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春，刘辉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一部在兹堂本张评《金瓶梅》时，发现上有文龙手写六万余言的眉批、旁批、回评，即来函告诉我
我当时因被误诊肠癌，在医院有存亡未卜之忧，希望他将此补入我尚未付印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
他慨然应允，即将其辑录亲自送至中华书局，使我感激不尽
后他将辑录文字分别披露于《文献》杂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期，并附撰了《文龙及其<金瓶梅>评本》一文（1985年第4期），对文龙其人及其批点作了全面的探究，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
据《南陵县志》《南陵小志》及书中批语所知，文龙（1816-1886）[1]，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附贡生
他在光绪年间曾任南陵、芜湖等地知县，勤政爱民，逝世后开吊日，除文武各官亲诣吊奠外，百姓亦皆携纸捧香而至，《申报》报导者不由得感叹其贤宰官之善政其入人者深矣[2]
他的《金瓶梅》批语是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分别在南陵县署的以约小屋或芜湖县署的对我小房中批就的
这时，他已年逾花甲，有相当的阅历他为官较为规矩，也能勤政，批语中常带及审理缉捕之事
这与负才不遇，忧贫叹愁、牢骚满腹的青年才俊张竹坡批书时的境况大不相同
而文龙用以评点的底本正是与他的生活条件、处世经历、精神世界很不一样的张竹坡所批的第一奇书
因此，文龙一边评小说，一边看张批，越看越不顺眼；于是就变成了一边评《金瓶梅》，一边批张竹坡；
甚至可以说，他的批语与其说是在评《金瓶梅》，还不如说是在批张竹坡这是他的批语的特点之一
如今，假如将他的批语与张竹坡的评点相比较，可见张评是才气横溢，颇多借酒浇愁，自抒怀抱之辞；
而文批则是老成持重，下笔严正，犹似在衙门作判语，两者是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不过，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他在不作人云亦云（第六十七回批语）的追求下，也自有其特色与发明
文龙批语的一大特色是以较多的笔墨去讨论读者如何阅读这部小说，使淫书成为一部戒淫书的问题
本来，《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怎样认识小说中的大量秽笔？这是所有阅读者与批评者首先要越过的第一道门坎
历来对此的辩说都是打着先师不删郑、卫之旨（廿公《跋》）的旗号，用一句思无邪来掩盖其淫字的
一是如《毛诗序》批《野有死麏》那样，反过来理解淫诗是恶无礼也[4]，或者如朱熹说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因此《金瓶梅》写淫写恶也是可以达到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目的，对世道风化能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是从接受的角度，强调书之淫与非淫不在于文本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的不同的接受，如东吴弄珠客《序》云：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不过，生活在晚明那个上上下下弥漫着淫靡空气的社会里，文人才子们往往分不清淫逸与风流的界线，包括词话本作者、崇祯本改定者，乃至崇祯本评点者，都深陷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
他们一方面在总体的构思与人物的描写上将淫人淫事放在批判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描写或评点中，对那些不伦、不当的淫人淫事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欣羡、赞赏的口吻，结果使他们所说的淫书无邪而可惩恶的辩说，往往被冲洗得苍白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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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法五三）
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读者，乃真正看淫书也（读法五六）
这里并无论证，只是强调我看怎么样和真正读书者怎么样，换言之，淫书与否主要取决于读者的接受
从其具体的评点来看，他在重视从接受角度来看这部淫书时，至少有以下三点是非常突出的：
一是强调并具体论述了写淫都是为了深罪西门，突出了全书独罪财色，将写淫与整个社会的腐败联系起来，更加清楚的揭示了小说的认识价值；
二是从接受的角度大张旗鼓地张扬了批评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他的评点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三是不仅将写淫在道德层面上反过来看，说明小说有高度的认识价值与深刻的批判力量，而且从审美的角度上，强调要将小说当文来看，而不是仅仅当事来看，充分肯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此外，另有一点也必须指出，思想比较开放的张竹坡也并没有摆脱晚明文人的习气，同样会对小说中的一些具体的秽笔，不时发出一种赞美的声音
文龙的批语，正是在张竹坡的基础上，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了读者接受的重要性，大大地丰富了读淫书的接受理论
其第一回批语劈头就说，《金瓶梅》是淫书还是戒淫书的关键在于会看不会看而已：
《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吾故曰淫书也
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为英雄，且不如西门庆，并不可以为子为弟，直不得呼为人人皆当以武松为法，而以西门庆为戒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
其后，他多次谈到了读者接受方的重要性，如第五十三回回末批语谈到，假如认为《金瓶梅》作为一部淫书，阅读后造成倾人家国，带肉骷髅而殃及子孙，伤及性命，以至腰中仗剑，笑里藏刀等等，是皆言其末而未探其本也
其本则在于读者本身被色惑乱，不是《金瓶梅》误人，而是自误于《金瓶梅》也（第四回回末评）
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
至最后一百回回末评又强调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细缚，说：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
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
既不同《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
显然，文龙比之前人更加重视读者的接受问题，反复表露了作品最后决定于读者的思想假如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有以下两点发展：
第一，注意读者在阅读、认识作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心理结构他所说：
故善读书者，……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此可谓能看书者矣（第一百回回末评）
这里所说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云云，实际上已接触到现代美学所说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或前结构；而他所说的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云云，也即近乎现代所说的二级阅读阶段
第二、他心中的读者不是如张竹坡那样主要指批评家我，而主要是指向我之外更为宽泛的一般读者，并注意区别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效果就《金瓶梅》一书而言，他说：
谓此书为淫书者以此，谓此书不宜看者亦因此……阅至此回，详细追究，不觉哑然失笑
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见之闻声而喜，见影而思；当时刻防闲，原不可使看此书也
即佳人才子小说，内有云雨一回，交欢一次云云，亦不宜使之寓目只有四书五经、古文、《史记》，详为讲贯，以定其性情
迨至中年，娶妻生子，其有一琴一瑟，不敢二色终身者，此书本可不看，即看亦未必入魔
若夫花柳场中曾经翻过筋头，脂粉队里亦颇得过便宜，浪子回头，英雄自负，看亦可，不看亦可
至于阅历既深，见解不俗，亦是统前后而观之，固不专在此一处也，不看亦好，看亦好果能不随俗见，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后，正不妨一看再看
看其不可看者，直如不看，并能指出不可看之处，以唤醒迷人，斯乃不负此一看见不贤而内自省，见不善如探汤，此《诗》之所以不删淫奔之词也（第二十七回回末评）
文龙于此对各类人员不同接受的判语是否得当，自可讨论，但其强调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的精神，无疑是比前人说得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了他的这些批语应该说是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但是，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文龙的接受观与张竹坡的接受观并不是在一条道上跑的车，关键是对于接受者我的理解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这不仅是在于对于读者我的范围指向有着宽狭之别，更重要的是，张竹坡的路数，是从怪杰金圣叹那里来的，不但所用的口气活如金圣叹，而且其放诞不经、自抒胸臆的作派也如金圣叹
文龙则回归正统，更接近朱熹等评说《诗经》淫诗的路数来评说《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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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承认《诗经》中写了不少淫乱之风，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那些淫诗 怎么可理解为思无邪呢？
至于《桑中》《溱洧 》之篇，则雅人庄子有难言之者矣
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且尽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
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吾警惧惩创之资邪？
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初也[5]
看《诗》大体要得无邪，盖三百篇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耳，不是言作诗者皆无邪思也[6]
熹看来，《诗》三百篇其说好底也要教人思无邪，说不好底也要教人思无邪[7]
如文王之诗，称颂盛德盛美处，皆吾当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当戒，是使读《诗》者求无邪思[8]
朱熹理解淫诗无邪的主要逻辑是，既不必考虑作者铺陈淫乱之事是以有邪之思作之，还是以无邪之思作之；也不要考虑文本是说好底，还是说不好底；
关键是要反而得之于我，读者我若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开卷都有益，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读了那些铺陈淫乱之事，也可作为警惧惩创之资
这样《诗》三百篇，不管写淫与否，读后都会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要归不出于正概言之，淫诗之所以可认为无邪，关键在于读者我自己
而朱熹所说的我，是要以无邪之思读之，先诚其意而后读之，也就是说，这个我是要在儒家先圣之道为规范的思想指导下去阅读，以无邪之思去读，这个我是大我；
而金圣叹、张竹坡所说的我，是小我，是个人一己独立、自由的我，所以金圣叹他们的接受与批评，在论者看来，是连篇累牍，纵其胸臆，只是恣一己之私见而已[9]
文龙是走朱熹之路，要求读者与批者在儒家规范思想指导下，看书时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第一百回回末评），一归于正统
正因此，文龙对于随心所欲，肆意驰骋的张竹坡的批评就看不入眼，不时作出尖锐的批评了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吴月娘、孟玉楼、春梅等一些人物的评价上
吴月娘这个人物形象，小说作者无疑是将她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
张竹坡则学习了金圣叹评《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的作派，用一些过高的标准，凭自己的想象，把吴月娘骂成千古第一恶妇人
这从文龙看来，显然是期望太深，用男子所不能行者，而求备于妇女
假如用儒家评价妇女最基本的标准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的大处来看，吴月娘应该还是一个贤妇人：
观人亦需论其大处妇人之所最重要者，节西门死后，月娘独能守，较之一羣再醮货何如乎？
赞美妇人者，但有从一而终，守贞不二之语，则以前所有处分，皆可悉予开复矣
妇人之所最忌者，妬西门生前，月娘独能容否则，内哄外斗，上下不安，投井悬梁，诟谇不已
目所见而耳所闻，真能举数也必如是而始谓之贤乎？《诗》之美后妃也，亦不过不妬嫉三字而已
批书者何期望月娘之大，而责备月娘之深也（第十八回回末评）
再看文龙对于张竹坡高抬春梅也十分不解，讥其目光直不可尺计（第五十八回回末评）
其实，张竹坡高抬春梅是从人物的性格着眼，多处赞其心高志大，气象不同（读法十七）云云，而文龙的批评是站在儒家的道德高度来衡量春梅的
在他看来，春梅在西门家中，由于潘金莲之纵容，亦由于西门庆之宠爱，故亦非安本分之婢；
论其性情，骄而自负，傲而难训；论其行为，淫等于金莲，狠同于桂姐（第九十回回末评），这就不难理解他要指责张竹坡就如潘金莲、西门庆一样，又一纵容、宠爱春梅者也（同上）
可见，文龙与张竹坡分歧的要害就在于：接受者持什么接受器去接受？是坚守儒家正统的道德标准去接受，还是用其他思想工具去包容？
《三冈识略》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529.html
从文龙的整个批语中，都可见这位县太爷是坚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但这并不妨害他在批评小说时也是有艺术眼光的，特别是在认识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方面自有他的识见
他说，《金瓶梅》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即完全来源、忠实于生活；然而，其人其事又是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第一百回回末评）
此论将小说中的人与事既看成极其现实的、世间常有的，而又看成自古及今、普天之下极具普遍意义的他在第六十三回回末评中又说：
此书好处，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
此实绝非真情，全非正理，而天下确有此等人，确有此等事，且徧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胜浩叹哉！
这就进一步指出，书中那些普通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人事，又具有一定的特殊个性
事实上，文龙是非常注意揭示《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人和事的具体个性的，如其论人曰：
作者于有意无意之间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性情，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是在明眼人之识之而已
或谓《水浒传》写一人有一人（按：缺人字）身份，《金瓶梅》亦何独不然哉！金之薄，瓶之柔，梅之傲，皆妇人本性，与男子不同，是在其为夫者刚克柔克耳（第七十七回回末评）
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婿家奴无别；花家亦称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冯家自是妈妈，市井之气未除，岂当时之习俗如是乎？
至于此回，出门玩是坐轿，回家又要步行；同送娼妓回家，直欲妇女嫖院；婢子邻家吃酒，官人门首开筵；上房即可谈经，大门何妨问卜，不解此皆是何规矩礼节也（第四十六回回末评）
于此可见，文龙对于《金瓶梅》中事件描写和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是何等重视！
在整部书中，他剖析人物形象相当细致，并注意阐发其典型意义，尤其是第七十九回对西门庆这个反面的艺术典型的评论十分精彩他说：
《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
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
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
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为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对于小说中的反面角色，崇祯本的评点者已朦胧地感觉到潘金莲这个淫妇也有其美的、令人心动的一面
不过，他的这种感受使人分不清是来之于她的肉体色相的诱惑还是由于艺术创造所给予评者的美感
张竹坡学习金圣叹而懂得把小说要当作文来看而不能只看它的事，也就是对于像西门庆、潘金莲这类反面形象，不能当作生活中的坏人来看，而是要认识到这是文学所创造的一类形象，应当作为审美对象来欣赏
但张竹坡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到文龙，则能比较清晰地能将西门庆这样一个反面角色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来看待了
他清楚地知道，假如就张竹坡所言的事来看，西门庆是一个势力熏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第三十五回回末评）
他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曾说：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第七十九回回末评）？
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第六十八回回末评）这就是说，从社会道德观来看，像西门庆这样一个恶棍，该死该杀；
然而从艺术典型观来看，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口中、目中、心意中，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于此可见，文龙对于人物典型的艺术价值，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已经真正懂得了审丑为美的道理，这在中国古代的审美史上迈出的值得令人注目的一步
《竹坡闲话》书影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529.html
文龙在边评《金瓶梅》，边批张竹坡时，以为张竹坡的阐释和批评主观色彩太浓，以致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大失公道因此，他大声疾呼文学批评应当有一种正确的、客观的态度他说：
未批书常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
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第十八回回末评）
看书要会看，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斯为会看书者矣
虽日置此书于其侧，亦何害哉？否则烧之，便（可）（第二十七回回末评）
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第二十九回回末评）
至若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此其害甚大，因其先有成见也
加之爱欲其生，恶欲其死i又复爱不知其恶，恶不知其美，家庭之间，尊长如此，卑幼无容身之地矣
官场之内，上宪如此，属下无出头之时矣作者道其所道，原未尝向我道也
阅者但就时论事，就事论人，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然后可以落笔（第三十二回回末评）
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亲，致贻阅者之讥，而以醉雷公呼我也（第八十九回回末评）
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与原则等问题，自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以后，鲜有作系统、认真的论述
文龙在批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有的放矢，看来是作过一番思考的概括以上所论，他提出了小说批评当追求两个境界：一曰真，二曰细
二、临文时要心入书中，悉心体会，看到骨髓里去；又要能置身事外，保持距离；既要进行主客体的交流，又要保持主客体的平衡；
三、要坚持原则，准情度理，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也不可故示翻新，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或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
四、要有一种公正的批评态度和良好的批评情绪，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心要平，气要和以上这些，是文龙有感而发，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一般说来，都在理上
但仔细想来，与刘勰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嵝，酌沧波以喻畎浍
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也相差无几
若结合到具体的批评实践，真正能批评得真而细，恐非易事就文龙的批评来看，有时与张竹坡相比，也只是五十与一百步之差而已
比如就批评孟玉楼而言，张竹坡出于对她的怀才不遇的共鸣，给她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她是真正美人，乃至是作者自喻，这固然渗透着浓烈的个人因素，
而文龙故意作对，说她是阴险、金莲之恶，全是玉楼足成之、欲杀月娘（第二十九回回末评）等等，实际上都远离了他自己提出的不可悖理、不可过刻的原则，其评价与所谓客观公正的真，差之远矣
记得文龙在评月娘时，强调要论其大处妇人之所最重要者，节，不能期望太深，责之过严
而评孟玉楼就不从大处来看了孟玉楼尽管嫁过三次，但都是明媒正娶，光明正大，过门后也守贞节，从不淫乱，如今却揪住她误嫁匪类及因在复杂的家庭矛盾中巧于周旋、避凶趋吉而深文周纳，罗织罪名，这样的批评，何真之有？
在这里，我无意否定文龙所提出的那些批评原则，也无意苛求文龙要真正做到其批评的客观公正，而只是要说明文学批评在所谓科学派与表现派之间真正划清一条界线是困难的
绝对科学、客观、真实的批评是不存在的它必然带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乃至不同经历的各个批评家的主观色彩
只是其主观色彩显得多少不等，侧重有异而已批评之难，恐怕不仅难在能提出明确、公正的原则，而更难在怎样具体地去实践这些原则吧？
2020．12.22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529.html
本文作者 黄 霖教授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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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86年4月3日《申报》载南陵县大令文禹门龙年逾古稀，可知其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1886年7月5日《申报》又载文禹门大令龙今春因病卸篆，侨寓芜湖西门内铁锁巷，后延医调治，药石无灵，延至上月廿八日已时仙逝
[3]《谭献日记》补录卷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