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文学文本，研究者见仁见智，各说各的理，这是常有的事，不必奇怪但是，对于某些比较具体、明晰的现象，总有一个真相（或曰真理）存在，也是事实只要我们不囿于一己之得,统揽总观，把握或接近这个真相，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有关《金瓶梅》的佛、道教描写的问题，亦当如此
一、问题的回顾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把有关佛、道教描写的文字视为判定小说成书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之后，《金瓶梅》的佛、道教描写就引起了研究者广泛、持久的关注
众所周知，迄今关于词话的成书时代，学术界主要有万历和嘉靖二说
《金瓶梅》中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
如丧事则延僧作醮（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时则许愿听经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游方（第四十九回），而归结于地狱天堂，西门庆遗孤且入佛门清修
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假如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压迫，在他的著作中决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这一个佛教流行的社会
由此可知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嘉靖时则完全为道教化的时代，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得势了
《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吴道士迎殡，六十七回的黄真人荐亡，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
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1
《论金瓶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作为造诣独到的历史学家，吴晗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金瓶梅》研究界可谓耳目一新，给予后人的启迪和影响是深远的
就观点本身而言，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雄辩的，几乎为所有学者所信从
但是，历史学家喜欢概括一个朝代的阔略思维，仍然给他的论文带来了过于粗疏的缺憾；尽管一般人认为它的最大特色正在于大量精彩的微观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缺憾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80年代以后成了新嘉靖说（区别于明清文人旧嘉靖说）的一个切入口
第三十五回写到西门庆所结十兄弟，一年一度到玉皇庙吴道官打醮，报答天地；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为李瓶儿生子，许下一百二十分醮愿，到玉皇庙还醮愿，官哥寄法名；
第六十六回吴道官道众铺设坛场念经，黄真人炼度荐亡；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大闹碧霞宫；
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到晏公庙作任道士之徒，等等……纵观全书，我认为不象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而恰恰偏重道教到这个地步
《金瓶梅》中的佛教活动虽较为频繁，但就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论，是远逊于道教的2
周先生的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万历说的基础；但是，也许是出于对吴晗学术威望的尊崇，学术界相信万历说者仍不在少数
进入90年代，二说对峙的平静局面基本上维持着；但比较起来，主张嘉靖说者似更为活跃
这中间，王尧先生的《〈金瓶梅〉与明代道教活动》一文是个代表3
道士主持义兄弟结盟、道士主持生子寄名、道士相面、道士驱鬼除病与道士为死者超度，全系符箓派道士所为
这些活动过程的描写，完全合乎正统的道教仪规，说明作者对道教的仪式十分熟悉
作者对道士态度公充，没有把他们写成一味吹捧、胁肩谄笑的蔑片，充满了作者对道教的崇敬与信仰的心理和虔诚的态度
王文的结论是：作者可能是生活在明嘉靖年间的人这样一来，万历说者似乎更没有生存余地了
《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辑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二、症结所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在明代历史上，嘉靖至万历时代，佛、道的兴衰是如此陡起陡落，以至成为各个朝代鲜明的特征之一
《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书、一部炎凉书（张竹坡语），不可能不打上这一时代印记
因此，高度重视小说的佛、道教描写，从这个侧面去追索小说的成书时代以及作者的生平跨度，的确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但是，不论是主张万历说者，还是主张嘉靖说者，他们在努力尝试这样做的同时，都犯了三个毛病这也是一般研究者容易犯的通病
第一，不是全面地处理文本材料，而是有选择地处理对自己有利的文本材料，对自己不利的文本材料则取无视或淡化的态度
例如，主张万历说者，多方列举有关佛教描写的材料，对有关道教描写的文字语及甚少；
主张嘉靖说者，又津津乐道于有关道教描写的章节，对有关佛教描写的内容加以轻描淡写同时，处理中又都不免牵强和曲解之处
例如，吴晗把因果轮回思想也看作小说成于万历朝的证据，就缺乏说服力原因很简单，因果轮回思想作为原始佛教的一个基本信仰，从汉代佛教东传开始，就已在我国广泛流传，早已成为民众观念和士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决不是迟至明代万历朝才成为流行的思想，周钧韬认为，小说虽对小道士有贬词，但对大道士无一例外都是褒扬的
例如，在作者笔下，任道士之徒金宗明虽是酒色之徒，任道士本人却是一个怜贫正直、宽大的人物
第二，没有把小说创作的客体与主体区别开来，而是简单地根据佛、道描写频次和文字的多少，来确定作者的取舍倾向
例如，主张万历说者，因为小说有那么多佛教活动描写，便认为作者偏重佛教；主张嘉靖说者，又因为小说有那么多道教活动描写，便认为作者对道教有崇敬和虔诚的心理
将主客体混同的另一个表现是，有时甚至把小说主人公对佛、道教的态度，与作者的态度等同起来
第三，没有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而是将问题理想化、简单化,一厢情愿地、盲目地证己非人，殊不知人、己并非势不两立之物
例如，这样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制,能够在短时期内一次性完成吗？
它的空前容量，是否仅仅涵盖了万历初的一段历史，或仅仅涵盖了嘉靖朝的一段历史？
作者是否仅仅生活在万历朝，并没有嘉靖朝的生活经历，或仅仅活到嘉靖朝的尽头或稍长一点，并没有万历朝的社会经验？等等
一当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结论就会审慎得多、科学得多但事实上，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曾为人们所留意
这三个通病的存在，使得不论是现存的万历说还是嘉靖说，都未能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可
因此，要使有关佛、道教的描写与小说成书时代的关系得到本质的说明，首先必须确立这样三个观点：
既重视有关佛教描写的文字，又不轻弃有关道教描写的内容；作为嘉靖说者，既要看到小说对道教的崇尚，又要正视它对道教的贬损；反之亦然
归根到底，文学是动态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动态的作家情思的物化结晶
就《金瓶梅》而言，作者对佛、道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贯串始终需要深入探讨的是，作者对佛、道二教看法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转折点又在哪里？从起点到终点的变化过程又是怎样的？是从崇道抑佛变化到崇佛抑道或者反之，还是从佛、道并重变化到佛、道并弃或者反之？
对繁富的、生动的情节产生共鸣，不能代替对其内在底蕴的清醒审视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部有着浓厚绝望色彩的批判现实之作，舞台上最溢光流彩的道貌，可能恰恰是最为导演不耻的小丑
为此，我们先做第一步的工作，即全面地、无所偏倚地，将全书比较显著的佛、道教描司内容并置一起，以便综合观照
《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三、内容之胪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四、观察与结论(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由表不难看岀，大致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之死为界，整个作品的佛、道教描写，由外到内，岀现了一系列极其显著的变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首先，我们看最不起眼的庙宇的景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道教方面，从第三十九回的玉皇庙到第八十四回的岱岳庙，再到第九十三回的晏公庙,是一如既往的巍峨壮观，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但佛教方面，可以说，第七十九回之后，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旧貌换新颜的巨大变化
第七十九回之前，所写庙宇如第四十九回的永福寺和第七十一回的黄龙寺均破败荒凉；但到第八十九回，永福寺已重修一新，鼎盛气象毕具
第八十八和九十六回的情节则表明，五台山寺庙的修复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僧众正加紧活动募集银两；
水月寺起盖大殿的土木工程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现有五十多个施工人员还要工作好几个月，才能完工
可以想象，第七十九回之后，所有写到的佛教庙宇都已经或可望马上获得新生，那么，没有写到的其他佛教庙宇一定也能享有这样的命运
这中间，永福寺的变化最具代表性同样是守备大人的香火院，过去丢得坏了，可见它的主人对它釆取的一直是弃之不顾，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香火院的主要功能，在于为达官贵族家的丧事和祭祖活动，提供专门的宗教服务
在重丧崇祖的古代社会，拥有香火院往往也就成了达官贵族拥有权势的一个象征，《红楼梦》中的贾府也有香火院
是什么原因，使得守备大人要对自己家的香火院，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呢？当局政策的原因不言自明
现在，永福寺脱胎换骨，并且有了皇帝的敕额分明，原因就更在当局的政策了
接着，我们看佛、道人物的社会地位这里有两个观察点, 一是百姓之家对佛、道人物的态度，二是官方人员对佛、道人物的态度
从第一个观察点来看，从第八、十六、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八、七十九等回至第八十八、八十九回，一般百姓之家办丧事，都要请僧尼主持或参与祭祀活动，这反映了民间对佛教人物的倚重态度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一贯性
另一方面，民间对道教人物的态度却不是这样这表现在，李瓶儿的死和西门庆本人的死，祭祀活动均有道众参与，但此后陈经济之父的死和潘金莲的死，祭祀活动已没有一个道士厕身
最重要的还是第二个观察点，这里最能见出佛、道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变化因为，官方人员是现行政策和最高意志的直接体现者和执行者
从这个观察点来看,佛教人物方面，第七十九回之前，第三十四、四十八、四十九、七十六回的情节表明，除了胡僧因送淫药给西门庆，受到他的招待外，没有一个其他僧尼受到官方人员礼遇；
相反，除了两位尼姑不断被西门庆斥骂羞辱，众多男僧还动辄被抓，成为各种罪行的替罪羊和各种昏官和贪官的宰割对象，命运更其悲苦
但是，第七十九回之后，再也见不到一个僧尼，象前面那样被蒙受不公正待遇道教人物方面，第七十九回之前，第二十九、三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七十一回的情节表明，活动在清河县的道士，受到周守备、西门提刑等要员的隆礼接送和高度倚重，活动在京师的，直接为皇帝所宠信
但是，从第七十九回开始，他们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例如，吴神仙过去只往来于权门豪贵，是他们捧侍的高道，现在就成了个靠摆地摊谋生的江湖术士
第九十六回的情节则表明，棍棒加身，追了度牒还俗的惩罚（尽管都是事出有因），过去只是给僧尼的待遇，现在转而落到了道流身上
另外，道教人物地位的下降从他们自己对金钱的态度中看出第二十九、六十二回均写到吴神仙、潘道士拒受谢银，表面上看，反映了他们具有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高尚情操
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恐怕还在于，他们地位崇高，所到之处，皆被待若上宾，一切生活用度都不劳自己用银购置
银子对他们来说，确实成了无用之物，他们才可以这样贱视之
反之，第九十三回任道士积攒私囊，除了个人品德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也还是他们地位的卑下：住无官府之爵禄，行无上宾之礼遇，不得不设法攒银谋生了
《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在前一个时代，道士地位崇高，稍有点道术如吴道官者，便高贵达官多往投之；
至于从京城来的道士，尽管年纪轻轻如黄真人，山东官员更是趋之若鹜没有一个道士遭受不幸
在崇道的同时，统治集团可能开展过一个排佛运动，故寺庙倾颓，佛子遭扼的现象，随处可见
进入后一时代后，统治集团又立即开展了一个造佛运动，对各地庙宇陆续进行了大规模修盖，僧尼不再成为官员迫害的对象；
道士开始沦落到社会底层，与地痞流氓刘二之流为伍，刘二的骂语我肏你道士秫秫娘，表明他们甚至为流氓所不耻，所以，一当犯了错误，他们被官府痛责也就不可避免
但是，道教虽然失势，统治集团大约只是抑道而未毁道，故各地道观雄峙如故，香火依然
和这一艺术时代对应的现实时代，应该是，也只能是明代从嘉靖中期到万历前期的时代
换句话说，《金瓶梅》反映的不仅仅是嘉靖朝的历史或万历朝的历史，而是从嘉靖中期至万历前期这一时间跨度大得多的历史，是整个明朝历史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政治机体开始腐朽，社会道德开始崩溃的较长的转型期的历史
《晓梦堂藏本》内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19.html
反映有站在时代终点反思来路的反映，也有基本与时代同步的渐进的反映
《金瓶梅》的反映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换句话说，它是在万历前期一个短时期内差不多一次性完成的呢，还是它的创作时间几乎与情节时间一样漫长？
这个问题的解决,甚至比上述艺术时代的澄清更为重要为此，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全书佛、道描写的另两项显著的变化
佛教方面，从第八、三十四、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九、六十二回到第六十八回，所有正面写到的僧尼均非善类
他们形貌不雅，迷于财色，不守本分，西域来的高僧专制淫药；观音庵的尼姑过去自己偷情，现在又引诱别人偷情；
见事主美貌，做法事的众僧乱了坛场；本是说法念经的合作伙伴，为一两银子争分不平，竟成势不两立的仇人，等等，可谓丑态出尽
但是从第七十四回（本回距西门庆死的第七十九回情节时间仅差一个多月）开始，胡僧一去不返、薛王二尼姑不复旧态，新出现的僧人更无半点劣迹（第八十八回小玉虽骂五台山行脚僧这厮无礼，到底不过这个下流婢女的自我谑浪罢了），他们都变成了弘扬佛法、慈悲度人的真正佛门弟子，第八十四回和第一百回写到的普静禅师，堪称他们中的楷模
道教方面，第七十九回以前，特别是第二十九、三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回用较大篇幅写到的道士以及其他道士，都为有道真人
他们外具仙风，内禀奇术，既善唤神驱鬼，看相延命，又能直言无讳，不恋钱财；但第七十九回以后，前面的有道真人均不再出现，新上场的道士，如第八十四、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六回所写，均为不守本分、贪财好色的龌龊小人
岱岳庙石道士贪淫险诈，一望而知，晏公庙任道士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偷卖香客钱粮，开店发财，收徒的目的，是利用他们作为赚钱的工具，为了调动这些工具的积极性，他放纵他们嫖娼酗酒，为所欲为，到头来私囊一空，丑行败露，羞气交加而亡
总之，第七十九回以前，佛教方面是坏人坏事，道教方面是好人好事；第七十九回以后，两方面则都颠倒过米
小说情节是小说家审美情感的物化表达，《金瓶梅》有关佛、道人物的情节呈现出这样的变化态势，说明作者对佛、道教的好恶立场经历了一个逆转过程
佛教方面，第七十九回以前，如第八、四十八、五十、六十八、七十六回所写，赤裸裸的八九分斥责,加隐隐约约的一二分同情，是作者态度的全部内涵
第七十九回以后，斥责和同情消失了，除第八十九回形容道坚的一段骈文，是个背离了小说情节的插科打诨，如第八十八和一百回所写，代之而起的是或间接或直接的赞美
道教方面，第七十九回以前，多处骈文均洋溢着褒美之意，似无一贬词，但实际上，暗含的深刻的讽刺还是灼然可触
因为，吴道官证盟的，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林真人、黄真人的后台老板皇帝，是一位亡国之君；吴道官为官哥寄名，官哥还是只活了十四个月；潘道士捉鬼，鬼不仅夺去了李瓶儿之命，连西门庆之命也夺去了；
黄真人炼度荐亡全无灵效，李瓶儿等亡灵还在地狱受苦，直到第一百回才经普静禅师荐拨超生
所有道流的神圣和神奇，都不过是欺骗庸公的假相，这才是作者的根本看法
另有个别用语，亦可见出对道教与佛教的一体嘲讽态度，如第二十三回写西门庆与宋惠莲在山子洞里苟合，一个穿白绫道袍，一个着的是貂鼠禅衣
第七十九回以后，如第八十四和九十三回所写，作者则将明褒暗贬的做法，直接变成了辛辣嘲讽
可以说，作者对佛、道教好恶立场的逆转，就浮在文字表面之上
统而观之，作者对道教的仪规确实非常熟悉，特别是对符箓派道士的作法把戏尤其精通，大约也正因此，他对道教作为宗教的欺骗性就更加洞鉴无遗
小说从上到下的元恶巨奸都被安排成道教的虔诚信徒，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对道教的彻底否定态度
这一真实的态度，在第七十九回以前一直隐而不彰，显然是为了怕犯现行政策的忌讳
比较起来，作者对佛教的情况生疏得多，直到第七十四回以前，比较详细的佛事活动描写一次也没有
如所周知，他用来攻击佛教人物不守本分、作奸犯科的情节,大多抄自他书5
但他却频繁地、放肆地讥笑着僧尼，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恶感这种情绪，显然只能来自他所生活的时代氛围的感染
以西门庆之死前后为转机，作者对道教的真实态度无所顾忌地公开暴露出来，原因当在于过去的政策忌讳已经不存在
同时，他对佛教的情况变得比较熟悉了，小说对宣卷过程的详细、生动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佛教的态度也基本改变了，从满怀敌意到变得相当友好了，这显然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金瓶梅》从开头至西门庆死前后，创作于崇道抑佛的嘉靖朝；西门庆死后的情节，创作于崇佛抑道的万历朝
也就是说，《金瓶梅》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成书过程，它的主体情节完成于嘉靖朝，尾部情节完成于万历朝
《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生平夸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二个结论
有相当多未被人注意的其他细节，透露出小说情节时间从嘉靖中期绵延到万历前期，以及小说最终定稿于万历十七年以后的消息
第十回提到花子虚伯父花太监曾做广南镇守宋代职官并无镇守之名
《明史•职官志三•宦官》载：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镇守内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至十七年，而太师武定侯部勋奏请复之，上许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中外大骇……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变，将新复镇守内臣，尽皆取回，遂不再设
据此可知，太监充镇守，为明前期普遍沿用的制度，至嘉靖八年后即九年十年间，此制始被废止；
但后来在从嘉靖十七年至十八年四月的数月间，在包括两广在内的沿边地区，又曾恢复此制，小说中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住了半年有余，就告老在家，暗扣的正是嘉靖十七年至十八年的这一历史
花太监归乡死后一年，才是主体情节的开始时间，这就表明，小说反映的明代历史的起点是嘉靖十九年这是严嵩入阁的前一年
第十二回，潘金莲报与生辰八字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时，刘瞎子算命说，今岁流年甲辰岁，运并临灾殃……两位星辰打搅
本回叙事时间为徽宗政和四年，干支为甲午，而非甲辰；本年潘金莲足岁25,上推25年干支为己已，与本回所写生年为庚辰亦不合
原来，这个甲辰乃是嘉靖二十三年的干支；由此上推25年，为正德十五年，干支恰为庚辰
嘉靖二十三年严嵩始为首辅，不久就唆杀辅相夏言，两位星辰打搅显指此
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相面时说，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官福转来第三十二回回首诗又云：常言富者贵之基,财旺生官众所知财旺生官为嘉靖末的一句社会流行语
嘉靖季年，政以赂成，入赀严氏者，即摧美官……时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旧知问以何故南归，云，我术不验,无计觅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贵，今则财旺生官矣……
第八十一回说，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
田蚕应在江南，故河南、山东大旱，实即江南大旱本回叙事时间为徽宗重和元年，重和元年前后江南并无大旱
明代江南地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受灾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万历十六至十七年
《明史•五行志一》记载：万历……十七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为平陆，浙江、湖广、江西大旱小说所写当据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十六回山东两司官员名单中的陈四箴一名遍查宋、明各史，均无此人，显系作者虚构
将这一虚构之名，和缀在小说前面的《酒、色、财、气四贪词》合看，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它们原来影射了发生在万历十七年的一个陈四箴的重大事件
于仁举万历十一年进士……十七年入为大理寺评事，疏献《四箴》以谏其略曰，……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
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此其病在贪财也
今日搒宫女，明日笞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饶身心，岂药石所可治？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曰……《色箴》曰……《财箴》曰…… 《气箴》曰……
神宗震怒之下，欲加重治，幸赖申时行竭力回护，雒于仁才仅斥为民，保全了性命
小说前面的《四贪词》，重点不在陈说四贪的现象，而在于莫贪之劝戒，实亦《四箴词》
从内容的关联来看，《四贪词》酒、色、财、气并戒，四戒同等重要但小说第一回开宗明义只拈出一个色字，大谈女色误国的道理，说明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的戒色主题，根本没有提到其它三戒
可见，《四贪词》并非作者创作伊始就已确定的指导思想
从在小说文本中的位置来看，《四贪词》不在第一回，也不在全书总目录和正文之间，而在全书总目录之前
这两点足可表明，《四贪词》乃是全书外加之物，是全书定稿之时，作者有所感而增写上去的
它和第六十六回的陈四箴一名，都成了作者定稿时，故意打上的时间印记
【注】
1《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转引自《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
2《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周先生力排万历说之非，主张《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前后；但实际上，他是新嘉靖说的强有力同情者之一
3载香港道教学院主办《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小说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为陋儒补作笔者多方考索，确认其言不诬，故此处不将这五回的内容包括在内拙文《〈金瓶梅词话〉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真伪论考》，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3、第4期
5如第八回众僧为金莲所迷，乱了坛场的情节抄自《董西厢》；第三十四回薛姑子吊死人命的情节抄自《清平山堂话本》的《戒指儿记》；第六十八回二尼姑勾心斗角争经钱后的—段文字抄改自《宝剑记》等
文章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六辑，1999，知识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