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吴敢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一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研究
主要代表性著作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它们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
同时，吴敢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他的这一学术活动为金学研究的学风建设以及各种学术典范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实绩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关键词：吴敢 张竹坡家世生平 金瓶梅研究史长编 金学事业
引 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黄霖说：《金瓶梅》实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今天要真正揭开这些谜底实非易事[1]181
正因为谜太多，也就可能因谜而成学，譬如红学如此，金学同样不能例外
当然，吴敢也是难敌这揭谜的诱惑，于是，毅然地带着一份学术责任，便走上了这既需学力识力又费心力体力的解谜之路
笔者在撰著《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第一编）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四力即学力识力心力体力的重要性，四力的基础厚实，成果就坚实，四力的基础薄弱，成果就稀松，这是必然的
设若没有这四力作为揭秘即探源求真貌的基础，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大家都是猜，你猜得我也猜得！
于是，这猜谜的过程也就成了编织误解的过程，因为揭谜若不是完全出于探源求真貌的学术考量，大都演成了某种虚妄（或名或利）
红学如此，金学果真洁身自好了吗？譬如金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真是使人如雾里看花，引来非议不断（如牛角尖里兜圈子、可疑的命题、非常可笑、笑学、伪科学等），惹得黄霖勉力地为此申辩，但同时他也承认：
平心而论，近二十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
各种各样的说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粗看起来，各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主要还是立足在比附、推测的基础上[1]204
《微澜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黄霖序跋书评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吴敢当然清楚地知道作者是谁和成书年代是《金瓶梅》研究的两个谜一般撩动人心的问题，同样了解《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比附推测现象
吴敢没有把自己的金学起点放在这撩动人心的作者是谁的比附推测上，而是出于乡谊之考量以及性分之驱使，将自己的《金瓶梅》研究定位在了张竹坡与《第一奇书》这一同样诱人热情的学术话题上，走出了他自己的《金瓶梅》研究之路
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是吴敢的同乡，乡谊成为吴敢研究张竹坡和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主要心理动机
那么，性分如何理解呢？吴敢曾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归结为三句话：
第一句，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又要有变通随缘的灵动，即所谓内方外圆；
第二句，贵在温良敦厚，要有自知之明，又要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即所谓内圣外王；
第三句，要追求完美，但要接受残缺，即所谓内阴外阳[2]55
可以说，吴敢的性分就蕴含在这三句话中了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实，学术亦如其人学人的性分不同，学术选择和学术实绩相应地也会不同没有最好的学术道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
吴敢的性分决定了他的学术追求——踏踏实实立言，兢兢业业立言，努力增加立言的分量[2]55
吴敢的金学贡献首先在于为金学大厦奠基了两块极其重要的基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笔者按，在《长编》基础上撰著的《<金瓶梅>研究史》即将出版）
当然，他毅然地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同时，他又实实在在地为弘扬张竹坡故里地域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实绩
尤其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的学术意义之重要更非同一般，童元方在《树荫与楼影——典范说之于<红楼梦>研究》一文中道：孔恩是在哈佛大学当助教、给本科生讲科学史时，发现古典科学与现代科学观念上的极度混淆
他走过了多少艰难的路而挣扎出来、觉悟出来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范（paradigm）
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虽说是一本讲科学史的书，却被社会科学中广为引用不过，文学毕竟不是科学，文学史也不是科学史
中国文学利用科学方法来解析是否得当，是否会有鲁莽与生硬之嫌，则亟待审慎的考核与厘定何况，孔恩典范之说，是其早年之作
至于晚期，他曾说，如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必须强调学会与学刊之重要，以期典范共识之形成[3]327-328
童元方的陈述表明：典范的生长离不开学会与学刊的生成与发展若就此方面而论，吴敢在《金瓶梅》学会与学刊生成与发展上的贡献对于金学而言，其意义也将随时日推移而彰显
一、彻底廓清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张竹坡家世生平考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吴敢曾在《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文中说：我的《金瓶梅》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先后查访到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族的族谱四种，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
曾结集成两部专著：一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一版该书的出版，匡谬补阙，使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
二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该书分为张竹坡家世生平分则详考、张竹坡著述行谊考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评析三部分
金学既已成为显学，及时予以总结，已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2003年1月我在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5万字的专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
徐朔方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鼓励我说：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4]333由吴敢的自述可知：考辨新材料与撰述学术史是吴敢金学研究的两个着力点
考辨新材料可以显示其学术研究的传统功力，撰述学术史足以彰显其学术研究的宏阔视野
吴敢考辨新材料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彻底廓清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即全面揭晓张竹坡家世生平
吴敢曾不无感慨地说：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当是含笑欣慰于九泉的吧？[5]141笔者以为，无论是考辨新资料，还是复垦旧文献，只要能够兼收并蓄，并善于运用适当的有效的方法（无论新旧方法），都是可以建构新说或完善旧说的
吴敢的张竹坡研究主要是考辨新资料，并在完善旧说的同时建构新说当然，考辨新资料有待于开发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发现也是最易于引起论争的
正确的态度是容忍异说的存在，尽力完善自己建构的新说可以说，在金学大厦的建构中，张竹坡与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无疑是其中最坚实的基石之一，而在奠定这一基石的过程中则无疑离不开吴敢的突出贡献
既然考辨新资料有待于开发新资料，那么，用心发现新材料则就成为葆有学术兴趣的学人的学术自觉，吴敢就是其中较为机敏的一位学人
吴敢在谈及他开发新资料过程时说：1984年3月，笔者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触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返徐以后，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彭城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的访求[4]10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可见，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是吴敢涉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的机缘当然，这机缘若没有乡谊之情的铺垫，也是不可情测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至于说起王汝梅先生的督促来，可引证王汝梅的自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根据新材料，对张竹坡与《第一奇书》的关系、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张评本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撰写了《再谈张竹坡金瓶梅评点》（《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提交1984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789.html
虽然增加了新材料，但深感对竹坡生平思想了解仍然不多因此，产生了想到徐州铜山县进行考察的想法苦于工作忙碌，暂抽不出时间
于是致信徐州市文化局吴敢同志请他在徐州考察，一个月后即接到吴敢回信：接函后一个月之内足迹遍彭城，找到了张竹坡的后人，发现了《张氏族谱》
1984年8月，我应吴敢之邀到了徐州这时，吴敢据《族谱》已撰写了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系列论文，我得以先睹为快
我对吴敢同志极为快慰地说：今后我不再研究张竹坡生平家世，只注意他的小说理论；请您对张竹坡生平作系统研究[6]146
于是，由于各自的勤奋耕耘，也便成就了张竹坡与《第一奇书》研究的两位金学大家，而此一段佳话也就更值得存入金学史的备忘录了
吴敢据发现的《张氏族谱》所撰写的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系列论文，第一篇即《张竹坡生平述略》（刊发于《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这也是吴敢《金瓶梅》研究的起点
吴敢的这篇论文距离朱星连续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3、4期发表《<金瓶梅>考证》长篇论文以揭开金瓶梅热序幕大约5年时间（笔者按：朱星的系列长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且看以下自述——黄霖说：
朱星先生在《金瓶梅》研究领域打响了第一枪，在新办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我一口气读完了它
我佩服朱先生为《金瓶梅》说话的胆气，但他想回避和抹去《金瓶梅》的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作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于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第二天即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6]85
可见，黄霖迈进金学的第一步即受了朱星的影响；孙逊则说：
1979年，我的第一部书稿《红楼梦脂评初探》完成，送至出版社排队等候
这期间，朱星先生率先发难，连续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3、4期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篇长篇论文，揭开以探讨《金瓶梅》作者之谜为中心的金瓶梅热的序幕
朱星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我研究《金瓶梅》的冲动[6]47
孙逊研究《金瓶梅》的冲动竟也与朱星有关，足见《<金瓶梅>考证》的影响力；张远芬则记述道：
一天，我在图书馆里读到了朱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金瓶梅三考》，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兰陵笑笑生猛地跳了出来，灵感瞬间将临，这不正是我要做的题目吗？[6]47
应当说，《张竹坡生平述略》的发表正赶上这一时期的金瓶梅热，吴敢的这一成果也就很自然地受到了广泛地关注
《张竹坡生平述略》刊发之后，吴敢陆续发表了《张竹坡年谱简编》（《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张竹坡扬州行谊考》（《扬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二期）、《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述考》（《文献》1985年第三期）、《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考探》（《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三期）等一批系列论文
并于1987年7月和9月，前后出版了《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两部著作
前者主要考述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的几部张氏族谱以及《张氏族谱》发现过程和意义，编制张竹坡年谱，并附录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资料；后者则对张竹坡的家世生平、著作、交游行谊、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等全面考论，编制了张竹坡年表，并附录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资料、张竹坡家世表、张竹坡家族诗钞、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等资料
至此，吴敢以自己的考辨实绩占据了张竹坡研究的制高点
我虽然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张竹坡，也翻检了一点有关他的材料，但没有吴敢同志研究得那么深，现在让我谈了张竹坡，似乎没有这个发言权
《金瓶梅》的作者已是几个世纪以来难解的谜，而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亦是迷雾重重，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足，于此可见一斑而《张竹坡与金瓶梅》这本著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彻底廓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
读了《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生平考略》、《张竹坡年表》等待之后，我不仅赞叹其内容详瞻丰富，排列清晰明白，更为作者掌握的材料过硬，准确无误而折服
事后，我知道吴敢同志为获见这部《张氏族谱》，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为了访求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到处奔波，走访了凡能查询到的每一个张氏家族后人
对于吴敢同志这股坚韧的治学精神，我同样是很有敬意的吴敢同志在张竹坡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同行所公认[7]1-5
刘辉这一彻底廓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的评价堪称对吴敢张竹坡研究的高度肯定，笔者尚未看到对刘辉这一评价的反对意见
而充分肯定的意见则显见，如孙逊说：我和陈诏兄商议二人合作一本论文集子，这本论文集子1980年12月编成，1982年8月出版张远芬、黄霖诸兄相继就《金瓶梅》的作者发表了稿件，一时使金学甚嚣尘上；
刘辉、吴敢二位又对《金瓶梅》的版本和张竹坡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颇多发现；他们的努力促使了金学的日益高涨，于是，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中国金瓶梅学会也宣告成立[6]18-19
王汝梅则说：《张氏族谱》的发现是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发现，推动了关于《金瓶梅》评点的研究[6]147
胡文彬则如是说：一九八四年在徐州发现的张竹坡家世族谱，一九八五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删节本《金瓶梅词话》的出版，同年六月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的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是《金瓶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学术界的《金瓶梅》研究将出现一个黄金时代[8]2
可见，张竹坡家世族谱的发现不仅有助于《金瓶梅》评点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是《金瓶梅》研究被推向一个崭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对日益高涨的金学的推进做出了切实的学术贡献
此后，吴敢持续不断地发表了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论文，并于2009年出版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文物出版社）这一汇总性著作
吴敢兄将二十多年来研究张竹坡与《金瓶梅》的成果汇成一册，嘱我作序，我在钦敬佩服之馀，不禁感慨万千
他的前两部《金瓶梅》论著，是分别由徐朔方先生与刘辉先生作的序徐先生是我们的前辈，但就《金瓶梅》研究而言，我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差不多同时起步的
转眼间，徐、刘两位先生已作古人记得两年前，比我俩稍长的王汝梅兄也曾将他的《金瓶梅》研究的主要成果编成一册《金瓶梅解读》，嘱我写序，我就说，这显然是他二十多年来研究《金瓶梅》的一次小结
如今，吴敢兄的这本书，无疑也是他二十多年来研究张竹坡与《金瓶梅》的一次小结他们两位所做的这一工作，非常必要，十分及时因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在金学研究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正代表着金学的一个时代《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时代行将过去了，他们该将自己的成果打一个包，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今就吴敢兄的研究成果来说，他对张竹坡的研究，可以说不仅是近30年来金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实绩之一，而且也是近百年来《金瓶梅》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金瓶梅》是一部复杂的书，围绕着它，绝大多数问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近百年来有两件实绩是无可争辩，且在金学研究中都是关系重大、举足轻重的：一个是《金瓶梅词话》的发现；另一个即是《张氏族谱》等有关张竹坡资料的发现与对张竹坡的研究
想当年，刘辉兄与我也都为解开张竹坡之谜作过一些努力，但我们都只是沾到了一点点的边而已而吴敢兄的研究，终于彻底干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们惊叹不已
时至今日，有关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无疑还是吴敢兄的研究最全面，最权威我想千载而下，它的价值还将永在[4]1-2
一则吴敢的研究成果同徐朔方、刘辉、黄霖等的成果都堪称金学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也就是说，吴敢是新时期金学初创和日趋繁荣期的关键性学术人物之一
这是一个金学的外学最为繁荣的时代，是继红学之后又一门显学——金学形成的时代，吴敢则为这一显学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
二则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是有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最全面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它的学术价值将与时日推移而日益彰显
当然，吴敢在进入张竹坡研究这一领域时，并得就会想到自己的成果将会代表着金学的一个时代
不过，他的张竹坡考论的动机和目的则是日渐明晰的，即给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公正相当的评价，给张竹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评点史，尤其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中以恰当应有的地位，[4]16
为什么给张竹坡以及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公正相当的评价是金学研究之必需呢？吴敢认为：
关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众口一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越到后来，评价越高，这才有前文徐朔方先生的持平之论
横空出世的《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妖魔神怪为主体的叙事内容，以家庭为社会单元，采取网状树形结构方式，极尽描摹之能事，从平常中见真奇，被誉为明代社会的众生相、世情图与百科全书
得益于此，《金瓶梅》的评点评议也水涨船高，为有识者所重视而张竹坡的评点在《金瓶梅》所有的评点评议中最为出色[4]16
并且，张竹坡研究不但成为金学，而且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分支[4]16
可见，吴敢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并非是某种冲动或一时的激情所成就，而是因为葆有了一位严认真的学人所应具有的学术清明意识和远大目标所造就
吴敢对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全面考论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误读，以及极大地推动着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进程，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分章列节地评述《金瓶梅》和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研究已经接近结题，那么，张竹坡家世生平研究应该可以结题
谈及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研究已经接近结题这一方面，吴敢是葆有清晰认识的，他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集体攻坚，尤其是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研究，已经粗具规模，接近结题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张竹坡的这几位师友，不久都成为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著名金学家[4]10
那么，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研究又是怎样的境况呢？吴敢说：张竹坡研究还有空白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短缺，严重影响着中国小说美学与《金瓶梅》研究这两门学科的建设[4]10
于是，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吴敢始终保持着学术攻坚的兴趣和信心，他的《张氏族谱》等有关张竹坡资料的发现和考辨完成了张竹坡生平家世的获解，并且是较为全面而准确地获解
与此同时，也就可以实现张竹坡家世生平研究结题的目标所谓结题，也就是黄霖所说的吴敢兄的研究，终于彻底干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一学术收获无疑给吴敢带来了莫大的喜悦，这喜悦并非仅限于一己之自娱，而是足以告慰乡贤之慰藉：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竹坡可算是昙花一现，没有来得及更多地驰骋才志，就离开了人间他定是带着他在评点《金瓶梅》时，所发遣的对于现实生活黑暗的揭露，和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辞世的
当他在巨鹿客舍呕血数升之倾，他心中定会充满着壮志未遂的怨恨，和未尽其才的愤懑！
近年来，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美学价值，正在获得人们的公认；张竹坡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在引起国内外学人的重视竹坡有知，当是欣慰含笑于九泉的吧？[4]119
是的，当张竹坡生平家世获解并公诸于世之时，竹坡有知，自不免欣慰含笑于九泉了
这肯定不仅是吴敢一人的心愿说是金学同仁的共同心愿，甚或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共同心愿
二、为后来者跨进金学大门铺设一座便桥——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金学史长编
学术研究的计划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题，能够选择值得做下去的有价值的选题，则显示了一位学人不俗的学术眼光，这样的学术眼光若能同不俗的学术魄力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有所建树，取得不俗的学术实绩
笔者在撰著《红学学案》过程中于此感悟颇多，并尤其能够与周思源的观点相共鸣，他在与笔者的一次通信中说：
钱伟长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给清华学生谈科研时曾说，选题要一有价值，二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目标，三是这个题目有延伸价值
钱伟长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极大您的选题就符合钱先生的三原则，值得做一辈子，纵横皆有很大发展空间，能够出许多延伸性成果[9]
钱伟长的科研选题三原则不仅可以保证选题的学术质量和创新价值，而且可以确保学术研究在纵横两方面皆有很大发展空间，并产生出延伸性成果
笔者以为，吴敢张竹坡家世生平考辨符合钱氏三原则，他的金学史长编更加地符合钱氏三原则，尤其金学史长编同样是值得做一辈子的选题，纵横皆有很大发展空间，能够出许多延伸性成果
由此两个方面的选题足以显见吴敢的学术眼光不俗，读者诸君若尚有疑惑，笔者还可以例举吴敢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起步阶段的选题以为佐证
吴敢于80年代初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做研究生时的硕士论文选题即《赵氏孤儿剧目研究》，这一选题为中国剧目单向系列研究开拓了新路子，加之此后不断地开掘，也就成为了迄今为止对这一剧目进行研究的经典范例
可见吴敢的戏曲学研究不仅起点高，而且学术创新价值更高（笔者按：即将出版的吴敢著《戏曲格律文献研究》可以为证）
吴敢虽非历史学系出身（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然而，他的治学却具有史之兴趣、史之眼光、史之观念和史之方法，这就实属难得而有趣
吴敢曾在《<赵氏孤儿>剧目研究与古代戏曲选本》一文中说：
1981年，我做硕士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时，跑了全国不少图书馆，看到一些中国古代戏曲选本与曲谱
后来的研究使我感觉到，没有中国古代戏曲选本，便无法进行《赵氏孤儿》剧目研究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戏曲选本，便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戏曲史[10]1-3
吴敢从学术起步阶段就具有史之眼光，将《赵氏孤儿》剧目研究置于中国戏曲史的背景下观照卜键曾在回忆与吴敢相识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经历时说：
经介绍知道吴敢是徐州同乡，加之同治戏曲史，遂一见钟情我便邀请他到我的住处去居住，白天一同上图书馆，晚上时常煮酒论文，其乐也融融
吴敢由理科转而治文，思维极系统化，在学问和刻苦精神上都很大地影响了我当时他正搜集中国古典戏曲选本和古小说的资料，务求穷尽，网罗殆尽，进而分门别类，使之体系化，其治学方法给我启发甚多[6]199
卜键的回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则搜集资料务求穷尽；一则分门别类以使之体系化
这种治学方法为什么能够给人以启发呢？胡适曾有八字真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尤其求证过程的缜密性以及求证结论的真理性最为紧要
那么，求证过程的缜密性以及求证结论的真理性何来呢？首先来自网罗殆尽的资料证据
那么，如何建构自己大胆假设的假说呢，不仅资料的分门别类的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需要合理运用这些体系化的资料进行概念化的学术建构工作
说到概念化的必要性，可以从余英时、唐德刚等的论述中获得体会余英时在谈及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时说：
现代‘国学’与传统考据之间的一大区别即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之有无强弱‘概念化’是达到‘纲举目张’的不二法门，系统只是由此建立王国维虽然后来完全放弃了哲学，但早年反复阅读康德与叔本华使他在‘概念化’方面高出同辈的考证学家，似乎是很难否认的[11]143
概念化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帮助建构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或体系性的作用，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正是在概念化方面高出同辈的考证学家，便顺理成章地开拓出红学批评的新路径、新境界
他的红学观（尤其他悲剧之悲剧的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俞平伯、鲁迅等知名学者，也进而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红学研究唐德刚同样认为：
生为胡适时代的大学生，我学会了‘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但是我也犯了胡适的毛病，不知道如何把求证的结果，根据最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学理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为求证而求证来研究《红楼梦》，那就只能步胡适的后尘去搞点红楼‘版本学’和‘自传论’了做这种‘超胡适’（Post-Hu-Shih）的言论，笔者可得千万声明，我绝不敢侧身‘红学’之林，也无心钻研红学[12]230
唐德刚的告诫无疑具有指导意义，即为求证而求证地研究《红楼梦》只能步胡适的后尘，不可能取得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这就要求研究者善于会通汉宋以自运义理，即把求证的结果，根据最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学理加以概念化，以开出学术新境
可以说，唐德刚和余英时概念化阐述实在地道出了现代学术创新的真义，不仅二百年的红学发展史足以证明这一真义的真理性，即从王国维开始的新红学自比旧红学进步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红学既需要各种有效的具体之阐释或解释之法，更需要纲举目张之通识性概念或范畴，以系统性或体系性建构丰富并完善红学这一世人瞩目的显学
那么，同样作为显学的金学发展的历程难道能够例外吗？其实，不仅古代小说研究不能例外，古代戏曲研究同样不能例外
尽管概念化这一方面在卜键的回忆中没有谈及，却并不表明吴敢的戏曲学研究和金学研究过程中缺少这方面的作为
笔者认为，汇编旧文献，撰著新史述，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后者是总结和提高
从学术史的发展上看，汇编旧文献与撰著新史述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工作作为金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吴敢具备撰述金学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的《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之所以堪称金学史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不仅取决于吴敢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观念，同时取决于他所独享的获取金学资料的客观条件如徐朔方所说：
至少有这样两条重要的理由：一是他是20世纪最后20年颇有建树的中年金学家，二是他参与筹办了20世纪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且一直被推选担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13]1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是一部新史述，然而，又给人以主要侧重于汇编旧文献的观感，即以综述为本，编史者自己的识见明显地不够充分
当然，也是由于这种长编体例的局限，即详事而略人，详述而略论于是，整体呈现金学演进之脉络可观，而于分流梳脉之际的识断则明显不足
这也正与这部《研究史长编》著述诞生的时与世之背景有关联，即草创之功可开风气，精耕深作尚待来者
吴敢是葆有清醒认识的，正如吴敢自己所说：虽然我尽了不少努力，本书一定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譬如，重考证而轻论述，即为一端[13]374
于是，因重考证而轻论述自然影响这部《研究史长编》史著的知人论世的思想力量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说法：
学术史者，是学术思想史也[14]213无论如何纯粹的学术史，都应当能够在考察研究现象或对象的过程中表达或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思想，而思想之重要在于能够影响重大事件，思想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历史研究最具兴味的话题之一
伟大的思想家可说是关切人类复杂问题的天才[15]256
否则，金学史著述就可能像有些红学史著述那样，著者充其量就是个文抄公，这又何谈学术思想的力量呢？
当然，学术思想的力量来自于著者的好学精思，只有好学精思才能建立基于深思熟虑的识见一部学术史著述不仅需要探源溯流、提要钩玄，更需要发遑心曲、论见新识
如果说，撰著一部金学史著述与撰著一部红学史著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么，百年红学和百年金学应当具有一种相互映照的融通性
众所周知，百年红学联系着百年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百年红学的事情与百年中国的事情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
譬如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检讨百年红学的目的并非如一般的红学史著述那样，只是为了提供一部红学史文献参考资料而已，他试图由百年红学的描述提供给读者关于百年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尽可能有的思考或启示
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
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16]9
是否以偏概全且不去说，其学术用心也称得上十分难得了由《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学术用心反观《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的学术用心将会形成怎样的印象呢？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相对较弱的方面正在于百年金学的描述尚不能充分地提供给读者关于百年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可能有的思考或启示，前提是如果认同百年金学与百年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笔者以为，百年金学的事情与百年中国的事情同样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百年金学与世道人心密不可分
当然，由于编史者的学术用心不同，其取径迥异，也是学术研究之常态一部学术史或呈现史料之价值，或彰显史论之力量，皆各得其所，又各有短长，其优劣升降则应根据其所具有的恒久的学术价值来论定
学术史主要是‘述’，但综述诸家，绝非不下断语断语要下得确切，撰述者须有精审的辨别力
我认为吴先生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一般说来是经得起推敲的当然，‘史’是客观的然而，见仁见智，总还有其不可否认的主观性
吴敢先生对于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究竟如何，更多的，还是留待同仁来批评[13]2
笔者以为徐朔方的评价是客观平允的，既看到了这部《研究史长编》在识断方面的一般说来是经得起推敲的一面，也并没有说得那么地绝对，而要留待同仁来批评
毋庸置疑，《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作为金学史开篇之作的创新意义是显见的并且，这部《研究史长编》的格局较大、体例有所创新
格局较大、体例有所创新该如何说呢？一则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正如徐朔方所评道：
吴敢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金瓶梅》研究状况的熟悉，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力度一百年的学术总结，必得广泛地占有材料这部研究史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
搜罗扒梳，用力甚勤一部研究史，应对所述对象作宏观的把握吴敢把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比较客观且清晰地勾勒了这个世纪金学发展的轨迹
吴敢总结的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具有国际性，他把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皆纳入其视野，称之为《金瓶梅》的四大研究圈
如此，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宏观的把握来自微观的研究，吴敢先生对每一阶段诸种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的综述，多建立在一一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13]2
（笔者按：吴敢在《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中则说：20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约可区分为1901-1923、1924-19249、1950-1963、1964-1978、1979-2003、2004年迄今六个阶段[17]10六个阶段是对20世纪的五个阶段说的补充）
二则即全景式观照，这部《研究史长编》不仅涉及到金学的外学和内学，大陆和海外（四大研究圈），而且将金学组织活动做了系统详备的描述
他的四大研究圈提法是新的，尤其将金学组织活动做了系统详备的描述这一做法，是迄今为止的红学史所没有的写法
这种全景式观照在吴敢即将出版的《<金瓶梅>研究史》中体现得更加充分（笔者按：笔者已先睹《<金瓶梅>研究史》的目录，这部《<金瓶梅>研究史》包括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近年的《金瓶梅》研究等部分，时间跨度更大，可谓对整个金学学术发展史全部过程的梳理
同时，系统全面地考察了《金瓶梅》的成书作者版本主旨艺术语言人物文化文献传播等外学和内学的方方面面并且编制了研究索引，包括版本索引、论文索引、论著索引、文化索引和活动索引等研究索引的编制，同样值得称道）
可以这样说，没有《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就不可能有《<金瓶梅>研究史》，前者为后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从《<金瓶梅>研究史》这一撰著的学术动机和学术实践上看，吴敢试图建立自己的新史述观可以肯定地说，《<金瓶梅>研究史》与《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一道，将成为金学史长廊的难忘画卷从整个金学学术发展史上来看，将具有恒久的文献价值
真不知维昭他当下还想写些什么？还能写些什么？如今，一打开他的目录，疑云顿释，深以为他确实有东西写，而且有必要写
这倒不是说，前贤所著不行，而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著作……怎样与时俱进，以一种更新、更好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一部红学史[18]1
黄霖之问实际上提出了编史者必须考虑的几个相关问题：还想写些什么？还能写些什么？确实有东西写吗？而且有必要写吗？怎样写更好？
当然，黄霖之问是基于《红学通史》之前已经问世了多种红学史著述的学术现实而发问的，尤其郭预适的《红楼梦小史稿》不仅开启了新时期红学学术史，而且开启了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
然而，金学的情况则并不相同，至少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之前尚无一部金学史著问世，正如吴敢所评估的那样：《金瓶梅》研究史，已经引起不少《金瓶梅》研究者的关注但对20世纪《金瓶梅》研究百年的回顾与思考，似还没有完善详实的记述[13]1
这种情形是与邓绍基对《金瓶梅》的研究史的判断相一致的，他说：
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真正的繁荣期是出现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积累并没有也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多，这有历史原因
《金瓶梅》研究在‘五四’并没有出现可能出现的新局面，而主要在改革开放时期，由《金瓶梅》研究者来开创，恰恰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重要优点我感到，《金瓶梅》研究事业正走向繁荣昌盛
我认为，衡量一门学问繁荣昌盛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它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的整理出版，由不完备走向完备，由不丰富逐渐走向丰富，这是一个标志二是出现一大批著作、论著，其中有优秀的乃至权威的研究论著
作为同步现象，也就会出现一大批研究人才，乃至是权威的人才[17]
由邓绍基述评可见，金学的学术积累不多是导致金学史著述晚出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成就《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的客观环境和学术背景
如此说来，黄霖之问还同样有效吗？笔者以为同样有效，即吴敢作为编史者同样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想写些什么？能写些什么？怎样写更好？
尽管吴敢通过《研究史长编》所做的回答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却毕竟能够赢得如下评价：
这部著作，梳理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方方面面，无疑为后来者跨进金学大门铺设了一座便桥，描绘了一幅详图，功德无量[4]2
的确，《研究史长编》因铺设了一座便桥也已然功德无量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包括《<金瓶梅>研究史》）已然为金学史研究搭建一个起点较高的平台，提供一个文献资料丰赡、全景式观照的范本，将为后来者的更加精善的金学史著述提供颇有学术价值的参照
我的《金瓶梅》研究，在完成本书以后，确实是想结束了虽然，本书只是一种长编，不但没有充分完成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而且更没去全面搭设金学史架构
祈愿本书能作为一个台阶，供有兴趣的金学同人，迈上中国金学史的更高层面而我则打算用后半生的主要精力从事戏曲研究，希望在中国戏曲文献、中国戏曲格律研究等方面能有所建树[13]373
当然，这一番表白虽可看做是一位撰著了权威的金学研究论著的学者的学术自省或自警，却并不能看做是他的金学史建构的学术追求的真正结束，至于他期待相对精善的金学史的不断问世，则完全出于富有责任感的学者的学术真诚
三、书外功绩——筹办金学会与学刊
以集结《金瓶梅》研究者队伍
魏子云曾在自己的注释本《金瓶梅词话注释》后记中感叹研究《金瓶梅》的人实在太少了，而他自己则是在自我陶醉的情况下摸索的
这种情形表明：《金瓶梅》研究呼唤研究者队伍的集结，《金瓶梅》研究的开拓急需研究者队伍的集结——学会的成立乃集结的标志
学会是组织学术上的集体力量以促进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有效的组织形式，而富有学术生机和活力的学会的建立则需要组织者具备至少以下品质：
即感动人心的号召力、凝聚人心的向心力和勤恳务实的实干精神
那么，吴敢作为学会的创始者之一是否具备集结队伍的这些品质呢？且看徐朔方和黄霖如何评价，徐朔方说：
听说吴敢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学工程的同时又喜好文学，最终弃工从文
他的文学研究始于戏曲，成名则由于具有突破意义的《金瓶梅》研究他不仅由工科入于文道，又由文道入于仕途，在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和徐州教育学院院长的职位上，为《金瓶梅》研究的开拓和研究者队伍的集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说起吴敢兄对于金学的重要贡献，恐怕还不止于在本本，其功绩还在书外谁也无法否认，3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中，中国金瓶梅学会以及后来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在组织上、学术上、宣传上对于推动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这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吴敢兄当为第一功臣他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实干家、大总管、顶梁柱他办事干练有方，又能广泛地团结朋友，就在他的一手操劳下，我们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7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学刊《金瓶梅研究》8辑，使我们的金学会、我们的金学事业，在风风雨雨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态势
而他对学会工作的投入，也促进了他学术上的成功他的一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能写得如此细致而富有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学会，对金学事业有一本最清晰的帐，所以能写出了许多别人无法写出的内容[4]2
由以上的评价可见：实干家、大总管、顶梁柱，办事干练有方，又能广泛地团结朋友，最终造就了一位金学事业的第一功臣
这第一功臣在为《金瓶梅》研究的开拓和研究者队伍的集结作出了难能可贵贡献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学术，吴敢的学术个性、学术视野和学术影响都与这方面的可贵贡献分不开
譬如黄霖说：他对学会工作的投入，也促进了他学术上的成功他的一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能写得如此细致而富有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学会，对金学事业有一本最清晰的帐，所以能写出了许多别人无法写出的内容[4]2
我与金学事业如影随形，更加密不可分地连接到了一起为师友提供一些学术服务，推动若干学术领域的进展，成为我从政的一个重要思路
好在我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学术建设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应有内容；好在徐州此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瓶梅》研究群体，而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建设金学也并非好高骛远
于是才有1985年6月、1986年10月首届与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的召开，徐州也因此成为全国《金瓶梅》的研究与活动中心；于是再接再厉，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又于1989年6月在徐州召开，同时成立的中国金瓶梅学会并挂靠在我时任局长的徐州市文化局
《金瓶梅》研究由此完全打破禁区，走出国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没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不会如此，没有金学同人的团结奋进不会如此，没有徐州三次会议的召开不会如此，没有以徐州市文化局为基干的徐州市众多的《金瓶梅》研究者、爱好者与热心人积极而有效的筹备会议与组织活动也不会如此[13]371-372
笔者以为，吴敢的这些书外功绩很充分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富有使命意识的学者的用世精神，这正与他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为张竹坡故里文化的发掘和弘扬的用世精神是完全相同的，总之，吴敢是具有深广的人间情怀的学者
尽管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遭遇被边缘化的境遇，然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意识一直都没有模糊，他们的人间情怀、现实参照总是那么执着地保持在他们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中
本文引言中谈到，童元方在《树荫与楼影——典范说之于<红楼梦>研究》一文中谈及余英时利用科学史上的典范说以说明《红楼梦》的研究史时，尤其说到孔恩曾经说过：
如果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必须强调学会与学刊之重要，以期典范共识之形成童元方的陈述表明：典范的生长离不开学会与学刊的成立与发展
若就此一方面立论，则金学中的各种典范的生长自然也就与学会与学刊有直接的关系
也可见，红学实在需要各种各样的‘体系’来实现其不断更新的活力，如果你认同学术自身的活力来自于‘体系’间的百家争鸣的话……一旦各种所谓‘完整体系’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某一种所谓‘完整体系’独尊与强势的神话即可不攻自破了
于是，学术的‘冷战’也必将被‘体系’的多元共存与互补所打破，这无疑有益于红学的学科繁荣和健康发展[19]238
可取的做法应当是确立这样一种信念：‘还‘红学’以学’引起的论争必将还‘红学’以真面目，也必将带来红学的‘真新境界’
当然，这一‘真新境界’绝不是所谓‘唯一的红学家’或‘红学泰斗’或‘红学大师’的妙手所辟，也不能是一二‘红学通人’或‘红学闻人’的启蒙指谜之功所开出，而是由那众多有志于红学之学人同仁切磋砥砺而营构的各种新典范所成就
这些新典范的‘百花齐放’，将是真正实现‘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愿望的重要基础[19]259
笔者以为，红学中的人为纷争和学术冷战往往与某一家的独尊与强势有着直接关系，这就需要各种新典范相继或同时建立，并与之展开争鸣，才有可能不断地开出红学的新境界
金学没有红学如此多的人为纷争和学术冷战，当然是与金学组织者的学术共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规范和学风道德有很大关系，是与建构各种学术典范或体系过程中的不轻信、不武断、重证据、靠学养[20]147的学术品格有很大关系，是与营造一种常态的方式展开学术讨论的学术研究风气有很大关系
而这些涉及学术生长和发展包括典范共识形成的很大关系当然与吴敢以及他周围的诸位先生有着很大关系
吴敢与黄霖、刘辉、魏子云、梅节等诸多先生一道共同为建构金学大厦做出了各自的特殊贡献，这一特殊贡献的重要标志正如黄霖所说——代表着‘金学’的一个时代
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那么，吴敢与黄霖、刘辉、魏子云、梅节等诸多先生所代表的金学时代则由那一时代金学同人们的团结奋进所造成，而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学术风范则是团结奋进的最好诠释，足成后世楷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功利和浮躁正在为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学术风范蒙上风尘，如有的学者所说
近年来的《金瓶梅》作者研究已经出现了为名人争故里的意向，有人在提出新说的时候，往往借助于索隐方法，或以立‘新说’为目的，或以为地方经济服务为目的一代学者经由学术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学风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这不免令人扼腕而长浩叹[20]147
《金瓶梅》作者研究中比附与猜测的风气引起了有些学者的不满，甚至将这一研究指称为不科学的‘笑学’，是‘伪科学’（笔者按，见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2007年2月9日在现代文学馆的讲演），当然会令人扼腕而长浩叹了
无论是笑学的嘲讽也罢，甚或是伪科学的批评也罢，都肯定与吴敢的学术活动无关
吴敢所团结的他那一时代的金学同人之所以能够创造那一时代的学术辉煌，靠得就是实干，吴敢则是其中的表率
我与吴敢同志认识已经很久了，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实干家，不仅事业上实干，学问上也是实干
实干的实绩之一，就是他对《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的研究他的研究是重史料，重事实，不是猜测，不是想当然，更不是杜撰
实绩之二，就是这部《曲海说山录》这部书研究的是戏曲和小说从戏曲来说，他研究的课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需要下功夫读书作调查研究的
例如对《赵氏孤儿》的研究，就是如此我过去也做过同样的笨工作，我把有关岳飞的题材，从小说到戏曲，从宋元到明清，从头梳理了一遍，从而深知这种笨办法的实际用处
我看到吴敢的这种笨功夫、笨办法，不觉心印一笑，觉得世间还是有笨人，也即还是有真人的[4]307
笔者以为，实干和笨功夫不仅足以成就一位学者的学术，同时也足以成就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而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又是与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凡做学问所以能有成绩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虚换言之，就是要笨干
所谓科学方法者，亦离不开了上述这三种要件（笔者按：胡适在这次演讲中反思自己过去十七年无数次地大讲治学方法的错误之处，重新觉悟了在方法之前还须有更重要的先决条件，即第一要有博大的准备，第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博大的准备就是把基础打好，良好的习惯即勤、慎、虚三种习惯，勤即勤快，慎即不苟且，虚即不要有成见等）
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忠告诸位，就是做学问并无捷径小路可走
更没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无穷，如果真有这方法，我为何不乐意奉给诸位？记得以前有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是希腊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来供诸位做学问的教训
我觉得世界上有两派人：一派是乌龟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学问上有大成就者，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乌龟的功力，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
不过兔子的聪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乌龟的功力则人人可学[21]247
笔者借胡适乌龟派与兔子派的形象说法观照吴敢的治学活动，深自以为吴敢是属于颇具功力的学者
吴敢弃工从文而跋涉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之坎坷之路，常常是处于兀自苦读的求学状态中，然而，他竟然能在这兀自苦读式的自学过程中，如他所说不但将遇难强攻、涉险成趣铸进我的性格，而且也使我的治学方法跳跃集合、文理交融，[4]310这其中的功力可想而知矣，尽管其悟性同样的可观
综观吴敢的治学过程，可谓戏曲学研究和金学研究珠联璧合，合则双美，分则独秀
或者说，戏曲学和金学乃吴敢的学术双翼（即戏曲学为一翼，金学为一翼）
如果姑且将他的古代戏曲史研究看做用尽心力而为之，那么，他的张竹坡和《金瓶梅》研究则姑可看做用尽学力而为之，其实，心力和学力这两者又实在不能截然地分开
吴敢在《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文中道：其时尚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主持着《古代戏曲研究》和《金瓶梅研究》两个学术专栏[4]335
遥想当年，杭州灵隐寺的飞来峰启迪了吴敢的文学梦想，古彭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研究生生涯则起航了吴敢的文学研究之旅
如果说《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堪称一叶单桨，那么，《张竹坡生平述略》则可视作另一叶单桨，从此后，吴敢则恰如荡着双桨的舟子，无悔地飘荡在人文学术之海，沿着自己的航路不辞辛劳地航行着
真可谓：从此天地别一番，依然人生求妙玄自信灵心长不老，前程总归有新篇[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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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刊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