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子云先生是中国台湾金瓶梅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我与魏子云先生在1990年2月拜识但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我经常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论争，计约七次之多他一直笑脸相迎，毫无愠色，就是不谈学术问题但8年后(从我1985年发表商榷文章开始)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终于对我发起强烈的批评
关键词：魏子云, 金瓶梅研究,权威学者，学术论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魏子云先生是中国台湾金瓶梅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
1990年2月，我与魏先生在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拜识
在交往中，深感他是个雍容大度、和蔼可亲，恪守传统道德规范的长者
他的金瓶梅研究，已构成了自成一体、卓而独立，与大陆研究者迥然不同的独特的魏氏体系，这乃是一座大厦，而非小屋
但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我经常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论争,计约七次之多
（台湾） 魏子云 教授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一、关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年代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真没有想到，我发表的第1篇、第2篇金学论文，就是与魏先生商榷的文章
魏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认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
我确认是万历二十三年，即发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1]与之商榷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袁中郎：《锦帆集·董思白》)
这就是说，袁中郎拿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是与朋友陶石篑一起游吴县洞庭西山的前一个月
这一封信，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这年，陶望龄（石篑）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苏州，与袁中郎游谈多日此事，陶望龄在所写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中，记有年月，是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可以对证上袁氏的这封信[2]
但他们没有看清楚，陶石篑《游洞庭山记》所记的这次访游，是陶氏带领弟侄数人游了洞庭西山，中郎因病而没有陪陶氏同游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我又查到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写的一首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明确指出他没有陪陶氏同游洞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这进一步证明，魏先生、韩南将万历二十四年九月，作为袁中郎《董思白》信的时间，考定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时间，即为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应该错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这是一篇西洞庭山的游记文中只出现两个人：袁中郎自己和陶周望（即石篑）
而且他们一起面对诸峰，分别作了洞庭西山与西湖，洞庭西山与湘楚山水的对比研究
他们一起同游过洞庭山，这是确切无疑的了那么这次同游是哪一年的事呢?
在这两年中，陶石篑来吴见访中郎共两次，一次是万历二十三，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
前已考定，袁陶同游洞庭，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那么二者必居其一，袁陶同游洞庭必然是万历二十三年秋天的事
这就是说，是书必然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袁、陶同游洞庭以后的一个月，即万历二十三年深秋
这就得出了笔者考证的结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节
拙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中，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周钧韬 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二、关于金瓶梅传世的第二个信息的年代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袁小修日记中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话，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第二个信息
这个信息的出现在什么时间? 魏子云先生指出：小修从中郎真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3]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亦持此说
我在《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4]文中认为，袁小修从中郎真州所见《金瓶梅》之半的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而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袁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65.html
从袁中郎的《瓶花斋集·告病疏》得知，万历二十五年初，中郎力辞吴县令，春即解官去职，暂居无锡
此年三月即与友人江进之等游历无锡惠山，杭州西湖，天目诸名胜回无锡后不久中郎即发舟移居真州
从他给江进之的信中知道，是年盛夏，中郎已在真州
中郎《瓶花斋集》中有诗一首，题为：《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诸词客邀余及洪子崖知县踏青真州东郊，以云霞梅柳句为韵，余得度字》
此诗证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元日，中郎还继续寓居真州
小修：《吏部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云：戊戌，伯修以字趣先生（中郎）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
这就是中郎离开真州去京的原因
中郎《瓶花斋集》诗《广陵别景升小修》云：搔头几日见新丝，二月河桥上马时
此可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在扬州告别小修，启程赴京
根据以上考证，我认为，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万历二十六年二月
小修所说的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时间，也只可能在这七八个月中间
小修《游居杮录》卷三202条、213条，系小修在万历三十七年所写的日记，时隔十二载旧地重游，记忆犹新
他说，戊戌，予居真州，戊戌年，中郎……寄家此地，予亦客焉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小修在真州，其时桃花盛开
又言自正月至七月始入都，可见小修足足住了半年这可谓是魏、雷说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只要细细推敲，问题就出现了
据前所考，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已离真州，在扬州别小修而去了北京
这就是说，中郎离开真州后，小修反去真州住了半年
在这段日记中，小修只说予居真州，予亦客焉，而没有说同中郎一起在真州
从这两段日记也能看出，此时中郎已不在真州
213条曰：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入补官，寄家此地，予亦客焉
这句话十分重要，它说明两个问题：
一、小修去真州时，中郎已进京入补官，就选授顺天府教授去了
二、中郎虽去北京，家眷却仍寄真州
小修去真州照料中郎的眷属，这就是为什么中郎离开真州，小修却反去真州的原因
同书同卷220条：戊戌，中郎改官，入补顺天教官，时眷属寓真州，予送眷属入京，即入国学肄业这下可说是真相大白了
联系以上引的213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中郎进京入补官，袁小修去真州照顾其眷属，七月始送中郎眷属进京
在此期间，小修与中郎，南北长相望，可以说与从中郎真州，得此书之半之时之事，毫不相干
因此，以上三段小修的日记，虽都讲到戊戌年居真州事，但都不能成为魏、雷先生的袁小修得半部《金瓶梅》是万历二十六年之说的佐证
请看《游居杮录》卷三207条：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这是一个铁证
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依中郎于真州，与从中郎真州是一个意思
中郎满腔热情地迎接小修来到真州，兴趣盎然地听小修谈论家乡之事，并赞扬小修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
与小修所言：丁酉，予又下第相一致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又证明《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写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以后（长兄即袁宏道，丁酉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其时中郎确在真州
上述考证已证明，袁小修从中郎真州必然在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
这就是小修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梅瓶》的确切时间，也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我们所考知的，《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二个信息出现的确切时间
我的第2篇论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5]，不是与魏先生论争，而是补他的考证的不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
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
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
《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
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
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魏先生的证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还只是个孤证
从1977年到1985年的八年间，魏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无法回答雷威尔的责问
这就是说魏先生的考证功劳很大，但还无法彻底推倒鲁迅的权威论点于是我下决心要将他的考证进行到底
笔者终于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根据
《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记载，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万历四十一年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
我的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也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
这才可以说，鲁迅的权威结论得以彻底推倒拙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中，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我与魏先生最重要的一次论争，是关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的问题，这几乎涉及到动摇魏氏体系这座大厦的根基
那是我1989年发表的拙文《也谈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魏子云先生商榷》[6]
按照小说创作的惯例，《金瓶梅词话》开头，有一阕引词和一则入话故事，讲的是项羽刘邦的故事
入话之后稍加转接，作者发了通议论，便进入了主体故事：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正是在引词入话和主体故事之间，魏先生发现了矛盾，便提出了大胆的推测
魏先生在《〈词话本〉头上的王冠》[7]文中指出：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的故事
后来迫于政治情势（神宗皇帝还在位），才有人将它改写成西门庆的故事
既然《金瓶梅》写的是万历朝册立东宫事件，那么该书必然成书在万历朝或更后，必然以万历朝为其时代背景，该书作者亦必然是万历时人
魏先生正是这样以此为基准，由此及彼，考出了《金瓶梅》考证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从而创建了《金瓶梅》研究体系中的独特的魏氏体系
《金瓶梅词话》前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它确实无疑是存在的
这部《金瓶梅》的目击者，在袁中郎时代不乏其人请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 ‘金者’，即潘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沈德符的《野获编》中录有袁中郎的言论袁中郎指出，《玉娇李（丽）》是《金瓶梅》的续书
在后书中武大转世为淫夫，潘金莲成了河间妇，西门庆成了一骏憨男子
于此可见，袁中郎读到的前书《金瓶梅》中就有武大、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
以上袁小修、谢肇淅、袁中郎三人的话都证明，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写的就是西门庆的故事，而与魏先生推测的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
在魏先生看来，小说的入话讲的是帝王的故事，正文亦必然是写帝王的故事
显然魏先生将入话与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化、绝对化了
长篇小说的入话、引首（或称楔子、引子），继承了话本入话的概括全篇大意，点明主题，引楔正话的功能并有所变化
金圣叹在评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楔子时指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
俗言之，即以甲事引出乙事甲事为什么能够引出乙事，入话为什么能够引出正话，关键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概言之，有表象性的或深层次的联系；有偶然性的或必然性的联系；有正面映带性的或反面映衬性的联系；有事件性的或思想性的联系
总之，只要有联系，则皆能成立，皆能达到以物出物的目的
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错斩崔宁》，入话（本篇称头回）与正话之间的联系，仅是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
这种联系可说是极其表面的偶然性的联系，但照样能成立，达到以物出物的目的
魏先生以为《金瓶梅》的引词入话，讲的是项羽刘邦宠幸废立故事，正文只能叙神宗宠幸废立故事
当然如果有这样一部小说，引词入话与正文之间作如此联系，亦未尝不可
但魏先生以此而否定《金瓶梅》的正文写的是西门庆故事，则未必尽善
显然，魏先生只看到了以物出物的单一性（即人物、事件的雷同），而否定其多样性
笔者以为现存《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与正文之间的联系并不矛盾，而且顺理成章
《金瓶梅》的引词入话到底如何引楔出西门庆故事的？试作具体解剖
按照以物出物的多样性的原则，《金瓶梅》的引词入话故事所能引楔的正文故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它可以引楔类似于项羽宠幸虞姬落得个双双自刭的故事；类似于刘邦宠幸戚夫人废嫡立庶的故事；类似于项刘贪恋女色而落得个悲惨下场的故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作者叙述这个入话故事的立足点、着眼点，思想倾向是什么？
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作者写在入话尾末正文开始前的一段过渡性文字
这段文字承上启下，十分醒目地点明了正文故事的基本内容，其要点是：
1、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说明作者写的正文故事，是情色，而非废立故事
2、作者指出情色问题今古皆然，贵贱一般说明作者要讲的正文故事是今的贱者的故事，而非帝王的贵者的故事
3、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作者十分直率地点明了正文所讲为风情故事，而非废立故事
4、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作者用好色的妇女与破落户来概称正文故事中的男女主人翁显然前者指的是市井间的妇女潘金莲，而不可能是郑贵妃；后者指的是西门庆，而不可能是神宗皇帝用破落户来称明神宗岂不是笑话
5、好色的妇女，后不免尸横刀下潘金莲被武松所杀，确是尸横刀下，而郑贵妃并没有遭此下场
6、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西门庆因淫纵无度而亡身败家，而神宗宠幸郑贵妃既没有断送六尺之躯，也没有丢了产业用丢了泼天哄产业来称败家，指民间或官吏则可，指皇帝则不可
7、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说明故事发生的地点西门庆的故事正发生在东平府清河县如果说神宗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事件发生在清河县，岂非咄咄怪事
8、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作者用谁的妻小称女主人翁，再次说明她只能是个民间女子，而决不可能是贵妃一类人物
以上八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金瓶梅》的正文故事，是发生在民间的，是以市井细民为主人翁的情色故事，亦即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而不是发生在宫廷的以皇帝、贵妃为主人翁的所谓废立故事
魏先生总以为，入话讲的是帝王故事，正文亦必然讲帝王故事，这样才符合以物出物的原则，其实这是个误解
《金瓶梅》的入话讲帝王故事，正文讲平民故事，其间的逻辑联系就是作者所反复点明的情色二字：
项刘因情色而屈志于女人，豪杰都休；西门庆因情色而丧身败家
在这里作者所强调的是思想观点、伦理观念的相通性，而不是简单的同类故事之间的类同性
从话本、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这样的以物出物的格式并非只《金瓶梅》一例
早于《金瓶梅》的有话本《刎颈鸳鸯会》，入话叙刘项屈志于女人（即丈夫只手把吴钩），正话叙杭州府村姑蒋淑珍因通奸而为丈夫所杀，其间连结的纽带亦为情色
晚于《金瓶梅》的有《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拍案惊奇》卷三十二），入话词亦为丈夫只手把吴钩，正文叙市井间的一个风情故事，其间连结的纽带为一色字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古今小说》卷三），入话讲了周幽王宠褒姒，陈灵公通夏姬，陈后主宠张丽华，隋炀帝宠萧妃，唐明皇宠杨贵妃，皆为帝王宠幸事，
正文则叙民间小民吴山与韩金奴（私娼）的淫荡事，其连结的纽带为贪爱女色、色欲警戒
照魏先生的看法，这些话本、小说的入话与正话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这几顶王冠似乎都戴不到市井小民的头上了？
然而时至今日，谁也没有像魏先生那样，提出这些话本、小说的正文均被改写了的问题
如前所述，魏先生说《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引起朝野激烈斗争的时代
由此，魏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8]中认为，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宾天后，便增入了泰昌天启的史实，重加改写，匆匆付梓，这就是《金瓶梅词话》
最后魏先生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在天启元年，又说是天启二、三年这是魏先生的重要理论观点
笔者完全不同意魏先生的观点，在《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9]中提出驳论
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
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杮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
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
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
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
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
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依然没有刻本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
薛冈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序
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
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
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
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
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下限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
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是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
《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此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
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事，最晚不能过万历四十七年，这就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
这就是笔者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1987年，我发表《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10]在对万历说的批评中又涉及到魏子云先生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等四段曲子，乃李日华的作品……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卒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
《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成书就必然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就成了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
我说魏先生搞错了，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戏曲家
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或更早，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
我们可以从他改编《西厢记》的情况，考知他大体的活动年代《西厢记》杂剧是元王实甫的作品
明浙江海盐人崔时佩据王氏《西厢记》改成传奇剧本李日华又于崔作复加增订，取名为《南调西厢记》
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
陆采与李日华同为吴县人，他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
这就是说，陆采不满李作而重写《南西厢记》的时间，最晚不能过嘉靖十六年
由此可推见，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当流行于嘉靖初年（也许更早）
这也就是李日华的活动时间，也是其所作残红水上飘曲子的流行时间
退一步讲，此曲的开始流行时间不会过嘉靖，那可能到万历?李日华创作的是四段曲子，每段不过二十多字，这样的小曲，如果在作者创作的当时不流行于世的话，恐怕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湮没无闻，更何待五六十年
后来，我在《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12]文中，又说起此事
我说：6年后，魏子云先生也弄清楚了，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而非文学家李日华，也知道了此李日华是嘉靖初年人
但他在1988年出版《金瓶梅幽隐探照》[13]中还说，
残红水上飘未入选嘉靖时的《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却入选于万历间的《南词韵选》、《南宫词纪》，足以想知这几段曲子的流行，当在万历，不在嘉靖，所以我认为《金瓶梅词话》之录入了‘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应是万历间人的手笔，乃情理也
在这情况下，我已无法再批评他了，他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
魏先生为了维护他的‘万历说’而作此辩解，并不妥当，但亦着实表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执着与可爱之处
魏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德高望重的，有点倔，倔得非常可爱的长者、权威学者
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14]中，早已考明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
我在他的启示下，进一步考出了吴县李日华简要的生平事迹，肯定他是嘉靖初年人，残红水上飘曲子也应流行在当年特此说明
魏先生的金瓶梅研究无一不从存疑开始，进而通过仔细考证，得出他的结论
也正因为从存疑开始，常常与持不同观点者展开毫不留情面的争论
先生与我友好相处，但完全不谈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以为不大正常终于魏先生忍了8年，一朝爆发，地动山摇
那是1993年在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魏先生终于对我提出强烈批评
后来我听说，他对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对他的马仲良主榷浒墅关时间的考定的商榷，似乎是对他学术成果的否定
这次会议如果我在场，我会提出反批评，与其当面平心静气的论争
其实他对马仲良主榷浒墅关时间并没有考定对推倒鲁迅先生的权威结论，魏先生首建奇功
1、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我考出了《浒墅关志》，才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解决了雷威尔的疑问
2、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七、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
我的考证明确指出：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11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
《浒墅关志》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此年他才中进士）
这就补了魏先生考证中留下的那个漏洞，为彻底否定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由于魏先生对我的强烈批评，是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出的，因此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会领导的重视，
于是对魏先生与我的考证文字，作了仔细的鉴别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了结论
2015年8月17日，研究会副会长吴敢先生在第十一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中公布了调查结论：
说到底，此一金学贡献应首功于魏子云先生其次，应归功于周鈞韜先生，钧韬兄的文章扩展文献，添增佐证，消人疑虑，使魏说得以完全成立
忆往昔，我与魏先生的多次论争，有的我是对的，有的可能错了，有的依然是是非莫辨
但我以为很有价值虽然论争多多，但我坚信魏先生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人生的楷模
参考文献：
[1]周钧韬.《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J].苏州大学学报,1985(3)
[2]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3]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4]周钧韬.《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J].学术月刊1986(2）.
[5]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J].社会科学评论，1985(7).
[6]周钧韬.《也谈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魏子云先生商榷》[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1).
[7]魏子云.《〈词话本〉头上的王冠》[G].魏子云.《金瓶梅幽隐探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8]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9]周钧韬《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 [G].周钧韬.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又载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0] 周钧韬.《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G]. 周钧韬.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又载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1] 魏子云.《金瓶梅审探》[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12] 周钧韬.《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G].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13] 魏子云.《金瓶梅幽隐探照》[M].魏子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14]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G].黄霖.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巿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