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对现当代权威学者的金瓶梅研究的述评系列，已发表的有鲁迅、郑振铎、吴晗、魏子云等先生的述评此为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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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星（1911--1982），字星元，江苏省宜兴市人原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今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先生原是语言学家，成就卓著，出版多部学术著作不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3期、第4期，连续发表了《金瓶梅考证（一）》、《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考证（二）》、《金瓶梅被篡伪的经过》等三篇论文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1980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金瓶梅考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朱星先生的文章，真乃平地一声惊雷，惊得我辈不知所措，祸福莫辨须知，《金瓶梅》历来是部禁书、淫书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十年文革，人们谈金色変，研金必大祸临头其时，虽文革已去，但恶梦未醒，惊魂未定朱星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大智大勇令我辈敬仰不已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他与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共同开启了中国当年《金瓶梅》研究的先河，双双成为海峡两岸当之无愧的中国当年金学的开创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我辈正是在先生们的启迪下，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了金学研究之路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由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主编的《金学丛书第二辑•前言》指出：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朱星是中国大陆金学新时期名符其实的一颗启明星，他在1979年、1980年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80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中国大陆《金瓶梅》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金瓶梅考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746.html
朱星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都能经得住学术的检验，但朱星继鲁迅、吴晗、郑振铎、李长之等人之后，重新点燃并高举起这一支学术火炬，结束了沉寂15年之久的局面，这一历史功绩，应载入金学史册[1]
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研究起歩很早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他十四五岁时就看到了数种《金瓶梅》，当然是作为小说看的
他藏有《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古本金瓶梅》
1957年买到了《金瓶梅词话》后，就开始将各本细加对斟，首先从语言上看出问题
后来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所藏各本进一步比照研究
1976年开始他把《金瓶梅》阅读札记加工整理，写成了版本考、作者考等论文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考证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等大家
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成立）
吴晗先生的否定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的吴晗的考证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王世贞父亲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
第三、吴晗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被杀还早半年
因此《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王世贞著《金瓶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至
应该说，吴晗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虚假的传说故事，吴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为之的，他的贡献亦在这里但由此而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不能成立
因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1）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王世贞作《金瓶梅》本身也是假的
（2）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故事是假的，但王世贞作《金瓶梅》本身确是真的，就是不像人们传得那么离奇而已
显然这第二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吴晗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
《金瓶梅》成书以后的明末淸初年间，对其作者的推测甚多，有王世贞、李笠翁、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贽等，但均为传闻或推测而未加严密考证
朱星先生对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大家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予理睬，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他通过严密考证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从而成为《金瓶梅》成书以来力倡王世贞说的第一人
朱星先生在文中列举了十条证据我认为最为有力的是以下几点：
一、鲁迅先生说：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2]
《金瓶梅》创作的政治目的是批判严嵩，借文字以报夙仇
到底是什么人能与严嵩这样一个为当朝首辅的显贵，直接构成夙仇呢?显然其作者亦必为显贵，普通的中下层文人没有能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可能
这是《金瓶梅》创作中，必有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大名士参与的重要依据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这些记载都说明，《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讥刺之?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
朱星指出：在小说作者与书中被指斥者有何关系如果与严氏父子是同党或亲友那就决不会写出这部小说来，而应是有仇怨，是被害者，又是很清楚了解这些仇人的阴私奷情的这个人非王世贞莫属[3]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
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
据《明史·王世贞传》载：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
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
后来王世贞之父王忬惨遭杀害，又与严嵩有关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第二年王忬即被杀害
如此杀父之深仇，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报仇的重要手段
严嵩事败即写传奇《鸣凤记》，明骂严嵩专政误国后写《金瓶梅》更痛骂严嵩，并发泄对嘉靖皇帝的怨恨
还有一条史料是后来发现的，朱星当初未见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王弇洲著作》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二、《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书稿（抄本），只能追查到王世贞
朱星指出，明人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相传嘉靖时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蔵全书，今已散失
王世贞家蔵全书一语，正透露出《金瓶梅》本是王世贞所作的事实《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所谓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朱星说，其实其人就是王世贞朱星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说得过于简单现作如下补充：
《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有两条线索
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因为董思白与徐阶是同乡松江华亭人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
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中郎于京邸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
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
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
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只能来源于王世贞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可见王世贞确藏有《金瓶梅》全抄本
徐阶与王世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严嵩的排斥王忬被杀后，严嵩又加害徐阶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事败徐阶反严氏父子亦毫不手软最后置严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阶
同时，正是在徐阶的帮助下，王忬才恢复官职，王世贞也被重新起用为大名兵备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两家不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对严嵩专政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亲密无间、休戚与共
王世贞动意写作《金瓶梅》，对严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这完全符合徐阶的愿望，必然会得到徐阶的支持和帮助
反之，对王世贞来说，徐阶是他父亲的挚友，是自己的恩人、保护人和长辈，因此他动意写《金瓶梅》亦必然会告诉徐阶，并争取他的支持
王世贞写完《金瓶梅》，其抄本他第一个要赠送的也是徐阶，这就是徐阶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来源
根据《金瓶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三、王世贞的经历、阅历也符合创作《金瓶梅》的诸多条件
1、语言问题
《金瓶梅》的主体语言是北京官话、山东土白，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不少南方吴语
朱星指出，达达一词，吴方言地区的苏州、常州、宜兴称父亲为达达鸟人的鸟字，古音读吊，今吴方言称鸟正为吊忒不长俊，忒，北方官话作太，而读入声，也是吴方言
从书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金瓶梅》的叙述用语；
2、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
3、他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金瓶梅》中会出现吴语
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王世贞的祖籍是山东琅琊，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从小随父寓居北京，熟悉北方官话；他是江苏太仓人，正是吴语流行地区
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2、《金瓶梅》写了不少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面
例如，皇帝驾出、百官朝贺、奏疏活动，以及蔡京生辰的庆贺场面，朱勔受群僚庭参的场面，西门庆等地方官员迎接六黄太尉、宋巡按、蔡状元等场面，都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
凡此种种，均能看出《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非大官僚不可能有此阅历见识王世贞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
3、王世贞因为多次升调，到过不少地方
《金瓶梅》中所见地名与王世贞生平经历相合朱星指出，他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对山东地面最熟，淸河、临淸、泰山等地，写得很具体
小说写到的城镇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松江、湖州、严州等等，仅此一例就能证明，其作者社会经历之丰富
严州是个小地方，一般作者不会涉及王世贞做过浙江右参政，曾驻严州，并写有诗一首《严州有感》
四、王世贞具有极广泛的文化知识素养，是创作《金瓶梅》必备条件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能写小说、传奇剧本其知识之渊博，在前后七子中，以其为最
朱星指出，《金瓶梅》可谓愽学小说，非愽学者是无法为之的
如第29回吴神仙贵贱相人，第46回妻妾笑卜龟儿卦，非精于此道者无法写
王世贞的《四部稿·说部》中有《宛委余编》，收集了大量的众多门类的文化知识《宛委余编五》中有详论推命星相知识
第50回给李瓶儿診病，医案就写了380多字《宛委余编五》中就记载了不少医药知识
此外，《宛委余编二》专论冠服古今演変，对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都有考证；《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还记录有蔡太师京厨婢数百人，庖子亦十五人等；《宛委余编十七》专论道释
《金瓶梅》中写到妓鞋行酒，王世贞就亲自实践过妓鞋行酒小说中写了很多道教活动，其仪式、其排场，不熟悉道教者是无法为之的
王世贞信道入迷，编写《列仙传》一书，还离家住在道观中修炼，搞房中采补术如果王世贞没有大规模的知识储备，金瓶梅如何能写得如此多姿多彩
经过吴晗的致命的一击，王世贞说的信奉者已少得可怜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思，人们终于从对吴晗的考证结论的迷信中觉醒过来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世贞说的研究重新崛起，且硕果累累1979年，朱星先生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
嗣后，1987年至1990年周钧韬连发《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等三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并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1999年，许建平在《金学考论》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申述王世贞说
2002年，霍现俊在《金瓶梅发微》中，从外证、内证两方面，全面予以论证此外，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论证的还有黄吉昌、李宝柱、李保雄等学者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许建平教授（左）与中国古代文化国际研究院美方院长冰凌在纽约曼哈顿合影】
与《金瓶梅》作者研究是重中之重的大热门课题在近几十年间，金学界已提出了五六十个候选人
但没有哪一个比王世贞更具有权威性朱星先生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在《金瓶梅》作者研究中建立了一大功勋
但他在肯定王世贞的同时却否定王世贞的门人亦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欠妥因为在《金瓶梅》中也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迹：
1、《金瓶梅》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准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文字的水准部分与部分之间，有明显的雅俗、高低之别
因此，持非大名士说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必为中下层文人（包括艺人）
2、《金瓶梅》中有一些与故事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夫子自道式的感叹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自我嘲解
如：蜗名蝇利何时尽，几向青童笑白头（七十二回）；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九十三回）；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九十八回）这些诗句，有的表明作者在功名上有所追求，然而天道不明，人生不遇，他的官途并不畅通，于是只能徘徊在黑暗之中；有的表明作者家境贫穷，生活困顿，处世艰难，饱经人生风霜苦寒，是个寄人篱下、踱入暮年的中下层文人
显然，这些诗句的作者（或是抄引者），决不可能是官运亨通、锦衣玉食的大名士
3、从作者的文化素养来考察《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少常识性、史料性错误，徐朔方先生举出了许多处
4、从《金瓶梅》的某些成就来考察《金瓶梅》所写人物大多属于市井间下层小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语言，都写得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特别是对小民声口、民众语言的把握，可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说明《金瓶梅》某些部分的作者，决非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大名士，而是直接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底层生活十分熟悉的中下层文人
笔者根据这些内证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
朱星认为王世贞门人参与《金瓶梅》创作，是不合理的因为书中涉及当代人太多，他写这书根本不让人知道唯一可能的合作者是其弟，决不是什么门人
但他又注意到《金瓶梅》满文译本的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为芦楠芦楠是王世贞的门人
朱星说：楠騒赋最为王世贞称满文译本序文上提出，可能有所据我设想芦楠落魄到吴，找王世贞王可能把他留下，帮助自己写和誊抄《金瓶梅》
可见朱星已承认，作为王世贞门人的芦楠可能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但他没有能跨出最后一歩，提出《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则重要史料：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指出：《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这就是说，《金瓶梅》是按照王世贞的指导思想，在他的统领下，主要由门人写出来的
朱星虽然没有能提出《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但已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边缘他的探索在当初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他提出这一论断，实为难能可贵朱星所谓《金瓶梅》是一部明末社会史，就是说《金瓶梅》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他指出：明朝到嘉靖万历年间已经腐败不堪，所以到崇祯朝就瓦解崩溃，不可收拾……《金瓶梅》一书深刻地反映了明朝社会的腐朽、黑暗也提出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败亡的原因它概括了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
他对《金瓶梅》中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加以全面研究在经济方面，朱星指出：那时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
西门庆有钱不到农村买地，而是放高利贷、开店、开解当铺，又搞长途贩运，赚取高额利润而农村经济破产，必然造成农民卖儿卖女，其身价仅数两银子，且终身为奴
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5]
朱星不仅研究了《金瓶梅》中反映的当时的新兴的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的生存状态，还研究了当时的货币、物价、苛捐杂税等状况
金瓶梅的版本系统非常复杂，研究的难度很大1935年，周越然发表的《金瓶梅版本考》，写得极为简单
朱星先生对他能见到的版本细加对勘，但仍为简单一般这是时代、条件所限，当不应苛求但有两个是与非的问题可以说说
他为我们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关于当年发现、影印《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经过，他作了详实的记录
他是这样写的：我曾请问吴晓铃同志是怎样发见的，他告诉我此事可问旧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孔里千同志他现在是今琉璃厂古书装订部的老工人，快六十岁了
他记忆很好，告诉我说：文友堂在山西太原有分号，收购山西各县所蔵旧书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县收购到这部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词话》，无图当时出价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价八百元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都来看过最后给北平图书馆买去了
到民国二十二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曾在北大兼课）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把这部书影印一百部，五十二回缺二叶，就用崇祯本配补上，但不大衔接又把崇祯本每回前的图一百叶，每回二幅，合印成一冊添附共二十一本
解放前夕，这部木刻本被携往台湾
一九五七年才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影印本再版，内部发行这是这部书的历史经历这段史料本无关宏旨，但我不记，以后就无人知道了
这是朱星先生在1979年见于文字的一段记载但在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中却有另一个版本其文字如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有胡适1961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这部《金瓶梅词话》当初只卖五、六块银元，一转手就卖三百块，再转手到琉璃厂索古堂书店，就要一千元了当时徐森玉一班人怕这书会被日本人买去，决定要北平图书馆收买下来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的几年内那一天夜里，已经九点了，他们要我同到索古堂去买索古堂老板看见我去了，削价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买来了那时北平图书馆用九百五十元收买一部大淫书是无法报销的于是我们——好像是二十个人——出资预约，影印一百零四部，照编号分给预约的人我记不起预约五部或十部，只记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这时候，这书被人盗印，流行出去了[6]
两个版本差异不小，孰是孰非，很难辨明，只能寄望以后的考证了
此外，这部书影印了多少部？说100部者有之，说104部者有之，说120部者有之，说200部者有之又是一个孰是孰非问题
1995年，吴敢先生在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得见此书封面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百回坿绘图》
小本，盖影印时缩小也书末朱色钤印古佚小说刊行会会章，又朱色铅印一行：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部，空格处楷书墨填：拾伍
1999年，吴敢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见此本又一部
末册末叶亦有朱色铅印一行：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之第部，空格处楷书墨填：陆拾陆[7]如此看来，古佚小说刊行会当年影印104部，已可证实
《金瓶梅》的初刻本是明万历丁巳年（1617）刻于吴中的那个本子朱星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提出，在丁巳本前还有一个万历庚戌年（1610）刻的庚戌本
万历庚戌刻本才是《金瓶梅》的初刻本此观点来源于鲁迅先生，但已被考证证明是错误的
朱星没有看到鲁迅的错误，反而竭力为之辩解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
鲁迅《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金瓶梅）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台湾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
由此，魏先生认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遭到魏子云的强烈否定
笔者查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凊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均无马仲良时榷吴关的记录民国《吴县志》的记载就更可疑后来笔者终于在淸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根据
《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 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淸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仅相距6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浒墅关志》表明，主事任期只有一年，前后均不能延伸
万历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之前万历四十年任和之后万历四十二年任都另有他人
马仲良绝对不可能从万历三十七、八年就开始连任（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这就进一步确证，鲁迅先生认定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朱星先生也跟着错了
朱星认为，早期的《金瓶梅》原无淫秽语，现存的词话本才被掺入大量的淫秽语，成为一部秽书他的结论是错误的，《金瓶梅》原本就有很多淫秽语
朱星此论的根据是：袁中郞最早见到抄本时，说它云霞满纸，而未说秽黩百端
袁中郎之孙袁照在《袁石公遗事录》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
清末王昙在《金瓶梅考证》中更说：金瓶梅原无淫秽语
朱星自己的说法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写，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后来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
上述诸说之目的在于，袁照是为尊者讳；王昙是为了把他和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淫秽语的冒牌货说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
但事实上《金瓶梅》从它诞生起，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淫秽语《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约刻于万历四十五年）都已失传，我们已无以寓目但明末淸初见到者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说词中得其消息
一、袁小修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袁小修指出：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979条）
二、沈德符云：
……（前文已引述，此处不复引）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三、薛冈在《天爵堂笔馀》卷二中指出：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8]
四、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云：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李日华说《金瓶梅》是市诨之极秽者
五、清礼亲王昭梿指出：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啸亭续录》卷二）
好了，不必再引了早期的《金瓶梅》抄本和初刻本确实有大量的淫秽语，而决不可能是洁本
参考文献
[1]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主编：《金学丛书第二辑前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6月出版
[2]转引自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篇》，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
[3]朱星：《金瓶梅考证》，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以下凡引朱星的话，均见此著
[4]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5]同上
[6]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7]同上
[8] 转引自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