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传播史上，目前所知记载《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本问世的只有明人沈德符和薛冈二人薛冈《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所宜焚者，不独《金瓶梅》，《四书笑》《浪史》当与同作坑灰，李氏诸书存而不论[1](P341)
这则资料，由已故的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1903—1975）先生首先拈出，披露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其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条，王先生引录《天爵堂笔馀》（按：文末数语，略而未录），谓：薛冈所见，殆即此刻本，故备录之，冀或由包岩叟一名，以踪迹撰人真姓氏也[2](P402)
由于此前学界所知记及《金瓶梅》刊本的资料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一则，此则其次，所以很快便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马泰来、魏子云、黄霖、刘辉等先生对此都有所考证
近来，笔者复按《天爵堂笔馀》及《天爵堂文集》，发现当时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而《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故再作考辨，以期这则资料对《金瓶梅》研究的应有价值得以充分发掘
一、关西文吉士其人及薛冈在北京获见《金瓶梅》抄本的时间
薛冈（1561—1641后），初字伯起，更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九岁失怙，依倚外家陆氏少习举子业，能诗工文游迹几半天下，尤长期客居北京
虽终身布衣，而为士林所重清胡文学编、李邺嗣叙传《甬上耆旧诗》卷二十四：
薛山人冈，字千仞，少以事避地，客于长安，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因有盛名，一时共称薛千仞先生所著《天爵堂集》，亦称天爵翁千仞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诗为一卷，起万历庚辰，至崇祯庚辰，福建林茂之叙之身为太平词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晚年归，卒于里中[3]（P516）
今存明刻本《天爵堂文集》十九卷附《天爵堂笔馀》三卷，依次有天启甲子（四年，1624）李维桢、天启乙丑（五年，1625）米万锺、崇祯壬申（五年，1632）范汝梓、天启壬戌（二年，1622）薛三省四序；
《天爵堂笔馀》曾经两刻（未见存世，或佚），此为更加增删，附于文集后从时间上看，记载《金瓶梅》刻本的这条资料惟见于文集附刻本，大致写于启、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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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薛冈所称往在都门即在北京时以不全《金瓶梅》抄本见示的友人关西文吉士究竟是谁？
美籍学者马泰来先生从王重民先生以薛冈所见抄本《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之见，参据《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署作时间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并查考了明代翰林院文姓庶吉士之名，推测：‘吉士’疑非别字，而是庶吉士略称；
在北京以抄本《金瓶梅》示薛冈的‘关西文吉士’，大抵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举进士的三水文在兹[4]
台湾学者魏子云则据《天爵堂文集》卷十七《与文太清光禄》推测，关西文吉士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陕西三水人文翔凤：
虽文翔凤并未膺选为庶吉士，薛冈在文翔凤中了进士而尚未派官的时期，称之‘文吉士’为尊敬词，自也是行文的常理所以我认为薛冈笔下的这位‘关西文吉士’，除了文翔凤太青（清）可以当之，其他，无法寻到别人[5]
按：文翔凤乃文在兹之兄文在中（万历二年进士）子，二人系叔侄关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邹漪《启祯野乘》卷七文翔凤传误以其父为文在兹，马先生业已指出
黄霖、刘辉二先生均认同文在兹说，黄霖先生尚对文翔凤说有所驳议：
然薛冈此则笔记作于二十年后，时翔凤或已‘入为光禄少卿’了，薛冈于此时怎能称从未为庶吉士的翔凤为‘文吉士’呢？事实上，薛冈在《天爵堂文集》中留有一封给文翔凤的信，已题作‘与文太清光禄’了[6]
文在兹声名不及乃兄在中，也不及其侄翔凤，文献记载少而简当年马先生曾征引其二则生平资料，复引如次：
雍正《陕西通志》卷六十三《人物·文学》引《三水志》：
万历辛丑科：文在兹，字少元，在中胞弟，登许獬榜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
其实，所谓关西文吉士，薛冈已明指为三水文在兹《天爵堂笔馀》卷三：
华山尹仙客居灵济宫，三水文吉士少玄偕余走访，见之下拜，尹亦拜，执礼恭甚有道之士未尝骄人，但不受人骄耳[1](P351)
其中，与薛冈同往灵济宫拜访尹仙客的三水文吉士少玄显然即文在兹由此可知，清代史料中所称文在兹之字少元之元，乃避清康熙帝玄烨御名的讳字，赖此则资料保留了文在兹之字的正字应为少玄，如此方与其兄文在中之字少白相应相承
遗憾的是，各家均粗检失察，没有发现、利用这条资料，致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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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济宫，全称洪恩灵济宫，在京西，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建，祀五代时徐知证、知谔至于华山尹仙客，应为华山来的尹姓云游道士，或为文在兹的旧时相识，故文在兹相约薛冈往访
其次，薛冈在京何时看到文在兹见示的《金瓶梅》抄本？
魏先生断言：薛冈读到《金瓶梅》（不全抄本）的时间，应为万历三十八年间无疑[5]
马先生据《三水县志》所载文在兹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推断：文在兹在北京的日子并不长久，大抵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离京返三水；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已拥有一不全抄本[4]
黄霖先生据薛冈《元旦除夕诗》自注推测：薛冈所见抄本不全《金瓶梅》是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从文在兹那里所得[6]
刘辉先生则径谓：薛冈与他结识，约在万历二十九年文进京举进士时，是年，薛冈恰在京[7]
以上诸说，魏先生之说乃基于关西文吉士即文翔凤的认识，上文已证其非，自然难以成立；其他各说，则或失于笼统，或失于率意
文在兹的家远在陕西三水，他与薛冈在北京的相识自然应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及第前后而薛冈对文在兹既以文吉士称之，则又必在他选授庶吉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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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七月甲辰（九日），选进士项鼎铉、王陞、李胤昌、钱象坤、许獬、王元翰、王基洪、袁懋谦、龚三益、曾六德、雷思霈、公鼐、眭石、吕邦耀、郑以伟、薛三省、陈宗器（引者按：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契）、蔡毅中、戴章甫、宋焘、文在兹、冯奕垣二十二人为翰林院庶吉士阁臣言鼎铉廷试馆选二卷笔迹不同，不准改授[8](P6740)
这是文在兹之名见于《明神宗实录》的惟一一次，与他同时得选庶吉士的其他20人都是其同科进士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癸酉（二十日），铨注翰林编修简（引者按：简，正字作检，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讨十四员：李胤昌、眭石、蔡毅中、周如磐、蒋孟育、许獬、刘一燝、薛三省、公鼐、孟时芳、王陞、张光裕、郑以伟、雷思霈；量授科道八员：王元翰、吕邦耀、曾六德、袁懋谦、宋焘、王基洪、陈宗契、冯奕垣[8](P7310)
此时升授检讨、科道的22人，除5位系往科进士外，均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其中已无文在兹
《三水县志》称文在兹在授庶吉士后，不二载以终养归卒这说明，在万历三十一年九月之前，文在兹已经离京回籍
这也就意味着，文在兹向薛冈出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只能在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年九月之间
再看薛冈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他在京看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据《天爵堂文集》记述，薛冈有子女三人：女之琼，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年二十四岁；长子之璞，卒于万历三十一年，年仅二十岁；次子之璜子女夭亡，对薛冈的打击很大，多为文表达哀思
庚子（按：万历二十八年，1600），女年二十，方将卜日于归，余为稍办簪珥女不但无所乞，且跪进曰：……壬寅（万历三十年）……秋九月，余从京师返，见其气色大惊是时女有弟璞亦病，乃延医沽药，极力共拯，而疾转甚至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七月六日，竟寝不能起，奄奄不绝者数月明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正月……遂以十五日丑时逝[9](P550)
庚子（万历二十八年），儿年十七，秋八月，督学使者洪公大选士于省，儿得补郡博士弟子员，廼冠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余复北上，儿偕弟送余登舟……；壬寅（万历三十年）秋七月，疾遂作先是，余卜是岁终为儿婚，京邸一夕忽梦儿婚……；及秋季抵家……遂延医，百计救药……越癸卯（万历三十一年），尫羸日甚，余忧亦日甚……卒万历癸卯（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午时[9](P570-572)
吾生好游，儿与姊、弟相送，必黯然下泪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之役，吾解维去，闻汝入室哭异平时吾身既久于北，汝疾旋作于家，岂其有所感触乎？吾寝燕寓，梦汝娶妇……所可慰吾者，汝病之初，吾即还家，倾家市药，展转攻医，心罔弗悉，力罔弗殚凡若此者，将及周岁，冀得汝生，宁甘吾死，为汝和剂，不避酷暑[9](P593)
合而言之，薛冈于万历二十九年离鄞赴京（具体时间不详），到次年九月自京返乡，之后即因儿女相继病、亡而在一段较长时期滞留于家
这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与文在兹相交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三十年九月（考虑到返程尚需时日，其离京之时自应推前）间
将文、薛二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薛冈在京从文吉士文在兹处获见《金瓶梅》抄本只能在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年九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至于二人结识之由，马先生推测：文在兹甚至可能就是薛冈‘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的‘新进士’[4]，但并无实据
不过，有迹象显示，薛冈、文在兹的相识相交，多半与薛三省有关
薛三省(1558—1634)，字鲁叔，定海人，与文在兹同年中进士，并同为庶吉士，授检讨，继充东宫讲官，官至礼部尚书
在薛氏文集中，尚多见薛冈与周士显（字思皇，湖广京山人）、杨师孔（1570—1630，字愿之，一字泠然，号霞标，贵阳人）交往的记载，而这两人也都与薛三省为同榜进士
薛冈之所以有缘结识不同籍贯的文、周、杨三人，极有可能是以薛三省为纽带的
二、包士瞻寄与薛冈《金瓶梅》刻本以及得到《金瓶梅》刻本的时间
薛冈云：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这里的后二十年，是相对于他在北京见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之时而言的
马泰来先生谓：但二十年或是约数，不宜过分执着[4]
由此下推二十年，为万历四十八年那么，薛冈所见刻本全书《金瓶梅》，又必在是年之前；其三，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是万历四十五年的事包士瞻，字五衢，号岩叟，与薛冈同里，鄞县人
万历四十四年九月，薛、包二人自京南归，一路风雪冰冻，至瓜州，已是腊尽，来到江南，二人分手
薛经钱塘返里，包因途中跌伤，暂滞江南转眼就是弄珠客序刊本《金瓶梅》问世的一年，包于此时把刻本全书《金瓶梅》寄给薛冈，是合乎情理的他二人情谊笃厚，……故包岩叟得到刻本后，马上付邮，使薛冈先睹为快[7]
对此，马泰来先生并不认同，在致吴晓铃先生的信中说：刘文似乏高见薛、包二人在万历四十四年尝同游，何以见得包在同年赠薛《金瓶梅》？‘后二十年’云云，拙文已提出不宜执着必为二十年整[10](P4)
此处马先生或有误解，刘先生所谓万历四十八年也仅作为推算参照，实际同样是按二十年大致虚算的，否则就不会有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是万历四十五年的事之说了
在此需要说明，刘辉先生关于薛冈与包岩叟于万历四十四年自京南归的叙述出自《天爵堂文集》卷六《丙辰南归记》，至于说包在次年把《金瓶梅》刻本寄给薛冈，则纯出臆测，马先生何以见得之诘甚是；
并且已与《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明显抵牾，不足凭信
不过，马先生所说后二十年或是约数，在别人或许如此，但在薛冈身上却并不适合
这是因为，薛冈是一个心思极为细密的人，又有随时记录的好习惯其《天爵堂笔馀》自序云：
余自乙未迄癸丑，其间触于目、腾于耳而欲宣泄于口者，辄以条纸笔而箧之，或古或今，或朝或野，或纪载，或论议，或长而娓娓，或约而片言，莫不任己意见，率尔措词，未加点润十九年中，积之不下数千条[1]（P323）
其中乙未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癸丑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正十九年在《天爵堂文集》《天爵堂笔馀》中，纪时之处多见，凡有具体数字，均为确指如：
岁朝春见于庚寅，余客武林冯开之太史谓余曰：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命赋诗志喜后二十年己酉，亦岁朝春，余方客颖[1](P324)
按：庚寅为万历十八年（1590），己酉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
余识吴国华小侯于己未岁……后七年，余入都……[9](P480)
按：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七年为天启乙丑五年（1625）同卷《羽岑园秋兴诗序》：乙丑入都，家从父宗伯公知是岁贡举……[9](P482)可证
万历戊午冬，泠然悬此画于京邸……后五年为天启壬戌，复见于武林司空分署，如见故人[9](P603)
按：万历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天启壬戌为天启二年（1622），正合后五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按照薛冈的纪时之习，后二十年并非大略而言之的含糊之词，而是实指
由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三十年九月下推二十年，则为万历四十八年——天启元年（1620—1621）也就是说，薛冈收到友人包岩叟所寄《金瓶梅》刻本的时间应在这两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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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两年间，薛冈又身在何处呢？考诸薛冈行迹，薛冈于万历四十四年年底回到鄞县家中，次年五月又离乡经南京返回北京
此后的近三年时间，他一直在北京，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春方才起身归里
《天爵堂文集》卷七《重修板桥孝思堂记》：庚申夏，冈归自都门，恭展先墓……[9](P525)；
卷十四《元人瑞室诗文墨迹卷跋》：万历庚申夏，从都门归，客有以瑞室卷求售者……[9](P604)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这年夏天薛冈已在家中
又，《天爵堂笔馀》卷二：天启改元辛酉闰二月四日未申之间，风霾忽举，天地晦冥，如万历戊午、己未年事自此以后，大风扬沙，白昼阴惨可畏，无日不然三月十二日，奴陷沈阳，二十日陷辽阳……[1](P340)辛酉指天启元年（1621）
其中所谓万历戊午、己未年事指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年北京发生风霾之事
此为薛冈在京亲见，同书卷一：戊午清明前一日申酉之间，京师风霾忽举，己未清明前二日午亦然，皆白日晦冥，人家有举火者[1](P324)
又，《天爵堂文集》卷十二《合葬先祖母张安人告墓文》：天启改元辛酉岁冬十二月六日癸酉，不孝孙冈敢昭告于显祖考……今年冬，冈自燕归……[9](P591)
可知在万历四十八年夏至天启元年冬间，薛冈至少有一次北京之行，然而薛氏文集中没有对成行时间的明确记述
大致而言，这两年，薛冈所在无非鄞、京二地，包岩叟寄《金瓶梅》刻本的敝斋是指薛冈在家乡的读书处（西阁）还是北京的寓所，尚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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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远比包岩叟何时寄与薛冈《金瓶梅》刻本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包岩叟究竟是何时何处得到了《金瓶梅》刻本？
《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七有其小传：包德州士瞻，字五衢，号岩叟少有文名，以太学生官同知德州江干包氏世有词人，德州最为后来之秀[3]（P547）
……而后有岩叟君，盖六馆弟子也，负其俊才，游南雍南雍，才士之薮士见岩叟，人人以己为不如，故岩叟之名一日而洋溢乎天下
天下所有之书无不读，释、老二氏所更究心为制举义及古文诗辞，各臻其妙不售于时，竟老场屋然岩叟经世壮志未尝少挫也，于是操其未售之业谒选，人得德州倅[9](P489-490)
可惜，序中并未写及其上任时间检之乾隆《德州志》卷八《职官·德州州判》，万历间任者计35人，包氏名列第34位：包士瞻，鄞县人，监生[11](P188)，不注任期
再查民国《德县志》卷九《职官表》，也是如此[12](P247)魏子云先生说万历末年（四十五、六年间）有一位名包士瞻的通判……[5]，其中的时间只是大致估计而已
好在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七《尺牍》中有两通信札，涉及到包士瞻的德州判官之任，有助于我们搞清其具体任期
足下入淮以来，嘉事善政，有裨漕储者，不知几许矣；但使都门辞坛无色，士失所宗，念仁兄者不独弟一人也初与仁兄约秋日晤言，今已期矣，而犹滞风尘，疲神耗智，徒有忧天之愚，了无闭户之算忆家园此日，春雨一犁，水田漠漠，且不如力耕老牛，良足自叹岩叟除半刺，携家道经淮浦此兄服足下如七十子，幸下县榻[9](P638)
钱仲举水部即钱文荐钱文荐，字仲举，慈谿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知新野、宜春二县，入为工部主事
所谓半刺，指州郡长官下属的官吏，此处即为通判代称当时的钱文荐以工部主事之职督治漕船，驻清江浦，故薛冈请求他为从鄞县携家眷北上赴德州就任的包士瞻提供方便
查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二》淮仓船厂部司：钱文荐，慈谿人，进士，（万历）四十六年任[13](P141)
如此，则薛冈此信应写于万历四十七年春，这也就是包士瞻的上任之期
又，《报周寅翁大宗伯》：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971.html
秋日明公荣行，仆以疾卧不能出送郊关，至今歉怅正思便羽仰候起居而德音先霈，珍贶兼颁，长者之施于后辈，真可称谊薄云天者矣……大拜之命旦夕将下，六代烟花不得久淹太平柱石也冈老伏丘壑，所愿鸡犬无惊，柴荆不闭，端有望于明公郑朗承携，今安之何许，即此便见明公不使一夫不获之念，人不易及包岩叟度日如年，而瓜期将及，仰青天，瞻白日，彼亦端有望于明公，如何如何？[9](P646-647)
周寅翁大宗伯指鄞县人周应宾（1554—1626），大宗伯乃以周官称礼部尚书
周文穆公应宾，字嘉甫，号寅所初中进士，廷试已拟第一人，内阁余文敏公以同里，引嫌，置二甲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神宗将立太子，复改传三王子并封公率同官疏谏请先正东宫，后封二王不报历迁吏部右侍郎，在讲筵多所讽谏以忧归，里居十六年光宗立，召为南礼部尚书，五疏乞休，加太子太保归里……诗人叶郑朗先生负才气，亢世不合，公独与申布衣之好[3]（P527-528）
查《明熹宗实录》卷四：光宗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十二月己未（十六日），起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应宾为南京礼部尚书[14](P199)
卷七：熹宗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壬寅（三十日），原任吏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新升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疏辞新命，温旨趣之[14](P365)
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己丑（十九日），新升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疏辞，不允[14](P569)
可见，周应宾原无意于就任南京礼部尚书，故一再疏辞薛冈信中说秋日明公荣行，说明周应宾此时已去南京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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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薛冈此信应写于天启元年冬某日信中提到的叶郑朗，名太叔，字郑朗，鄞县人，也是薛冈的好友
周应宾为人宽和，里居期间曾对贫病中的叶太叔多有照拂又谈及包士瞻瓜期将及
按：瓜期亦作瓜时，指任期届满、等候移交之期这说明，直到天启元年冬，包士瞻仍在德州判官任上
看来，包士瞻当时曾有意谋求升转，故薛冈向新任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代为说项，只不过并未得偿所愿，否则乡邦文献也就不会以包德州称之了
合而言之，包士瞻的德州州判之任，应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启元年之间，《德州志》《德县志》所记有误
薛冈记所见《金瓶梅》刻本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闵心者菩萨也……，正为现存《金瓶梅词话》卷首东吴弄珠客序中文字，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按照明清雕版的一般情形，其刊刻应在此之后
又，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卷二十五谈到：他在获得抄本后，拒绝了冯梦龙、马之骏的刊刻之请，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5](P596)
《野获编》分正、续二编，《续编小引》署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这也是目前所知《金瓶梅》刊刻时间的下限
亦即，《金瓶梅》的刻本面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至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之间，地点在吴中（指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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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瓶梅》刊刻的时、地看，包士瞻和这个《金瓶梅》刻本的关系，当然不太可能发生在他在德州任上，而应在他赴任或卸任途经苏州的路上
也就是说，只有在万历四十七年春，或天启元年冬，他才有可能在经过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
而后一个时间，即天启元年冬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此时距《金瓶梅》刻本在苏州上市已过了至少两年多时间，很难说仍能随时买到；
况且，此时包士瞻正在返鄞途中，当时薛冈也正在家中，即便能够买到，完全可以随身携归，也没有任何必要再寄给薛冈
因此，应该可以肯定，包士瞻购得《金瓶梅》刻本，绝非如刘辉先生所说在万历四十五年，而是在万历四十七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之时
这就将《金瓶梅》刻本面世时间的下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金瓶梅》研究而言，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最后，略谈一下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问题
《金瓶梅》有两大版本系统：其一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存世只有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异版，当为补版后印本）三部，另有日本京都大学藏残本一部，均系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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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卷前有欣欣子序、廿公跋，又有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金瓶梅序》，学界因之称为万历本；
其二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存世较多，约有十馀部，但其中并无原刻本，也难以确指其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
此本卷前无欣欣子序、廿公跋，只有《金瓶梅序》，仅署东吴弄珠客题因书中有崇祯帝朱由检讳字（由作繇，检作简），学界称之为崇祯本
王重民、马泰来、黄霖三位先生认为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就是万历本，这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
魏子云先生则认为系崇祯本：由万历三十八年（1610）下数二十年，则正好是崇祯初年[约在崇祯三年（1630）前后]薛冈读到的《金瓶梅》刻本，自然是所谓的‘崇祯本’
刘辉先生则因薛冈只引东吴弄珠客序而未及欣欣子序、廿公跋（魏子云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而认为薛冈所见《金瓶梅》最早刻本，没有欣欣子序，或者也没有廿公跋，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
它的特点是：翻刻万历四十五年原刻本，并另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刊刻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年以后这种以其未记，即断其必无的论证思路自然难称严密
单从时间上看，包士瞻购得《金瓶梅》刻本在万历四十七年春，上距《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的署作时间万历丁巳季冬只有一年多
《金瓶梅》是一部近百万言的大书，按常理，其雕版、印刷至少也得大半年
所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序系伪托，应可确定，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它是万历本的最早刻本，也是惟一一个（次）刻本
参考文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0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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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