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克：徐朔方先生的《金瓶梅》研究（上）

在徐朔方先生的学术生涯中，《金瓶梅》是其用力甚勤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他在学术上不断探索、完善自我的典型例子

早在1988年，徐先生的《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就由齐鲁书社出版，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其最后一本自选集《小说考信编》中，《金瓶梅》研究的论文和论及此书的部分，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徐先生的这些论著，对促进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以前人和同时学者的研究为起点，徐朔方先生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他综合考察了宋(金)元明时代的小说戏曲，并在对它们的成长过程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细致的、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后，把此说系统化并上升为带有规律性的总结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在这个过程中，《金瓶梅》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对象，置于其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说的重要地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如果我对徐先生之研究的述评有偏差和不足，那只能自责于个人才疏学浅、力所不逮，相信高明自会覆按原作，得出恰当的结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1983年，徐朔方先生在《论汤显祖及其它·前言》中，对其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曾作过重要的概括；1988年，在《金瓶梅成书及其它·前言》中（实际上写于1986年5月），他再次引用前作的大段重申此说^[1]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021.html

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强调了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为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为相当多的作品，是在世代流传后由某一文人改编写定的，而非某一文人作家的天才创造；三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两篇总结性的论文《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和《中国古代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兴起》中，徐先生又一再引述以上观点，并说从理论上讲，他之所以特别之，是因为其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所已经做的以及正在进行或有待着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维护、阐发和论证上述看法 ^[1]3

在《小说考信编·前言》中，他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现象所作的最后一次总结性描述，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

在把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系统化并上升为中国小说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一过程中，徐朔方先生以四大奇书为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代表，《金瓶梅》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实证研究对象

徐先生论定在四大奇书之后，中国才推出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终结，而非文人个人创作的开始

同时，《金瓶梅》既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元明世代累积型小说中说唱成份保留得最多的一个标本，不妨称之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块活化石

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先生对《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问题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凭借和来源、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其积极和消极面、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评价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证和阐发，

即令旁及《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龙会兰池》等长短篇小说和南戏《拜月亭》等作品，也是把它们作为考察《金瓶梅》诸问题之关联来看待的，旁及前后左右,是为了更好地替它定位^[1]3

因为加深对《金瓶梅》的微观认识，必将加深对中国小说史的宏观认识反过来也一样 ^[1]255

通过以上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以徐朔方先生对《金瓶梅》的重视程度及其研究思路，说他把《金瓶梅》作为其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重要基石，绝不是一种主观臆测

徐先生以前辈和同时学者的相关说法为起点，对《金瓶梅》的写定者和成书过程进行了长期、广泛而深入细致的综合考证后，揭示了其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之真实面目，此实集当前《金瓶梅》集体创作说观点之大成 ^[1]115，同时也是徐先生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不断探索、尽力完善的典型事例

徐朔方先生的《金瓶梅》研究，以论证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其写定者是李开先为起点，对此他曾多次进行说明，以示对前辈和同时学者的重视和尊重

《金瓶梅成书新探》说：本文作者曾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补证》，提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李开先是写定者分别说，这两种说法都不始于本文作者

《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说，最早见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之1962年初版第949页及脚注，而主张《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长篇小说,则始于195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潘开沛论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

潘开沛的文章随即受到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批评（见该报次年4月17日），但潘开沛对此没有提出答辩，以后也没有就同一问题进行讨论^[1]67-68

《我与小说戏曲》在陈述了潘开沛、徐梦湘的论文后说：仿佛争论至此结束，传统说法占了上风^[2]

《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说：《金瓶梅》非一人之作,前辈学者冯沅君、赵景深都曾经提出,正式提出这个主张者始于潘开沛，但在其观点受到徐梦湘的批评后,二十五年来这个问题未见有人提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先生以1980年﹑1981年两篇旧作为基础写成《金瓶梅成书新探》，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3）

当时评论家李时人先生在《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中评论说，此文实集当前《金瓶梅》集体创作说观点之大成(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3)

虽然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但徐先生仍然认为其实问题的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 ^[1]115这并不是徐先生的客气话或无谓的谦虚，而是他对《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状况之清醒认识

徐先生对《金瓶梅》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性质，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集中考证和阐述，下面分而述之

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经历过话本阶段，这是徐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然而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都没有留下它们在词话阶段的版本，故《金瓶梅词话》可说是中国宋元明三代白话长篇小说发展过程中唯一现存的词话本^[1]4

徐先生多次强调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可见他对词话二字的重视

徐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话本和词话原是同一艺术形式，话本可以看作是词话本的简称，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称呼话本之‘话’指的是‘说话’艺术但曲和诗本是话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即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所说的‘蒜酪’，决不是偶一为之或可有可无的穿插

证据是《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说：吐谈万卷曲和诗

因此徐先生认为，对说话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不能只看到或重视它说的一面，而忽视了它还有唱的一面，而诗是话本即词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元明两代的文献记载和《京本通俗小说》的若干作品、《大唐秦王词话》外，最为典型的例证首推《金瓶梅》^[1]4

徐先生指出，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刻本以词话为名，不会是什么人糊里胡涂加上去的

徐先生并非只是在小说的书名上作文章，而是既看到了《大唐秦王词话》与《金瓶梅》的体裁极其相似，又看到了小说大约七十万字的本文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3]69

（二）从《金瓶梅词话》本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是说唱艺术而不是文人作家的个人创作

徐朔方先生从《金瓶梅词话》中梳理了九类基本论据：

其一，每一回前都有的韵文唱词，有的在形式上带有更为鲜明的说唱艺术的特色；

其二，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为结束，分明也是说唱艺术的残余；

其三，小说正文中有若干处保留着当时词话说唱者的语气，和作家个人创作显然不同；

其四，小说中人物哭灵、诉苦使用唱曲；

其五，小说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几首诗词或散曲，尤以后者为多；

其六，全书对勾栏用语、市井流行的歇后语、谚语熟练运用，有的在一般戏曲小说中罕见；

其七，从风格来看，行文的粗疏、重复也不像是作家个人的作品；

其八，就小说主要人物的年龄和重大事件的年代来说，有时颠倒错乱十分严重；

其九，浦安迪教授曾指出《金瓶悔》的结构也有《水浒传》那样以十回作为一个大段落的倾向^[3]70-76

许多学者认为《水浒传》以及其它话本、非话本小说同《金瓶梅》的雷同或因袭是一前一后的继承关系，徐先生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金瓶梅》的故事结构本身像它的题目《金瓶梅词话》那样，直言不讳地招认出它同说唱的直系亲属关系 ^[3]80

基于对《金瓶梅词话》的长期探索和细致考证，徐先生得出了前人所没有作过的结论：中国小说发展史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最后完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东周列国志》《杨家将》等话本小说的明代文学界，不可能贡献出一部个人创作的《金瓶梅》

研究《金瓶悔》以及上述话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都必须考虑到民间艺人世代流传而形成的这一基本事实，否则难免隔靴搔痒，不着边际

这些小说的灿烂夺目的独特成就和它们平庸、粗糙、拙劣以至秽恶的一面，显然不同于文人创作中工拙互见的那种情况

《金瓶梅》既是词话体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个人创作的社会写实小说所取得的特异的进展，就更加引人瞩目

《金瓶梅》的成书问题虽小，它涉及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关系却极为深远

另一方面，徐先生把作者厘定为写定者，并和《金瓶梅》的成书问题结合起来考察，而不是将二者分开来孤立地看问题，也是为了证明小说的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特点

从理论上看，写定者和作者是有明显不同的，这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和文人个人创作的一个重大区别，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

徐先生是文革结束后最早进入《金瓶梅》这一研究禁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其实他从考证作者起步的研究，比论著之发表要早得多

1961年徐先生刚写完《评＜李开先的生平及其著作＞》(刊于次年《文学遗产增刊》第9辑)，在接下去读《金瓶梅》时就觉得小说第七十回俳优唱的《正官·端正好》套曲有似曾相识之感，经查证原来它出于《宝剑记》第五十出

这个看似偶然的发现，促使徐先生写下了《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这篇文章

由于顾虑《金瓶梅》声名狼藉，因此在搁置了很久之后，才把此文寄给了当时独一无二的一家不定期杂志但这时徐先生感觉到正在酝酿中的文革，已经在戏曲改革中露出端倪，于是又写信给编辑部索回了这篇论文

直到1979年，他看到《社会科学战线》连载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这才检出旧稿，加上同朱先生商榷的一些内容，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l期)，题目照旧

一年后，徐先生又发表了《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的续篇《金瓶梅成书补证》(《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至此，尚处于前人影响下的《金瓶梅》写定者是李开先之说初步形成1983年初，徐朔方先生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一年，在那里他看到韩南教授1963年发表的《金瓶梅探源》，认为即使就《金瓶梅》因袭《宝剑记》这一点而论，韩南教授也比自己所看到的更为全面

但是对《金瓶梅》中五十一种引文的分析和评价，徐先生与韩南教授持有不同的观点

韩南教授认为这部小说成于一人之手，徐先生的认识则正好相反于是这成为他将上述两篇旧作重新增补，改写为《金瓶梅成书新探》的契机之一

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补证》这个姊妹篇中，徐先生虽然重申了《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并把李开先作为写定者而非作者，但他仍然迷信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出的嘉靖大名士手笔说，故对文人写定者的作用估计过高

随着对《金瓶梅》探索和认识的深化，徐先生摆脱了旧说的影响，在旧作改写的《金瓶梅成书新探》中，《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结论仍然确定无疑，但写定者是李开先被修改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徐先生自述：最主要的改动不在于写定者由李开先改为他或他的祟信者，而在于我以前对写定者所起的作用错误地估计过高

徐先生的新作适当地降低了写定者的作用，从而可以看到这就包含两个可能：一、如果改定者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养不会太高，根本不是‘大名士’；二、如果是李开先本人，那他只是出主意或主持印制而已，并末自始至终进行认真的修订根据这样的观点，写定者无论对本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太大的作用^[1]p6-7

可见，只有最终承认《金瓶梅》不是某一个人作家的天才创造，而是世代累积经写定者写定的作品，而写定者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他只能证明小说的世代累积型性质而不是别的，或许才能较为完整地把握徐先生阐述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基本内涵，避免由作者问题而产生对《金瓶梅》成书的曲解和误导

徐先生关于《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理论，到1988年结集出版《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时已经形成，所以他在《前言》中说：我希望今后无论是对我的《金瓶梅》研究表示批评、反对或赞同，引用拙作都以此书为准 ^[1]8-9

但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中，徐先生对其以往所说《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当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万历元（1573）之前，上限不可能再提早，下限则可修正为万历十七年（1590），又作了补充：

梅节先生的论文说《金瓶梅》产生的年代有两说,一为嘉靖说,一为万历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独独把嘉靖之后、万历之前的隆庆朝六年排除在外我接近于隆庆说,但也包括嘉靖统治四十五年的后期在内 ^[4]

徐先生最后和我合著的《明代文学史》^[5]，对《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和西门庆、潘金莲形象的定位也有所修改（详下文）

文章作者单位：昆明学院

本文由作者刊发，刊于《〈金瓶梅〉与清河——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吉林大学出版社又载入《徐朔方、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本次刊发有所增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