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魏子云著，台湾时报公司1981年初版)是同一作者《金瓶梅探原》(1979年)的改写，问世以来在海外汉学界有一定影响
由于人为的阻隔，我在今年秋应邀访问普林斯顿才有机会拜读现在略作评论，兼以求教
此书将《金瓶梅》叙述的北宋末年和明代末年两相对比
它指出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到宣和七年(1125年)应是八年，而小说从第七十六回到九十九回只有七年，如不算重和，则只有六年(第99页，后文引用此书只记页码，不标书名)
论文认为这是有意隐喻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和光宗泰昌元年同在1620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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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全书一百回，叙事起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迄于钦宗靖康二年即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第三十九回到七十七回止，约占全书十分之四的篇幅所叙事情都发生在政和七年(1117年)，下距汴京失陷还有十年
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发人深思第一，假如《金瓶梅》如同某些研究者所设想的那样，它有意以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隐喻明末朝政作为全书主题，为什么反而把小说重心放在处于事件边缘的政和七年，而不直接放在矛盾冲突更趋激化的以后几年？
第二，小说既然偏重政和七年到那样过分的程度，有密必有疏，在其它十五年的叙事中以无话即短的传统说书方式仅仅略去一年并不足怪
像魏子云先生那样要求在其它六十一回中，十五年每年都得占有一定篇幅，那是不合理的
小说不是二十四史本纪式的大事年表小说结尾部分在艺术上的主要缺点之一正是分散笔墨于泛泛的人事交代而不像以前那样集中紧凑
由于其中有一年没有写到，就怀疑作者有意隐喻什么，那多半只是主观猜测
叙述北宋宣和年间的半官半商的家庭故事而略去一年，一般读者无论怎么精细也不会发觉，只有经过编年排比才会发现，很难指责这是小说的不足之处
事实上它和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光宗泰昌元年同在1620年内毫无相似之处这一点将在后面再说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和光宗泰昌元年同在1620年内，牵涉到明末宫闱内幕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的一系列事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光宗朱常洛的生母原是一名宫女神宗朱翊钧宠爱皇三子福王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屡次要废长立幼而被朝臣阻挠，这就是所谓册立太子事件
君臣僵持不下，闹了十五六年(1586-1601年)才勉强解决后来又发生妖书事件(1603年)、福王之国事件(1614年)、梃击事件(1615年)和红丸事件(1620年)朱常洛即位一个月而死亡
此书认为《金瓶梅》本是一部讽喻明神宗宠幸郑贵妃而贪财好货又淫欲无度的小说，深寓谏诤之意(第114页)
此书又认为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见过部分章节的小说抄本始终未能出版，后来删去了有关的政治隐喻才在天启初年(1621年--)改写成现在所见的《金瓶梅词话》
至于它的作者，如沈德符的父亲沈自邠、会稽人陶望龄、晋江李卓吾，都有写作此书的可能《忧危竑议》(万历二十六年)以后的《金瓶梅》，可能中郎兄弟与沈德符等人有过改写的构想，终于在(万历)四十一、二年间改写成了……所谓崇祯本的《金瓶梅》，也改写在天启，梓行在天启，参预改写的人，极可能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这原班人马 (第145、146页)
此书承认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上述推测目前只是设想之词，日后将有《沈德符评传》问世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的结论大体说来就是如此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就是《红楼梦》索隐派在《金瓶梅》研究的还魂就年代的考证而论，它认为今传万历本《金瓶梅》的成书在天启初年
此书对研究者大都以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和公安三袁的有关记载作为讨论的起点，深表不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野获编》书影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它的标新立异之处仅仅在于一般学者如实地从这些记载作出各自的引申，引申可能不同，而对它们本身文字的理解并无分歧，而此书却别出心裁，认为这些记载文义不通，沈德符和袁小修故意迷人耳目，目的在于掩饰小说的政治隐射索隐的宝塔就建筑在这样误解的沙堆之上
先看记载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野获编》卷二十五: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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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63.html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刘诞白（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
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女儿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以今思之……
接着此书分析说:
这则日记的时间，记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这时，袁小修还说‘……后从中郎(其兄宏道)真州，见此书之半’
按小修从中郎真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那么，如依据袁小修的话推断，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还未读到《金瓶梅》全稿，沈德符又怎能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向袁小修抄得《金瓶梅》的全稿呢？(第47页)
作者又根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原书作者更正为十一月）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沈德符)所藏《金瓶梅》小说来，断言:《金瓶梅》的全稿最早出现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持有人是沈德符(第48页)
按，这和作者的结论：今传万历本《金瓶梅》作于或完成于天启初年自相矛盾
此书作者早在《金瓶梅探原》中就对《野获编》的记载提出质疑：
沈德符得知世上有《金瓶梅》一书，是在袁中郎的《觞政》这篇文字中，见到袁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同列为外典
这时他还没有见到《金瓶梅》一书到了万历三十四年间在京城旅店遇见袁中郎，他向袁氏打听《金瓶梅》这部书的时候，开口竟问曾有全帙否？
从袁中郎回答他的话来看，可知袁氏当时并未携有是书，既未携有此书在身边，自亦无从将此书展示于沈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沈氏怎会说出‘曾有全帙否’的问语呢？‘曾有全帙否’的问语，应是在见到此书的部分之后，才会在心理上产生出的问话否则这句话如何会问得起来呢？(第63页)
魏著的一切结论以对《野获编》和三袁有关记载的怀疑和否定作为前提而怀疑和否定实际上只集中在两句话上，即《野获编》的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和《游居柿录》：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
这两句话文从字顺，前后连贯，含意自明只有误解或有意曲解，才会发现它们前后矛盾或破绽百出
先说第一句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曾写信给董其昌: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袁宏道的书信和他寻访《金瓶梅》后段的努力，沈德符置身在三吴文人圈子里，当然可能有所风闻
因此，当他十年后和袁宏道在北京见面时，就很自然地问起他可曾得到全书
尽管沈德符连前段也未曾过目，他这样发问并没有什么不合情理
第二句，从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推论出袁氏兄弟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以前，还只读了《金瓶梅》的前三十回(第125页)，完全和不符
说的仅限于万历二十六年在真州时在此以后有没有读完全书，这则日记未加说明
因此，此书第四十七页: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还未读到《金瓶梅》全稿，沈德符又怎能在万历三十七年(1610)向袁小修抄得《金瓶梅》的全稿呢？这个质问就完全落空了
小说不是历史即使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也未必可以按照历史事实加以编年
《金瓶梅》不是历史小说，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只要大体可信就行了小说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此这差不多是常识
《金瓶梅》叙事大体上说从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到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止，前后十六年
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经得起编年的考验
《金瓶梅》对此似乎并不例外，实际上却在相当多的场合出现极其明显的差错请以《金瓶梅词话》第十回介绍李瓶儿的出身为例:
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这李氏(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太监往广南去，也带他到广南，住了半年有余不幸花大监有病，告老在家因见清河县人，在本县住了如今花太监死了……
根据同一回的交代:花二哥他娶了这娘子儿今不上二年光景，按说此时至少应该是政和五年，但上面那段引文记载的事情却明明白白发生在政和三年一个秋天月夜之前
可见小说作者显然无意于编年，无意于使它的叙述忠实于北宋的历史真实，以影射晚明万历年间的历史真实
再举非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各一例为证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武松打虎
武松将棒绾在胁下，一步步上那岗来回看那日色渐渐下山，此正是十月间天气
武松来到武大家，妇人(潘金莲)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虚度二十八岁妇人道：原来叔叔到长奴三岁事在政和二年
第二回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已经转入次年
可是第三回潘金莲回答西门庆: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政和三年时，潘金莲的年龄竟和头一年相同
第十二回刘理星替潘金莲算命，说她是庚辰年出生，实际上应该是戊寅年
刘理星说今岁流年甲辰岁，实际上政和三年是癸巳年，四年是甲午年无论哪一年都差了一大截
上面说的是书中的女主角、非历史人物潘金莲，下面再举书中的配角、历史人物蔡京为例
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按照小说的前后文编年，这一回写的是政和七年的事
吴月娘对西门庆说: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坟上去吧一来还不曾过一周
据第三十回所写，官哥出生于宣和四年戊申(第三十九回又写成丙申)，本回所写应是宣和五年的事
曾御史说是新中乙未科进士，这和第三十九回官哥丙申年出生倒是符合的，实际上这一年是壬寅
根据《宋史》之《徽宗本纪》和《食货志》，早的如罢科举和更盐钞法在崇宁三年(1104年)，迟的如纳免夫钱在宣和六年(1124年)才实行
小说把前后二十年的政治措施糅合在一年之内而讲议财利司的设立，在徽宗朝有两次，性质大不相同
一次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蔡京执政之初，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设施，皆由是出
另一次则在宣和六年(1124年),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宋史》卷一七九)
这时北宋王朝岌岌可危，军费和向金人交纳的巨额银绢使财政陷于山穷水尽地步，不得不下令减免不急之务、无名之费
小说改为罢讲议财利司，和上面第一种相关，而一行一罢恰恰相反，未免有美化蔡京之嫌
据《宋史》卷四五三本传，参劾蔡京的御史曾孝序原籍晋江，后来移居泰州小说把他改写成蔡京的政敌都御史曾布之子
曾布是著名散文作家曾巩的兄弟，江西南丰人曾孝序当时任官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小说则改为山东御史
如上所述，可见《金瓶梅》的非历史人物年代安排大体合理而有不少错乱，历史人物则经过虚构或改造，和史实颇有出入
本文并不认为这必然是《金瓶梅》小说的缺陷，而在于指出要对《金瓶梅》提到的史实进行编年，无异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此书所谓《金瓶梅词话》中写有万历朝以后的史事(第55页)，主要指的是小说第八十八回如今且喜朝廷册立东宫，郊天大赦，一定指的万历二十九年册封东宫的事了(《金瓶梅探原》第45页)以及《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重和元年与宣和元年合并起来纪年，岂不是有意地去隐指泰昌与天启这个朝代吗？(第101页)
在此书作者看来，小说写的北宋末年实际上指的就是明代末年这种模拟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不符合两个朝代的主要事实
万历末年郑贵妃擅宠，为了立太子引起长期争论，光宗实际上受精神迫害而成病，即位一个月就死亡，但是北宋徽宗和钦宗之间并没有这种争议或隔阂，他们是父子两代，不是万历到天启的三代，情况并不相似重和、宣和都是徽宗的年号，这和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父子两个皇帝的年号同在一年(实际上是万历、泰昌、天启祖、父、孙三个皇帝同在一年)怎能相比呢？北宋末年以蔡京为首的所谓六贼掌权，直到灭亡，万历时期从太子事件发生以来却找不出一个权相足以和嘉靖时的严嵩、万历初的张居正相比北宋徽宗逃避责任，提前退位时，金兵已经兵临城下，而晚明从万历去世后，天启、崇祯二朝还有二十年光景此书所说的影射和比拟只是出于作者主观想象，缺乏客观依据，难以令人置信
此书自以为已经摘下《金瓶梅》头上的王冠
它指责小说卷首由北宋卓田的那首词《眼儿媚·题苏小楼》引起的项羽虞姬、刘邦戚氏的故事是一顶戴不到西门庆头上的王冠(第109页)，像西门庆这样一位不识之无的僻野小县城的地痞，怎能与项羽刘邦并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宠戚夫人废嫡立庶的事，与《金瓶梅词话》的故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第89页)
因此它推想：《金瓶梅词话》之前，极可能还有一部涉及政治、描写情色的《金瓶梅》，那部《金瓶梅》就是一个可以戴上刘项头上那顶王冠的故事(第111页)
这里虽然谦虚地自称为推想，但实际上却是此书不折不扣的结论
本文认为这首词以及随之引申的项羽虞姬、刘邦戚氏的故事和小说的西门庆故事根本不是什么并论或比对的关系
小说无非指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教训：即使像项羽刘邦那样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情色)关，何况像西门庆那样的庸众并没有前后不相连贯的问题
此书作者应该知道，这首词以及情色二字正是话本《刎颈鸳鸯会》入话的开始
这篇话本说的是店小二张秉中和蒋淑珍私通，后惹出一场祸来，尸横刀下，命赴阴间
按照此书的逻辑，市井小民张秉中、蒋淑珍也不能和帝王并论或比对，它原本岂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影射帝后的故事了?
按照此书的逻辑，为避免直接讽刺万历皇帝及后妃和太子的故事，这首词及小说开头部分，至少在万历天启时期应该被删削，不可能流传到现在
遗憾的是明明白白题为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恰恰流传到现在，连同整个项羽虞姬、刘邦戚氏的故事在内请问，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此书主要问题已如上述，至于小说的年代和作者问题将另作讨论，这里不赘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选自《徐朔方、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