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辉：也谈《金瓶梅》的成书和「隐喻」──与魏子云先生商榷

读了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刊登的徐朔方教授和台湾魏子云先生讨论《金瓶梅》的大文之后，获益非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尤其编者所加接语，言简意赅，语味深长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感谢他们为海峡两岸《金瓶梅》研究同仁提供了这一宝贵园地，不仅推动了对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深入研究，而且沟通了分居两地的炎黄子孙的情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试如徐朔方先生所言：「盈盈一水间，脉脉而能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因此，我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这一讨论的先是承魏子云先生，请张远芬同志转寄给我由他亲自题签的发表在台湾《书目季刊》第19卷第3期的新作：〈屠本畯的金瓶梅跋〉，对拙文〈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提出不同意见，我一直没有作答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此文有三个标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一、刘辉论屠本畯〈金瓶梅跋〉的主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二、我请教刘辉的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三、研究《金瓶梅》应以大局立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第二个标题下面又有两个小标题：《金瓶梅》怎会是嘉靖间作品？《金瓶梅词话》有三种刻本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40.html

全文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发表了意见故本文亦从《金瓶梅》的成书谈起，略陈管见，就教于魏子云先生

在没有讨论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申明：即魏先生在〈屠本畯的金瓶梅跋〉中曾说：

「刘辉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有三种刻本的理由是：他的初刻本，就是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刊的《金瓶梅词话》

这个刻本的特点有二：

一是坊贾看到有利可图，很可能是拼凑抄本，匆匆赶刻，未经或者说来不及请文人作者修改写定：

二是只有弄珠客序而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

按：刘先生的这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话，然后再根据我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的论断，遂据此作推想

要不然，刘先生凭什么说是『书贾看到有利可图』，又说是『拼凑本』『来不及请文人作家写定』？

像这种援用别人的话推想来的说词，是无法用于学术研究上的」1

遗憾得很，由于海峡两岸至今未能通邮，魏先生的大着《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原貌探索》，虽早已闻名，至今仍未得读

在我1984年所写的文章中，怎么可能根据魏先生大着中的「论断」，「遂据此作推想」呢？

待1986年初，收到魏先生的大文后，我才千里迢迢跑到徐州，在远芬同志处看到这两部大着

手头无书，难以校覆，本文在转述魏先生观点时，若有疏漏，还希鉴谅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涉及抄本的流传情况，又关系刻本的嬗变经过，虽经几代学者矻矻探索，迄今仍然诸说并存，难成定论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所有研究者，无不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关《金瓶梅》的一段记载，作为他们探索《金瓶梅》成书过程的一个起点

这正是魏子云先生在〈学术研究与批评─请教大陆学人徐朔方先生〉一文中所摘引的一段，原样迻录如下：

……丙午（万历三十四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中道）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傅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因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魏先生接着说：

鲁（迅）、吴（晗）、郑（振铎）这三位大家，……便是依据了这段话中的「又三年」以及携归抄稿，有友劝他卖给出版商他不肯，却也「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文词

郑振铎且感于此一问题不与《金瓶梅词话》的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序言相合，遂又认为《金瓶梅词话》是后来的北方刻本，「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一本在前，出版于万历三十八年

此一问题，请问徐先生，难道鲁、吴、郑三位大家连《万历野获编》的文辞，也读不通么？

应是《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有问题罢！

我想，无论任何人读了上述《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都会认为《金瓶梅》在万历三十八年间已有刻本了（见《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页87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笔者）

我与魏子云先生的分岐，恰恰始于此

魏先生认为「《万历野获编》的那番话，漏洞百出，难以为据」2

「我认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论及《金瓶梅》的文辞，颇多漏洞」而且是不是出自沈德符的手笔，也表示怀疑：

「《万历野获编》梓行最迟，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刻本行世沈这篇论金瓶梅之文是后人伪托而附纂，也是大有可能的」3

我的看法与之相反：

沈德符这段话，文通字顺，毫无不合情意处，只要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剪裁，亦无任何漏洞可言；沈德符的这段记载，又见之于《分类野获编摘录》，显为沈氏所作，无可置疑现分述如下

一、鲁、吴、郑对此段文字确有误解，原因不在于「三位大家连《万历野获编》的文辞，也读不通」，而是断句失误所致，包括上引魏先生的标点在内

关键出在「因与借抄挈归」这几个字上

此处正确的断句应为：「……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借抄是一回事，挈归又是一回事，在时间上相差数年之久

由于三大家不了解沈德符向袁小修借抄《金瓶梅》之后，并不是这一年就挈归了，所以，才错误地推论出有一个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挈归带到南方苏州，是万历四十一事，「马仲良时榷吴关」一句可证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研究上的贡献，正在于从民国《吴县志》查出了马仲良（之骏）任吴关─浒墅关─榷部，其时在万历四十一年

康熙十二年刻本《浒墅关志》记载最为详尽可能浒墅关钞是个肥缺，每任皆以一年为限，绝不可连任

万历四十年为张铨（平仲），四十一年为马仲良，四十二年为李佺台（为舆）

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逐渐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研究也必然越来越缜密怎么可以以后人研究中的失误，作为判断沈德符记载漏洞百出的证据呢？

其实，这类的失误，任何研究大家，都在所难免既然是讨论《金瓶梅》，我们不妨以这方面的研究为例

譬如，郑振铎先生对欣欣子序中的一段话，就判断有误：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赵居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郑先生说：「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4

《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最早见于《国色天香》，是书有万历十五年序刊本，说万历间始盛传于世是有根据的

至于说到《如意君传》也是在万历间始盛传于世，则不能成立了

原因是郑先生不了解死于嘉靖十九年的黄训，已经读到了小说《如意君传》，而且写下了〈读如意君传〉一文

此文就收在嘉靖四十一年刻本，黄训所著《读书一得》卷二假如郑先生看到这部嘉靖刊本《读书一得》，我想是不会出现这个失误的

再如廿公跋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是这样断句的：「《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魏子云先生的标点与之不同「《金瓶梅》传为世朝时一巨公寓言，盖有谓也（应为：盖有所刺也─笔者）」5

表面看来，似乎两种断句皆可，实则毫厘之失，千里之差前者的语气是肯定的，就是嘉靖时一巨公寓言；而后者则是相传

如果明确廿公之说本原于屠本畯的「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那么，一眼就可看出前者明显有误，而魏先生为是

难道，我们能够以这样的研究失误，来责备廿公吗？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够以后人的研究中的失误，就断言：「应是《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有问题罢！」

二、魏子云先生认为沈德符说他从袁小修处借抄了《金瓶梅》全书，不合情实，因此发出了「万历三十七年间袁氏兄弟手中就有了《金瓶梅》全稿么」的疑问，并以袁小修的日记与之印证：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

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摸写女儿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据此，魏先生说：「试观这段，并未提到他阅及全书，若已读到全书，怎么还会说：『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呢」？

袁小修的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忆思白言及此书」，并追忆万历二十六年在真州时，已见到此书之半

说不定这是他第一次读到《金瓶梅》，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之前仅仅是听董思白告诉他此部小说「极佳」，「予私识之」，故特别记载下来

至于他以后何时又得到全书，袁小修没有记，今人又何必强求？

设若有人独具慧眼，从袁小修的这段日记中，看到了袁小修已经向人们透露出他在万历四十年还没有得到全书的信息，那么，魏先生的指责和疑问就可以成立

抱歉得很，丝毫觉察不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半点也没有！

恰恰相反，从袁小修对《金瓶梅》的评论来看，是他看到全书之后才可以写出的，否则他不会说得如此全面

魏先生又以谢肇淛的〈金瓶梅跋〉相印证：「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然后接着说：

「谢肇淛与袁宏道是同年进士（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与袁中道（小修）也是好朋友

那么我请问徐朔方先生，袁小修如在万历三十七年间就有了《金瓶梅》全稿，谢肇淛还会在万历四十一年之后，说『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还在期待『未备』的『十其二』么？」

这里，又把万历三十四年前的事情，拉到了万历四十一年之后

因为谢肇淛从袁中郎处「得其十三」，其事在万历三十四年前

袁中郎于是年写给谢肇淛的信可证：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金瓶梅》料已在诵，何久还也？」6

从「久还」一语来看，很可能借去不止一、二年了怎么可以万历三十四年前的事，拿来印证之后几年发生的事？岂非真可未卜先知？

谢肇淛同袁小修一样，也在追忆往事，只不过他追忆的是自己得到《金瓶梅》抄本不全的前后经过

从时间上说，从袁中郎处「得其十三」在前，从丘志充处「得其十五」在后，根本不是发生在一年的事情

至于他为什么未得到抄本全书《金瓶梅》？何时又获得？谢肇淛没有说，又何需今人主观臆测呢？

谢肇淛九泉有知，他一定会悔恨自己的跋语未写成详记干支月日的流水账，害得三百年后为他的记载「阙所未备」而聚讼纷纭

其实，谢肇淛从袁中郎处「得其十三」，是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从董其昌处借抄的上半部《金瓶梅》

万历二十四年袁家仅有抄本不全《金瓶梅》，不等于十几年后的万历三十七年袁家还未有全帙

看来，无论是袁小修，还是谢肇淛，他们都不能为魏子云先生否定沈德符的记载而站出来作证的

三、沈德符这段有关《金瓶梅》的记载，不仅见于《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而且《分类野获编摘录》亦收此条

《摘录》有明刊大字本，显系出自沈氏原稿，可为魏先生是否出自沈德符之手笔释疑

四、有关《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刻经过，笔者已在〈金瓶梅版本考〉〈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文中详加论证，不再赘述

不过，魏子云先生一再向我发出质问：「《金瓶梅》怎会是嘉靖间作品？」

并说：「刘辉先生论定《金瓶梅》是嘉靖作品，……仅据一言词组而遽下结论！此说自难成立」7

对此，我不能不作简略的回答

我是一向否定《金瓶梅》是嘉靖大名士所作的，我曾说过：

「于是《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一说，影响数百年，几成定论即如今人，亦有笃信不疑者

平心而论，其责任不在屠本畯，也不在沈德符，因为，人们恰恰忽略了至关紧要的两个字：屠说『相传』，沈云『闻此』

『相传』和『闻此』意味深长而又非常显近，它启示我们：早在万历年间，屠本畯已经无法指出《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了

因此，不从《金瓶梅》小说本身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内证），而是光在作者问题上兜圈子，难免要走进死胡同

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真是王世贞，或者是嘉靖间的一位大名士，为什么出生在嘉靖年间的屠本畯会一点不知道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富有启迪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吗？」8

具在，读者可以复按

应当说明的是：《金瓶梅》虽不是嘉靖大名士所作，但有关《金瓶梅》的故事，却早在嘉靖以前就广泛流传于民间了

具体到它的成书年代，其上限应在正德末年，《金瓶梅词话》在不少回中借用和抄录了小说《如意君传》可证，而现存活字体《如意君传》为正德十五年所刻，也是确凿无疑的

其成书下限，又不得晚于隆庆末年，其时社会上已经有抄本出现，王宇泰出重资购得的抄本二帙《金瓶梅》，就在斯时可证

我的看法自然与魏子云先生的观点迥然不同，这就与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金瓶梅》一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第一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借宋代而实写明事，人所共认

称《金瓶梅》为有明一代之百科全书，一点也不过分

上至朝廷权臣，下至市井细民，各色诸相，尽数其内，是故历来的《金瓶梅》评点家，皆谓之「世情书」

魏先生说：「我说《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这说法并非我的创意」

其实，何止是政治讽喻，宗教，经济，乃至于风俗就没讽喻在内吗？问题在于什么叫「政治讽喻」？

《金瓶梅》政治讽喻的具体所指是什么？这正是我与魏子云先生商榷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先请看魏先生的观点：

我想，凡是读了《金瓶梅》（词话）的人，如略加思索，都会感于它是一部有所刺的作品，非有所美也

它刺些什么？我们当然要从作品中去寻找隐喻读过三百篇的人，应该了解诗序之所谓「美」「刺」何所在？

盖「刺」者，则隐喻乎字里行间也

那么，当我们发现到《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中的入话，刘邦宠戚夫人有废嫡立庶的故事，意楔不入西门庆的身家兴衰，自然会去联想到欣欣子说的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的「有谓」于「时俗」的「寄意」

又怎能不联想到当时万历皇帝的宠郑贵妃，闹出来的迟迟不立储君的事件？

当我们读到了「花石纲」的描写，又怎能不想到明神宗于万历廿四年实施的矿税恶政这岂不是极明显的「寄意于时俗」乎！……

一九八三年五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写得像个皇帝事实亦为此……

读到这里，方才悄然大悟，原来魏先生所说的「讽喻」，就是「隐喻」，「隐喻」什么呢？

小说中的西门庆形象，「写得像个皇帝」，加上「宠郑贵妃」，「迟迟不立储君」，不消说，只能是明神宗朱翊钧了原来为此！

为了免去「未能去全面了解我研究《金瓶梅》的论据整体」之嫌，恕我大胆地的为魏先生有关《金瓶梅》研究的大着宏论，包括《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原貌探索》在内，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金瓶梅》是一部为影射万历朝三大案（郑贵妃、太子、红丸）而作的小说

魏先生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也好，为它编年也罢，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进行的，或者说为这个观点服务的

我这样概括是否准确，还是用魏先生自己的话去验证吧！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引述刘、项之与戚夫人、虞姬的「豪杰都休」等事；特别是戚夫人的要求废嫡立庶事

对万历一朝来说，它显然是影射神宗的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

更可以说是明喻、明指，已不止是影射与隐指关于这一点，应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9原来「隐喻」就是「影射」！

小说是艺术创作，允许作者虚构

它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写实性的报告文学这是三尺童子皆知的常识

如果拿典型概括后的艺术形象，和真实人物作简单的比附，或者确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影射某某人，

用这种方法探求作品的「隐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其结果也必然是穿凿附会，漏洞百出，而无法自圆其说这种方法，在小说研究史上，也确不是魏先生的独创

就拿《红楼梦》研究来说吧：认为《红楼梦》就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或者说书中所有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他们竟是这样探求《红楼梦》的「微言大意」，这一派人们统称为「索隐派」

曾几何时，这种影射说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因为他不符合《红楼梦》作品的实际

魏子云先生的影射说，正是这一索隐派的翻版

说《金瓶梅》影射万历一朝三大案，读过词话本人，究竟有多少「略加思索」后，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我没有调查过，没有发言权

但就个人感受而言，虽粗略翻过几遍，几经苦思冥想，也无法和三大案联系一起

就以主人公西门庆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对财色贪得无厌、势利熏心、粗俗透骨的市井形象，在他身上丝毫我不出半点皇帝的影子

他在权贵面前，那样的腆颜谄媚，追求的是一个「权」字，这与封建社会拥有至高无上权势的皇帝老儿，那有半点相似之处呢？

至于「读到了『花石纲』的描写」，就要想到万历二十四年实施的矿税恶政那么，《水浒传》也写了「花石纲」，请问，这又要想到那个朝代的什么恶政呢？

如果把「隐喻」理解为非为所美，尽有所刺，《金瓶梅》仅仅是暴露，这个看法也是不全面的

产生《金瓶梅》的时代，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金瓶梅》正是多侧面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

一方面是封建官僚机构的窳败不堪，另一方面是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而商人为获得生存和发展，又不能不与封建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破落浮浪子弟西门庆，短短几年，竟然家产万贯，作品写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怎么能够说《金瓶梅》仅仅是刺呢？仅仅是一部暴露小说呢？

至于什么是编年体小说？如果按照正史的前后顺序严格排列，大概只能写出正史的本纪和《通鉴》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而永远创作不出小说

所以，《金瓶梅》是不是一部编年体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论但是，魏子云先生所以特别强调《金瓶梅》的编年，是与他认为《金瓶梅》影射万历三大案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三大案曾延续数十年之久，包括删立、妖书、之藩、挺击、红丸、移宫等一系列事件在内

有些事件，为红丸、移宫，并非万历朝事，而是发生在泰昌、天启年间

加之《金瓶梅》敷衍的宋事，发生在政和、重和、宣和年间，内又恰有一年改元，于是魏子云先生就认为这是影射万历四十八年的泰昌、天启改元：

「《金瓶梅》的作者，是把重和与宣和合并在一起来纪年的这种情形，要不是有意的在隐指泰昌、天启，又怎会如此巧合呢？」10

由此而出发，魏子云先生把所有记载《金瓶梅》的史料，词话的刻本都推迟到万历四十八年之后

譬如沈德符的这段记载，明明说「丘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丘指丘志充，旋则刚刚之意也不久出守去，系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丘志充，知河南汝宁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说明沈德符的这条记载写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刚过无疑

而魏子云却说丘「自万历四十八年调任河南汝宁知府」，11他有没有查《明实录》先不说，此处推后一年也不必说，

奇怪地是，他抓着「不知落何所？」这一句，硬说是指丘志充「到了天启七年，却因贿赂案触法被捕」，「这么一看，沈德符的这句『此书不知落何所』，有了根据了

若从此一事件推想，那么，沈德符写于《万历野获编》中的这段论《金瓶梅》的话，应写在天启七年之后」12

此一「推想」不要紧，时间又推后了七年

如果按照魏先生的这种巧妙的演绎法，沈德符为何不说「丘旋遇难，此书不知落何所？」

问题的本质在于：沈德符已经明确说了「吴中已悬之国门」，假如在万历四十七年之前刻本《金瓶梅词话》已经问世，那么，他的影射万历四十八年之说，就全都落空了

但是魏先生顾了这头，却忘了另一头，沈德符的「吴中已悬之国门」之记载是紧接着「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之后的「未几时」

这正是万历四十一年后的「未几时」，如果是到天启七年，相隔十几年之久，还能说是「未几时」吗？

魏子云先生所以极力否定万历三十七袁氏兄弟就有了《金瓶梅》全稿，也是因为此说与他的影射万历四十八年说对不上拢

设若万历三十七年有了《金瓶梅》全书，却能从中看出万历四十八年的史实，岂非痴人说梦？

然而，魏先生抓住了这一点，又忽略了明代其他人的记载

退一万步说，就算沈德符说的不合情实，不足信，那么屠本畯在万历三十五年说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又当为何解释呢？

是不是也不可靠？还有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他不也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吗？

承魏先生过奖，认为我说此跋写于万历四十四年「此说可信」

恕我声明：此说并非笔者独创，而是援用马泰来先生之说，笔者无意掠美，附志于此

既然魏先生也承认万历四十四年社会上已有保存完好的《金瓶梅》全书，那么，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之事，又怎么跑到万历四十四年写好的小说中去影射呢？

一再声称「我却是每一立论都是基于全局发展出的」魏子云先生，13我不能对此表示怀疑了

总之，影射说的结果，使魏子云先生陷入了自己创立的理论困境，漏洞百出而又不能自圆其说

明明现存《金瓶梅词话》存有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金瓶梅词话》最早刊刻于是年，这是海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事实

唯有魏子云先生力排众议，武断地说：「所以我敢肯定的说，万历丁巳叙的《金瓶梅词话》，其成书年代，最早绝不会上越于天启元年说来，这应是一个肯定性的结论」14

一方面他又肯定万历四十五年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万历三十八年刻本（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他又「豁然想到这部《金瓶梅词话》，必是后来的改写本」15

既然是改写本，那么前面必然还有一原本了，两说自相矛盾

一方面他认为《金瓶梅词话》中「明喻、明指」万历朝事；另一方面他又说：「必然已把原有的那些关于政治讽喻的隐指，都一一改写修改了」16

揆之常情，既然明喻、明指皆无保留，又怎能把隐喻、隐指给删去呢？相互抵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明明指责沈德符的记载有不合情实者十处之多，然而在自己的大着里，又处处引用沈德符的话，为自己的立论作证，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呢？大概只有魏子云先生一人明白了

不是从前人的记载中，广参博稽，认真验证，而是先有一个主观意念，然后削足适履，任意剪裁，合己意者，一一摘录，拿来就用，曰：可信；不符已意者，则随意曲解，曰：不合情实，大概正是这样的态度，使魏先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吧？

魏子云先生在〈屠本畯的金瓶梅跋〉一文中结尾说：

「大陆方面的学人，从事全书研究，则往往急功于立大说，却忘了井蛙所见之天小噢！」17

魏先生大文，主要是批评我的文字，承魏先生垂青，撰文商榷，即有讥讽，亦不必过多计较，但不知为何把「大陆学人」包括在内

后生小子，立志于研究《金瓶梅》是事实，至于什么「急功于立大说」，则唯有敬谢不敏了

人贵自知之明，笔者深知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所以宁肯像井蛙一要，躲在小天地里认真读点书，却不敢书未见或未认真一读，就大发宏论，类如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竟然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说成是「改写在天启，梓行在天启」，就是明显的一例

如是，所目之天，骤然变大否？敢情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