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东伟:​道德“悬置”与精神迷失:论《金瓶梅》的佛道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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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去圣适俗的商业色彩、世俗性与超越性的隔绝,以及小说人物无关道德的宗教态度,使《金瓶梅》的佛道书写呈现出道德悬置的价值倾向

围绕人性欲望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与纠葛,《金瓶梅》展现了一派道德悬置后的众声喧哗,因果报应、命运天定、养生节欲等佛道观念在人物命运故事中被重新审视,也被赋予多重含义,表现了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
小说的空幻结局,昭示着小说家在儒家伦理道德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惘,它是晚明士人清醒认识人性之恶循环不已之后思想无所指归的时代表征,它的背后是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丧失

关键词:金瓶梅;佛道书写;道德悬置;众声喧哗;精神迷失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金瓶梅》的佛道书写是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宇文所安视绣像本《金瓶梅》为一部宗教文本,认为佛教精神构成了《金瓶梅》欲望书写和叙事结构的大背景;[1]钟来因则提出不了解道教,则无法了解《金瓶梅》[2]
现代以降,鲁迅、吴晗等学者均关注到《金瓶梅》中的佛道书写;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更为丰富和深入,并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佛道书写对《金瓶梅》文本结构的影响,[3]学界于此颇多共识
二是佛道书写对《金瓶梅》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4][5]这方面的研究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旨在表达追求快乐的生命哲学,佛道的节欲、色空观念并非小说家生命思考的真实心态的表达,只是意识形态化的宗教俗套;[6]
有学者认为佛道书写是《金瓶梅》思想内蕴表达的重要维度,体现着小说家对人生欲望的多维思考;[7]
也有学者提出《金瓶梅》中的佛道书写旨在劝惩,小说家带有明显的宗教情结或劝世倾向[8]
在我看来,上述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金瓶梅》佛道书写中的圣、俗隔绝,即着重于佛道二教世俗利欲性的渲染,而对其超越层面的叙述点到即止,
这种书写倾向实际上消解了佛道伦理观念,呈现出道德悬置的价值倾向[9],实际上将三教合一的对话基础由道德置换为欲望,从而使小说家得以借助欲望世界的建构,展开三教关于生命存在的对话,[10]
营构叙事文本众声喧哗的丰富内涵,但小说结局中,小说家借助佛道空幻观念解释众生的做法又透露出无所指归的精神迷失

《金瓶梅》会评会校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一、《金瓶梅》佛道书写的道德悬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宗教伦理包含世俗性与超越性两个层面世俗性,是宗教处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安定有序的生活于现世并信仰、实践宗教的基础;
超越性,是宗教引导人们超越自我和现实世界,与神之永恒性和彼岸相联系[11]
宗教伦理的世俗性与超越性内在一致,世俗性是超越性的基础,世俗信仰实践是导引信徒至于超越境界的途径
对宗教由此岸达至彼岸伦理联系的漠视,本质上也是对宗教伦理道德的漠视
由世俗性达至超越性的纽带是信仰者在世俗生活中的宗教道德践履,但《金瓶梅》并未着意于此,而是着重展现佛道去圣适俗的商业色彩、利欲诉求和小说人物无关道德的多样化的宗教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佛道世俗性与超越性的隔绝,透露出小说家悬置道德的价值倾向
《金瓶梅》侧重表现佛道活动的商业性,淡化了宗教的伦理道德色彩与神圣性
《金瓶梅》叙写了大量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佛道法事和讲唱活动
佛道法事突出表现于丧葬活动中,如李瓶儿死后,西门庆请徐阴阳为她批书,请僧人念倒头经,请僧道建念经、斋供、拜忏、建水陆道场和做高功等
小说也叙及西门庆为护佑官哥而在玉皇庙进行的斋醮法事,为疗救病重的李瓶儿而请潘道士坐坛驱鬼和祭本命灯的法事,等等,
它们体现着佛道对民众生活的深广影响,也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即便道徒本身拒绝收钱,但受惠者也大都以银钱其他替代物酬谢
而王姑子和薛姑子等一干尼僧时时至西门内宅的讲唱、宣卷,是教义的宣传,更是赚取财物的商业活动
实际上,在小说家看来,大多数佛道教徒与李桂儿、吴银儿、李铭等倡优,只是赚取钱财的手段不同而已,而在利欲的索求与追逐利欲的心态上则是相通的,所以他们同样被置于利欲层面进行描摹
如第三十回西门庆加官生子后,李桂姐趋炎附势,上门送礼,拜干亲;也是该年的年末,玉皇庙的吴道官让徒弟给西门庆送了四盒礼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谢灶诰,[12]
于是,西门庆便将官哥出生时许下的愿醮交给他们操办,喜欢的道士屁滚尿流,临出门谢了又谢[13]
显然,对与玉皇庙而言,这是一单大生意
与李桂姐与吴银儿、郑爱月为赚钱而争夺嫖客相类,王姑子和薛姑子也为银钱相互争竞,如六十二回,因印经钱纠纷,王姑子对病中的李瓶儿诅咒薛姑子:这老淫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14]何其狠毒!
而晏公庙中的任道士以布施所得钱粮在临清码头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15]更是赤裸裸的商人
从理论上说,宗教徒对世俗生活的参与应是宗教伦理的世俗实践,上述《金瓶梅》中的佛道法事虽然在形式上超度死者、抚慰病弱,但明显的商业色彩已然背离佛道本身的伦理特质,既不足以支撑教徒自身由凡入圣,也难以引导世俗民众从精神上皈依佛道并走向身心的超越,《金瓶梅》人物多元化的宗教态度,也正是佛道徒众宗教实践的回应
《金瓶梅》人物的宗教态度与伦理道德无关许多学者都曾论及《金瓶梅》人物的宗教态度,如黄霖先生认为西门庆也尊崇佛道,但纯粹是从他的现实私利出发的[16]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佛道信仰的不虔诚西门庆代表了《金瓶梅》中不少人的宗教态度,即基于利益的虔诚尊信,而与道德无关!
这种态度的基本特征是,日常生活中并不严格甚至并不依照宗教伦理行事,但在有所求时态度虔诚,西门庆、孟玉楼、李瓶儿均是如此
西门庆从未有过供奉佛道的行为,有时还毁僧骂道,如五十一回他对吴月娘叱骂薛姑子:那个是薛姑子?贼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什么!
你问她有道行一夜接几个汉子?[17]但在五十七回中,为官哥求福的西门庆,听薛姑子介绍《陀罗经》中有护诸童子经咒时,不觉又动了一片善心,慨然请薛姑子印造经卷[18]
西门庆基于利益的虔诚尊信还表现于请潘道士为病中的李瓶儿施法,态度之诚恳连潘道士都为之感动,他见西门庆礼貌虔切,主动提出为李瓶儿祭本命星坛[19]
与西门庆构成对照的是吴月娘,她应是《金瓶梅》中宗教态度最为虔诚者,她不时的请王、薛等姑子到家中宣卷,并多有馈赠;但颇有意味的是,月娘对薛、王二尼的争利视若,对薛姑子操弄陈参政女儿与人通奸的丑事听若罔闻
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奔赴数百里外的东岳庙烧香还愿,几乎遭暴失节,也使潘金莲、陈经济得以肆意偷情
绣像本评者于此点评:托家缘幼子与一班异心之人,而远出烧香,月娘殊亦愚而多事[20]可见吴月娘宗教虔诚之盲目与糊涂
还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莲、陈经济等的宗教态度,在有些读者眼中,潘金莲似乎只知纵欲享乐,毫无畏惧信仰,甚至是无神论者;[21]
在八十二回中,潘金莲给菩萨烧香,绣像本评者便说:金莲也烧香,大奇[22]实则不然
第四十六回写潘金莲拒绝占卦时说道:我是不卜它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23]
其中表现出半信半疑的宗教态度,若虔信,正常的做法是祈求神灵护佑,她没有这样做;若不信,她又因吴神仙所言而心里影影的,有所畏惧
但无论如何,对性欲的沉溺使她厌烦佛道说教,反感尼僧宣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经济与春梅同样沉溺肉欲不能自拔,经济曾在晏公庙出家,小说未提及他对学习道教经典、科仪;春梅嫁给周守备后,并不与尼僧往来,只是热衷于性爱交欢
人物的宗教态度反映宗教的现实境遇,其中包含着小说人物乃至小说家对宗教伦理的认识状况和认同程度
上述可知,《金瓶梅》人物对佛道或者用则虔信之,不用则由之;或者糊里糊涂,盲目信从;或者可有可无,不挂于心;而于佛道伦理道德则全体漠然,无所用心
《金瓶梅》的佛道书写隔绝宗教伦理的世俗实践与神圣境界的对话,淡化了宗教的彼岸性与道德超越
如果说佛教强调内在的超越,那么道教注重的便是外在的超越性
佛陀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因执着利欲而陷入使无穷无尽的无明业报,佛教的修行正是通过自我欲念的克制、明心见性,达至万事皆空的境界
道教以修道成仙思想为核心,秉持外在超越,强调将神性引入人性,以神性去除人性,消灭人性,使人丢掉人固有的灵命存活形式,丢掉‘原味’,在神的灵命中活出新的生命来 [24],即通过自我的修炼破除个体自然生命的限制进入更高的生命境界即神界或仙界
《金瓶梅》对空色或人生如梦等超越性观念的关注,如以《金刚经》中的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感叹人生短暂,并劝告世人: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闭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25]
小说也表现了轮回报应的观念,佛教的因果报应将人之往生、今生和来生联系起来,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是对个体生命的跨越时空与种类的观照,体现着是宗教的超越性[26]
如官哥和李瓶儿死后,小说借徐阴阳查看阴阳秘书点出他们的前生、今生和来生的身世、品性,串起三生报应的因果链条
此外,神灵、地域和天堂的超越性存在,小说也有所涉及,如六十七回中,李瓶儿托梦西门庆诉说在阴间的处境,并告诉他,黄真人的荐拔,使她得以减罪:蒙你堂上说了情,减我三等之罪[27]
神灵、地狱俨然实有然而,彼岸的存在于小说叙事中一闪即逝,并未对世俗宗教实践产生明显影响,而境界高妙的高僧高道(如普静禅师和吴神仙)似乎又从不与世俗僧道相往来,其间的圣、俗之隔绝可见一斑
显然,《金瓶梅》中宗教伦理的世俗性与超越性是断裂的
宗教超越性的达成要依赖世俗践履,明代的不少通俗小说都表现了由世俗到神圣修炼的艰难,如《西游记》和《东度记》
世俗修行要依据宗教伦理道德的要求展开,才能最终至于超越境界,但《金瓶梅》中僧道徒众的宗教实践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而象征佛道超越精神的雪洞禅师等又与世俗生活颇多隔膜,佛道伦理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隔绝不言而喻
宗教世界之外的凡俗人物,或者借佛道之力谋求福祉,或者盲目虔诚,或者漠然待之
由此,《金瓶梅》所述之佛道伦理道德实际上处于无人关注的悬置状态,而在此情境下,人性欲望凸显为生命存在的突出特征,儒释道的对话基础也由道德转换为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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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瓶梅》佛道书写的众声喧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金瓶梅》佛道书写中的道德悬置实际上也是绣像本作者意图的表现,如田晓菲认为,较之词话本着重于儒家伦理教化的思想倾向,绣像本强调尘世的痛苦与虚无,意在唤醒读者对生命的反省与慈悲[28]
然而,《金瓶梅》佛道书写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表现小说家的叙事意图,还通过对利欲性的突出,使儒释道得以围绕欲望世界的建构展开对话,展现了道德悬置后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
如宇文所安所言:在《金瓶梅》里,我们会看到对于俄国批评家巴赫汀声称长篇小说乃‘众声喧哗’这一理论的宗教变奏[29]
对话性的众声喧哗构成《金瓶梅》佛道书写的整体特征,也使小说文本的意义更为复杂
《金瓶梅》的众生喧哗是儒释道围绕人性欲望而非伦理道德的对话,生命存在与欲望放纵的关系是三教对话的焦点
宋明以来,在三教合一潮流的影响下,儒释道在社会伦理或宗教伦理上,如戒淫戒色、孝敬父母、行善积德等方面并无明显区别,然而,在超越层面的终极追求上仍畛域分明,如王阳明所云: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虚,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
又云: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于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以治天下[30]
儒家以平天下为最终目的,养心即修身是其出发点;佛家劝善,在根本上却视人生为苦海;
道教亦劝善,终究是为了长生久视,修炼成仙但无论儒释道,实现终极目标均须节制欲望,《金瓶梅》正是通过欲望世界的建构沟通三教
从儒家视野,西门庆放纵欲望,不能修身齐家,终致家破人亡;从佛教立场,西门庆沉溺欲望苦海不能自拔,陷入无明业报;从道教角度,西门庆不识养生之道,放纵色欲致使寿夭
不可否认,儒学仍是《金瓶梅》构筑家庭、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根基,作者也并未否认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
然而,小说文本中伦常关系的纽带已悄悄的由义理转化为了财色,人与人之间以财色而亲、疏,人性道德问题实际上转换为了人性欲望的节制问题,是非善恶的道德问题不再是小说家直接讨论的问题,而成为欲望书写背后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儒释道的对话中,《金瓶梅》展开了欲望放纵中生命的存在与陨落
从第49回道教的介入,《金瓶梅》身体欲望的狂欢进入到了高潮阶段,在道教房中术的视野中,这种生命存在的状态是美妙的:
此药托掌内,飘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长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一战精神爽,再战气血刚
不拘娇艳宠,十二美红妆,交接从吾好,彻夜硬如枪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百日须发黑,千朝体自强固齿能明目,阳生姤始藏……每服一厘半,阳兴愈健强
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伤老妇颦眉蹙,淫娼不可当
有时心倦怠,收兵罢战场冷水吞一口,阳回精不伤快美终宵乐,春色满兰房赠与知音客,永作保身方[31]
这种快乐让西门庆沉溺其中,借助于药物西门庆与王六儿、李瓶儿、潘金莲、林太太、李桂姐和郑爱月等女性性交,时时感受四体无非畅美,一团都是阳春[32]的生命存在之乐
然而,欲望放纵的结局却是生命的陨落,七十九回回中潘金莲为满足欲望,让酒醉的西门庆服下三颗胡僧药,西门庆因此病亡
围绕生命存在的陨落构成了儒释道对话的焦点从道教观念出发,小说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欲望与命运关系的探索
一是命运天定,西门庆之死是命中注定
79回中,作为道教超越性象征的吴神仙再次出现,为西门庆诊脉、占卜,他判断西门庆白虎当头,丧门坐命,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33]
两日后,西门庆呜呼哀哉
这一结局与29回吴神仙对西门庆命数的判语遥相呼应: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34]
同时,又与他对吴月娘等的判语相映衬,对月娘的判语:泪堂黑痣,若无宿疾,必刑夫,对李娇儿的判语:非侧室,必嫁三夫,对孟玉楼的判语:威命兼全财禄有,终主刑夫两有余,对潘金莲的判语:面多黑痣,必主刑夫[35]
这些判语意味着西门庆处于吴月娘与潘金莲的刑克之中,孟玉楼与李娇儿的最后的丈夫并非西门庆这意味西门庆的寿夭乃命中注定

《秋水堂论金瓶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672.html

二是欲望放纵是生命存在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应该有所节制
小说开篇借道教上仙吕洞宾的一首诗表达了节制性欲的观念,胡僧赠药时也反复叮嘱、告诫西门庆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不可多用,戒之戒之[36]
客观而言,西门庆虽然纵欲,在用药上,还是遵从了胡僧交待的;西门庆最终死于过度服药,是潘金莲的缘故
这里似乎仍透露出西门庆的死亡是命中注定,但终究是欲望放纵所致;即便西门庆并非欲望放纵的主动者,依然因欲望而死
显然,在道教视野下,命运是注定的,欲望的放纵是生命存在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
然而,小说家借助于道教展开的叙事仍然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若西门庆并非好色之徒,是否依然寿夭?它是道德悬置后,命数与欲望间必要价值判断的缺失造成的,不禁让人想起颜回的命运故事[37]
颜回乃儒门高弟,是先秦儒家学派德行高尚的代表人物,也是欲望节制的典范
孔子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然而,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38]在先秦儒学视野中,欲望节制、道德与人之寿夭、富贵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这样的话,西门庆之死的原因又在哪里?小说也借助佛教展开了思索佛教的因果报应对《金瓶梅》人物命运故事营构的意义显而易见,且多表现为现世报,小说家借助孟玉楼再嫁时的街谈巷议直接点明了这种报应的发生:
西门庆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
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而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39]
西门庆死前,每每发昏就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立,问他讨债[40]
西门庆之死是他贪色杀人的报应,是冤孽
西门如此,瓶儿之死亦如此,瓶儿死前常常见到花子虚抱着孩儿前来索命,做法驱邪的潘道士称李瓶儿被宿世冤衍诉于阴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且冤家债主,须得本人,虽阴官亦不能强[41]
冤衍报应正如命数一般不可改变
因果报应秉持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观念,文中的好人吴月娘便因善行善念得子得寿,月娘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42]
但因果报应确然是一报还一报如此简单,且遵守着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报应法则吗?
《金瓶梅》的众声喧哗也围绕因果报应展开,形象表现了日常生活世界中因果报应的多义性
《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如市道,这种观念在佛道高僧和西门庆口中直接表述出来
所谓市道也即在日常生活以善行、善事抵消生活中的恶行、恶事,这在晚明颇为流行,袁了凡的功过格运动便是其生动体现,《功过格》的基本思想便是功过相折,
以善抵恶,实质是只讲积善,而不讲改过,说的通俗一点,只要有能力不断扩大善事,便无须关注如何面对恶行问题,就可以永享富贵[43]
在此思想支配下,作恶者可以毫无负罪感,甚至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西门庆便是如此,他宣称: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44]
在此因果逻辑下,个体之恶行、恶事可以通过善事而抵折,不再遭受报应
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永福寺道坚长老秉承的教义,他到西门庆家化缘,开口便以利禄相诱:……如有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钱喜舍庄严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
西门庆应没有与佛祖达成交易,因为他最终还是夭亡了
《金瓶梅》对上述因果观念的记述也是对功过格思想的回应
《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也非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善与恶时时纠缠在一起,难以用善字来界定任何一个人物,也无法以恶字来定义任何一个人物
如西门庆虽然好色贪财,并曾经因此间接杀人、枉法,但他对应伯爵、常峙节等朋友的友善与义气却是令人称道的,对李瓶儿的情爱也是令人感动的;
如月娘,虽然没有明显的恶行,但她协助西门庆吞没李瓶儿财产的行为,却难以善良称之
而所有恶行背后都有人生无奈的存在,所有被施恶的对象自身也有恶行,如李瓶儿之致死花子虚,也在于花子虚留恋娼院不能顾家,小说家斥责花子虚落魄飘风,漫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45]
所以当李瓶儿病重之际花子虚前来索命,给人的感受不是愤懑的抒发,而是对李瓶儿的同情
《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也是不彻底的,一些以伦常道德视野下的恶人恶行并没有得到恶的报应,相反,小说对一些人物命运故事的描绘甚至可以说是恶有善报,如陈经济与潘金莲的私通,不仅有违伦常,在法律上也应受到惩处;
然而他在致死西门大姐后,又娶得有万贯家财的葛员外之女,温柔典雅,聪明伶俐的葛翠屏,并与韩道国之女韩爱姐知心亲爱,尤其,陈经济惨死之后,葛翠屏、陈爱姐双双为之守节不嫁,爱姐甚至割发毁母,出家为尼
于此,绣像本评者感叹:经济平生狂悖薄劣,死未罄辜,而有爱姐、翠屏为之誓死靡慝凉德而受美报,天下事多不可解者如此[46]
显然,道德悬置后的佛道因果呈现出多义性,它也是世情生活本身复杂性的表现
田晓菲认为:
绣像本《金瓶梅》不是一部简单的因果报应小说,那么它的思想原则是什么呢?我想,通过武大一家与韩道国一家的相似经历和不同遭遇,我们可以说,在人的命运里,是人的性格,而不是天道的报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人的性格同样重要的,便是人力所不能控制、不能干预的‘偶然’[47]
这种偶然从信仰层面或可以理解为命运的定数,它打破了佛教基于善恶的因果报应逻辑,左右着人生的无常与结局
正像陈经济不只一次向人说到的我如今又好了,[48]其中透露出的是未经世事者的浅薄,但又何尝不是被命运拨弄的真实与莫名呢
围绕人性欲望与生命存在,《金瓶梅》展现了一派道德悬置后的众声喧哗,世俗流行的因果报应、命运天定、养生节欲等佛道观念在人物命运故事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它们彼此对话,也被重新审视,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欲望的合理性,
更看到世人对欲望无所休止的追逐和欲望对人本身的吞噬,也感受到了人生彻骨的无奈——命由天定与命运无常
尤其,当人性批判的道德立场淡化以后,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直接与命运对话,更加凸显了人的弱小和在无常命运面前的弱小、无奈,而失去道德支撑的宗教实际上也失去了抚慰人心、安顿灵魂的终极意义
因而,《金瓶梅》中,失去道德支撑的佛道书写世界也透露出小说家精神的迷惘与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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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本评者在孝哥幻化之后的眉批云:读至此,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吾为月娘孤苦伶仃,则肝肠欲断;为西门庆度脱苦海,则眉眼欲舒,阅者着眼[49]
哭不得是从佛家的立场,是西门庆罪孽得以解释的一种安慰;笑不得是从儒家伦常的角度,也是从人性的角度,表现出了个体在亲人离去之后巨大的情感孤独与无奈
田晓菲认为小说家对月娘的这种哀怜蕴藏着深深的慈悲[50]信然!但这慈悲背后又何尝没有小说家无所适从的精神迷惘!
格非认为,佛道是儒家伦常道德之外的,《金瓶梅》所能找到的安慰人之生命存在与文化绝望的超越性价值系统[51]
但上述分析表明,无论从世俗伦理的实践层面,还是教义的超越层面,佛道都无法使世人的生命存在得以安顿,也无法省悟世人
儒释道是传统士人出处的现实依据和精神归宿,但《金瓶梅》所展现的却是世人儒释道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失,这种迷失是对人性之恶循环不已清醒认识之后的迷惘,它的背后是晚明士人群体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丧失
《金瓶梅》的空幻是小说家无所适从的精神迷失的表达,隐含着对人性欲望循环不已的清醒认识
性本恶还是性本善,《金瓶梅》并没有于此纠缠,它只是客观描述了小说人物对欲望无休止的追逐与享受
小说结尾中,孝哥以明悟为法号被高僧幻化而去,张竹坡评曰:酒色财气,不净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52]
明悟与小说开头参透空色世界的一番说法相照应,有点题之义,但也有学者认为,《金瓶梅》选择这样的结局是无奈和无从选择的,因为
除了‘空幻’之外,没有其他出路
‘佛’在这里肯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空幻’是个极为抽象模糊的概念,除了这个概念,《金瓶梅》什么也无法依傍,《金瓶梅》这个仅仅归结于观念上的‘空幻’结局,也正是作者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的精确注释[53]
实际上,《金瓶梅》的小说结局是多义性的,其中突出的两点,一是空幻,二是西门家族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承受西门庆家业、延续其香火的不是别人,而是玳安,改称西门安,人称西门小员外,这意味着又一轮人生与社会循环的开始,然而,这是一轮怎样的循环呢?
小说家对结局中的几个人物行为举止的描述颇有意味,小玉是普静禅师荐拔幽魂的见证者,吴月娘是被点化的省悟者,而吴二舅与玳安做一处,着了慌乱辛苦底人,都睡着了,[54]是未受点化者
西门安会有怎样的人生作为,是否如西门庆那样纵情色欲,甚至因财色谋夺人命,我们不得而知
黄霖先生从玳安平时的行为分析,认为他贪淫、无赖、霸道,正是一个活脱的小西门庆,而小说作者也是有意安排玳安这样的人物来作为西门庆接班人的,
假如说,玳安是西门庆实际的接班人的话,那么小说中还有一个虚写的张二官,后来连西门庆的小老婆李娇儿也投入他的怀抱,好‘兄弟’应伯爵则趋之于他的门下,俨然是清河县的又一个西门庆
这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在社会中是死不完的![55]
对于在西门庆死后,包揽其生意,接手其小妾,顶缺为提刑官的张二官,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的点评更是意味深长:
张二官顶补西门千户之缺,而伯爵走动说娶娇儿,俨然又一西门,其受报亦必又有不可尽言者,则其不着笔墨处又有无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书于无笔处也此所谓笔不到而意到者[56]
可见人性欲望之循环不已,书之不尽
《金瓶梅》仿佛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绵延不尽的人类社会欲望放纵的图景,一代一代首尾相衔、循环不已
西门庆之后,通过对陈经济放纵欲望的实写和张二户、玳安的虚写,实际已经表明,小说家清楚地意识到人性欲望的不可禁止,以及人类对欲望追逐无所休止的循环,而这是人类发展的悲剧图式,它意味着《金瓶梅》借助于佛道超越性价值系统并不能振拔人对欲望的沉溺
若从此角度,则小说的明悟、空幻又能有多大意义!更进一步,若是每一个像西门庆这样的人都以子嗣的遁入空门而获得荐拔、解释,那家、国又将走向何处?
《金瓶梅》显然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它所透露的是小说家无所适从的救世迷惘
如果说首尾照应的空色——视欲望世界为火坑——观念否定了欲望放纵的合理价值,表达了小说家面对人性欲望放纵的超越意识,那么与儒家思想的直接对话中,则表现出小说家面对空色的质疑与游移
小说第74回叙述月娘听宣卷的情节,叙述者直接评论:
看官听说:古妇人怀孕,不侧坐,不偃卧,不听淫声,不视邪色,常玩诗书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聪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怀孕,不宜令僧尼宣卷,听其生死轮回之说后来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夺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缘盖可惜哉![57]
将此段叙述与小说结尾对照,颇有歧异首先是孝哥的身份,按照结尾的说法,孝哥乃是为西门庆的转世后身,是为西门赎罪者,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当身首异处;[58]
此又说孝哥是古佛投胎,那么孝哥身份究竟如何?其次是月娘看经信佛的评判,结局说月娘之寿年七十,善终而亡,乃是平日好善看经之报,[59]而此处则斥责月娘之听僧尼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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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幻化的认识,小说结局提出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而此处则指斥幻化使西门庆子嗣断绝
如此,则月娘之看经信佛是善还是恶?孝哥之幻化是否还有价值?小说所标榜的色空观念在这里遭到了质疑,而在根本上说,是小说家在儒家伦理与佛道观念之间无所适从的表现
虽然小说最终选择空幻观念否定人性对欲望的沉溺,但他对儒家伦理的依恋根深蒂固,让玳安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便是直接的表现;
然而,正如上述分析所示,玳安对西门家业的承受,实际上意味人性欲望放纵在新世代的开启
显然,在儒释道的思想框架内,小说家无法真正救赎深陷欲望泥淖中的芸芸众生,这是一种深沉的文化绝望与精神迷失
《金瓶梅》的佛道书写也折射着晚明江南文人群体精神追求中的迷乱与无所适从
《金瓶梅》的创作、传播与晚明江南士人群体关系密切,这些人如王稚登、屠本畯、袁中道、冯梦桢、屠隆和董其昌等,他们崇尚求乐自适的生活方式,
在宗教精神和世俗生活上与《金瓶梅》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有学者提出,《金瓶梅词话》中铺张细腻的房中事正是他们耽于世俗享乐的注脚[60]
《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屠隆自称:仆居常谓天下大事,惟有两端:其一修身学道,抱炁栖神;其一快意当前,及时行乐,而钟鼎竹帛不与焉[61]
屠隆所说的学道是佛、道兼修,他曾正式拜自称修炼成仙的昙云大师学道,信仰极为虔诚;而对于佛教,他既主张禅定,又相信净土宗的轮回报应之说
屠隆纵情酒色,服食春药,常常因此而致身体病患,又时时有愧悔之意,他曾自述罢官之后的放荡生活:
及罢官放逸,稍游乎酒人然每至酒阑客散,愧悔欲死,一夕火坑,比明旦天青日朗,宾友来集,意念暂宽,兴趣复发至夜愧悔如初[62]
这种淫而复悔,悔而复淫的生活循环一直持续至他因此病亡
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始终坚持修道,并以同室与妇人处,罗什不碍成真,罗什之心不入故也固知染静在心,何关形迹[63]
的说法进行自我解脱,无独有偶,袁中道曾提及当时一位毛道士的说法颇与屠隆相契,即酒肉不碍菩提,淫嗔无妨波若[64]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将淫欲的放纵与禅修分离开来,实际上也将欲望与善恶分离,这与《金瓶梅》的性欲观念是相通的
《金瓶梅》中的人物直接死于淫欲的,只有庞春梅一人而已,如东吴弄珠客所言: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65]而贪淫好色的陈经济最终竞得葛翠屏、韩爱姐为之守节
由此可见,在屠隆等士人眼中,色欲是一种合理的人性存在,并没有是非善恶之分
从根本上讲,屠隆等人实际上是以人生真乐看待性欲之放纵的,袁中郎云: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66]
在他们的心目中,真乐是人之真情、真性的表达,是真我的表现,然而在真乐的陷溺中屠隆们并没发现真我,而是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空幻
屠隆在《与秦君阳》一文中说到:
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而不知所来,散而不知所往海沤空花,都无坚牢;形骸躯壳,生岂一人!大地山河,今非一主
当其得来,怡然而喜;当其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散神离,得失何物?浪忧浪喜,总属妄因[67]
这与《金瓶梅》首尾相应的空色观念何其相似乃尔,而其内里则是精神的迷失,与儒家士人积极向上精神的沦丧!

《袁宏道集笺校》

四、结论与讨论

佛道书写是金学领域的重要问题,对它的研究实际上是探讨佛道书写对小说文本构成的价值和意义
《金瓶梅》佛道书写呈现出道德悬置的价值倾向,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下,道德悬置实际上制造《金瓶梅》叙事中的价值真空,从而使儒释道得以围绕欲望世界中的人性放纵与生命存在展开对话,表现了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
然而,小说的空幻结局,又昭示着传统士人在儒释道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惘
晚明时代,正值商品经济发展,世风奢靡、纲纪沦丧,程朱理学备受质疑,僵化的道德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与思想环境;
然而,脱离道德约束的世情与人性又将如何,《金瓶梅》借助佛道书写昭示了这一情景:一方面思想多元,众声喧哗;
而另一方面,失去道德约束的人性不仅无所敬畏,而且无所适从因此,《金瓶梅》的道德悬置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追求,它所展现的正是道德败坏后的世风日下与纲纪废弛,及由此带来的家国败亡的恶果
《金瓶梅》道德悬置的背后实际上是对道德更为深沉的呼唤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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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宇文所安《秋水堂论金瓶梅•序》,[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钟来因《评鲁迅的<金瓶梅>三题》,《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1期

[3]如魏文哲《<金瓶梅词话>中的因果报应》(《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1期)、黄霖《相面竟成大关键》(黄霖《黄霖讲<金瓶梅>》,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213-218页)、吴光正《<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4期)和[日]大冢秀高《从玉皇庙到永福寺——<金瓶梅>的构思(续)》(《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2期)等

[4]如谭楚子《荒诞世界凡俗生灵汲汲神往之喜剧盛筵——<金瓶梅>性爱文本生命超越存在主义美学建构》(《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4期)、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与创作追求》(《东岳论丛》2017年5期)和梅新林、申明秀《真俗二谛与明清世情小说的佛教叙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4期)等

[5]如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与创作追求》(《东岳论丛》2017年5期)、成晓辉《论<金瓶梅>的佛教主题》(《求索》2005年5期)和梅新林、申明秀《真俗二谛与明清世情小说的佛教叙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4期)等

[6]如谭楚子的《荒诞世界凡俗生灵汲汲神往之喜剧盛筵——<金瓶梅>性爱文本生命超越存在主义美学建构》(《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4期)、许建平的《<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4期)和方保营《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教、道教文化》(《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2期)等

[7]许建平的《<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4期

[8]如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与创作追求》(《东岳论丛》2017年5期)、成晓辉《论<金瓶梅>的佛教主题》(《求索》2005年5期)和梅新林、申明秀《真俗二谛与明清世情小说的佛教叙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4期)等

[9]格非认为《金瓶梅》价值取向表现为去道德化(参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之《无善无恶》、《恶人之死》和《佛眼》等篇),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虽未表现出明确的道德评判,但并非去道德化,即弃置或舍弃道德,因为道德作为《金瓶梅》伦理叙事的背景始终存在;而佛道也并非小说家设定的超越性价值系统,而是《金瓶梅》整体儒释道对话框架内失去道德约束之世界(宗教与凡俗)的一部分道德悬置的背后是对道德更为深沉的呼唤因而《金瓶梅》并非去道德化,而是在道德悬置的视野下展现儒释道的现实情态

[10]关于佛道与儒学之间关于生命存在的思考,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如陈国学、夏永华认为《金瓶梅》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三教合一特别是儒释思想的结合(陈国学、夏永华《论<金瓶梅><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4期)

[11]王永智《论宗教伦理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1期

[12](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340页

[13](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341页

[14](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53页

[15](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85页

[16]黄霖《黄霖讲<金瓶梅>》,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219页

[17](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41页

[18](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01-502页此外,田晓菲认为,西门庆对薛姑子的态度前后反差极大,从情节上来说不甚合情理,([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170页)但若从他基于现实考量的虔诚求福的宗教态度的而言,前后人物态度的龃龉之处也有其合理之处

[19](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60页

[20](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05页

[21]卜键《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22](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793页

[23](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02页

[24]王永智《论宗教伦理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1期

[25](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页

[26]有学者认为,道教思想中也包含着浓厚的善恶报应思想,并提出《金瓶梅》处处埋藏着道家式因果从西门庆家庭成员的发迹、兴盛、衰亡,再到转世、投胎、受苦、死亡这一过程来看,他们恰好陷入了道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由有到无如此往复不停的‘循环论怪圈’(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与创作追求》,《东岳论丛》2017年5期)

[27](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49页

[28] [美]田晓菲《前言》,[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9] [美]宇文所安《秋水堂论金瓶梅•序》,[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30] [明]王守仁撰《传习录》,萧无陂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57-158页

[31](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30页

[32](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38页

[33](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771页

[34](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2页

[35](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3-254页

[36](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30-431页

[37]西门庆纵欲寿夭的故事在明代中晚期的学术文化语境中很容易让人想起颜回的故事,一方面颜回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认的圣学的象征,尤其阳明学派更认为阳明心学乃颜子圣学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滴骨血也(见《王阳明年谱》);另一方面颜子之学也是明代中晚期热烈的学术课题而在现实生活中,颜回在儒学特别心学群体士人中被作为德高而寿夭的普遍象征,熊赐履论及晚明学风时,批判部分学者:终日闭眉合眼,树拂擎拳曰,我颜氏子也,我心斋坐忘也,甚至略无知识,但年寿稍促者,既以颜子称之,盖自张子韶而外,若金溪姚江之徒为甚(见熊赐履《学统》)有关颜子之学在中晚明学者中的讨论与影响,著名学术史家吕妙芬在《阳明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六章《学派的自我定位》中有精辟论析而在第四回的一首词中也提及颜回:他怎肯守定颜回,安贫乐道,专一趁东风,水上漂(第40页);第64回中借温秀才之口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穷通寿夭,自有个定数,虽圣人亦不能强(第581页)

[38](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9页

[39](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86页

[40](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771页

[41](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60页

[42](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49页

[43]吴震《明末清初劝善思想研究(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44](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00页

[45](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18页

[46](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38页

[47] [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04页

[48](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86、923页

[49](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49页

[50] [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

[51]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52](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579页

[53]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文学遗产》1993年4期

[54](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汝梅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949页第945页

[55]黄霖《黄霖讲<金瓶梅>》,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47页

[56]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72页

[57](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691页

[58](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948页

[59](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949页

[60]孙超《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求是》2016年4期

[61] (明)屠隆《与吕心文》,《白榆集》,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62](明)屠隆《与虞长孺道兄》,(明)明屠隆《鸿苞48卷》卷40,明万历38年茅元仪刻本

[63](明)屠隆《婆罗馆清言》,吴言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64](明)袁中道《与叚幻然》,《珂雪斋集39卷》之《前集》卷24,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65]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66](明)袁宏道《龚惟长先生》,(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页

[67]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又刊在《河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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