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彬：袁小修“（《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说献疑

[①]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钱伯诚点校《珂雪斋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6页他紧接着还对小说作者及其创作方式作了追述：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

[②]《金瓶梅》是在万历二十四年才首次由袁宏道透露出问世的消息（见下节）；迟至万历四十五年才有了第一个刊本《水浒传》则按照学界目前最晚的说法，也不迟于嘉靖初年参考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等多篇文章但水浒故事自宋元时期就开始流行，则历历可证

[③]当时及稍后已有许多小说刊本中以醒目的本衙藏板，翻印必究以示著作权，以的本——即真本——来宣示者也不少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两书, 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七修类稿》卷二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 据耕烟草堂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所收杂剧如《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抟高卧》等等标以的本者，共达十一种之多

[④]袁宏道《董思白》，《锦帆集》卷四，明万历刊本，17b

[⑤]袁宏道《谢在杭》，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下）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6页

[⑥]谢肇淛《金瓶梅跋》，31a

[⑦]袁宏道《游惠山记》，《袁宏道集笺校》（上）卷十《解脱集》之三，第419页

[⑧]袁宏道《游惠山记》，第419页说书人口中的水浒故事与小说绝异，不始于此，也不终于此张岱也曾忆及少年时听柳敬亭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粤雅堂丛书》第二集，清刊本，第6a叶）也强调其与本传大异本传者，应为传主的正史记载，对于作为艺术人物的武松而言，应该即为小说《水浒传》中的描述吧

[⑨]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九《解脱集》之二，第418页在致其舅父龚惟长的信中，还把罗贯中（当为他心目中《水浒传》的作者）与司马迁、关汉卿并列

[⑩]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第1419页

[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屠本畯大约在万历三十七年说他曾经路过金坛，在王宇泰处见过二册《金瓶梅》因此书流传海内甚少，他于是略带讥讽地说：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託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甕肠——他也知道中郞并未获睹全书见其《山林经济籍·经部·八卷·燕史固书·第十二》此时现存最早的繁本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刊行，至少还要再等一年（万历三十八年）

[⑫]谢肇淛《金瓶梅跋》，30b

[⑬]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9页

[⑭]现存繁本系统的容与堂本与袁无涯刻本，都署李卓吾批评，但都属假托，至多保留了极少量的李贽批语后来收其《焚书》的《忠义水浒传序》，其真伪也未为定论

[⑮]李贽《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第34页

[⑯]参见袁中道的日记《游居杮录》卷九此条记于万历四十二年，因袁无涯赠其新刻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当即今存一百二十回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而引起的二十余年前的回忆

[⑰]李贽《焚书》卷四《复焦弱侯》：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焚书·增补二》，第260页）据林海泉《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此信作于万历十七年此时他可能只是听说有《水浒传》这部书而已，但可见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水浒传》的版本非一，并且良莠不齐，甚至劣本反倒更为流行

[⑱]参见容肇祖《李贽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1页又见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第232页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记述中郎初次（万历十九年）访李贽，两人相契的情形，李贽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珂雪斋集》（中）卷十八，第755页）

[⑲]袁宏道《别龙湖师》（八首之三），《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一《敝箧集之二》，第73页此组诗其一曰：十日轻为别，重来未有期可见这次相访至少十天之久

[⑳]参见袁中道《柞林纪谭》，《珂雪斋集》（下）附录二，第1487-1488页《柞林纪谭》本为小修潦草记录，后为他人所辑，但为小修所认可参见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十，第1352页

[21]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编》，转引自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1页

[22]可参看其兄弟诗作如袁宗道《送别谢在杭司理东昌》、小修《谢在杭司理以改郡寓真州，予访之旅斋有赠》《长歌送谢在杭司理之东昌》等，分见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之五今体（钱伯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页）、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二、卷三

[23]谢肇淛《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明天启刻本，30b（即第30叶第2面以下仿此）

[24]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转引自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9页

[25]参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以下《词话》文本引用均出此本，不再一一加注

[26]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十，第1315页

[27]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页

[28]何心就完全不相信袁小修的说法，甚至推测是袁无涯请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写上一段，证明李卓吾确曾批评过水浒传，内中还提及杨定见这名字，讥讽这样的宣传，倒的确是很巧妙的（参见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93页）说二人通同作案，似乎有些过份了在后来其书再版时（1985年），就删去了这段话但袁小修说法的不可信，其实是有更多指证的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年）一文也称袁小修二十余年前匆匆见到的批点，且当作闲花野草不予重视，二十年后所记几何，的确是令人生疑的还指出诸处与昔无大异是袁小修对袁无涯的捧场话而已

[29]谢肇淛《金瓶梅跋》，30a

[30]参见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第222页张建业《李贽与公安三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亦持此说

[31]李贽《与焦弱侯》以及小修文中所载的时间，都是万历壬辰（二十年）的夏秋之间参见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第260-261页又见林其贤《李卓吾事迹系年》，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32]参见他的《游居杮录》卷六：夏道甫处见李龙湖批评《西厢》、《伯喈》，极其细密，真读书人予等粗浮，只合裣衽下拜耳第1240页《伯喈》当指演述蔡伯喈故事的《琵琶记》

[33]其明确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谢肇淛读到的《金瓶梅》虽然出自袁氏兄弟，但其上述言谈，却早于袁小修的论断所以，袁小修如此言之凿凿，或许正是改编自谢氏的传闻，又把相传金吾戚里门客等模糊之处一一坐实而已

[34]转引自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1页

[35]宋起凤《稗说》卷三王弇州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

[36]在袁小修的作者传说中，西门庆所影射的现实人物居然就姓西门如此说来，倒是《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恰巧符合了一位京师西门千户的姓氏，其与妻妾关系、平素淫行等等也都与西门千户的现实人生若合符节，才使得那位绍兴老儒方便地把《水浒传》中的现成人物、情节拿来影射其主人——且不说这还算不算是影射，如此巧合本身，就堪称是一部小说了吧

[37]现存所见《水浒传》，无论繁简，在前七十回之前的故事次序、结构段落基本相同，回数上略有参差繁本以《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容与堂本，或容本）刊刻时间最早（万历三十八年），虽然研究者还常提及嘉靖残本和天都外臣本，但两者的可信程度越来越受到学界质疑，况且前者是残本，后者虽是全本，现存所见却是清代补配的，仅这一点就使它不足为凭，所以容本可以说是保存了古本面目的最早的本子，本文所引《水浒传》，无论文本还是批评，均出此本；简本则以马幼垣先生辑校并暂时定名的《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新刊全相增淮西王庆出身水浒传》（他分别命名为插增甲、乙本）刊刻时间为最早此前被称为评林本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曾被视为最早的简本，它的刊刻年代，一般认为是万历二十二年故插增甲、乙本的刊刻时间不晚于是年（参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水浒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从文字上看，《金瓶梅》无疑与繁本更为接近，故下文所引《水浒传》，均以容本为例鉴于《水浒》成书的复杂过程，以及民间口传文学的歧异（如袁宏道以及后来张岱所听到的与本传大异的水浒故事），使得不同内容、结构的《水浒传》同时流行于世前述李贽索求原本，就反证着当时诸多版本同时流行的乱象其中一种版本，即研究者们所称的吴读本，是仅见于吴从先《小窗自纪》中略述梗概的《水浒传》，黄霖先生推断它是一种与施耐庵的本（即今存诸版本）系列不同的古本参见黄霖《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或许正是因其内容、文字的差异，使它渐渐不能为读者接受，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看，容本代表了《水浒传》版本演化的大势，直到它也被金圣叹七十回取代

[38]清末俞樾就感慨说：按今人止知有金圣叹《水浒》评本，前乎此，有叶文通，则无闻矣（《茶香室续钞》卷十三《水浒》评本，《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75册）郑振铎也说：……他这一部‘腰斩’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他《水浒传》（《<水浒传>的演化》，《郑振铎全集》第四卷《中国文学研究》（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陈洪的评价更是干脆：（金圣叹）此本一出，他本尽废将近300年间，世人所言《水浒传》，皆指金氏七十回本（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39]原载《时事画报》丁未年第三十期，署名钱又见陈智超编《陈垣全集》第一册《早年文》，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7页

[40]陆澹安《陆澹安文存·说部卮言》，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41]侯会《打虎英雄终结者——武松》，《水浒争鸣》第八辑，第193页

[42]侯会《<水浒>源流管窥》，《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第70页

[43]徐朔方先生立足于集体创作说，认为《金瓶梅词话》和《水浒传》都经过了长时期的共同流传阶段：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又分又合，彼此渗透，互相交流，同时又各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章节此早彼迟，而另外部分则可能相反早中有迟，迟中有早，再也分不清孰先孰后了（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更有代表性的则是持个人创作说的黄霖先生，他虽认定在词话本《金瓶梅》写定的时候，晚出的《金瓶梅》肯定是参考了基本定形的《水浒传》的，但他同时也承认：《水浒传》与《金瓶梅》在故事流传阶段，可能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

[44]《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第1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93页

[45]《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二回，第688页

[46]有意思的是，金圣叹也觉察出了这一处纰漏，但以他对此书一向的态度，不仅把误叫起改为了偶叫起，而且也同样加了夹批曰：不必与前文甚合，正是好手（《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第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6页）听上去就是强词夺理了

[47]《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二十三回，第708-709页

[48]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的一段夹批：前有武松打虎，此又有李逵杀虎云云，又字用法就毫无疑义了

[49]《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回末总评，第719-720页

[50]至少吴读本就是异类，这个本子强调李逵之虎……武松之嫂……打虎英雄是李逵，而武松的事迹不过是因其杀嫂而著称李贽对于真本的索求，也可从反面证明当时各种版本、内容流传的乱象

[51]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52]今日所见的《金瓶梅词话》，固然是五回一卷，但卷、回不分，在当时的记述中很可能是常态，石昌渝曾说过：通俗长篇小说的体制，早期是分卷分则，分回是后来发展而定型的（参其《<水浒传>成书问题再答客难》，《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90-91页）何况《水浒传》正是一回一卷，叙述者在此处以本书的习惯称之，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53]《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写潘巧云（与海和尚）偷情时的韵语一个不顾纲常贵贱……在《金瓶梅》中出现在第十二回，但也是用于描写潘金莲（与琴童）私通

[54]《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四十五回，第1476、1481、1498页

[55]简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插增甲、乙本，潘巧云故事恰巧都在残缺卷帙中，其情形无从揣测值得注意的是，马幼垣先生认为它们刊刻的下限为万历二十二年，下距袁中郞初读《金瓶梅》不过两年万历二十年前后正是黄霖先生推论的《金瓶梅》开始动手写作的(黄霖《金瓶梅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9 页)时间假如诸说不误，则二者时间的重合，让人对增益的过程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说的大胆一些，就是《金瓶梅》创作完成潘金莲故事的时间，早于今存最早（也是最可信的早期刊本）的繁本《水浒传》，后者正是自《金瓶梅》增益回流，才形成了二潘故事

[56]固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曾经有这类话本小说的独立存在，但袁宏道、张岱都听过与本传大异的水浒故事另外还可以参照的是，聂绀驽等先生推测，或有一个名为《宋江演义》的话本小说深刻影响了《水浒传》的正式完成参见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53页；陈松柏《<宋江演义>是连接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与<水浒传>必不可少的链条》,《水浒争鸣》第十辑

[57]以潘金莲的出身为例，在《金瓶梅》中就广采博收，创造性地把它写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大体来说，它的人物姓名虽与《水浒传》相同，但情节却是以《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研究者大都同意：《京本通俗小说》诚为伪作，但其所收作品则不能说是伪作）为蓝本和基本构架，只把后者的线索人物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模糊成张大户，其娶王招宣府里出来的无名的小夫人（这个形象后来又用在了李瓶儿身上）为填房的故事，也被改成买进潘金莲充作使女对金莲形象的刻画，则又与《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里的蒋淑珍如出一辙，还吸取了其中的一些片段补充入自己的故事，但都做了适己的修改和补充简单言之，《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出场介绍，更像是转益多师的成果这样的写作方式，对《金瓶梅》来说，是一种创作的常态参看拙作《仿拟及其类型与文体丕变：《金瓶梅词话》的仿拟研究》，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

[58]《水浒传》和《金瓶梅》在相同故事中的不同段落，详略尽有不同，按照传统定论，这些差异当然是后者对前者增删的结果——因为二书面世有先后，后出者抄袭先出者就是不易之论由于学界目前都持这一种观点，而没有考虑其他可能性（如二书重合部分，《水浒传》反倒是后出者），所以造成很大的研究困难比如刘世德先生很认真详实地比勘了《金瓶梅》与天都外臣序本及两种容与堂本，最终结论却只能是主张《金瓶梅》同时使用了这三种本子（参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如果《金瓶梅》竟是这样拼凑抄袭成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很难想像一个要在案头摊开至少三部《水浒传》再加数部其他话本小说来抄袭、拼凑的创作场景更不可思议的是，刘先生严谨精细准确的比勘，竟把结论推向《金瓶梅》的创作时间是在万历四十至四十五年之间，与袁小修兄弟早在二十多年前的阅读记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比照出了结论的绝不可信，更在客观上自证了传统思路的末路假如我们上节所论不错，就可以跳脱出传统定论，把《水浒传》看作是根据《金瓶梅》增益成文，又在其后各自发展，因此各有错讹相异之处，这反倒容易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