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瓶梅》的初刻本问世于什么年代?鲁迅提出明万历38年的权威结论
魏子云据1933年的《吴县志》，否定了鲁迅提出的权威结论
周钧韬又据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对魏的考证作了三条补正，才彻底推倒了鲁迅提出的权威结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刘辉、吴敢等人公开提出周钧韬是抄袭、剽窃周钧韬据理作出强烈抗辩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经过22年的反复诘辨争论，最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吴敢代表学会在大会上为周钧韬做了平反，肯定其贡献并郑重表示道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关键词：《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鲁迅、刘辉与吴敢，魏子云与周钧韬，考证与公案
当代金瓶梅研究史上，发生的有关学术权威和学会负责人，公开提出周钧韬抄袭、剽窃一案，照理说已经做了结论，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提？原因有以下几点：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第一、此事关系重大，牵涉到对鲁迅先生的一个权威结论的否定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第二、此事牵涉到《金瓶梅》研究界的学术权威和几位学会负责人，都是有影响的头面人物而我即是此案的受害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第三、此案时间拖得很长，从1993年开始到2015年才结束，前前后后长达22年之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第四、将此案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防止以后再次重演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第五、可为今后修《金瓶梅》研究史者，提供一份较为详实的历史资料研究参考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此案的历史背景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73.html
对这个问题，鲁迅早已有定论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1}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
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
‘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
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2]
朱星先生的话，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鲁迅《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根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丙午遇中郎京邸，……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
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
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
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3]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
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间？对此鲁迅没有考证，致使他的万历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1977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通过考证提出了问题魏子云指出：
按《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有吴地灵严山一则，说是灵严山乃夫差旧宫遗址，山上石质佳者，可作砚材，遂被灵严山厘石户烂采，日夜椎凿，非复旧观
适马仲良以户部主事来司浒墅关，登山一见烂采之情，甚为慨叹，……立碑刻文，永不许斧凿……再查《吴县志》所记灵严山采禁事，在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司榷吴关，时仅一年即他调（民国二十二年修《吴县志》卷二‘职官表’）[4]
魏子云先生考明，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
由此可以论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
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说：我怀疑一九三三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我也认为魏先生依据的是民国时出的《吴县志》（1933年），此《志》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三百二十年
时间相隔如此久远，此《志》记载是否准确? 从1977年到1985年的八年间，魏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无法回答雷威尔的疑疑问，以证明1933年修的《吴县志》没有疏忽和错误
这就是说魏先生的考证功劳很大，但没有最终完成、最终定论，还无法彻底推倒鲁迅的权威论点
我下决心要将魏先生的考证进行到底，那是1984年的事
我先查找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结果均无查到马仲良榷吴关的记载
民国《吴县志》记载的可靠性更令人怀疑我的考证很长时间毫无进展
后来我突然想到榷吴关这几个字，立即到南京图书馆山西路古籍部，查到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
《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的记载，距马仲良主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只六十年，比民国《吴县志》的记载早了两百六十年，且有民国《吴县志》为佐证，准确性已不容怀疑
我的考证在拙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中写得明明白白[5]
1985年我的文章发表后，人们认为鲁迅的权威论点，已被魏先生和我的考证推倒
8年后的1993年，在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我突然从功臣变成了罪人请看刘辉先生的记载：
我至今不能忘记1993年宁波会议的一幕那是一个上午的大会发言,直到中午12时会议还未结束
原因是由王利器、魏子云等一些老先生带头,朝专靠拾别人牙慧、掠夺别人研究成果的另一位副会长发起了猛烈抨击可谓是群情激愤,争着发言,无法休会[6]
带头对我发起猛烈抨击的是王利器、魏子云等一些老先生
王利器先生与我没有交往，也没有学术争辩他对我猛烈抨击，可能是我在文章中对鲁迅、吴晗、赵景深等一代大师的失误的批评
魏子云先生的道德为人，乃有口皆碑但要命的是，我与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相左
不想我发表的两篇处女作《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恰恰都是针对先生的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商榷批评他，他一直是笑脸相迎，毫无愠色，但完全不谈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在1993年学术讨论会上，由于积怨太深，他一忍再忍，居然忍了8年，一朝爆发，地动山摇
后来我听说，他对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对他的马仲良主榷浒墅关时间的考定的商榷，似乎是对他学术成果的否定
2008年7月，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临清召开
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吴敢先生，在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中，对我大发其难吴说：
譬如，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4月第一版）据《吴县志》考定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一年，否定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庚戌本说，为《金瓶梅》的版本与成书时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后来有人撰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7期，该文1987年4月收入作者的论文集《金瓶梅新探》时更名《〈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另据《浒墅关志》得出同样结论（这也罢了，还算是在人家的指引下，去读书而补充了一则资料），却在该论文集跋中说：
本书中的所谓新东西……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到四十七年之间，否定了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
这一用人说为己说的做法，在1993年9月于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遭到与会师友的强烈谴责
我认为到吴敢代表金瓶梅研究会，对我进行诽谤、污蔑，指责我剽窃魏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的言论已经构成了对我的名誉权的侵犯，我必须反击
于是我写文《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7]
金瓶梅研究界谁都知道，这里公开谴责的是我指控我抄袭、剽窃了魏子云先生的研究成果
我对他的反击除了讽刺他根本看不懂我和魏先生的书,闹了一场大笑话以外,还是给他摆事实事实是反击的最强大武器
魏子云的考证有贡献，但还不能推倒鲁迅的权威论点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
1、魏考出的《吴县志》只是个孤证，孤证不为定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个法则
2、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41年（1613）相隔320年
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魏先生将雷威尔这句对自己不利的話收在自己的书中，一者说明魏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二者说明魏先生自己也意识到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3、还有个重要问题，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37、38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41年
那么马仲良时榷吴关后的未几时，《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就可能是万历38年，鲁迅的万历庚戌（38）说就可能是正确的魏先生的考证就有彻底被否定的危险
对此，魏先生在其他书中讲到，马仲良时榷吴关只有万历41年一年，前一年后一年都不是他但魏先生并没有拿出证据这就留下了一个大漏洞
吴敢没有闹清楚魏先生考证中存在这三个问题，就在总结报告中说：魏先生的考证否定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庚戌本’说，为《金瓶梅》的版本与成书时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我正是看到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下决心做进一步考证我的考证完全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1、的我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了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
2、我考出的清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41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41年（1613）相距320年
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从史料的价值来讲，清康熙12年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
吴敢非但没有看到我的贡献，还居然说什么：这也罢了，还算是在人家的指引下，去读书而补充了一则资料
这难道仅仅是补充了一则资料的问题吗？这段话充斥着对我的研究成果的讽刺和蔑视
这就是说，主事任期只有一年，前后均不能延伸《浒墅关志》也明确记载着，万历41年任是马仲良
之前，万历40年任是张铨；之后，万历42年任是李佺台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38年就已任过主事
这就补了魏先生考证中留下的那个漏洞，为彻底否定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38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吴敢居然在大会上还说，我考出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末年说，是从魏先生的金瓶梅成书年代天启一、二、三年说抄袭來的
虽然否定了鲁迅的权威结论，但我认为只有彻底弄清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确切年代才算成功
为此，我作了进一步努力我的考证历程在文中写得很清楚
简言之：通过《游居杮录》，考出万历42年8月，《金瓶梅》没有付刻；通过《味水轩日记》，考出万历43年11月，《金瓶梅》依然没有付刻；
通过《天爵堂笔馀》，考出万历45年冬以后，《金瓶梅》才有了初刻本，这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
通过《野获编》，考出万历47年，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
于是就得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到47年之间，即我提出的万历末年说
由此，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38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才得以彻底否定
本书中的所谓新东西，……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到四十七年之间，否定了鲁迅先生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有初刻本的权威论点
这一用人说为己说的做法，在1993.9于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遭到与会师友的强烈谴责
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到四十七年之间的万历末年说，是我的一家之言而魏先生持的是天启说
魏先生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天启元年，又说是天启二、三年
可见，我说与魏说是对立的两说吴敢居然说，我用魏说为己说，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魏先生认为，早期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
第二次成书（改写）在万历41、42年间；万历皇帝死后，这伙人便増入了泰昌天启的史料重加改写，匆匆付梓
付梓的时间在天启元年或天启二、三年这是魏先生《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
我完全不同意魏的观点，并多次提出驳论吴敢竟把两种对立的观点混为一谈，搞了一埸严、认真的大批判，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
这是个铁证，证明吴敢没有读魏先生的书和我的文章，根本不知道魏先生的观点，误以为我剽窃了魏先生的观点，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这次，吴敢居然在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我是个抄袭者、剽窃者他的总结报告在网站上发表，其影响范围比一个会议还要大这是对我的名誉权的严重侵犯
我致函他说：兄对我的指责，直指我为抄袭、剽窃如果我不申辩，我将在学界身败名裂，无以立足
他复函说，我兄出书撰文，在弟意料之中即此信赐达，亦在预期之内弟受人之托，系终人之事；兄抒笔正名，乃发奋之由两全其好，得其所哉，夫复何求！弟与兄台，有恩无仇回思往历，合作有成；展看金学，任重道远
朋友一场，我深知吴兄是个大好人真诚、谦和、热心助人，为人低调特别是尊师爱友，对学术前辈，更是尊重尤加、惟命是从后来我还听说一些事
2003年，吴敢在其着《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写道：
魏子云《金瓶梅探原》据《吴县志》、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据《浒墅关志》，均考定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时间在万历四十一年，具体否定了庚戌本的存在[8]
吴敢的这段话说得很客观、公道，可见那个时期他对我的看法没有偏见但据我所知，有人对他这段话大为不满
如此这般，吴敢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才有了对我大肆谴责的那段话
在此案中，刘辉先生也作了充分的表演他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公开发表文章说：
这位副会长专靠搜集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就用,从不注明出处,公开进行剽窃不说,还要装模作样地扮为自成一家之言的专家,可怜而又可悲[9]
他指责我剽窃的证据，是说他在南京找到了康熙十二年刊本《浒墅关志》，此条史料刊布后，此人（指我）拿来就用，而且大言不惭地说，是他在南京发现的
我曾问他是南京何处图书馆所见，他无言以对，才露出马脚
一、我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7月，刘辉的文章发表在1985 年11 月5 日[10]到底谁抄了谁的？
二、1985年6月8日，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
我在会上就《浒墅关志》的发现发了言此由孔繁华写的会议报道作证刘辉就在会上他问我《浒墅关志》在南京何处图书馆所见？因为论文还未发表，所以我没有回答
这就是他在上文中说的，我曾问他是南京何处图书馆所见，他无言以对，才露出马脚这就成了指责我剽窃他学术成果的证据
本来我可以对刘辉诬蔑我剽窃一事，提起法律诉讼但他的文章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出时，他已经辞世
刘辉的文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居然不加审核就公开发表,同样负有法律责任此刊现已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刘辉先生已辞世多年，此事我实在不该与他计较这也是为了还此案的本来面目而作的无奈之举
2015年7月22日吴敢来信主动告我，台湾万卷楼编辑魏子云全集，其金学卷（即将出版）收有他一旧作，因时过境迁，他做了很多修改，算是对此公案的一个最好的小结（否则未有收结）
可能吴敢对此案如何收结，作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如今已到了该收结的时候了
我看了他的大作《道德文章——魏子云先生二三事》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供他参考
他回信说：看来兄台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其实弟亦觉敞口未封他很快就改出了第二稿
他在文章中大段摘抄了魏先生与我的考证文字，作为证据，并对两个考证作了仔细的鉴别和分析研究
2015年8月17，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吴敢先生在《为金学增光添彩——在第十一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中，为此案作了总结：
对马仲良榷吴关的考证，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有过辩论，魏子云先生对我有过批评，我在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总结中对周钧韬先生有过批评，随后周钧韬先生有过反批评
正好本次会议前台湾万卷楼出版《魏子云全集·金学卷》，李寿菊学友索序，借此机会，我对此一公案重加梳理，该序本段如此说：
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关联《金瓶梅》的版本、成书年代、成书过程、作者与传播等，是金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魏子云、周钧韬、刘辉、李时人四位先生先后均有文章发表，自1977年至1986年十年之间，先后六篇文章仔细反复打磨，鲁迅先生所谓《金瓶梅词话》庚戌本已被彻底抹除
魏子云先生考证于1977年，所据为1933年《吴县志》；周钧韬先生和刘辉先生考证于1985年，所据为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李时人先生考证于1986年，所据为道光七年序刊的《重修浒墅关志》
说到底，此一金学贡献应首功于魏子云先生其次，应归功于周鈞韜先生，钧韬兄的文章扩展文献，添增佐证，消人疑虑，使魏说得以完全成立
再稍后刘辉兄、时人兄锦上添花，亦是功不可没此事多有误会，现经过调研磋商，今已烟消云散，当事人也已和好如初
佐证越考越全，关系越理越清，事理越辩越明，友情越叙越浓，此一金学公案，应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
上述一段话可为此一公案的小结，如此则既可告慰于魏子云先生、刘辉先生在天之灵，又可还原此一公案的本来面目
本次会前，我将此意报知周钧韬先生，钧韬兄要我一定转达他的原话：
请吴敢兄届时加上一句话：周钧韬说，他在反批评文章中火气重了，用词不当，反批评过头，特向吴敢先生道歉！
最后再加一句：周钧韬说，这个公案的圆满解决，充分说明我们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是一个能够尊重每一个研究人员，实事求是地处理内部是非、矛盾的，团结、友好的大家庭；是一个为每个研究者提供潜心研究学问，提倡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的好平台，衷心祝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和金学事业兴旺发达！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都为金瓶梅研究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在魏子云先生面前，我只是个晚辈学子
先生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人生的楷模刘辉先生乃是我金瓶梅研究的领路人
他与我相见，只叫我钧韬，既不带周姓，也不带兄弟称谓，可见其亲密无间
两位先生先后离我们而去已十多年矣，令我辈欲哭无泪，思念之情切切殷殷
初稿于2015年8月22日
完稿于2021年2月21日 辛丑正月初十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第19编.新潮社,1924.
[2]朱星.金瓶梅考证[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3]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4)
[4]魏子云.论明代的<金瓶梅>史料[J].中外文学(第6 卷6 期)
[5]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J].社会科学评论,1985(7）
[6]刘 辉.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读吴敢新著<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有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 7 ）
[7]姜得男.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J].《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8]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M].文汇出版社.2003.1
[9]刘 辉.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读吴敢新著〈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有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 7 ）
[10]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J].北京,光明日报（1985 .11 .5 )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