學史與文學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頁376

[16]該書第一篇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第二篇為「古今音韻之變遷」、第三篇為「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見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4月，頁1-31

[17]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出版社，1986年8月，頁11

[18]劉毓盤：《中國文學史》，上海：古今圖書店，1924年鉛印本（收入收入任慧、于春媚編：《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廿七種》第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1月）

[19]劉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99

[20]王夢曾：《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14年8月初版（收入任慧、于春媚編：《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廿七種》第一冊）

[21]此書後來收入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22]此書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有著錄，為北平文化學社印行，1933年9月初版，但僅有上冊

[23]依據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此書現藏浙江大學圖書館，但僅有上卷，敘至宋代為止，見該書頁491

[24]此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微卷，據其自述，「本書在匆卒中草成，許多地方是根據先輩的材料，很多重要的意見，則都是友人胡秋原先生供給的」轉引自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頁331

[25]劉玉堂說：「本書僅是兩篇論文，......並非史書，僅是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見《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86

[26]同上註引書，頁40

[27]同上註引書，頁43

[28]同上註引書，頁71

[29]同上註引書，頁87

[30]傅斯年：《傅斯年講中國古代文學史》，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重印，書中第一章「擬目及說明」最後注明：「十六年十月擬目，十七年十月改訂」（頁6），可知此一講義之撰寫始於1927年

[31]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23

[32]同上註引書，頁96

[33]同上註引書，頁97

[34]同上註引書，頁100

[35]王夢曾：《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8月初版，頁67

[36]張之純：《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12月初版，頁119

[37]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11

[38]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8年10月初版，頁69-70

[39]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年8月初版，頁120

[40]胡懷琛：《中國小說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11月初版，頁93

[41]胡毓寰：《中國文學源流》，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月臺六版，頁191

[42]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上海：大光書局，1937年3月二十版，頁156

[43]歐陽溥存：《中國文學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8月初版，頁191

[44]林之棠：《新著文學史》，北平：盛華書局，1934年9月初版，頁725

[45]龔啟昌：《中國文學史讀本》，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6年9月初版，頁216

[46]陳彬龢：《中國文學論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1月初版，頁96

[47]依據孫俍工譯本，鹽谷溫論《金瓶梅》的是：「《金瓶梅》誰也知道是古今第一的淫書，不要多說了全書百回，取《水滸傳》中第一的艷話，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情事為骨子，加以複雜的描寫而成的要之，止於西門慶一家底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描寫極其淫褻鄙陋的市井小人底狀態非常逼真，曲盡人情底微細機巧其意在替世人說法，戒好色貪財，無奈為了取材野鄙，到底不能登士君子之堂然而因為是反於《西遊記》底空想，為極其寫實的小說，所以在認識社會底半面上，實是一種倔強的史料」見鹽谷溫著，孫俍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初版，頁459按，1927年6月《小說月報》刊載君左的《中國小說概論》，亦是根據鹽谷溫該書翻譯的，在論《金瓶梅》部分，二者文字略有異同，君左譯文見該期《小說月報》（號外），頁64

[48]曾毅：《訂正中國文學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上）、1930（下）修訂版，頁242﹣243

[49]吳梅：《中國文學史》，收入陳平原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頁515

[50]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9月初版，頁287

[51]鄭振鐸：《文學大綱》(二)(《鄭振鐸全集》第十一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頁263-264

[52]陳冠同：《中國文學史綱》，上海：民智書局，1931年11月初版，頁159比較其內容，乃是抄自君左的譯本

[53]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32年4月初版，頁254

[54]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6月初版，頁140

[55]許嘯天：《中國文學史解題》，上海：羣學社出版社，1932年7月初版，頁383﹣387

[56]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10月初版，頁254

[57]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朴社，1932年12月初版，頁919-920

[58]我們現在所使用的novel一詞，十七、八世紀才在西方被廣泛使用，以區別於更早的傳統浪漫傳奇（romances），而「寫實主義」的形成是其中的關鍵參見艾恩‧瓦特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1月，頁2

[59]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頁920

[60]童行白《中國文學史綱》，上海：大東書局，1933年4月初版，頁282

[61]康璧城《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廣益書局，1933年5月初版，頁175

[62]梁乙真：《中國文學史話》，上海：元新書局，1934年7月初版，頁638

[63]張振鏞：《中國文學分論（第四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10月初版，頁66

[64]劉經庵：《中國純文學史綱要》，北平：著者書店，1935年1月初版，頁366

[65]朱子陵《中國歴朝文學史綱要》，北平：炳林印書館，1935年5月初版，頁170

[66]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新書局，1925年9月再版合訂本，頁201

[67]柳村任《中國文學史發凡》，蘇州：文怡書局，1935年8月初版，頁420

[68]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論》，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9月初版，頁214

[69]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這裡引用的是《容肇祖全集》的版本，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12月，頁3556

[70]趙景深引用了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的考證，但在書中並未標明吳晗論文原載《文學季刊》1934年1月創刊號，收入盛源、北嬰編：《名家解讀《金瓶梅》》，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頁30-68

[71]趙景深《中國文學史新編》，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1月初版，頁278

[72]羊達之：《中國文學史提要》，這裡引用的是1986年台灣版，台北：正中書局，1986年4月初版，頁123-124

作者单位：台湾嘉義大學

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