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栋:张竹坡、文龙《金瓶梅》评点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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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竹坡和文龙是《金瓶梅》批评史上的两座高峰,两人的文学评点为《金瓶梅》的诠释带来新的生命与活力

文龙的《金瓶梅》批评是手书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刊本之上的,两人均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人物形象、文笔技法和文本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评点,但在评点中所体现出来文学批评思想却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本文将从两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文学批评的原则以及批评美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5.html

关键词:张竹坡 文龙 《金瓶梅》 文学批评思想

一、同中见异的女祸思想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5.html

红颜祸水的观点一直都存在于中国古代封建士子的思想之中,而在《金瓶梅》这个女性贪淫的世界里则表现地更为明显
张竹坡与文龙在评点《金瓶梅》中放荡的女性人物时,都对她们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与谴责,称她们为妖淫之物,可以说女祸思想贯穿了张竹坡与文龙《金瓶梅》评点的始末
不同的是,相较于张竹坡,由于文龙长期的官宦生涯致使其封建卫道士的思想更为浓厚,对《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也更加深恶痛绝
(一)两人对女人是祸水思想的认同
虽然张竹坡对《金瓶梅》中的孟玉楼、庞春梅等少数女性人物持赞赏的态度,认为孟玉楼是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自喻,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并认为庞春梅虽为下人,却有着较为出众的夫人气质
但是从女性人物批评的基本态势来看,张竹坡对《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总体持否定的观点,尤其是潘金莲、宋蕙莲这类淫荡放浪的女性人物,认为她们是祸事的根源,并将她们称作妖孽、妖淫之物
因而张竹坡认为书中女性人物的悲惨遭遇皆是由于自己放荡的行为所导致的,是女性心中的邪淫太盛而失去了控制自身的能力,最终酿成大祸,损人又害己
帘下勾情必大书金莲,总见金莲之恶,不可胜言犹云你若无心,虽百西门,奈之何哉?凡坏事者大抵皆由妇人心邪,强而成和,吾不信也[1]
但瓶儿弱而金莲狠,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2]
祸事的产生往往也是因为女性不能正确的守心
心中的欲望,以及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导致了女性人物在面对诱惑时往往迷失了本心,做出有违纲常伦理的事情,但最后自食其果,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潘金莲一心想要嫁给西门庆,与王婆合谋毒死了武大郎,最终也被武松剜心剖腹而死;
李瓶儿为了进入西门大院,与西门庆设计害死自己的夫君花子虚,但自己也因妻妾的争斗而香消玉殒
文龙亦是对《金瓶梅》中的女性进行强烈抨击,认为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等一众女性角色均是红颜祸水的典型
潘金莲自恃貌美,花蝶乱舞,刁钻狠毒,将西门大家的后院搅得乌烟瘴气,武大郎、李瓶儿、西门庆的死也与她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禹门云:世上人未有不爱美妇人者,而妇人之美者,未必皆喜淫而善妒,自有美之者,群起仰慕而逢迎之,……争之可以舍性命,破家财,忘忱焦,丧廉耻,到手则颠鸾倒风,暮云朝雨,妇之不淫者,亦不觉勃然动情矣
……一旦夺其所欢,失其旧宠,有不挟小嫌而成大恨,变巧笑而为娇啼者哉!遂使天下之美妇人,竟无不淫而且妒者[3]
文龙在这里解释了天下之美妇人,竟无不淫而且妒者的原因
天下男子无不喜爱美妇人,为其倾家荡产、视如珍宝,这样优越的周围环境致使一些品行端正的女子也变得淫荡且善妒,这些正常女性的品德堕落也更加刺激了男人们为追求她们而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甚至不惜谋害他人的性命,如此一来便陷入了恶性循环
书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西门庆,为了能够占有潘金莲,与王婆用尽计策屈死了武大郎的性命,并流放了武松,而潘金莲其放荡的行为无疑是祸根的起点
李瓶儿亦是为了能够嫁入西门大家而与西门庆串通一气,谋害自己的夫君花子虚,并恬不知耻地带着大量的钱财嫁给西门庆
因而,文龙坚持女人为祸水的观念,并对她们大加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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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封建传统女性美德的推崇
与谴责妖冶女性相对的,张竹坡、文龙都在人物批评中十分推崇拥有封建传统美德的女性
如张竹坡在其评点中十分推崇孟玉楼这位女性,认为她是《金瓶梅》作者的自喻,并盛赞其观玉楼之风韵嫣然,实是第一个美人[4]
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以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吉凶气象,已自不同
其嫁李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以视老鸨争论,夜随来旺,王婆领出,不垂别泪,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5]
孟玉楼出嫁西门庆和李衙内时,与李瓶儿的迎奸赴会是不同的,孟玉楼是明媒正娶,是合婚、符合礼节的
除此之外,张竹坡认为孟玉楼拥有温淑贤良、安分守礼的传统女性美德,同时在西门后院妻妾斗争激烈的恶劣环境中,孟玉楼往往可以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并不参与其中的勾心斗角,对一些争斗可以审时度势,
巧妙化解女人之间的恩怨,充当和事佬的角色[6]可见张竹坡对于孟玉楼是十分推崇的,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封建女性的传统美德
文龙亦是将封建伦理作为自己品评女性的重要标准,与张竹坡所不同,文龙十分推崇吴月娘
文龙认为书中吴月娘是一个完美的封建妇女形象,她虽为正妻,却坚守着三纲五常,对西门庆忠贞不二、惟命是从,面对西门庆不断的纳妾、偷腥以及一些出格的事情也选择了宽容
除此之外,吴月娘是西门庆所有妻妾中唯一一个从一而终的女性,即使在西门庆死后,她也依然在竭力维持着整个西门大家族
观人亦需论其大处,妇人之所最重要者,节
西门死后,月娘能独守,较之一群再醮货何如乎?赞美妇女者,但有从一而终,守贞不二之语,则以前所有处分,皆可番予开复矣
妇人之所最忌者,妒,西门生前,月娘独能容否则内哄外斗,上下不安,投井悬梁,诟谇不已[7]
可见,文龙将守节作为评价妇女最为重要的道德标准
毋庸置疑,吴月娘守大节,不淫不妒,即使作为封建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忍受着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也要从一而终,顾全大局
而反观其他女性角色,潘金莲、李瓶儿皆几易其夫,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不择手段,做出有违伦理道德的事情,尽显人性阴暗的一面
虽然张竹坡和文龙推崇的女性人物不一样,观点也有些许的区别,但是两人都痛斥淫荡放浪的行径,赞扬拥有封建伦理美德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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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龙更为浓重的封建卫道士思想: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虽然张竹坡和文龙在《金瓶梅》人物批评中都表现出了女祸思想,但文龙相比于张竹坡有着更为浓重的封建卫道士思想,他对书中女性人物的痛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用极尽侮辱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妖淫之物,并将她们比作小人
甚矣女子小人,断不可使其得志也圣人谓其难养,近之远之皆不可,此盖言其大同也……自古及今,大而天下国家,小而身心性命,败坏丧身于女子小人之手者,正指不胜屈
又有小人而女子者,阉宦是也女子而小人者,婢妓与仆妇是也其性属阴,其质多柔,其体多浮,其量隘,其识浅,……则所以待女子小人者,思过半矣[8]
文龙认为小人女子难养也,女子心性太弱、眼光短浅,仅从自身、眼前的利益出发
处顺境则露骄态,处逆境则生妒心,骄则忘其本来面目,妒则另换一副心肠[9]
女性是一种极难相处的生物,与其太近则会显露骄态、不可一世,与其产生距离便会导致其怨念的产生
自远及近、自大至小的事情,很多都是由女性引起的
文龙所表达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极端女祸思想无疑是封建糟粕思想的一部分,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视之改之
在那个男性起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极其地下,根本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有时候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一些迎合男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一些女性的不当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谴责文龙所表达的这些思想,毕竟文龙所处的时代有着很深的思想局限,更何况文龙常年做官,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的思想非常先进,毕竟时代是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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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竹坡、文龙文学批评态度比较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5.html

文龙所做的《金瓶梅》批评是在细细阅读张竹坡《金瓶梅》批评之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手书上去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文龙所做的批评对张竹坡的批评是有继承和超越的,其中不乏很多针锋相对的内容,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两者文学批评态度的不同
(一)我自做我之金瓶梅的主观精神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哉[10],张竹坡一直将我自作我之金瓶梅的批评原则作为自己评点的主导方法,此种批评方法实为一种审美再创造,在对《金瓶梅》本进行评点的同时注入自身强烈的主观和情感色彩,富有主体意识
这种评点特质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读者引向感性思维的方向,成为张竹坡评点的个人特色所在[11]如:
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我自做我的《金瓶梅》
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亦何不可![12]
张竹坡一直将批评《金瓶梅》当做一种文学艺术的再创造活动来对待,他希望这本被世人误以为淫书的《金瓶梅》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的描摹世态人情的世情书,使天下人共赏《金瓶梅》的文字之美
张竹坡在评点人物时常常会加入自身的个人好恶,以自身的遭遇来体会人物情感,因此具有主观性
张竹坡在批评中十分推崇孟玉楼,认为她是作者的自喻,是一个在妻妾斗争中依然保持自身独立、洁身自好的妇人形象,这正是张竹坡在遭遇人生挫折、感叹命运不公时所依附的一个美好的情感寄托
形成张竹坡如此强烈主观精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张竹坡落迫的个人遭遇,张竹坡生于诗礼之家,自幼聪颖,六岁便能赋诗,十五岁便开始了科考之路,但屡试不第,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心灰意冷,而父亲的早逝更让他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张竹坡心中的愤恨无以发泄,便通过批评《金瓶梅》方式并融入自身强烈的主观情感来以泄其愤
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13]
张竹坡常以自身的悲惨遭遇来揣测作者的写作意图,身遭其难而自泄其志说的不正是张竹坡自己吗?
其次是由于张竹坡本身情感丰富的个人品格,且由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的年龄为二十六岁,正值青春壮年,由此便造成张竹坡喷薄欲出的丰富情感
最后是因为张竹坡常常以怀才不遇的文人形象自喻,且以作者的知音自许,常惋惜道:千古的史笔,可惜令之老死床下,作稗官野史悲夫,我当为之一哭
因此他在阅读《金瓶梅》时会产生很深的情绪感触,给他的评点带来激荡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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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作人云亦云的客观思考
与张竹坡相反,文龙将不作人云亦云的客观思考作为自己评点《金瓶梅》的准则
他认为小说的批评不能离开人情事理的考究,要公正客观、冷静求实地品评《金瓶梅》,反对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的批评方式,提出了准情度理、不存喜怒于心的批评原则[14]
批此书者,每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不解是何缘故?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
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电[15]
由此可见,文龙十分注重小说评点的客观性,以实现全付于天然的评点效果,保持本的天然性
无论是批书还是读书,文龙提倡置身事外而又设想局中的读书方法,即是要进得去,亦要出得来
从多个角度去思量人物特性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要求心神宁静、纯真,达到公正客观的标准
(三)文龙对张竹坡文学批评态度的否定:是为酒醉雷公
文龙在其评点中多次流露出对张竹坡文学批评态度的不满,认为其在评点中过度地注入个人的情感好恶,以怀有偏见的心理盲目的去评点人物的好坏,为了达到自己主观上的某些目的而强行自圆其说,从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评点标准
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16]
评点文学作品是比作者创作、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更为艰难的一项任务,为什么呢?
由于生活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各种条件的不同,评点者是无法完全、彻底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只能在评点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持文学作品的客观性
文龙强调,评论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否符合生活情理真实,不是由作者的情感好恶来决定,也不能以评点者的主观臆断来评定,而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尺度和标准[17]
因此,文龙所提出求真求细的文学批评标准显得尤为可贵,也为后人的人物写作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但是张竹坡的我做我之金瓶梅的主观精神则是完全与真、细标准相违背,在人物评点时注入自己的个人感情,肆意地去评判一个人物的好坏
文龙对这种现象甚为愤怒,称只会一味乱批的张竹坡为酒醉雷公,并对其大加谴责
文龙寓意说后评:此批不必然,不必不然在作者纯任其自然,批者欲求其所以然,遂未免强以为然
我谓有然有不然,不如视为莫知其然而然,斯统归于不期然而然,全付于天然,又何必争其然与不然哉![18]
文龙追求天然的小说评点效果,不要用自身的主观想象来刻意地去解读文学作品
张竹坡在《第一奇书》凡例中写了一篇《寓意说》,其大意是将书中的吴月娘、李瓶儿、潘春梅等人物分别比作月亮、金瓶、梅花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相生相克、互为因果,如梅因瓶生,万花因月光浸润而繁盛
文龙对张竹坡的这篇《寓意说》十分不满,认为其对《金瓶梅》进行了过度地解读,且解释的很勉强
或许,兰陵笑笑生并没有这样的创作意图,而仅仅是评点者张竹坡的一厢情愿罢了
纯任自然,保持天然,文龙强调要保持文学作品中的既存事实,客观分析人物性格和文学艺术

三、张竹坡、文龙批评美学思想诠释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5.html

《金瓶梅》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对于这个问题,张竹坡大力为《金瓶梅》正名,并开创出非淫书论一派,并将其与《史记》作对比,以提高《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彰显其文学价值
文龙亦认同张竹坡所提出的非淫书论的观点,不同的是,文龙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教化功用,提倡文以载道
(一)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19]
在张竹坡品评《金瓶梅》之前,《金瓶梅》一直被人们斥为诲淫之书,无论是上层的统治者还是底层的文人百姓都对其大加贬低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写道:若夫《金瓶梅》一书,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20]
李绿园还在书中以议论和诗歌的方式来隐晦的嘲讽《金瓶梅》的淫
闲斋老人亦在其《儒林外史序》中表达出同样的观点:至于《水浒》、《金瓶梅》诲淫诲盗,久干例言,……甚矣!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而非若《水浒》、《金瓶梅》致为风俗人心之害也[21]
闲斋老人也认为《金瓶梅》一书是有伤风化的面对前人的诲淫说观点,张竹坡勇敢地扛起《金瓶梅》非淫书论的大旗,为此还写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这样一篇凡例,从寓意、思想主旨等多个方面和角度来阐述《金瓶梅》的深刻寓意,为《金瓶梅》中的淫词秽语找到其合法存在的理由
他认为《金瓶梅》是以宣扬孝悌、孝亲为核心的导人向善之书
这样通过对其主旨的重新阐释就从根源上改变了《金瓶梅》的价值意义,使其完成质的蜕变,成为一本宣扬孝悌的教化书
张竹坡自始至终都将评点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审美活动中去,即所谓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在完成对《金瓶梅》洗淫乱而存孝悌的思想主旨转变之后,张竹坡又通过变账簿以作文章的方式来提高《金瓶梅》文学地位
在古代,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小说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下的,为很多文人所不耻
明清文人大都将诗文作为自己的主业,利用闲暇时光进行小说的创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知名小说的作者署名为化名的原因
由于文人们对小说的轻视,且《金瓶梅》所具有的诲淫属性,导致《金瓶梅》一直不被人们所认可
张竹坡为了肯定《金瓶梅》的价值,提高其文学地位,便将《金瓶梅》比附于《史记》,将小说与史书相比较是文人们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所常用的一种方法
为此,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文笔技法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构,并借鉴金圣叹等前人小说的理论来对总结《金瓶梅》的艺术规律,如犯而不犯之法、伏笔照应、草蛇灰线等等,都与《史记》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犯而不犯之法:
《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22]
《金瓶梅》描写人物特点,衬托出不同人物性格的属性与《史记》颇为相似又如旁见侧出法:
《水浒》中,此回文字,处处描金莲,却处处是武二,意在武二故也《金瓶》内此回文字,处处写武二,却处处是金莲,意在金莲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见[23]
旁见侧出法又名烘云托月,即互现法
最初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所创,意为在一个人的传记中主要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传记中去描写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太史公的互现法做了继承和创新,使其为人物性格塑造所服务,作者想要着重描写一个人,却不是正面去描写,而是通过去描写其他人的言行来突出这个人
这种旁见侧出法笔在此而意在彼,隐含之意在其中,遥相照应,需要读者仔细阅读和揣摩以获得出其不意的阅读惊喜
因此,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而存文章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动机所在,在诲淫说一片盛行的环境中开创出了非淫书论,使《金瓶梅》以正确的姿态重新进入人们视野,为以后对《金瓶梅》作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张竹坡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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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世之方[24]
文龙是十分赞成张竹坡所提出的非淫书论观点,并对《金瓶梅》教化功用方面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索
前文已提到,文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对人性的考察和官场黑暗的批判较之张竹坡更为的深入,因此文龙更加注重《金瓶梅》文以载道的精神
文龙继承并发展了张竹坡的非淫书论,认为《金瓶梅》非但不是淫书,而是一部戒淫之书、警世之书
《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
《水浒》以武松为天人,其以此也夫!吾故曰淫书也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
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25]
文龙认为《金瓶梅》虽然披着淫书的外衣,但是它的思想内核却是导人向善、戒淫警世
文龙深刻剖析了《金瓶梅》的思想内涵,并总结出了修身齐家之道、待人处世之方的教化效用
修身齐家之道文龙在评点中多次警告女性的危险,认为潘金莲之流是吸人骨髓的妖精,争之可以舍性命,破家财,忘忧焦,丧廉耻,使人散尽家财、丢掉性命,毁坏掉自己的身体,招致祸端[26]
武大郎因为潘金莲的放荡行为惨被合谋毒死,花子虚被李瓶儿和西门庆活活气死,西门庆也因女性的索取无度而败坏身子死掉
如此这般种种现象向读者告诫,想要修身齐家、成家立业,就不要效仿西门庆和潘金莲这类人物,要控制情欲
文龙在评点中推崇吴月娘这样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人物,谨慎持家,是可以与其终老一生的典范
教人处世之方文龙相比于张竹坡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且由于长期的官宦生涯对官场黑暗和人性好坏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文龙在评点《金瓶梅》时已处于人生的晚年,心境也更为平静淡泊,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对生活中待人处世之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
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败坏人材五方杂处之区,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精也每见外省聪明子弟,倜傥文人,……往往中等之质
到京盘桓数月,其气象便迥然不同但观曾会试举人不曾会试举人,不但字法一变,文法一变,即五官亦有异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质者,盖罕[27]
文龙认为人性易变,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我,西门庆就是因为在父系管教缺失的情况下胡作非为
身边的人对自己也有巨大的影响,要选对朋友,互相激励,走向正确的道路
如何与女子相处,文龙也有自己的看法,圣人谓其难养,近之远之皆不可,此盖言其大同也[28]对于女子,远之近之都不合适,都会滋生她们的情绪,因此要把握的适度的原则,维持平衡文龙所提出的这些待人处世之道虽有不可取之处,但亦有警世的道理,我们要正确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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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读者的启示意义
张竹坡与文龙均认可读者、作者互为主体共同建构人物批评的理论价值,彰显了人物批评对读者主体意识的体认[29]
虽然张竹坡和文龙都大力宣扬《金瓶梅》非淫书论,但不可否认,《金瓶梅》确实存在着一些淫词秽语,文龙在评点第一回中写道:
《金瓶梅》淫书,亦戒淫书也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30][2]580
《金瓶梅》中确实有令读者扰乱身心、引向歧途的内容,这是张竹坡和文龙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对于如何阅读《金瓶梅》这本书,他们都提出了合理的读书之法
1、读者素养
文学活动不仅仅是作者和作品之间的互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也非常重要
文学作品是始终存在的客观物象,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一个主观的动态过程
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读者的素质、文学修养主观接受度等都会对阅读产生很大的影响
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来读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阅读效果,因此,阅读者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与自控力,心性纯真张竹坡在其《读法论》中写道:
读《金瓶》,必须静坐三月方可,否则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31]
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气浮心粗则气浮,气愈浮则心愈粗岂但做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将《金瓶梅》与他读[32]
可见,张竹坡对读者的心性要求颇高,阅读前要静坐很长的时间来保持心态的平和与冷静,消除心浮气躁,从而抵御书中的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张竹坡还认为女性不宜看此书:
《金瓶梅》切不可令妇女看见世有销金帐底,浅斟低唱之下,念一回于妻妾听者多多矣
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劝戒观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观感者几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于其文法笔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学,亦不必学[33]
受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张竹坡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且女子的心性较之男子普遍要差很多,如果天下间的女子阅读完此本书,她们会心生效法,会导致礼乐崩坏,家庭离散,社会混乱
文龙亦表达出同样的观点,提出了读者素养论
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饮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
观此书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如以西门庆自许,须防备身后[34]
文龙的这段评点说出了读书的本质,书不淫人人自淫,关键是自身要提高素质修养,正心骨,加强自身控制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自身的心骨纯净才能处乱不惊,阅读任何书籍才能保持心如明镜、心如止水,将书籍为我所用
2、整体与细节
阅读《金瓶梅》要从大的整体和小的细节两个方面去综合把控
张竹坡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阅读《金瓶梅》首先要从整体性关照入手,掌握全书的主旨,且不可因为片面的阅读而影响对全书的理解: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35]
同时,张竹坡也关注书中的细节部分的美感艺术,可以停下脚步细细阅读,慢慢体会如:
今本不通,然思读书之法,断不可成片念过去岂但读文,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36]
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美感,领略书中所体现出的细节白描、犯而不犯之法、伏笔照应、草蛇灰线等高妙的艺术手法
3、移情
张竹坡和文龙皆提倡情感体验法,即读书要学会移情,要全身心地去投入进去
朱熹说:读书不可只去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自家身上推究,这即是要求读者要切身体会书中人物的情感,跟随情节的发展而起伏顿挫,体验情感的过山车文龙在评点中写道:
善读者当投身处地,使我而为西门大官也;其人斯已耳,既见而能恝然乎?畏人知不敢再往斯已耳,有闲工夫而能绝迹乎?[37]
文龙就提出要将自己当成西门庆,设身处地、切身感受人物性格、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
这样可以更好理解作者写作的主旨情感,提高对整本书的情感变化
情感体验读书法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事情的始末,把握思想感情,体味文字的艺术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结 语

张竹坡和文龙所做的《金瓶梅》评点是《金瓶梅》批评史上的两座高峰,两人在评点内容方面的不同体现了两人文学批评思想上的差异,有受封建伦理思想影响的相同点,也有批评原则上的不同
两者所作的文学批评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虽有些许不合适的内容,但瑕不掩瑜,都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

[2]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M](金学丛书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14版

[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M],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版

[5]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M],中州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

[6]吴敬梓,《儒林外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7]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M],辽宁人们出版社,1986年版

[8]贺根民,《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批评比较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版

[1]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9页

[2]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1页

[3]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页

[4]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4页

[5]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5页

[6]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M](金学丛书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14版,第191页

[7]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

[8]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页

[9]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页

[10]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11]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M](金学丛书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14版,第137页

[12]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1页

[13]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页

[14]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M](金学丛书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14版,第225页

[15]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

[16]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2页

[17]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M],辽宁人们出版社,1986年版,181页

[1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M],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2108页

[19]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1页

[20]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M],中州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21]吴敬梓,《儒林外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22]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8页

[23]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9页

[24]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7页

[25]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26]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M](金学丛书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14版,第253页

[27]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3页

[28]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页

[29]贺根民,《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批评比较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版

[30]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31]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4页

[32]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4页

[33]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5页

[34]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35]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36]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M],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4页

[37]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 [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文章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

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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