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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忧与外患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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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内忧与外患相结合的时代，这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
所谓内忧者：皇帝昏庸、奸相当权，朝廷已腐败到极点；所谓外患者，异族不断入侵，边事频繁，腐败的朝廷无以为抗
照例说，一部写西门庆故事的人情小说，完全不必涉及外患问题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问题
它要告诉读者的，正是内忧如何导致了外患，以致封建王朝整个地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这一必然规律
而内忧与外患紧密结合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时代特征
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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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罪蔡京，《金瓶梅》写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在皇帝面前参了蔡京一本：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
迩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
……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顺犯，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
……伏乞宸断，将京等……或置极典，以彰显戮……国法已正，虏患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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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本中详诉蔡京罪状，这分明是一篇讨蔡檄文，将内忧与外患的关系讲得十分深刻
绣像本与词话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81.html
第六十四回借薛内相口云：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
此处，《金瓶梅》作者又以外患问题，直罪蔡京这一层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一查宋史，又不对了
其一、第十七回所言，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此事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六月己丑，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
又据同书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篇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致仕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
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由王黼为太宰（左相）这就是说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事，发生在蔡京退位以后的两年，可见此事与蔡京无涉《金瓶梅》所写与史实不符
其二、第六十四回称：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此事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载：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棁使金军……斡离不谓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同书载：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
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可见决定割地者是钦宗帝，劝帝割地者为李邦彦，此事与蔡京又无涉
且蔡京虽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复领三省事，第四次当国，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
割三镇事发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后，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其三、第十七回称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上本劾蔡京误国纵虏，亦与史实不符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曾上书，但所言为不宜出兵伐辽事，主张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
可见与《金瓶梅》所写完全相违作为文学作品，《金瓶梅》对这段史实作如此大的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
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作者意在独罪蔡京，而实质上是独罪严嵩在这里，作者将严嵩擅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愦，严嵩误国严嵩大量侵吞军费，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守边将官为贿赂严嵩以求升迁，亦大量克扣军饷，士卒多次哗变，边防力量衰竭，纵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
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骑兵进犯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阳等地杀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二十九年，进犯大同，又东去攻打古北口
明军失守，俺答直犯京师，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大火冲天明军不敢出战，京郊损失惨重在如此边患严重的时刻，严嵩仍不为国计而借计陷害异己
嘉靖二十五年，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并出击取胜而严嵩为谋夺夏言首辅位，进谗言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篇载：二十七年，严嵩积憾言，且欲躐其首辅，于是因灾异疏陈缺失，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遂罢言，逮铣诣京后曾铣处斩
冬十月，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
夏言、曾铣遭斩后，俺答又南侵直犯北京严嵩却授计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严嵩用事篇》）
由此可见，第十七回对蔡京误国，纵虏深入的叙述，不正是严嵩误国，纵虏深入的真实反映吗?
《明史纪事本末》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381.html
在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上本历数蔡京罪状，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深意，达到独罪蔡京的目的
我认为这段文字指蔡京则不可（前已考明与史实不符），指严嵩则十分贴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学诗上言：
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酿成敌患，其来有渐而嵩泄泄自得，谬引佳兵不详之说，以谩清议……今士大夫语嵩父子，无不叹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势成也……臣请亟罢嵩父子，以清本源（《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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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略曰：
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挟一人之权，侵百官之事，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朋奸比党，……冒朝廷之军功，俺答犯内深入，……误国家之军机，乱黜陟之大柄，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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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份疏本与《金瓶梅》中宇文虚中的疏本作些比较，不难发现，相同之处甚多：
三、独罪严嵩（蔡京）的目的完全一致；四、 要求皇帝严加治罪的愿望亦相同
可见《金瓶梅》中虚构的宇文虚中弹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时期，诸大臣弹劾严嵩事的艺术再现
那么，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否也能从万历中期找出一人专政酿成内忧外患的局面的事实呢?我看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万历中期并没有出现奸相专政误国事件，也没有北部边患问题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对俺答采取安抚睦邻政策，致使汉蒙两族通好互市，相安无犯
隆庆四年，遂定盟，通贡马市，而诸部亦贪中国财物，咸从臾无间言
万历九年，顺义王俺答上表贡马，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谢表，贡马
万历四十一年，逾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卜失兔袭封顺义王，把汉比妓封忠义夫人），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竞
由此可见，万历一朝北部边境，完全化干戈为玉帛万历朝的外患是沿海倭乱《金瓶梅》中未出现倭乱问题，故当别论
据上所考，《金瓶梅》中所写内忧外患问题，亦是明托徽宗朝事而实写嘉靖朝事这既是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重要佐证，也是对万历说又一否定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沈氏的这段话很重要，它十分清晰地揭示了明代数朝佛道两教盛衰的嬗变过程：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嘉靖朝是道教得势的时代，世宗崇道贬佛；万历朝佛教又重新得势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的描写它到底是重道还是重佛，就成了我们得以判定它是写嘉靖朝事，还是万历朝事的重要依据吴晗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他指出：《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因此他认为，《金瓶梅》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金瓶梅》中确有许多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教，作者确实是以此为劝善戒世的思想武器的，但这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何教，似不是一码事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道教活动描写例如：第二十九回写到吴神仙贵贱相人；第三十五回写到西门庆所结十兄弟，一年一度到玉皇庙吴道官处打醮，报答天地；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为李瓶儿生子，许下一百二十份醮愿，到玉皇庙还醮愿，官哥寄法名；
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五岳观潘道士解禳祭灯法；第六十四回李瓶儿死，吴道官迎殡颁真容；
第六十六回吴道官道众铺设坛场念经，黄真人炼度荐亡；
《金瓶梅》写及佛教活动的回目亦不少如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写丧事延僧作醮追荐；
第三十九回、五十一回、七十四回、一百回，写到日常的许愿、听经、宣卷等，第五十七回、八十八回，写到布施修寺；第四十九回写到胡僧游方等
纵观全书，我认为不像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而恰恰偏重道教到这个地步
《金瓶梅》中的佛教活动虽较为频繁，但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论，是远逊于道教的试作具体分析如次：
第一、 书中写及道教庙宇皆气象非凡，一片鼎盛景象，而写及佛教庙宇却气象萧疏，一片衰败景象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但见果然好座庙宇，天宫般盖造：
碧瓦雕檐，绣幕高悬宝槛七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天神帅将祥云影里，流星门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郁罗台直侵碧汉黄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宝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献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朝丹凤阙九龙床上，坐着个不坏金身万夭教主玉皇张大帝……，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西门庆上香毕，至松鹤轩待茶此轩亦为三间厂厅，多是朱红亮槅，摆设湖山潇洒，堂中椅桌光鲜
这仅是清河县东郊的一座道教庙宇，却是如此天宫般盖造道教之盛可见一斑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书中写道，此庙乃累朝祀典、历代封禅为第一庙貌也，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阖殿威仪，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勇猛，勤王十万铁衣兵
书中特别写到碧霞宫娘娘金像，乃是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镂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何等辉煌飞扬
此庙香火之盛，乃是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祈护福，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神圣帝
此情此景，就是道教全盛时期的写照九十三回还写到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庙主任道士手下只两三个徒弟，可见规模不大，但也山门高耸，殿阁崚层，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
此庙地处新开运河要道，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福神，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签，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可谓一片欣欣向荣
而《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庙宇，却是破败不堪，与道教庙宇形成鲜明对照
第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写到一个永福禅寺，长住里没钱粮修理，丢得坏了，殿上椽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主顾门徒，做道场的，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鬼儿也没的上门了，
正是风吹罗汉金消尽，雨打弥陀化作尘，金碧焜炫，一旦为灌莽榛荆而原来的永福寺，却是个古佛道场，焚修福地
此寺为梁武帝敕建，规制恢弘，仿佛那给孤园黄金铺；雕镂精制，依希似祗洹舍白玉为阶高阁摩空，旃檀气直接九霄云表；层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众禅僧两翼嵬峨，尽是琳宫绀宇
可见旧时之永福寺，乃是一座何等辉煌鼎盛的寰中佛国是什么原因使它颓废到如此地步
一莽和尚纵酒撒泼，首坏清规，而实质上是不想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那知岁久年深，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
这几句话大有深意，包含着作者的难言之隐显然，永福寺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时移事改、时移事异，而且由盛转衰乃出在一瞬间
由此使我想到了明正德朝与嘉靖朝的更迭沈德符说，正德朝武宗极喜佛教，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而且在正德前的天顺、成化朝，都是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这就是永福寺长期兴盛的原因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死，世宗即位，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在宗教问题上，世宗与武宗完全背道而驰，不仅专信道教，而且大肆贬佛
没庙产、熔佛像、逐僧侣、毁佛骨，应有尽有《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载：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财资及玄明宫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悉给商以偿宿逋齐瑞竹，正德间赐玉玺书金印，赏赉无算至是，从工部侍郎赵璜言也礼部郎中屠埙发檄，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沈德符也说：（嘉靖）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
可见，毁佛括金，拆毁京师佛教庙宇等事，在世宗刚上台的嘉靖元年就发生了
这不就是《金瓶梅》作者所说的：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的真谛吗！
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这不也就是嘉靖上台后，三四十年间一直扬道贬佛的真实反映吗!我认为，这是《金瓶梅》写嘉靖朝事的又一个无以辩驳的铁证
持万历说者能在佛教鼎盛的万历朝，也能找出这样一个佛寺败废的证据吗?
石砌碑横蔓草遮，回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无灯火，月落安禅更可嗟
房舍都毁坏，半用篱遮其破败相不亚于永福寺第八十八回还写到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云游到此，要化钱粮，盖造佛殿
五台山乃是佛教胜地《水浒传》中的五台山文殊院何等气派，僧人就有五七百而此时此地却要靠化钱粮盖造佛殿
而前所论及的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过，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可见朝廷对道教在经济上的支持，何用化钱粮云云
晏公庙还有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如此一穷一富，一败一荣，佛教与道教安能相比，这和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的境况是不相符的
第二、 《金瓶梅》在写及朝廷的宗教活动时，惟道教为重，似无佛教的地位
应伯爵对西门庆说：如今趁着东京黄真人在庙里住，朝廷差他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七昼夜罗天大醮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吴道官请他那日来做高功，领行法事，咱图他这个名声也好看
本来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朝廷批准一概不征，全用作庙中用度三十七回写到玉皇庙七间大殿中，悬挂着敕额金书
小小的晏公庙也高悬敕额金书（第九十三回）而《金瓶梅》中所写到的佛寺，均没有提到皇帝派僧人去建醮、进御香、敕额金书等等，可见小说中的皇帝崇信的是道教，而非佛教
第七十一回写到，天子驾出宫，开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贺
蔡京进上表章云：恭惟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三边永息于兵戈，万国来朝于天阙银岳排空，玉京挺秀宝箓膺颁于昊阙，绛霄深耸于乾宫
蔡京所说的玉京，即道教所称天帝居住之处葛洪《枕中书》引《真记》云：玄都玉京，七宝山周围九万里，在大罗天之上
李白《庐山谣》云：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即为明证
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篆》，箓皆素，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
第七十回又写到：今日圣上奉艮岳，新盖上清宝箓宫，奉安牌扁，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
上清乃是道教所称三清之一的禹余天上清境，居于禹余天上清境的是灵宝天尊（亦称太上道君），故称上清仙境
另外，《金瓶梅》还写到，朝廷中的道士地位极高七十回写到工部一本，奉圣旨：
国师林灵素，佐国宣化，远致神运，北伐虏谋，实与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禄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肩舆入内，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真达灵玄妙先生
林灵素不过是一个道士，皇帝所给予的封赏如此之高之多，实属罕见此可证，《金瓶梅》中的皇帝对道人宠幸到何等程度
六十七回，写西门庆道：昨日任后溪常说：老先生虽身体魁伟，而虚之太极送了我一罐儿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
可见，皇帝信奉仙道，正吃着林道士合的仙丹，以求长生林真人得宠于皇上，自然也就能在朝中发威
七十回、七十二回，书中两次写到，夏提刑央了林真人帖子来，立逼着朱太尉
太尉来对老爷（蔡京）说，要将他尽愿不官卤簿，仍以指挥衔在任所掌刑三年，此事把蔡京难的要不的
林真人能立逼权势显赫的朱太尉，将独揽朝政大权的蔡太师难的要不的，可见道士在朝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而《金瓶梅》中没有写到一个能出入于朝廷的僧人，就更谈不上僧人受皇帝的宠幸了
于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皇帝，持扬道抑佛的态度，难道还不清楚吗?此情此景，不正是《金瓶梅》对嘉靖皇帝扬道抑佛的真实反映吗?
历史上的嘉靖皇帝扬道抑佛，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以贯之，毫无变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记之甚明：
嘉靖元年，毁括佛镀金屑一千余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嘉靖二年，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
嘉靖十五年，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嘉靖初，征入京，召对便殿，首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嘉纳之五月，除禁中佛殿时帝欲除去释殿，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视大服千善殿，有金铸象神鬼淫亵之状，又金函玉匣，藏贮佛首佛牙之类及支离傀儡，凡万三千余斤言退上疏，力请瘗之中野，不得渎留宫禁
帝曰：朕思此类，智者以为邪秽而不欲观，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虽瘗中野，必有窃发以惑民者其毁之通衢，永除之
于是禁中邪秽迸斥殆尽十一月大修金箓醮于玄极殿七日夜，以谢储祥
十二月，以皇嗣生，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
嘉靖十九年，上疾不朝，拜天玄极殿二月，建宫祈禳三日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天玄极殿
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二年，宫婢杨金英等谋弑伏诛，帝曰：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朕晨起至醮朝天宫七日
嘉靖二十三年，加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为少师，馀如故前此大臣无兼总三孤如仲文者
嘉靖二十五年，对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任一子尚宝司丞
嘉靖三十一年，太上道君诞寿，建醮永寿宫九日诏修太和山玄帝宫
嘉靖三十五年，上睿皇帝、献皇后、孝烈皇后道号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一再加号
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之间，进献灵芝、白鹿、白龟、五色龟、白鹊等者络绎不绝，帝都封赏之
嘉靖四十四年，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各处进方术、方药者见帝，帝颇信之，瞬息显荣
户部主事海瑞上言，斥帝一意玄修，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内外臣工，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陛下误为之，群臣误顺之臣愚谓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玄修疏上，帝大怒
上引诸条，足以证明，嘉靖一朝世宗为帝四十多年间，乃于佛则绌，于道则崇
世宗对道人邵元节、陶仲文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金瓶梅》中的林灵素则指陶仲文，不无道理
所以说，《金瓶梅》中所写的徽宗崇道，即是历史上嘉靖世宗崇道的艺术再现
第三、 《金瓶梅》中写到的民间宗教活动，亦以道教活动为主，佛教活动为辅
西门庆加官生子，给玉皇庙吴道官许下了一百二十分醮愿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还醮愿，为官哥寄法名，在玉皇庙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建醮活动
西门庆请了十六众道众，经钱化了十六两，给道众的衬施有白米一石，阡张一担，官烛十斤，沉檀马牙香五斤，生眼布十二匹，官哥寄名礼银十两
吴道官受其大礼，如何不敬亲自出马做斋功，主行法事，三朝九转玉枢法事，多是整做斋坛铺设十分壮严隆重
李瓶儿病亡之后，《金瓶梅》用了五六回的篇幅，写解禳、迎殡、荐亡等活动，延请的也是道人
其规模宏大，仪式隆重，气氛庄严，除了皇家之外，在民间的道教活动中，恐怕是少见的
这充分说明在《金瓶梅》的时代，道教之流行和昌盛《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活动也有多次，但其规模和场面，根本不能与道教活动相比拟
小说中丧事用僧人的也有两次一次是武大郎死，请了报恩寺六个僧人，铺陈道场、诵经、除灵，只化了数两碎银，二斗白米；另一次是西门庆死，亦请报恩寺僧人念经做法事，作者只是草草几笔了之
作者如此处理，当然另有深意，但客观上也使我们看到当时佛教的不景气
在李瓶儿的丧事活动中，是道佛两教兼用，错杂进行的，但十分明显，道教活动处于主导地位，佛教活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金瓶梅》中多次写到吴月娘许愿、听经、听女尼宣卷以及僧尼献春药、坐胎符药等等，与其说是宣扬佛教，还不如说是对佛教的贬斥作者的这种主观倾向，在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 《金瓶梅》描写的道人与僧尼形象，亦包含有扬道抑佛的倾向
小说中对佛门子弟，无论是一寺长老还是小僧、尼姑，几乎都使用了贬词
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单睃趁施主娇娘；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动处，草庵中去觅尼姑
至于小僧、尼姑，几乎一个个都是鸡鸣狗盗之徒第八回写为武大追荐的六个僧人，个个都是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的东西
第八十八回写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也是贼眉竖眼变驴的和尚
书中多次出现的薛姑子，原是少妇，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饭后，早与那和尚刮上了四五六个，丈夫死后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搅经忏，并充当马伯六，给人弄坐胎符药
《金瓶梅》中，或借西门庆之口，或作者自道，直言不讳地毁僧谤佛之处比比皆是
如第九十三回，称晏公庙任道士之大徒弟金宗明为酒色之徒，但任道士则被写成一个怜贫正直、宽大的人物
第八十四回，写岱岳庙庙祝道士石伯才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趁时揽事之徒
但小说中写到的大道士，如黄真人、吴道官、吴神仙，则都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如称黄真人仪表非常，俨然就是个活神仙，作者为赞他的仪表气派，就写了一大段赞词
称吴道官襟怀洒落，广结交，好施舍，称吴神仙神清如长江浩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威仪淳淳，道貌堂堂
根据以上证据，我认为《金瓶梅》的时代，是道教得势的对代，而不是吴晗先生所说的佛教得势的时代
这是嘉靖说的又一个重要佐证，而对万历说来说，不是再一次的否定吗?
前人曾指出，《红楼梦》以诗胜，《金瓶梅》以曲胜，可谓的论《金瓶梅》的时代，是唱曲活动风行的时代，在书中所写的西门庆的迎宾饮宴和家庭生活中，出现了百多次的唱曲活动
考定这些曲辞风行的年代，也就为判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一个方面的重要证据
据赵景深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与曲子》一文中统计，在《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如《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耍孩儿》、《驻云飞》、《寄生草》、《罗江怨》等共二十七支
小令有《绵塔絮》、《朝天子》、《折桂令》、《桂枝香》、《一江风》、《水仙子》、《六娘子》、《两头南》、《玉芙蓉》、《青杏儿》、《小梁州》、《清江引》、《普天乐》、《江儿水》、《红绣鞋》、《雁儿塔》、《渔家傲》等五十九支
套数《梁州序》（向晚来雨过南轩）、《朝元歌》（花边柳边）、《新水令》（凤城佳节赏元宵）、《新水令》（小园昨夜放江梅）、《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玉交枝》（彤云密布）、《宜春令》（第一来为压惊）等二十套（杂剧也算在套数里面）
此外仅引唱了一套云云，没有录全曲的，凡三十种三十三见
《金瓶梅》中所记的时尚小令、小曲很多，冯沅君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对《金瓶梅》中的曲辞，举出八九十条加以考证，发现见于《雍熙乐府》者凡六十条，见于《词林摘艳》者凡四十六条
而《词林摘艳》在嘉靖四年已有刊本，《雍熙乐府》有嘉靖四十五年中秋日安春山序
可见这两个散曲剧曲选本均出现在嘉靖年间，所收散曲当然是在嘉靖年间社会上流行的作品
而《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小令等又绝大多数已被这两本曲选本收录由此，冯沅君先生在《古剧说汇》中认为：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因为三书的作者或编者所采用的，当然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曲子《金瓶梅词话跋》称此书是‘世庙一巨公寓言’，此说大约是可信的
我认为冯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确实是《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社会情况的重要证据但是，持万历说的研究者并不同意这个结论
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予以反驳：一是：残红水上飘，二是《挂真儿》
我却认为，这两条证据非但不能证明万历说的正确，而恰恰相反，证明了嘉靖说的正确
第三十五回，书童唱的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是李日华的作品
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卒于崇祯八年（1635）可见他主要活动在万历中晚年间
《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其书就必然出现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可以说是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
例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审探》中说：（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等四段曲子，乃李日华的作品……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卒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可见他主要活动在万历中晚年间
《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成书就必然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就成了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其实，魏先生搞错了
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戏曲家
文学家李日华，字君实，浙江嘉兴人，万历进士，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等著作但他没有作残红水上飘而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
此李日华是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或更早，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我们可以从他改编《西厢记》的情况，考知他大体的活动年代
《西厢记》杂剧是元王实甫的作品明浙江海盐人崔时佩据王氏《西厢记》改成传奇剧本李日华又于崔作复加增订，取名为《南调西厢记》
吴戏曲作家陆采又不满于李作，乃重写《南西厢》陆采自序云：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
陆采与李日华同为吴县人，他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
这就是说，陆采不满李作而重写《南西厢记》的时间，最晚不能过嘉靖十六年由此可推见，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当流行于嘉靖初年（也许更早）
这也就是李日华的活动时间，也是其所作残红水上飘曲子的流行时间
退一步讲，此曲的开始流行时间不会过嘉靖，那可能到万历?因此被嘉靖时代的《金瓶梅》的作者所引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云：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这就是说，《打枣竿》、《挂枝儿》举世传诵则在万历三十年前后，即万历中期如果在《金瓶梅》中有此二曲，则可谓是万历说的铁证
万历说者为此而花了心血赵景深先生在1941年写的《金瓶梅词话与曲子》文中指出：
至于说‘《挂枝儿》于词话’（指吴晗先生），也不曾细检按，第七十四回末申二姐说：‘我唱个《十二月儿挂真儿》与大妗子和娘儿们听罢!’于是她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
可见赵先生认为《金瓶梅》七十四回申二姐唱的《挂真儿》即是沈德符所言，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挂枝儿》
但是根据呢?蔡国梁先生在《明人评金瓶梅》一文中指出：我曾向赵景深教授询及《挂真儿》是否即《挂枝儿》，先生答复说他虽无考察过，但《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
但是奇怪的是，1957年赵先生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恰恰又否定了这一点
他说：这书（《金瓶梅》）显然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叙唱小曲，以万历年间流行的《山坡羊》为多，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赵先生说《山坡羊》在万历年间才流行，这是明显的错误《山坡羊》在正德年间就流行于世，嘉靖时所编《词林摘艳》及更早的《盛世新声》等曲选中已较多地收录了《山坡羊》，这是事实
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但在《挂真儿》是否即是《挂枝儿》问题上时而肯定时而否定，令人不解
我认为，赵先生的《挂真儿》是《挂枝儿》的别名的说法是欠妥的《挂真儿》与《挂枝儿》完全是两码事：
一、 《挂枝儿》不是《挂真儿》的别名，而是《打枣竿》的别名
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正生活在《打枣竿》、《挂枝儿》开始流行的万历年间他在其著《曲律》卷三，第十六条中指出：
北人尚余工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王氏告诉我们，《打枣竿》属北方小曲，而且是文士反不能作的民间俗曲，犹如南方吴人的《山歌》王氏在《曲律》卷四，第一二条又云：
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
王骥德明确指出，《挂枝儿》就是《打枣竿》北方小曲《打枣竿》流传到南方后，南人拟作，遂易名为《挂枝儿》
《挂枝儿》流行在万历中晚期，天启、崇祯年间，作品甚多，单冯梦龙所辑时调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就收《挂枝儿》小曲四百余首
而《金瓶梅》抄录的百余首曲子中竟没有一首《挂枝儿》，这不正好说明《金瓶梅》写成在万历中期以前吗?
二、 《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
《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就是明证《琵琶记》第二十六出：
南吕
引子〔挂真儿〕（旦唱）回到清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消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自造
《词林摘艳》（嘉靖四年刊本）中亦收有此曲牌见该书卷二，南九宫：
南吕挂真儿闺情无名氏散套
鸾凰同聘，寻思那时忒志诚谁信今番心不定，顿将人来薄幸可怜无限情，也似纸样轻，把往事空思省
此为散套，以下还有《懒画眉》、《挂梧桐》、《余音》等等这说明《挂真儿》在嘉靖年间还依然流行，这正是《金瓶梅》所描写的时代
因此《挂真儿》在《金瓶梅》中出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笔者的这个考证只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挂真儿》就是《挂真儿》，而非《挂枝儿》的别名，但意义却非同一般，它不仅确实地证明了赵景深先生推论的错误，从而否定了认为《金瓶梅》写万历朝事，即万历说的又一个重要依据；而且反过来又为嘉靖说增加了一个重要依据
以上笔者对关于《金瓶梅》时代背景的万历说提出的商榷和驳论，已大体包括了万历说者所提出的主要论据
至于吴晗先生提出的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皇木问题，郑振铎先生提出的《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年代问题，欣欣子《金瓶梅》序的问题，
章培恒先生提出的《金瓶梅》中演唱南曲问题，黄霖先生提出的《金瓶梅》抄引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问题，《别头巾文》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而且更多地关系到《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故笔者放在《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文中探讨
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