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谈了三个问题本文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词话本和崇祯本是兄弟关系，它们有共同祖本，即初刻《金瓶梅词话》对于三篇序跋，本文认为崇祯本的北大本和初刻金瓶梅词话本一样，只有一篇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内阁文库本加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加欣欣子序本文认为词话本中花子由不是避讳，因此不能根据避讳判断现存词话本的刊刻时间
【关键词】 金瓶梅 版本 词话本 崇祯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北大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1）《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研究现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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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世的《金瓶梅》版本有两种，一种是《新刻金瓶梅词话》（词话本），另一种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而崇祯本又可分为北大本系列和内阁文库本系列两种系列，本人曾用数字化比对证明，内阁文库本系列肯定来自北大本系列
对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版本还有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争论，本文只讨论其中三个问题
一种看法认为，由于古籍和很多古代小说版本的新刻就是初刻，因此词话本的新刻是初刻，而不是复刻
另一种看法认为新刻不是初刻，而是复刻本文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复刻本，也可能是再加欣欣子序后的新刻本
有可能词话本初刻本只有一篇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的北大本保留这一篇序，内阁文库本增加了一篇跋，《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增加了第三篇序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
第三个问题是词话本中的避讳问题一种看法认为，词话本的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因为词话本要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名讳，但不避讳崇祯皇帝朱由检
本文认为词话本的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不是避讳词话本就没有任何避讳，不能由此推断其刊刻时间，那样的结论不可靠
本文对新刻、避讳和序跋三个问题，主要是分析这些方法是否合理和可靠，分析这些看法有多种可能对此，本文采用如下分析方法：
首先分析这些方法和论据是否合理有些分析方法和论据本身就有问题，这样分析的结果自然就问题很大，甚至就不成立了
如果这些分析和证据本身没有问题，再分析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否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
因为某种看法的提出，一般都有其根据，都有一些材料和分析支撑，这些看法和论据有时本身确实并没有问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
l 除了所举出的证据得出的可能性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而这些往往是一般分析文章经常疏忽的如果有其他可能性，就说明原来的证据不是铁证，还有其他可能存在的如果反证，更说明原来的结论基本不成立
一般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可能性和反证，则此论证就是铁证，所得出的结论就完全成立
但根据本人对各种看法和根据的分析，这些论证虽然成立，但基本都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因此都不是铁证
所以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能被人质疑，而不是最后的结论，值得再仔细深入研究
既然有多种可能，甚至是反证，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哪种可能性更大？对此可再进一步分析
当然这种分析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很可能不同某些人从某个角度看，认为某种可能性很大
而另外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能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更大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可能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认为，虽然最终可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把问题分析透彻，把所有各种可能性都分析到，不留任何疑点，做彻底，那也是成功
小说版本问题非常复杂，由于材料缺乏，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也很自然因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结果，就认为这些分析是没有价值的，也不合适
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分析《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时间问题中的新刻、序跋和避讳等问题，首先分析新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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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刻是初刻的主要根据——很多古代小说版本新刻就是初刻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是初刻看法的主要根据有二
本节先分析第一个论据，即很多古代小说版本的新刻就是初刻，分析此论据是否可以成立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是初刻的根据主要是，很多古代小说版本的新刻就是初刻，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这类版本有：
这种看法认为：这些新刻版本之前并没有看到初刻的版本，因此，这些新刻版本就是初刻
这种分析看似很合理，但其实仔细分析，其中似乎是有问题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有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
但为何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认为是初刊本？其根据何在？我认为这种分析似乎是有问题的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介绍这些小说的版本时，其书名中确实都有新刻新镌新刊字样，因此这种看法就认为，这些新刻新镌新刊小说就是初刊本
其实《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介绍这些版本时，并没有看到这些版本的所有刻本，而只看到了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版本
这些新刻版本中可能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些新刻版本就是初刻,只是《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没有发现这些新刻版本之前的初刻本而已
因此，只根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记载，就认为这些新刻是初刻，似乎根据不足
但新刻是否有可能就是初刻呢？我就此请教一位古代小说研究的资深学者，他提醒我：新刻也有可能是初刻
他认为，如果《金瓶梅》开始是手抄本，并在朋友等小范围内传播，然后被某书商看到，认为此书有刊刻价值，于是请人抄写后刊刻印刷出版了
由于此书手抄本已经流行开，因此书商就相对于手抄本，将此初刻本称为新刻，实际此新刻只是针对手抄而言，在此之前实际并没有人刊印过此书
这种解释理论上也有可能，但严格从用词看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名词新刻是指一种新的刻本而手抄本绝对不是刻本
因此，手抄本改为刻本，不能称为新刻本，严格意义讲，这是第一个刻本，而不是新刻本
当然仔细研究，还有多种情况可能会使书商把第一次刊刻称为新刻因此，理论上并不排除新刻是第一次初刻的可能性
新刻是初刻看法的学者也认为：这种看法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声明：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
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因此提出此看法的人也承认，新刻可能是复刻
下面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何有这种可能性，以及这两种可能中，哪种可能性更大
首先分析为何现在看到的大量新刻本，实际上是复刻，而不是初刻本，其中有三个原因
l 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在古代社会中，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因此一般读者阅读后并不特别注意保留，很可能在读后就丢弃了，因此这些初刻本几乎都未能保留下来
l 一般书商一旦发现某本小说有市场，就会立即复刻再版，大量翻印，这也会导致初刻本很快就消失了
后人看到的几乎都是新刻的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因此，后人看到的新刻是复刻可能性大，是初刻可能性小
所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不是初刊本，而是复刻本
《中国通说小说书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三国演义》版本是至今保留版本数量最大的版本，如包括残本，大约有50种版本其中有大量书名前有新刻字样，如：
l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曰校本）
l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夏振宇本）
l 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郑以祯本）
l 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林本）
l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郑少垣本）
l 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郑云林本）
l 新刻汤先生校正古本按鉴演义通俗三国志传（汤宾尹本）
从以上对《三国演义》版本中新刻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 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嘉靖元年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演义系列第二早的刊本周曰校本书名增加了新刊字样，说明周曰校本的新刊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志传系列现存最早的叶逢春本序言名为《三国志传加像序》，其中明确说明，该本是在原本上加以图像，因此该本就是在初刻本基础上加插图的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所以叶逢春本书名中的新刊，和周曰校本一样，新刊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当然志传系列的初刻本目前没有发现，因此无法判别其初刻本是否也有新刊字样但从演义系列来看，初刻本没有新刊的可能性极大
l 无论是演义系列，还是志传系列，几乎所有新刻版本都是复刻本因此新刻本是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l 也有个别复刻本没有用新刻，而是重刻二刻等，但这无法否认新刻本是复刻的可能性很大
总结《三国演义》版本书名可以看出，现存新刻字样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至今没有找到新刻就是初刻的铁证
其次是《水浒传》版本，《金瓶梅》中武松和潘金莲故事是出自《水浒传》，而在《水浒传》中和《三国演义》一样，大量新刻本实际都是复刻本
l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插增本）
既然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版本书名中，新刻基本都是复刻，这已经成为规律，可以设想，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版的《金瓶梅》的初刻本，根本没有必要再把初刻本书名中加上新刻字样
《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除《三国演义》中的新刻本是复刻本外，《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不是初刻，而是复刻的另一个证据是崇祯本
崇祯本的书名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其中和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样，也有新刻字样
而崇祯本被学术界一致认为肯定是复刻本，虽然崇祯本和词话本的先后关系目前尚有争论，但它们都是万历至崇祯时期的小说是毫无疑义的
既然崇祯本冠以新刻之名表示其为复刻本，既然万历年间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中，新刻都是复刻，如果词话本把初刻本冠以新刻之名，但实际却是初刻本，就会产生混乱
如把初刻本写为新刻，会引起混乱，结果对读者和编者都会非常不利
把初刻本书名中加上新刻字样，读者就会根据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版本书名命名规律，而误以为此新刻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
就会此误以为，在此复刻本之前，另有一种真正的初刻本结果造成读者把本来是初刻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误认为是复刻本
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来就是从未有过的初刻本，但被称为新刻，由于多数新刻是复刻本，这样，此初刻本就会被读者误以为是复刻本，在此本之前还有初刻本
读者这样的误读，对《新刻金瓶梅词话》初刻本的出版商也是极为不利的
我相信，词话本的编者一定见过市面上很多古代小说的新刻本实际是复刻本，因此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其最后结果会导致混乱，误导读者，也大大降低自己新刻词话本的价值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金瓶梅词话》的初刻者，应该不会把初刻本书名加以新刻字样，而是会直接使用《金瓶梅词话》做书名
l 根据很多小说名为新刻，就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根据不足
l 一般古代小说中的新刻本，多数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古代小说的初刻本很难保留，因此现存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大量冠以新刻的小说可能并非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
l 《三国演义》《水浒传》版本书名中所有新刻字样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不排除新刻是初刻，此新刻只是针对手抄而言，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l 如果书商将初刻本刻为新刻，会造成混乱，使读者误认为此本并非是初刻，而是复刻，这对于读者和书商都很不利
l 崇祯本也冠以新刻字样，而崇祯本肯定是复刻本，因此词话本的新刻也可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l 词话本的新刻是第一次初刻的可能性较小，而新刻是复刻的可能性更大
l 认为新刻是初刻的的看法，是从《新刻金瓶梅词话》本身出发，认为文献中有新刻就是初刻
l 而我认为新刻是复刻，是从外部环境出发，认为当时市场上小说中新刻都是复刻，而不是初刻，因此编者绝对不会把初刻写成新刻
有人认为现在没有看到初刻本，因此说新刻是初刻是想象此看法也有问题历史上散失的小说很多，不能说现在没有的版本，历史上就没有
其次，由于目前没有看到有词话本的初刻本，因此有人认为说《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只是想象
但其实认为新刻是初刻的看法，也是个想象，只是想象为历史上没有初刻本而已
所以，此问题双方都没有铁证，都是设想，核心是哪个说法可能性更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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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这三篇序跋在《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
l 崇祯本内阁文库系列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两篇；
l 词话本收录了欣欣子序、廿公跋、弄珠客序三篇（不同版本顺序不同)
三篇序跋中第一篇东吴弄珠客序明确是万历四十五年，其余两篇都没有具体编写时间
刘辉、魏子云、王汝梅、周钧韬和叶桂桐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由此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和崇祯本的关系
叶桂桐先生近年来多次发表文章[2]，主要从序跋的内容来分析其先后，最后认为词话本刊刻于清初，并认为这是铁证
《金瓶梅词话 · 欣欣子序》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51.html
先分析崇祯本经本人数字化比对，内阁文库本肯定是北大本复刻本
从表面看，崇祯本的北大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一篇，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多了廿公跋，这肯定是在北大本基础上增加的
因此，这两崇祯本本的先后和序跋增加是一致的，早期北大本只有一篇序，复刻内阁文库本增加了一篇跋
要注意的是，崇祯本只有一、两篇序跋，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三篇序跋，按照顺序是：欣欣子序、廿公跋、弄珠客序（日本慈眼堂藏词话本无廿公跋，可能是遗漏）
其中有准确时间、写于万历四十五年的是第三篇弄珠客序，前两篇都没写作时间但编者既然把有准确时间的弄珠客序却放在最后，可以理解前两篇都是后补的
崇祯本的北大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一篇，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多了一篇廿公跋，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再增加一篇欣欣子序，这很合理
由于崇祯本的北大本有一篇序言，崇祯本内阁文库本增加一篇跋，而词话本比内阁文库本又多一篇欣欣子序，则第三篇序就有可能是新刻词话本时最后加上去的，
因为词话本增加了一篇序言，因此书商就冠以新刻字样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最大
因此从序跋看，《新刻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此外，《新刻金瓶梅词话》除可能增加一篇欣欣子序外，很多学者指出其第53—57回文字问题，认为这几回文字和其他部分文字差异较大，是后改的这样也就有可能是复刻时做了修改
当然，第53—57回文字修改理论上也可能是初刻本对稿本做了修改，假设如此则《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是可能是初刻本
对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文字修改，很多学者做了研究，此处不再复述了
l 古代小说新刻一般都是复刻，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应该也是复刻本，否则会引起读者误解
l 其次，《新刻金瓶梅词话》现有三篇序跋，而崇祯本只有一、两篇序跋，因此初刻本也可能只有一篇序，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增加了第三篇序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不是初刻
l 最后，《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文字有明显修改迹，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词话本和崇祯本应该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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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避讳不止出现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也大量被使用
但要注意，古代小说是通俗读物，抄写时并不像诗文那样认真去避讳，很多古代小说，特别是明代小说，不像康熙乾隆时期那样严格避讳
因此要利用避讳来分析古代小说版本和成书一定要十分小心，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只根据避讳分析版本成书时间，也不十分可靠
l 但如果反之，小说没有避讳某朝皇帝名讳，不一定就不是某朝代的小说，因为明代很多小说并不避讳
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本的另一个证据是书中花子由的避讳，此看法的初衷实际是分析词话本的成书年代，初刻本只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延伸推论而已
此看法是马征和鲁歌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们在1986至1987年一起进行了一项烦琐而浩大的工程：
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汇校中他们发现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他们统计，从第十四回到第六十一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
他们认为这个改名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因此把由改为油
因此他们认为，从第六十二回起，词话本必然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3]
这个分析看似天衣无缝，曾被很多文章引用，成为词话本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证据由此根据这个证据推断出《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是：
词话本是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刻到第57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因此还采用花子由的名字
而刻到第62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改花子由为花子油
由于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讳，因此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并由此推论，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
这种推理看似十分严密，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很多
马征和鲁歌先生汇校结果是，从第十四回到第六十一回，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实际是错误的
逐一检查所有的花子由和花子油，可以看出：从第十四回到六十一回，花子由这个名字不是出现了4次，而是只出现了3次，即第十四回两次，第六十一回一次第三十九回不是花子由，而是花子油
而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七、八十回中，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对的
这样就奇怪了，第三十九回的花子油是夹在第十四回和第六十一回的花子油之间的
换句话说，第十四回先写了两个花子由，第三十九回改为花子油，而第六十一回又改回花子由，到第六十二回以后就全部是花子油了
花子由（第十四回）——花子油（第三十九回）——花子由（第六十一回）——花子油（第六十二回以后）
第十四回是花子由，到第三十九回变成花子油，到第六十一回又变成花子由，最后到第六十二回以后才彻底变成花子油
很明显，作者开始第十四回绝对是写成花子由的，但后来到第三十九回时又想改为花子油，但到六十一回时又忘记了前面曾改为花子油，结果又误写回了以前的花子由，到第六十二回以后，才彻底改为花子油这个过程是很明显的，但这种反复如何来解释呢？
一种可能是，这是不同抄写者所抄，因此抄写的名字不同但仔细检查前面花子由和花子油的字迹，以及每卷开始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几个字，可以明显看出字形是完全一样，说明这全部是同一个人所抄，不存在不同人抄写名字不同的问题，见下页附图
既然花子由和花子油都是同一人所抄写，这个改写就必然有其原因马征和鲁歌先生首先提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并由此被很多学者引用，似乎已成定论
但这种解释也有不合理之处下面分两方面进行分析避讳说的不合理之处首先从明代皇帝避讳规则分析，其次再从崇祯本的避讳看词话本的避讳
首先从明代皇帝避讳的规则分析，看看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否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
对于避讳，至今最详细的论述还是著名学者陈垣（1880—1971）在1928年出版的《史讳举例》一书，此书对于避讳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举例，该书后来不断再版，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最新的简体横排版，其中对明代的避讳也有分析和举例[4]：
万历之后，避讳之法稍密故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做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
陈垣对历代避讳都有统计，其中明代十世以后的避讳如下
但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中明确指出，避讳朱由校的由字，一般采用缺末笔的方法，而不是把由改为油因此把由字改为油可能并非是避讳
根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中明确指出，避讳天启皇帝名讳由校，不仅要避讳由字，还要避讳校字，要把校字改为较字
查《新刻金瓶梅词话》中带校字有：校椅校尉学校校床校太尉，共计22处
认为花子油是避讳的看法，还注意到词话本第95、97回中的吴巡检没有避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讳，因此认为词话本刊刻时间应在崇祯之前
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却没有注意，词话本不仅没有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也同样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
因此从避讳角度看，词话本即不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又不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
有学者就此认为：词话本即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也应该不会刊刻在天启年间，只会刊刻在这之前的万历时期，或是之后的清初
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其实问题很大不避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对避讳不严格
按照避讳说，第六十二回之前天启帝朱由校未做皇帝，因此不需要避讳
抄写到第六十二回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改花子由为花子油
这种解释看似很合理，但还有一个漏洞按照此说，此书印刷出版是在天启帝朱由校做皇帝之后，这样全书都应该避讳由，因此编写者就应该把62回以前的由都改为油
雕版印刷中经常有刻错字的情况，可以把错字挖去，另外刻一个正确的字补上，印刷成书后一点看不出
对于第六十二回以前的由字没有改，也有两种可能避讳说认为，这可能是编写者忘记修改第六十二回前的由字，这是编写者疏忽，忘记修改了
另一种可能是，由字根本不是为避讳，所以编写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修改第六十二回以前的由字
我个人认为避讳可能性不大，因此也无必要再修改第六十二回前的由字
以上是从避讳规律来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下面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避讳，来分析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否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字，并进而分析词话本的刊刻时间
在崇祯本中，花子由的由字、甚至连由来之义的由字都基本上改刻为繇字，而不是油字，并将巡检司吴巡检的检字都改刻为简
因此崇祯本同时避讳了崇祯皇帝名讳中的由、检两个字，因此崇祯本刊刻于崇祯年间，这已经成为共识
但崇祯本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因此从避讳角度看，崇祯本不可能刊刻于天启年间
比对词话本，部分花子由的由字改为油字，似乎是避讳天启皇帝的由字但要注意：
崇祯本避讳由字不是用油字，而是繇字，当然这可能用避讳会采用不同字来解释
比对崇祯本，由字改为繇字，检字都改刻为简，因此崇祯本同时避讳了崇祯皇帝名讳中的由、检两个字
这说明当时避讳是应该同时避讳皇帝名讳的两个字，而不是只避讳其中一个字而词话本只是把部分由改为油，而没有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校字和崇祯皇帝的检字因此，词话本修改由为油字就不大可能是避讳
总之，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应避讳由、校、检三字，崇祯本避讳了由、检二字，因此其刊刻在崇祯年间
而词话本只有部分回中把由改为油，而全部没有避讳校、检二字，因此词话本把由改为油认为是避讳可能性不大，而不是避讳可能性则很大
避讳说只注意到，由改油有可能是避讳天启帝朱由校的由字，就认为词话本刊刻于天启年间
而没有注意，要避讳天启帝朱由校，也要同时避讳校字这是只抓住一点就下结论，而不再考虑其他情况
这些分析往往只举出对自己看法有利的证据，而不提对自己看法不利的证据，这是考证中常出现的弊病
根据以上分析，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是为了避讳的根据不足，可能性不大，改字可能另有其他原因，作者改花子由为花子油到底是为何呢？
花子由是西门庆的第六个朋友花子虚的大哥，他们兄弟四人，即花子由、花子虚、花子光、花子华
比较花子由和花子油，很明显，油、虚、光、华四字，明显比由、虚、光、华更形象
因此作者最后决定把花子由改为花子油，但第62回以前的就不改了
总之，我认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为避讳，另一种是为使名字更形象
我认为因避讳改名的可能性不大，更大可能是作者认为花子油名字比花子由更形象而已
因此今后不宜再引用这条避讳证据来分析《金瓶梅》的成书时间
2016年10月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暨版本展览在广州举行，会上最早提出花子由改为花子油的鲁歌先生在大会闭幕式上公开承认，过去他认为这是避讳崇祯皇帝朱由校是错误的
其实我早在2015年徐州研讨会上就指出避讳说不成立，但我的论文没有引起大家重视，也未收入大会最后出版的论文集
由于鲁歌只是在会议上发言认为避讳是错误的，并未写文章纠正，很多学者未注意到，后来还有一些学者仍把避讳当作版本研究的证据
3）根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不避讳，就认为其刊刻于万历和清初不可靠
总结以上分析，认为词话本避讳天启皇帝的由字，改花子由为花子油，但未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字，因此认为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并由此推论，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这种看法的可能性不大
有人根据对《新刻金瓶梅词话》避讳的分析，进而分析《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时间
这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由、校、检三字，所以如只根据避讳来看，《新刻金瓶梅词话》就只能刊刻于天启、崇祯之前，即万历年间；或在其后，就到了清初了[5]
首先，如小说有确认的避讳，可用于判断其刊刻时间但反之，如果小说没有避讳某个皇帝，就不能断定此小说肯定不是该朝代刊刻的
因为在明代避讳不是很严格，有些小说（如三言二拍）确实有避讳，但也很多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并不避讳因此对没有避讳的小说要仔细研究，不要轻易下结论
《新刻金瓶梅词话》确实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由、校、检三字，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其刊刻时间不在天启和崇祯，而只能是在万历时期，或清初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虽然写作于天启、崇祯年间，但由于当时避讳不严格，因此作者本来就没有刻意去避讳，所以全书没有任何避讳
假如《新刻金瓶梅词话》写作时确实注意了避讳，而又完全没有避讳天启、崇祯，由此推论，它不是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就只能刊刻于天启、崇祯之前，即万历年间；或在其后，就到了清初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这个结论还要靠其他证据来证明才行词话本没有任何避讳，不是其刊刻时间的铁证
假设词话本确实由于没有避讳，因此只有刊刻在万历或清初，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第一，假设《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在万历时期，它又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则其初刻本必定在万历时期或万历之前
第二，假设《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在清初，它又不是初刻本，而是复刻本，则其初刻本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其初刻本也在清初，而崇祯本又确定是在崇祯年间刊刻的，这样词话本初刻本就肯定在崇祯本之后才出现
当然，词话本可能和崇祯本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而是有共同祖本而已
另一种可能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在万历时期，但其复刻本却在清初
但这样词话本在万历年间初刻，而在天启崇祯的24年中，词话本竟然没有复刻，过去几十年后，直到清初才再次复刻词话本，这似乎很不正常
因此，只从避讳和复刻两个因素来看，《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于万历年间可能性更大一些
即《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复刻本，刊刻于万历年间，而其初刻本也刊刻于万历年间，或万历之前到崇祯年间出现了崇祯本后，词话本就消失了，因此词话本流传下来就很少了
但这只是一种推论而已，没有铁证，词话本也完全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
如前所述，利用避讳研究小说刊刻时间要极为慎重，为了进一步验证万历、天启、崇祯帝期间是否严格避讳，最好找到确认是这个时期的小说，再看看其文字是否避讳万历、天启、崇祯的翊、钧、由、校、检几字
这时期最流行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从嘉靖元年，到崇祯年间刊刻次数极多，很多都有准确的刊刻年代
万历年间典型刊本是刊刻于万历十九年的周曰校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万历帝的翊、钧二字
天启年间典型刊本是有天启三年序的黄正甫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天启帝的由、校二字
崇祯年间典型刊本是刘荣吾本，但全文检索此本，此本并不避讳崇祯帝的由、检二字
因此，可以认为，《三国演义》明刊本全部不避讳皇帝的名讳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三国演义》明刊本全部不避讳皇帝的名讳是事实，而《金瓶梅》崇祯本避讳了崇祯帝的由、检二字也是事实
因此，可以认为明代小说中对避讳并不严格，有的书商认真，就严格避讳，如《金瓶梅》崇祯本但如《三国演义》这样广泛流传的小说，却完全不避讳
这样就说明，明代中晚期对避讳不严格这样，根据避讳判断词话本的刊刻时间就有问题，也就是说，词话本就不一定是刊刻在万历年间了，也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
但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谈的词话本，都是指《新刻金瓶梅词话》，而《新刻金瓶梅词话》很可能是复刻本，而不是初刻本
由于根本不知初刻本的情况，因此对初刻本也就无法进行分析和判断了
（7）从初刻、复刻和避讳分析词话本刊刻时间有多种可能
以上从《新刻金瓶梅词话》从初刻、复刻和避讳两方面分析了此本的刊刻时间，综合总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是初刻，不是复刻；其中由改为油是避讳天启皇帝，因此词话本初刻本刊刻于天启年间
第二种看法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是复刻，不是初刻；其中由改为油不是避讳天启皇帝，词话本全书没有避讳天启和崇祯，因此词话本不可能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就只能刊刻于万历或清初，刊刻于清初可能很小，因此最大可能是在万历年间
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有很大问题，根据初刻、复刻和避讳两种方法分析词话本刊刻时间，实际都存在多种可能
第一，新刻是初刻，还是复刻，严格讲两种可能都存在理论上不完全排除新刻是初刻的可能性，但综合分析，一般新刻还是复刻，而不是初刻的可能性更大
《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诸多版本新刻都是复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也有新刻字样，但肯定是复刻，而不是初刻所以只能说：词话本的新刻是初刻的可能性更大些
第二，至于避讳，词话本的由改油，理论上也有多种可能
由改油有可能是为避讳天启帝，而词话本没有避讳校，这也可能是不避讳，也可能是编写者疏忽了
结合崇祯本的避讳，以及避讳的规律综合分析看，词话本没有任何避讳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三，综合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避讳，因为崇祯本肯定是刊刻于崇祯年间，因此同时避讳了崇祯帝的由、检二字而词话本全书没有避讳天启和崇祯，这又可能是当时避讳不严格，因此词话本根本没有注意去避讳
因此不能简单根据词话本没有避讳天启崇祯，就推论其不会刊刻于天启和崇祯年间
总之，避讳是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避讳不止出现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也大量被使用
但要注意，古代小说是通俗读物，抄写时并不像诗文那样认真去避讳，《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就都没有避讳就是实例因此要利用避讳来分析古代小说版本和成书一定要十分小心，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所以，只根据避讳分析版本成书时间，也不十分可靠
l 此本只有一篇东吴弄珠客序，没有廿公跋，欣欣子序
l 此本来自初刻金瓶梅词话本，和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兄弟关系
l 此本书名改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说明是新刻，加绣像和批评
l 此本和初刻金瓶梅词话本一样，只有东吴弄珠客序，没有廿公跋，欣欣子序
l 此本除东吴弄珠客序外，加有廿公跋，但无欣欣子序
l 因为是复刻金瓶梅词话本初刻本，因此书名加新刻，成《新刻金瓶梅词话》
l 除东吴弄珠客序外，加廿公跋，欣欣子序，是序跋最多的版本
这四种版本之中，初刻金瓶梅词话肯定是最早的刻本，崇祯本的内阁文库本肯定来自北大本，至于新刻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关系，最大可能性是它们都是来自初刻词话本，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总之，《金瓶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现存的早期版本只有两种，因此对这复杂的版本现象进行分析就十分困难
除了内容文字外，很多是从一些细微之处进行分析，如本文从新刻、避讳和序跋三方面进行分析，这里就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这些新刻、避讳和序跋都是细节，这些细节和版本演化是否有关？根据这些细节分析版本演化是否可靠？这首先就是问题
第二，对这些细节的分析，又会有多种解释，多种可能性分析一定要考虑多种可能性，必须逐一对多种可能进行分析，最终看哪种可能性更大
总之，《金瓶梅》版本虽然很少，但仔细研究，其中问题极为复杂
各种复杂的问题，理论上又有多种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可能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由于版本问题过于复杂，资料又太少，这样的分析可能不能最后被所有人都认可，但只要把所有可能都彻底分析清楚，这也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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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原题为《从新刻、避讳和序跋论〈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时间》，发表于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江苏徐州），2015年8月，但未收入会议论文集此次又有很多修改
[2]叶桂桐《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
[3]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
[4]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2—224页
[5]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