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关系之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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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词话本与崇祯本是《金瓶梅》早期最重要的两种刊本,二者是何关系,学界存在严重分歧,甚至观点对立小说版本演变,在文字上具有不同于诗文版本的特点

立足于文本内证,抓住词话本所依据者为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特点,可以发现词话本存在大量的同音近音词、形近词、指代不清、上下勾乙颠倒和行草书辨析讹误等问题,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在崇祯本里都得到改正
且词话本里诸多独一无二的讹误,也残遗在崇祯本里这些脐带和活化石,足以证明崇祯本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关键词】 《金瓶梅》词话本 崇祯本 文本对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是《金瓶梅》版本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郑振铎早在1930年代初就撰文,谓词话本产生于万历年间,断定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这个看法一直为学界所接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但是至80年代,香港的梅节先生在校勘《金瓶梅词话》后提出新的论断,谓词话本刊行是在崇祯本之后,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黄霖先生和王汝梅先生撰著多篇论文,进一步论证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为父子关系而非兄弟关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黄霖先生认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词话本题署新刻并非是再刻,而是新近刊刻之意特别是他指出崇祯本卷七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九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这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决不能轻易地否定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王汝梅先生列举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有同有异、有异又相关联的十个方面,得出结论说: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特别是王汝梅先生列举了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相沿而误的2例,可以看作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说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在目前没有发现更早的母本的情况下,考察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主要还是应该依据二者的版式特点和文字关系等内证,才有说服力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39.html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像黄霖先生所谓活化石、王汝梅先生所谓脐带等更多的内证材料,足以确证两种本子之间是父子关系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 词话本刊刻时间的审定

首先须要澄清的是,词话本不可能作于清初[]

只要看看第十七回西门庆亲家陈洪给他的信中出现了所谓北虏犯边和东京文书邸报中所谓夷狄之祸夷狄之患虏患夷虏之患金虏背盟,凭陵中夏夷虏犯顺等大量在清朝有严重违碍的字眼,就知道词话本不可能刊行于清代

这些违碍文字,在张竹坡第一奇书本里通通作了删改,如果词话本作于清代,一定须对这些会招致横祸的字眼作出处理

如顺治十五年(1658)刻成的吴应箕《楼山堂集》,遇灭虏胡躏胡骑北警强胡虏骑虏头等文字,全用囗代替[]

从避讳的角度考证词话本作于天启年间,其实并没有可靠的依据[]明代万历以前避讳从宽,天启、崇祯以后避讳趋严

天启熹宗名由校,词话本从头到尾不避由字讳,也不避校字讳交椅交床的说法历来较为普遍,但词话本却写作校椅(第1549586164697078回)、校床(第5861回),显然是犯了熹宗的名讳,倒是在崇祯本里通通改为交椅交床

如果论避讳,这恰说明词话本刊刻于天启前,崇祯本刊刻于天启后

至于杨琳先生发现晚明龚居中编《福寿丹书》卷六《清乐篇·自乐词》与词话本卷首四首词的次序、文字完全相同,进而推测是词话本抄自《福寿丹书》[],而《福寿丹书》刊刻于天启四年(1624),因此词话本刊刻天启四年之后

其实,应该倒过来看,《福寿丹书》是一部杂钞性质的医书,在这四首词之前,抄录了汉代仲长统的《乐志论》,后之的《清语摘奇》自处超然一段乃晚明耿定向所作,见万历二十六年刻本《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九《杂著·警言》

同样,这四首词正是《福寿丹书》抄自《金瓶梅词话》的,恰证明《金瓶梅词话》在天启四年之前早已成书

如果说是《金瓶梅词话》抄自《福寿丹书》,应该按《福寿丹书》题作《自乐词》才对,不应该仅署词曰

其实,词话本的刊刻时间,还是应该根据古人的记载,框定在万历末年

谢肇淛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或之后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说明万历三十四年是词话本刊刻时间的上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提到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马仲良榷吴关,据今人考证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此上限可进一步拉到万历四十一年

沈德符又记载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这个未几时紧跟前面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因此就是马仲良榷吴关后未几时,跟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时间无关

因此,吴中刊刻《金瓶梅词话》的时间,就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后未几时,即1613年后不久

万历总计48年,《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刊刻于万历四十一年之后不久的万历后期

综上,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刊刻时间,应该是词话本在前,崇祯本在后

《万历野获编》

二 在语音、语气上,词话本还残留

说唱本的标志,崇祯本均作订正

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文字关系,梅节先生认定词话本后出,并推论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原本,崇祯本是在这个原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

他的结论是,崇祯本并非改自词话本,而是词话本参考了崇祯本梅节先生举的这些例子,黄霖先生已经辩驳说这是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所推论出来的结论

其实梅节先生的那些例子都可以作相反的理解

版本的比较研究,我们不能凭空设想一个理想的原本

从版本学角度说,小说戏曲和诗文的版本流传情形迥异,诗文版本往往是以古本为珍贵,越远古越接近本相,故有所谓佞宋心态;而小说戏曲的版本,为了适应演出和商业需要,不断地变化出新,求新适俗,像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所谓古本,都是莫须有的托古改制

明清时期诗文刊刻有所谓影宋本,努力恢复古本原样;而小说戏曲则起初多用俗体、简体,从新从俗,至改为案头读本时,才逐步规范

因此按实际来说,小说版本流变应该是先粗后精,最初的稿抄本可能会字迹潦草,形体不规范,上下勾乙涂抹;

刊刻时往往还不能完全矫正稿抄本的这些问题,在文字上残存稿抄本的特征;在进一步修改订正之后,才逐步产生出精良的刊刻定本

如果要设想有一个原本的话,这个原本应该就是《金瓶梅词话》据之而刊刻的那个传抄本

大家都知道《金瓶梅词话》文字讹误颇多产生这些文字讹误的原因,在于词话刻本所依据的,是一种带有记音性质的说唱记录本或底本[]

这是根据文字考察,对于《金瓶梅词话》属性的一个基本认知梅节先生也承认《新刻金瓶梅词话》更接近评话底本[]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一,是存在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借音表字,词话本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到了崇祯本则均改为正字

这里仅列举数例以见一斑,如:

1)词话本第一回那着条扁担,崇祯本在第二回,那改作拿

2)词话本第二回惯细风情的贼眼,细崇祯本作觑

3)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晚夕告百备儿来,此处备乃病音近而误,全书其他各处都是百病儿,崇祯本也作百病儿

4)词话本第四十四回:陈经济走进来,叫剩下的赏赐与我月娘,我月娘不通,全书没有第二处 崇祯本作吴月娘显然,词话本我乃吴音近之误

5)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怎的我教他唱,这个我也是勿之讹,崇祯本改为不

这类同音字的例子,在词话本里不胜枚举,说明词话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记录本,在记录时多采用同音字,刊刻的时候,没有纠正过来,导致词话本出现太多的同音字到了崇祯本,文人对词话本加以修改时,均改为正字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二,是存在许多指代不清的现象

说唱时,人物的身份可以通过说唱者的声情变化得到表现,不需要直接点明人物身份;但照直记录时,容易出现指代不清的现象,词话本这类指代不清的例子非常多,正说明它根据的是说唱底本或记录本仅示三例:

1)词话本第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西门庆与郑爱月儿的对话:

西门庆道:不打紧,我明日使小厮再送一罐来你吃又问:爹连日会桂姐来没有?

又问的主语显然不是西门庆,崇祯本补上爱月又问,文意才清晰

2词话本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

这文嫂一面吃了茶,问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两夜没回家,只在里边歇哩逐日搭着这伙乔人,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妇儿丢在房里通不顾,如何如何!

又问:三娘怎的?林氏道:他还在房里未出来哩

又问的主语是文嫂,说话时通过变化声态以区别,书面语则不可以省略,崇祯本就补出了文嫂又问,这样人物身份才清楚

3词话本第七十八回《西门庆贪欲得病

西门庆苏省了一回,方言: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许多?更不说他用的药多了

你今日句不是西门庆的话,而是潘金莲的问话,崇祯本补入金莲问,文意才顺畅

崇祯本《金瓶梅》

如果按梅节先生的说法《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那么词话本这些地方都应该补足对话的人物,文意才顺畅

这些指代不清的对话,正是由说唱文学的书面化而造成的到崇祯本时,才一一补足,成为文意清晰的案头文学

说唱记录本的标志之三,是一些语句存在前后颠倒的现象

说唱者的口头表演,不可能完全像书面文字一样通顺,会有不少前后颠倒、重复的现象

记录誊清时,修改得不彻底,也会残存这种颠倒重复的语句甚至在誊清时还会造成前后的颠倒

一般来说,文人创作,很少会出现语句前后颠倒的现象词话本前后颠倒误植之处甚多,如:

1)词话本第四十回:

(a)到明日咱家发柬,十四日也请她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每来扮《西厢记》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吴银儿、李桂儿接了来

(b)西门庆看毕说道:明早叫来兴儿买四样肴品、一坛南酒送了去就是了

(c)你们在家看灯吃酒

词话本这段文字意思不顺,崇祯本调整为bac,通通为西门庆的言辞,意思才顺畅

2)词话本第四十三回,哥儿玩的一锭金子了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文意欠通顺,文人笔下不大会出现这类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应该是记录本有勾乙之处,刊刻时误植崇祯本改作: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声口逼肖,意思非常通顺特别是这里一个好字还透露出一些勾乙误植的信息可以推测本来应该记录为: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王清和校点《金瓶梅词话》就是这么处理的可能是在抄本里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9字勾乙至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中间娘字处,导致刊刻词话时出现了破句现象

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应该补回娘字才对正因为它根据的是词话本,不知好字本为娘字,故而直接删去好字,使文意顺畅

笔者这里虽是推测,但怎么也不能倒过来理解词话本的错误是校入崇祯本而造成的

3)词话本第四十三回: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前厅鼓乐响动

叙述句隔开了对话,导致前后不呼应崇祯本改作: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前厅鼓乐响动

显然,崇祯本的修改更为通顺合理

4)词话本第四十六回:

李智、黄四约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去了

约坐停顿,文意未完,肯定有脱误

下文打恭应该紧接着就是离去,中间植入到黄昏时分云云,这里肯定有文字颠倒崇祯本作:

李智、黄四约坐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

不增减一字,而文意顺畅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词话本所据的抄写本在誊写时有勾乙之处,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脱漏,补写于下行,然后再勾乙补到原处,词话本刊刻时未处理勾乙的情况,才导致这样的错误

5)词话本第六十九回,夏提刑因说起:

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衙中投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他那里临风近,打听打听消息去

差人去打听消息,应该一顺说下来,他那里临风近6字隔断了文意和语气,在评书说话时侯可能会存在这种现象;在记录誊清以后,就应该勾乙至适当的位置崇祯本就改作:

夏提刑因说起: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说衙门中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那里,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临京近

崇祯本除了将位置调整合理了之外,还将临风改为临京

风指京城的风声,临风是俗语,将俗语改为雅言本来就是崇祯本的一贯特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文字勾乙是写本抄本常见的情况,刊刻时若未注意到勾乙的标识,顺着误抄的文字排版,就会造成语句的前后颠倒

《金瓶梅词话》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崇祯本多是不增删一字,就将文字理顺

崇祯本的调整,应该是根据文意纠正词话的讹误如果说它有参考的话,参考的也应该就是词话本系统的抄写本否则的话,怎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而能弥缝得如此贴切呢?

如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私通林太太一事被捅破后,孟玉楼与潘金莲的议论:

词话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大妇,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也休要出这个丑

崇祯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娘母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也休要出这个丑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

两个本子字数完全一样,只是前面大妇改为娘母,后面调整了一句的次序崇祯本改得更为合理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因为词话本依据原初的说唱底本或记录本而造成了文字的讹误,崇祯本经过文人加工,对这些讹误之处通通加以修改

问题是,崇祯本是直接据词话本修改,还是另有所据呢?

上面所列的例子,有的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崇祯本是根据另外一种本子,而并非根据词话本作的修改但是,从同音字角度看,有些例子可以确证崇祯本就是根据的词话本,而不是另有所据,试举二例:

1)西门庆的女婿在词话本里叫陈经济,在崇祯本里通通作陈敬济,唯独第七十八回有一处作陈经济,文曰:

西门庆随即教陈经济写了书,又封了十两叶子黄金在书帕内,与春鸿、来爵二人

这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一个确凿证据,可谓是活化石或脐带

如果不是依据词话本,怎么会这里突然冒出一个陈经济呢?哪有这么巧合的笔误?

2)词话本第五回郓哥激将武大的一段文字:

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粉,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

武大道:我屋里并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粉?

郓哥道:你说没粉麦,怎的赚得你恁肥(月荅)(月荅)便软倒,提起你来也不防,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这段对话里的麦粉是方言,即麦麸

两处麦粉、一处粉麦在《水浒传》里全作麦稃,崇祯本应该是参考了《水浒传》,粉改作稃

但是与《水浒传》三处全作麦稃不同,崇祯本是前两处作麦,后一处作麦,显然,这个细微的差异说明崇祯本既参考了《水浒传》,又依据的是词话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三 在字迹上,词话本还残留

写本的特征,崇祯本多作了修正

刻本《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一种说唱评话的写本,且是一种行草字迹的写本

在词话刻本里还保留了写本在字迹上的特点,表现为两点:一是存在大量的形近字;二是存在一些由于行草字迹辨认造成的讹词先看形近字:

1)词话本第七回:话说西门庆家中赏翠花儿的薛嫂儿

据前后文,赏字当是賣字,形近而讹崇祯本改作賣字

2)词话本第四十五回黄四央求应伯爵向西门庆借钱: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个银子来

找着再得四字崇祯本作我筭再借

3)词话本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思念李瓶儿,对吴银儿说前日在书房中,白日要见他,哭的我要不的

要,崇祯本作夢

4)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架儿于是据第六十九回,于是当作于宽,

崇祯本作架儿于宽

5)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欲向深闺永艳质

永崇祯本作求

6)词话本第七十二回李铭连忙磕了們头

崇祯本作個

7)词话本第一〇〇回出山西太原府并陛道

并陛崇祯本作井陉

这类例子非常之多,举不胜举,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近字讹误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过程中,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辨识上的错讹

这些讹字,到了崇祯本,都作了订正

那么,会不会是崇祯本根据其他本子,而不是直接根据词话本做出的订正呢?不会的,因为有词话本讹误而崇祯本跟着讹误的例子,也就是王汝梅先生所谓的脐带,试举几例:

(1)词话本第五十一回:西门庆道:我说正月里都摽着他走,这里谁人家银子,那里谁人家银子

崇祯本同但两个谁字意思不通,

张竹坡《第一奇书》据文意改为借今人白维国校本、王清和校本改为诓,是对的,两谁字应是诓形近而讹,词话本错了,崇祯本跟着错

2)词话本第一〇〇回:金国幹离不由人马,崇祯本作金国幹离不的人马

由改为的是正确的,但金将的名字应是斡离不,而不是幹离不

下例中词话本的活立就是斡离不的拟音,崇祯本改为幹离不,显然是跟着词话本此处的幹离不而发生的讹误

3)词话本第一〇〇回:统制提兵进赶,不防被活立兜马反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随马而死众番将就用钩索搭去被这边将士向前,仅抢尸首,马戴而

活立、随、戴,都是讹字,崇祯本活立二字改为幹离不,随、戴二字同词话本,未作改正

4词话本第一〇〇回:普静师荐拔群冤,最后言毕,各恍然都见

崇祯本同,张竹坡本才改为言毕,各恍然这也是崇祯本跟着词话本发生的讹误

词话本错字,崇祯本改为正字,或许可以理解为崇祯本另有所本;词话本错字,崇祯本跟着错了,不正说明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吗?这正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

皋鹤堂本

再看词话本由于行草书辨认而产生的讹词

1)词话本第四十九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

崇祯本同宋盤就,据《宋史》等,当是宋聖寵聖寵、盤就,草书字形相近,词话本所根据的写本应该是行草字体的宋聖寵,词话本刊刻者将聖寵讹误为盘就,崇祯本跟着讹误

2)词话本第七十一回,提到西门庆自京城回来,经过八角镇,第七十二回词话本再次提到八角镇时,把它误作公用镇

八角草书连写,很容易误认为是公用,崇祯本第七十一回是八角镇,第七十二回则跟着词话本误作公角镇

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崇祯本就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崇祯本上还残留着词话本讹误的迹

很难想象崇祯本根据的是另外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在这两个地方的讹误与词话本完全一样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等至日中,二位官员喝道而至,此日乘轿,张盖甚盛

此日二字在此处意思不通顺,白维国、王清和校,此日当为皆字皆字草书写得上下分开,讹为此日

崇祯本如果有他本作依据,这里很容易改为皆乘轿,但正是因为没有他本作依据,觉得这里此日乘轿不通,认为此日二字是衍文,直接删去

4)词话本第四十五回:吴月娘骂玳安:恁贼两头弑番献勤欺主的奴才!

弑番不词,据第四十六回两头戳舌可知,这里的弑番显然是戳舌形似而误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也觉得弑番不词,觉得是衍文,就像上一例一样,干脆删去,作:恁贼两头献勤欺主的奴才!

词话本据行草书而发生的这些讹误,有的讹误崇祯本可以恢复为正确的本字,有的讹误崇祯本无法恢复,只能臆改

恢复的,如第六十九回比及个并头交股

比及二字为两字草书的误释,崇祯本改为两个并头交股,从字形和上下文意,这里都比较容易还原为两字

臆改的,如:

1)词话本第九十一回,玉簪儿压伏兰香、小鸾,说:你若不听堵歌,老娘拏煤锹子请你!

堵歌二字费解,今白维国、王清和校本都酌改为指教,可从

堵歌应是指教行草之误,是词话本根据写本的行草字误认而生

崇祯本的作者既觉得堵歌有误,又无法还原,径改为:你若不听我说,老娘拿煤锹子请你这是据文意的修改

如果崇祯本有他本作根据,这里应为指教才是

2)词话本第一百回:诗句将军一恕天下自心8个字,显然自心是息字一分为二,张竹坡本就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

崇祯本则改为将军一怒天下安,其实改为安并不妥当,因为这里须是一个仄声字,如果崇祯本另有依据的话,应该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才是

就像接榫总有缝隙一样,删改总会留下迹崇祯本删改词话本留下的迹,细细纠察,还有数处,兹举二例

1)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死了,请阴阳徐先生来:

词话本这徐先生向灯下打开青囊,取出万年历通书来观看,问了姓氏并生时八字

崇祯本: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

崇祯本删去了14字,导致意思不顺,因为问是不须要向灯下的词话本的向灯下是因为打开青囊,取历书来观看

现在崇祯本把这14字删去,直接作向灯下问,显然不妥这正是崇祯本删节词话本的迹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就不会写出这类句子来

2)在《水浒传》里,王婆、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人

到了词话本里,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王婆则依然称之为西门大官人但有一处不同,试看第四回:

词话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崇祯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除了词话本,是没有任何文本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的,崇祯本这一段是根据词话本,并参照《水浒传》,把西门大官改为西门大官人,但是改了前面一个,没有改后面一个,导致王婆说: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这也正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本,不是根据词话本,这里应该是西门大官人才对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快肉,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崇祯本作: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是一句歇后语,可解释为:蔬果架上的虫儿,平时吃得快活,一朝被捉,便是绝路意谓胡作非为者终没有好下场[11]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不理解这是歇后语,把前面谜面前架虫三字删了,导致前后文意衔接不上

这显然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不是建立在词话本的基础上,崇祯本怎么可能会出现像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如此不伦不类的句子呢?

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

四 结语

如果能正确意识到小说版本演变存在一些与诗文版本不一样的特点,如上文说的说唱评话的底本或记录本,记录和传抄过程使用同音词、形近字,行草书体,以及对话、俗语等,那么抓住这些特点,便可以考察出小说文本从写本、抄本到刻本再到文人加工润色本的过程

对于《金瓶梅》版本来说,上述的这些例子,多数都是不可逆推的这些内证,揭示出崇祯本对词话本文字的修正,足以证明崇祯本是在对词话本进行修改和加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作者 周兴陆 教授

注释

[①]郑振铎(郭源新)《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②]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第1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88年);《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王汝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叶桂桐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见其《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⑥]拙文《吴应箕<甲乙遗诗>考》,《文献》2013年第6期

[⑦]马征根据词话本花子由的避讳推定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以后,见其《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其实漏洞很大,不足为据

[⑧]杨琳《<金瓶梅词话>刻印于天启之后新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杨国玉已证明词话在前《福寿丹书》在后,见其《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源流琐考》,《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⑨]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见其《论金瓶梅》(《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李时人虽然不同意此说,但也承认《金瓶梅》摆脱不了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见其《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⑩]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1]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2页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刊于《文学遗产》,2021,第一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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