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古代文学名著《金瓶梅》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在这一学术活动中，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是受到重视的一位
魏先生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从事《金瓶梅》的研究，已经发表的专著有十余种之多，计百余万言，颇多创见
魏先生用力最多，主张最烈的，当推他的《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说(以下简称讽喻说)
为此，他写成《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原貌探索》等多部著作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他写成《冯梦龙与金瓶梅》①一文，仍反复阐述，坚持并发展他的观点，其治学精神和自信程度诚使人钦佩不已
魏先生的讽喻说能否成立，牵涉到如何理解《金瓶梅》的深层含义以及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恕我直言，我对魏先生的观点一直未能理解和苟同，而且据我所知，魏先生的宏论问世以后，附和者赞同者也寥寥无几
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教授的《酒色才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和我国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的《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魏先生的学说进行驳难，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我的两篇拙文《<金瓶梅>——嘉靖时期的影射小说》和《〈金瓶梅>时代背景考》也是针对魏先生讽喻说的但当时为了避免枝蔓，没有在文章中正面展开研讨
最近，我把魏先生的讽喻说的各种论点重新梳理一下，略抒陋见于后
一、关于四贪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金瓶梅词话》卷首有酒、色、财、气四首词，合称四贪词魏先生推测说：
因为这四贪词还牵连到明史上的一个典实，两相比论，颇能勾起一些微妙的联想那就是万历十八年(1590)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曾疏四箴以进谏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试想，常洛太子的册立，自万历十四年一月争起，一直吵到二十九年十月，足足十五年有余，上章疏请的臣子，直指郑氏之宠者比比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象雒于仁的《四箴疏》都敢上言，怎的不会有人借小说的形式以讽谏呢！它(《金瓶梅》)最早问世传抄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四年，正是三王并封的事件才过不久的时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所以，我们可从而推想到袁中郎当年读到的《金瓶梅》，可能是一部有关政治讽喻的说部，袁中郎不是赞与着说：‘胜枚生《七发》多矣’吗！③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魏先生的立论根据，认为雒于仁上过《四箴疏》，于是有人提到酒色财气，就必然与讽谏隐喻有关，这种以一概全的推论方法，恐怕是不可取的
郑培凯教授已经举出元明两代杂剧、散曲、小说中广泛写到酒色财气的实例，我可以补充的是，早在南宋时就有这种说法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引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其中对行者武松的赞词，就有酒色财气，更要杀人之语，谁都没有料到，武行者的原型也是一位酒色财气之徒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提到的李白好贪杯道情，也是以酒色财气四支曲所组成④，使人想到这些俗调对《金瓶梅》的作者肯定是有影响的
明人所编，刊刻于崇祯年间的剧本集《四大痴》，包括酒、色、财、气四个杂剧
可见《金瓶梅》作者的同时代人，并没有神经脆弱到连酒色财气这一日常用语和人生箴言也不敢说，不敢写
一位是沈德符，据魏先生的说法，沈德符的父亲沈自邠可能是袁中郎传抄到的半部《金瓶梅》的作者之一，沈德符自己又怕招惹麻烦，删去了有关政治隐喻，是参予改写《金瓶梅词话》的首脑人物⑤
按理说，沈德符是最熟悉内情、最知道避忌酒色财气这四个字的
可是，就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张幼予条有以下的一段话(此则资料又见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幼予被难为辛丑年时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孝廉与姻家比邻，偶大失资重，或疑孝廉与盗通，因捕治死狱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时税事再兴，市人葛成倡义，遍拆毁诸富家，有殴毙者，当事置之死法适幼予又以妓致殒，俱一两月内事，吴人遂以凑酒色财气四字云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可见，正当忧危竑议之时，苏州老百姓不怕说酒色财气，作者沈德符也不怕写酒色财气，为什么到了小说《金瓶梅》的引词上反而怕起来了呢？！
据魏先生的说法，参与改写词话本为崇祯本的，极可能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这原班人马⑥
按理说，他也应该是最熟悉内情，并忌讳酒色财气的可是，就在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都有大段大段劝戒酒色财气的诗词和文章，足见魏先生的论点是如此自相扞格，令人费解所以我非常同意郑培凯教授的说法：
《金瓶梅词话》中酒色财气《四贪词》的写作，是承袭元明以来的通俗文学传统，特别是俗曲传统，其创作时间与雒于仁的四箴疏可以丝毫无关⑦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83）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二、关于丈夫只手把吴钩这首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5.html
魏先生讽喻说中的一条最主要的论据，就是《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开头的那首引词：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李，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象西门庆这样一位不识之无的僻野小县城的地痞，怎能与项羽刘邦并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宠戚夫人废嫡立庶的事，与《金瓶梅词话》的故事，更是风马牛互不相及
所以，从《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看，作者一下笔即以词语征诸刘项，且论及汉高之宠戚氏的废嫡立庶的故事来楔子后文，岂不显然是在讽喻神宗之宠郑氏，因而迟不册立太子的比况乎？这一点，几已无所怀疑⑧
已经专家查明，丈夫只手把吴钩这首词，原是宋人卓田所作，调寄眼儿媚，最早见于元·蒋子正《山房随笔》；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六十一卓田条，则以为这是题苏小楼辞，原词略有异文
平心而论，这首词并不难解，无非是说英雄难逃美人关，英雄尚且如此，况凡人乎？
所以其主旨是宣扬女色可怕的理论，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一个命题
由于这种思想在当时相当流行，因此卓田的这首词也被引用到白话小说领域
最早出现这首词的是《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入话，下缀一段文字曰：
右诗词各一首，单说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
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
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慧远曰：顺觉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
其次是《金瓶梅词话》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词话》除了引录卓田的词以外，连同那段引伸的文字也与《刎颈鸳鸯会》入话大同小异，因袭迹极为明显
再次是比《金瓶梅词话》略晚的《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
这个短篇小说的开头也引录了卓田的这首词(与《金瓶梅词话》相较，有异文二字)，但接下来的文字却完全不同了：
这首词是昔贤所作，说着人生世上色字最为要紧随你英雄豪杰，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见了油头粉面，一个袋血的皮囊，就弄软了三分
假如楚霸王、汉高祖，分争天下，何等英雄！一个临死不忘虞姬，一个酒后不忍戚夫人，仍旧做出许多缠绵景状出来何况以下之人？风流年少，有情有趣的，牵着个色字，怎得不荡了三魂，走了七魄？……
以上就是丈夫只手把吴钩这首词在白话小说中辗转引录的史迹，脉络至为清楚
魏先生认为，项羽刘邦是帝王豪杰，西门庆是不识之无的僻野小县城的地痞，比拟不伦，这顶戴在帝王头上的平天冠，如何能戴到西门庆的头上去呢？⑨
其实，任何比喻，只是取其义理有类似点而已，并不需要品位等级上的等同
以帝王将相的故事来喻平民百姓的，至少在古代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写到武大被毒死以后，西门庆与潘金莲任意取乐时，引了一首《鹧鸪天》，有句云：请看褒姒幽王事，血染九泉是尽头，就是以周幽王和褒姒的故事来预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结局
再如《刎颈鸳鸯会》写张秉中和蒋淑珍，《乔兑换胡子宣淫》里的胡子和狄氏，都是凡夫俗女，为什么引词也把他们比作项羽刘季和虞姬戚氏呢？
在这刘、项的故事中，魏先生特别强调刘邦宠爱戚夫人有废嫡立庶心意的故事，认为它是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企图的铁证；并认为
《金瓶梅词话》之前，极可能还有一部讽喻神宗宠郑贵妃的《金瓶梅》，暗流于民间文士之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后，正是神宗迟不册立东宫等问题的高潮《金瓶梅》的前半，正好在此时期出现，这总不能说是巧合吧！⑩
除了《金瓶梅词话》以外，我们在同是万历中期成书的小说集《绣谷春容》卷首的碧莲居士的序言中，看到有类似的提法：
是以古来英雄都颠倒于妇人手中，恁(凭)他汉高楚项，终移情于虞姬戚美，英雄痴情当不起泪三点
难道那个碧莲居士也有讽谏之意么？！再说，刘邦宠戚夫人与万历宠郑贵妃，严格地比较起来也不相类
戚夫人的对立面吕后，是一个有羽翼、有野心的实权人物；而郑贵妃的对立面、朱常洛的母亲是慈宁宫的宫人，地位卑微，长期受冷落，此其一
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都被吕后迫害致死，结局极惨；而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即册立为太子，最后继承帝位，此其二
刘邦之宠戚夫人，有废嫡立庶的企图；而万历帝之宠郑贵妃，却想废长立幼，此其三
有此三方面的重大差别，在当时人的感觉中，是大不一样的
要而言之，刘项宠幸的故事，仅仅是旧戏曲旧小说中用滥了的一个熟典，它在《金瓶梅词话》的引言中只是用来说明女色可怕而已，未必有讽谏的寓意
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归天，太子朱常洛于八月一日继位，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
可是朱常洛在位仅一月，到了九月一日也死了，其子朱由校于九月六日继位，又诏改明年为天启元年，于是出现了一年有两个年号的尴尬局面
后来，经过臣僚们的研究讨论，决定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底以前，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共五个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则为天启元年
当然，这是比较少见的偶然事件，但由于中国的短命皇帝甚多，加上忽废忽立的政治风云，所以这种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
举例来说，唐朝一代，就在公元684年、710年、805年三次发生过一年中两易其主、两次改元的事情，因此在这上面实在也不值得大做文章
由于魏先生有一个先入之见，于是他在《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七十一回中有一年两冬至的惊人发现，认为这是对只做了一个月皇帝的泰昌悲剧的隐喻
这里，只把他在《冯梦龙和金瓶梅》一文中列举的几条证据摘录于后：
(一)西门庆等人于是年(政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由清河起程赴东京抵达东京之日，书未明写，但却写明西门庆抵京住了四晚的第五天是冬至日
(二)通常由清河到东京的行程，单程约半月光景(依据该小说的说法)，可是西门庆这次进京，较比匆忙，且奉令必须于冬节前到达，所以在行程中紧行了几步，约提前一、二日抵京
再第七十一回写明西门庆离京返清河，起身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日，返回清河的日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所以，我认为这一笔，正是点明西门庆由清河抵京日的暗示
(三)既可肯定西门庆由清河抵京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便确定了这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巧，泰昌元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
(四)还有最微妙的一点是，西门庆由清河起程去东京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二日，在路上的行程，是十多天，在东京又停留了六天
可是，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由东京返回清河的起程日子，则写的是十一月十一日，何以会如此前后若是的扞格不契呢？陋儒又怎会如此之陋？
但我们一看这一回情节所写，西门庆于冬至之日，起五更跟随众人进朝拜冬之后，第二天又留了一晚，然后再起与何千户回清河
这天写明十一月十一日那么，若依据十一月十一日来推算这年的冬至，及十一月初九日正巧，天启元年的冬至，是十一月初九日
可以说这两处的暗示，业已明确的隐喻了泰昌元年，若无第七十一回的天启元年之明喻，泰昌元年的隐喻，还不会这样清楚呢……
第七十回上写着，西门庆等人在十一月十二日起身，但抵达东京的日子却书无明文
魏先生推算和猜想的依据有两条，一是通常的情况，这段路程单程约半月光景，这次较比匆忙，……在行程中紧行了几步，约提前一、二日
这里，包含着的问题是：半月光景，通常是指十五天左右，少则十三、四天，多则十六、七天，魏先生的推算到底是几天？提前一、二日，到底一日还是两日？
二是以西门庆离东京返清河的旅途日子来参照从清河赴东京的旅途日子
按照魏先生的推算方法，去是十一月十二日启程，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共十二天；回来是十一月十一日启程，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共十三天
两相比较，也不等同所以下文魏先生突然肯定西门庆由清河抵东京的日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并提出第一个冬至日与泰昌元年的冬至日相合，这就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
如果真的要排列一张西门庆的生活日程表的话，那末连他十一月十二日起身赴东京的日子也有了疑问
且看第六十九回，这里明明写的是赴东京的前夕，十一月间的事情，西门庆去幽会林太太那天，小说写道：
西门庆(在谢希大家)吃了几杯酒，约掌灯上来，就逃席走出来了，骑上马，玳安、琴童两个小厮跟随那时约十九日，月色朦胧，带着眼纱，由大街抹过，径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后门来
请看，既然十一月十九日在林太太家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下文第七十回写起身赴东京的日期怎么可能是十一月十二日？
这难道是时光倒流，还是小说的倒叙法？仅此一端，亦足以说明在《金瓶梅词话》中关于时间概念上的混乱、粗疏和不足为据
再如小说中关于西门庆、潘金莲、武松、李瓶儿、吴月娘等人的年龄和生年干支，处处牴牾，几乎很少有合榫的地方，连魏先生自己也说：象这种年月日上的参差之误，在《金瓶梅词话》中不知凡几11
这也只能说明小说编写者从来没有在这些数字、日期、年份上多用心机
魏先生的一年两冬至说，使我想起《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件小事有一位大陆学者曾经写过《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一文，发现该书第二十七回有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之语，刚巧乾隆元年的芒种节也在四月二十六日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拿《万年历》来一一对照，一定可以在旧小说中找到不少类似的例子，其原因是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的日子都十分接近，而小说的编写者信手拈来的日期难免与现实生活相合
所以归根到底，把小说创作当作编年史来刻意探究，看来都是徒劳无益的
与一年两冬至相联系，魏先生还提出政和改元宣和又重和的问题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一回写到宋徽宗时，说他从十八岁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号，先改建中靖国，后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接着下文又说诏改明年为宣和元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查年表，政和七年(1117)的后一年是重和元年(1118)，重和元年的后一年是宣和元年(1119)
小说把重和元年误为宣和元年，到底是无意识的笔误，还是有意识的故露破绽，就很难揣测
看来小说作者并不是不熟悉这段历史，这从第七十九回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证明，该回写县衙差人送来历日，伯爵看了，开年改了重和元年，该闰正月
魏先生发现这一疑点，就联系万历死后在改元问题上的一段争执当时朝臣曾有三种主张：
一、上借父下借子，改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使泰昌占有圆满的一年；
二、朱常洛在位仅一月，就干脆不要年号，这一年仍应为万历四十八年，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三、七月底以前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称泰昌元年，明年改天启元年最后终于以第三种意见被采纳而颁布天下
魏先生把小说中宣和元年、重和元年的次序颠倒现象，解释为讽喻这段历史，认为这是有意错乱，即第七十一回的诏改明年为宣和元年实乃隐指天启元年，借以隐喻改元的第二种意见，否定泰昌的存在；
而第七十六回的改了重和元年，乃隐指后来终于采纳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称泰昌元年，借以隐喻改元的第三种意见
这只能说是一种臆测鄙意以为，上述第七十一、七十六回的几段文字，分别抄自各种史籍，请看：
一、第七十一回写宋徽宗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号一段，即抄自《宣和遗事》是：
即位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号，改建中靖国，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
《金瓶梅词话》作者既然写政和七年的事情，理应说改了四遭年号现在错成改了五遭年号，足见他在抄袭时计算错了
二、第七十一回诏改明年为宣和元年句，抄自《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重和元年十一月已酉朔，诏改明年元曰‘宣和’
三、第七十六回，颁历日的一段叙述，也是从《续资治通鉴》中演化而来的
该书卷九十二，政和七年冬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运政治布告天下，又颁来岁岁运历数
由此可见，惯于东抄西摘的《金瓶梅词话》作者，原想引经据典，炫耀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但又漫不经心，自露马脚，弄得错误百出，时序颠倒，这在小说其他章节也是俯拾即是
最成问题的是，改元的争执，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死后，九月十三日才由臣僚们会商决定采纳第三种意见，
而《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据魏先生自己的考证，在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的记录中，即在万历四十三年时就有了全本，而且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怎能设想《金瓶梅》作者在万历四十一、二年能预知万历四十八年发生的事情？
魏先生为了弥补这一漏洞，又解释说：《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成书在天启初年，已是第二次改写了
下文又说：《金瓶梅词话》刻于天启初，其下限不会逾越天启三年，盖天启三年(1623)诏修三朝要典(梃击、红丸、移宫等三案)，论时间(三个年头)，正好是《金瓶梅词话》竣工的时候12
魏先生对《金瓶梅词话》中关于宋徽宗令朱勔采取花石纲一事，也作了奇妙的解释
他说：据明人文秉所著《定陵注略》所记矿税中使扰害地方，径行呈献情形，与宋徽宗时的‘置提举御前人船所’如出一辙
再按宋徽宗的花石纲所设的应奉局，在各地的应奉情形，殆亦明神宗开矿的祖本13
宋徽宗的花石纲与明神宗的矿税，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我们在《金瓶梅词话》中，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对上号的线索如果光从应奉朝延、扰害地方这一点着眼，应该说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横征暴敛的扰民之举，何独万历时期的矿税更值得魏先生注目
平心而论，《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提到督运皇木，才真正具有史料价值，与嘉靖、万历两朝的大兴土木有关
如第三十四回写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拿皇木盖房；笫四十九回安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第五十一回，安主事道：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
吴晗曾认为：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14
这是偏执一词之谈，其实督运皇木、大兴土木在嘉靖时期，其规模和数量决不亚于万历朝
据统计，嘉靖一朝主要土木工程共计近一百九十一项15，采运皇木的任务从未停息
嘉靖二十年五月，因九庙火灾议兴土木，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奏称：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转运岁月难计
于是派侍郎潘鉴、都御史戴金，分往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三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木于川、湖、贵州16——这些史实，才可与《金瓶梅词话》对读
不要说开矿的事连个影子也没有，就是征税的事，也与《金瓶梅词话》中所写的大相径庭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五十九回多次写到韩道国在杭州置办一万两银子缎绢货抵达临清钞关，西门庆贿赂钞关钱主事托他过税时青目，结果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上税，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
按临清钞关，宣德四年设，后废；弘治初复设，直属于户部榷税分司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
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实际上是钞关的主要负责人可是，万历二十六年以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来临清领税课的太监叫马堂，万历二十七年到任)从此，奸民纳贿于中官，而税使苛敛，天下骚然17
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出，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
以上资料说明，《金瓶梅词话》只能写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前，所以临清钞关还没有太监领税，西门庆只贿赂钱主事而未及他人
我说《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政治隐喻的小说，这说法并非我的创意，兰陵笑笑生的友人欣欣子(郑振铎推想可能是笑笑生同一人)的序文，一下笔就这样说了：‘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为)也’所谓‘寄意于时俗’，当然指的是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有所‘寄意’，说到社会时俗的良窳，自与政治联上了关系所以欣欣子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传》乃‘有为’之作18
看来，魏先生非常重视有关《金瓶梅》的明代史料，那好，我们就来谈谈这一问题吧！
按理说，《金瓶梅》(魏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之前还有传抄中的《金瓶梅》，内容与《词话》本不同)或《金瓶梅词话》如果确有讽喻万历宫闱宠幸的内容的话，那是瞒不过同时代的人的，特别在那些早期读者、知情人的笔下，总会有所透露和暗示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竟然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就是那个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也只说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却未说寄什么意，如何有谓
相反，我们在其他明代人的著述中，却有不少反证，说明《金瓶梅》另有指斥，而且与万历宫闱宠幸事件根本无关
最早透露《金瓶梅》问世信息的有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约写成于万历二十三、四年间
袁中道《游居柿录》中的一则日记，写成于万历四十二年他们都谈及《金瓶梅》的内容，可见此书当时已经定型
但由于这些材料与魏先生的推论不合，于是魏先生怀疑它们的可靠性，说：中郎兄弟论述《金瓶梅》的文字，极值吾人推敲，未可信而不征焉19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对《金瓶梅》一书的介绍最详，提供的线索也最多，是《金瓶梅》研究中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
但由于文中直截了当地写明《金瓶梅》指斥(嘉靖时期)时事，与魏先生的观点有抵触，魏先生就说它真伪大有问题、是后人伪托而篡附，也是大有可能的20
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述及：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又与魏先生的意见相左，也被断之为伪记21
魏先生说：综上所述，足可使吾人了解到，那些明代时人的册籍，所留下的有关《金瓶梅》史料，可信的成份，似乎连一半也没有22
可是，魏先生忘记了，正是《野获编》中有关《金瓶梅》的材料，帮助他考证出马仲良榷吴关的确切时间；也正是袁中郎给董其昌的信有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之语，引起他对讽喻说的笃信
由于我国古代正统文人对小说、戏曲的轻视，今天流传下来的有关《金瓶梅》的早期资料极端匮乏
现在钩稽出来的二十余条明代史料，应该说都查有实据，确凿可靠，弥足珍贵
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国古代汉语的过分简古的特点，考虑到有些笔记小说是文人们兴之所至的闲笔，难免有疏漏、忽略和讹误之处
对于这些材料，我们既要重视它，又要慎重对待，还期待着有新材料的发现，藉以澄清疑难问题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目前争论较大的难点之一虽然材料不足，但发展脉络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
即先有片断的传抄本，然后通过汇集整理，加工成《词话》本，再发展为崇祯本和第一奇书本
魏先生认为从传抄本到《词话》本刊刻成书，已经过两次改写，作为一种猜想，原也未尝不可
但魏先生认为每次改写都是为了删去有关政治隐喻，这就未必与事实相符23同时，魏先生还认为崇祯本对《词话》本的改动，特别是《四贪词》和丈夫只手把吴钩那首引词的改换，都是出于淡化政治隐喻的考虑，这就更属无稽
应该看到，《词话》本的拼拼凑凑，抄撮旧籍，迹过于明显，而崇祯本的改写，完全是出于技术上修补缺点，使小说逐步臻于完善
博学如魏先生一定很清楚，任何一种学说的建立，取决于扎实的考证工夫，而不能依赖于超越材料的臆想
魏先生的讽喻说要能站得住脚，光凭以上几条似是而非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他不能解释如下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小说中大量描写蔡京等权要人物的卖官鬻爵行为，这指万历朝何人何事？
小说中写到皇帝崇信道教，称道士为国师，封为忠孝伯，这在万历朝有无实例？
小说中有不少有名有姓的嘉靖时的显宦名人，为什么还在万历时活动？
小说描绘社会的风俗习惯、饮食服饰，以至人物称谓，为什么保留了嘉靖时期的某些特点？
[注释]
①我看到的是手稿复印本，黄霖同志惠借见示
②引自《<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一文，转引自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
③⑤⑥⑧⑨⑩1220引自《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④承蒙徐扶明同志提示，李白好贪杯道情见于《群音类选》，牌名《四块玉》，写李白好贪怀，纣王宠妲己，石崇以财取祸，霸王气败乌江，乃劝世之曲
⑦见郑培凯《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一文，转引自《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11引自《金瓶梅札记》第388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
13摘自《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又见于《金瓶梅词话注释》(下)第137页14见《〈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原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15参见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一书附表1-5
16参见《明实录》及《明纪》
17以上资料分别摘自《明史·食货志》和《乾隆临清州志》
18转引自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一书
192122引自《金瓶梅探原》，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
文章作者单位：解放日版社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