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世对它的研究也日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如果从明万历年间袁宏道等人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于亲朋间书信往来中对《金瓶梅》的褒贬算起，金学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里程，但金学取得全面突破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跨入新世纪10年以来，金学既在一些问题上走向了深入，又存在着亟待克服的问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自明以来争论到今天的一桩悬案20世纪提出了60多种说法进入新世纪以后，探赜索隐者仍大有人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如傅承洲的《<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1]提出，《金瓶梅》是从嘉靖末至崇祯初六、七十年间众多文人集体创作的，其创作过程分四个阶段：嘉靖末某个下层文人写出了大约六十回的原本；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文人传抄过程中谢肇淛等人将其增补到八十回左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将抄本增补到一百回刊刻，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崇祯初年又有人对词话本作评改，这就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倡个人创作说者主要是对旧说重新论证如胡令毅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2]中论证西门庆的原型就是徐渭的幕主、极品高官、兵部尚书胡宗宪，以修正潘承玉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不足；又在《论徐渭和<金瓶梅>》[3]中提出《金瓶梅》中的温秀才是徐渭的化身，徐渭是《金瓶梅》的作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邢慧玲在两次徽州实地考察后写成《<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4]一文，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在古徽州歙县，为《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提供了一定支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当然，叫停《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的声音也不绝如缕针对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5]对《金瓶梅》的作者考证研究提出的尖锐批评，吴敢在《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6]中从《金瓶梅》作者是否要考证、古代名著的作者如何认定、《金瓶梅》作者为何人以及兰陵笑笑生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等角度提出了商榷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孙秋克《批评的态度与态度的批评：读刘世德先生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有感》[7]针对刘世德嘲弄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探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肯定了讨论的价值以及围绕《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对学术研究的促进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实事求是地说，对《金瓶梅》的作者进行考证是很有必要的，一旦弄清了这个问题，必将有利于对小说内容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对于作者的探讨，大部分学者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一家之言而且，随着作者问题的探讨，其它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得以深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04.html
但研究中也存在急功近利、立论草率、随意猜测、拼凑论据甚至哗众取宠的情况，等于给研究工作多设置了一重障碍，所以对作者的考证应该慎之又慎
万历本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10卷）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文人说散本，20卷），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二者应该是父子关系，但持不同见解者也在在有人
如在1934年，吴晗就推断词话本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它之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刻本或杭州刻本行世
韩南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也提出崇祯本系统并非源自词话本系统，八十年代以后则相继出现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而是二刻、三刻甚至是清初所刻诸多观点
梅节在《<新刻金瓶梅词话> 后出考》[8]提出文人说散本先出，词话本后出，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9]对各崇祯本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证，提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又在《<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10]中，通过对新刻一词的辨析，结合明人的有关记载重申，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刊成于天启年间；又结合文本的避讳与卷题情况指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二者应是父子关系
杨绪容的《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11]针对韩南《<金瓶梅>探源》提出《百家公案》中的港口渔翁（即第50回的《琴童代主人伸冤》）是《金瓶梅词话》第47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和第48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来源的观点，将《百家公案》与《金瓶梅》中的同一故事进行比勘，认为《百家公案》并非《金瓶梅》的直接来源，进一步论证词话本和崇祯本确为父子关系
对《金瓶梅》文本的解读既是金学的重头戏，也是研究的终极指归学界普遍认为，在外围研究很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研究应当回归文本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究竟是什么？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针对政治寓意说、孝子复仇说、苦孝说、讽劝说、暴露说、愤世嫉俗说、影射说、性恶说、精神危机说、商人悲剧说、性自由悲剧说、人欲张扬说、文化悲凉说等观点，张进德《<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12]提出，四贪词是打开《金瓶梅》创作深奥主旨的钥匙，警世、劝戒是兰陵笑笑生的根本立意所在
其《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13]进一步指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
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这种情况最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妇女观、宗教观以及对新崛起的商品经济和社会意识的评判诸方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不包容的二元价值指向，既与中国封建城市市民本身的素质有关，又和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相联，同时也决定于明代中叶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竞争的特殊时代
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将《金瓶梅》放在人类、人性、自然、社会等层面来观照其文化意蕴
如陈东有在《<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14]中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反酒色财气的节欲观是作者道德说教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作品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应处理好表现在人自己身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应和谐生存
李汉举《欲海迷失的批判：<金瓶梅>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反思》[15]认为，《金瓶梅》通过对人欲放纵的冷峻解剖，作出了放纵必将导致毁灭的悲剧性观照它以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艺术表现告诉人们：礼崩乐坏，在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只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随商品经济而来的人欲的膨胀，使人陷入纵欲主义的漩涡，也只能造成现存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迅速恶化，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健全的文化和文化心理
肖扬碚在《人类自我反视的一面镜子：<金瓶梅>文学主题的开拓性价值》[16]中认为，《金瓶梅》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出了人类的本性、人性的弱点以及这种弱点而产生的人性异化的种种状况，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对现实人生也有一定警示作用
与会代表合影
《金瓶梅》孕育于16世纪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中此期中国商业文明高度发达，故其融含着浓郁的商业文化因子
邱绍雄在《论<金瓶梅>中的商业老板与伙计关系》[17]中认为，《金瓶梅》表现了一种新的人伦关系——商业老板与伙计之间的雇佣关系雇佣双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种新的人伦关系的萌芽
王伟的《商人文化与<金瓶梅>》[18]提出，《金瓶梅》作为一部写商人生活的小说，在取材、人物塑造、价值评判以及对各种消费品的描绘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都与商人文化有关
此外，张艳萍的《试论王阳明良知论对<金瓶梅>的影响》[19]、成晓辉的《<金瓶梅>的佛教精神》[20]分别就王阳明良知论对小说的影响、《金瓶梅》的佛教精神进行了分析
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
《金瓶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群像，上自帝王权臣，下至市井平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数十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大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对西门庆、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尤其突出
关于西门庆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主要是围绕西门庆究竟是封建官僚还是新兴商人而展开论争
卢兴基于1987年发表了《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21]，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由此掀起对西门庆的商人身份性质的争论
如高培华、杨清莲的《<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22]指出，西门庆不仅不是新兴商人，也不是从事古老商业的普通商人，而是一个特权商人
曹炳建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23]则认为，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
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所固守的正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秩序中最丑恶的部分
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
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仍然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他作为一个封建商人，是新兴商人的远祖，但却不是新兴商人本身
许建中《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24]指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他在短时间内由一个阒然无名的市井棍徒，摇身变为手眼通天、声势显赫的掌刑千户，金银贿赂自然是其官运亨通的主因
同时，西门庆进入官场之后，有意识地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向仕宦阶层靠拢，以求获得官僚集团的认同，最终完成了由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
杨虹《西门庆形象的文化启示》[25]认为，在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在形象刻画商人西门庆若猛兽鸷鸟之发的经商谋略、结交官府即暴富的从商信仰及其占有与自毁逆向互动的人生轨迹的同时，深刻展现了商业文化与封建正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录意义
胡金望、张则桐《从西门庆形象看晚明官商文化的特征》[26]提出，《金瓶梅》男主人公西门庆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他的发迹变泰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官商文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没有融入世界的经济、文化体系，官商文化应该是强大的阻碍力量
《金瓶梅》的重要的认识意义在这里突显出来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27]提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在作品中多处暗示，西门庆形象的原型是明武宗
董文成《怎样把握西门庆其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读<金瓶梅>札记二则》[28]认为，西门庆是从封建母体中刚刚分娩出来的新兴市民阶级的人物，是大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兴市民中的激进分子，是从城市市民中孕育出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胚胎
李双华《西门庆——专制政体下商业资本的缩影》[29]认为，封建的专制政体是商业资本的绝境，西门庆的纵欲寻欢直到最终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烂下去，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
邱绍雄《买卖：西门庆的灵魂》[30]提出，西门庆的灵魂在与女性和官权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张扬着一种全方位的交换意识和买卖精神
电视剧《水浒传》西门庆剧照
潘金莲被人称为千古第一淫妇，张竹坡在评点中更是痛加贬斥金莲不是人（读法三十二）
20世纪中前期，研究者对潘金莲有进行简单定性、一笔抹杀的倾向，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审美探索，以阶级定性代替了艺术分析20世纪后期，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全面
张进德《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31]指出，潘金莲的悲剧是由她所处的病态社会造成的她为私欲而争斗，又终于被湮没在私欲的海洋中；她既是值得诅咒的人物，又是一个不幸的殉葬品
罗德荣的《潘金莲命运的轨迹》[32]认为，潘金莲在遭受性压抑后曾饱尝了半个人的孤独，因而执着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追求和失落同步，她堕落成可悲的杀人犯，进入西门府的潘金莲，虽然兴风作浪，嫉妒争宠，但在这一心理的背后，又充满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悲哀和无奈从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一种是将潘金莲与其他小说人物比较
姜超的《论潘金莲》[33]把王熙凤与潘金莲作比，认为王熙凤和潘金莲都注重在能量耗散中取得满足但王熙凤的精力不仅有向权力方位耗散的条件，也有向金钱方位耗散的机会，更有向性方位耗散的方便而潘金莲所有的精力只能耗散在性欲上，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另一种情况是将潘金莲与域外文学的女性形象作比较如潘金莲与查特莱夫人、莎乐美等的比较新世纪以来，针对潘金莲形象，又有大量文章发表
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34]认为，潘金莲的美与道德失范两种对立的情感因素被熔铸在潘金莲母题的具体意象上，象征性地显现了人的伦理意识和自然情感冲突
这种冲突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会遇到，都在想办法解决，又永远处在妥协的状态中，母题原型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化着
黄霖的《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35]指出，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主体意识的萌发，毕竟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
刘传霞《论潘金莲形象及其叙事功能在新文学中的演变》[36]认为，潘金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人物，在几百年的传承与重复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母题被不断地重写或再叙
但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潘金莲故事巨大的阐释空间被压抑和束缚，人们的读解系统仍然局限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之上，潘金莲形象只是朝着程式化的方向向前滋长
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中国，在西风的涤荡之下，潘金莲才从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的人物中走出，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的形象走向人间，参与不同时代社会话语的构建
此外，西门庆的其他妻妾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婢女庞春梅、奴仆妻宋慧莲及帮闲应伯爵、妓女等形象也都有相关的文章给予探讨
在对其结构艺术的探讨方面，张锦池的《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37]指出，《金瓶梅》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西门庆和蔡京是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宋培宪《论金瓶梅世界的艺术建构》[38]提出，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建构的是一个以家庭婚姻生活圈、社会经济生活圈和官场政治生活圈相纠结的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
这一艺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既体现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升华完善人性，又体现在对个体与群体生存情态及其意向的创造性发现与开拓上
与结构艺术紧密关联的是小说的叙事模式
阎秀平、许建平的《<金瓶梅>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39]认为，《金瓶梅》创造了一种大不同于前的新的小说叙述模式模板：叙事顺序与结构由单线纵向式演变为多线纵横交叉式
叙事的空间与时间展示由平面线性的跳跃式，演变为立体展放式叙事意象结构在做纵向叙述的同时，更注重意象间的横向联系，叙事焦点则是由事向人再向人的本质的个性化的转换
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40]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了《金瓶梅》在时间倒错上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意义在时距、预叙、频率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王建科《论<金瓶梅>中西门家族的社交圈及其叙事张力》[41]认为，《金瓶梅》中西门庆家族的社交圈基本为七个，中心是家庭、亲属交际圈，家庭网与社会网相连接，就构成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
范正声《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42]分析了巧合情节在《金瓶梅》叙事中的叙事功能；
常金莲《<金瓶梅>意象的叙事意义》[43]分析了小说的意象运用及其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魏远征《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44]分析了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特殊的的叙事意义等等
关于《金瓶梅》的美学贡献，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如张进德《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45]提出，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代表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最高成就，《西游记》代表着神魔小说的实绩，《儒林外史》代表着讽刺小说的高峰，《红楼梦》代表着古典小说的终结的话，那么可以说，《金瓶梅》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
在中国小说史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即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
进入新的世纪，人们继续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如罗德荣《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46]认为，《金瓶梅》将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使性格形态由传奇化典型向生活化典型迈进，采用家庭—社会型叙事模式拓展了小说描绘空间，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刻变革
陈文新《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47]认为,《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它成功地将故事主角由明代部分传奇小说中的才子置换为市井浪子，从而使主角的人物定位与人物言行取得统一
从民俗文化方面来研究《金瓶梅》仍是新世纪10年金学领域的大宗如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48]、章国超《饮食场面描写在<金瓶梅>中的作用》[49]、辛银美《<金瓶梅>中婚嫁礼俗的考察》[50]等分别就饮茶、饮食、婚嫁描写探讨了《金瓶梅》的丰富内涵
詹丹、张瑞的《城市娱乐和<金瓶梅>中的元宵节庆》[51]认为，元宵节庆的娱乐活动在小说《金瓶梅》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通过描写主要人物在城里的观灯等一系列娱乐活动，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的个性，并以花灯的脆弱和节庆的短暂，暗示了人物和家庭的命运
张进德、张翠丽《论<金瓶梅词话>的酒宴描写》[52]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许多酒宴场面
这些酒宴描写暗伏着家族的盛衰史，隐约透露出王朝兴亡的信息；凸显了人物个性，并借以刻画出人物群像；在衍生情节、组织结构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州鼓词《潘金莲》封面
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金瓶梅》的著述可分为两类：
一是与外国作品的比较，如赵连元《<九云梦>与<金瓶梅>之审美比较》[53]将朝鲜古典小说《九云梦》与《金瓶梅》相比较
二是与中国其它古典小说的比较，如张军、沈怡《<金瓶梅>与<红楼梦>时空叙事艺术比较》[54]主要分析《金瓶梅》与《红楼梦》建构叙事时空及其对叙事时空进行艺术处理的方式；
张军《<金瓶梅>与<红楼梦>预言叙事艺术比较》[55]分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预言叙事所存在的滞后与多元之差别；
常金莲《世情与狐鬼：从<金瓶梅>到<聊斋志异>》[56]分析了《金瓶梅》在人物、情节以及叙事手法等方面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赵兴勤、陈侠《<金瓶梅>与<白雪楼二种曲>的创作倾向》[57]分析了《白雪楼二种曲》与《金瓶梅》在创作倾向、表现角度、写人艺术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以往作品的超越与突破；
徐天河《淫虽一理，意则有别：西门庆与贾宝玉之淫的比较研究》[58]分析比较了西门庆与贾宝玉在思想与行为表现上的本质区别；
郭妍《<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59]对比分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中谶语的异同，指出其共同的价值所在以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
张莉莉《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60]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说明《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弘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等等
通过分析张竹坡、文龙对《金瓶梅》的评点来探讨其理论贡献的文章，如金宰民《从理论上探讨世情、人情、情理：谈张竹坡<金瓶梅>的世情小说观》[61]从时俗观、人情观、情理观的角度，来评价张竹坡的世情小说观；
石海光《寓言垂世，摭事摹神：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艺术虚构论》[62]认为，张竹坡充分肯定《金瓶梅》艺术虚构的价值，对小说创作中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取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又探讨了虚构中的艺术真实性问题，所论已初步涉及文学的典型化问题
赵民《论张竹坡小说的美学观》[63]认为，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把古典小说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继承并发展了汉代发愤著书的学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之作
从创作的原动力是渊源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强烈感受愤，这种感受化为不得不发的激情泄，到如何泄，即艺术表达方式要用史公文字，批判整个社会黑暗与人伦道德他深刻总结了市井小说的创作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美学观
贺根民《文体自觉：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64]认为，张竹坡与文龙就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三个人物形象的驳难，寄寓彼此对时世的慨叹，灌注各自的主体精神
在小说评点学史上，张竹坡、文龙都自觉探讨小说评点的内在规律，促进小说评点学的自我发展考究张竹坡、文龙二人小说评点话语的歧异，他们所处的小说评点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各自对评点学内在规律的参透程度当为决定二人评点话语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的《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65]认为，文龙借对人物形象的打量，痛诋万家逐末的社会现实，相对于张竹坡对家庭的属意，文龙的批评笔触更是伸向广阔的社会
张竹坡认可礼的救世效用，视为鞭挞黑暗、抒发心志的武器和寄托，文龙以礼为参照，客观地评价了世情众生相经世思潮、求真风尚和礼治理念，这些实践精神对张竹坡和文龙的影响强弱之别，制约着两者人物批评话语的抉择，折射出彼此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变革
他的《文龙<金瓶梅>批评的现实指寓》[66]认为，文龙接续小说评点传统，形成了饱具自我特色的人物评点话语文龙对人物批评标准客观性的努力，表露出强烈的批判理性精神
文龙推动小说批评文体的形成与演变，为现代人物批评夯实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立足于读者维度，进行生命与智慧的交流，文龙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加工改造，凸现读者的主体意识，自觉地从读者维度探求小说评点的内在规律
刘晓军《二十世纪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研究述评》[67]、吴敢《张竹坡研究综述》[68]对张竹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评述，可供参阅
《金瓶梅》对床笫之事的描写，成了正统文人攻击的口实，但以淫止淫之类的辩护毕竟显得苍白
张进德《略论<金瓶梅词话>的教化倾向》[69]就作品的教化意识立论，认为《金瓶梅》的思想价值与其教化主旨相依相附，教化倾向的客观存对《金瓶梅》地位的确立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同时也给小说艺术上带来了某种缺憾，并诱发了后世世情小说借教化之名行宣淫之实的教化变异现象的产生
对性描写本身进行阐释的文章如范正生《<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心理学审视》[70]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既肯定人类性爱又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陷入双向羁绊的创作心理矛盾
对于《金瓶梅》性爱描写的褒贬不一，是审美心理中深层人性需要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矛盾运动的结果
董雁《人欲的敞开与人性的思考：<金瓶梅>情欲主题解读》[71]从晚明儒学思想的变化与时代氛围、作者思考问题的理学视野、男性中心的叙事立场及其对情欲的伦理化编码等四个方面对《金瓶梅》的情欲描写进行了阐发
《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不另起炉灶，而是旧瓶装新酒，在《水浒传》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呢？
张进德《<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72]认为，《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
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张莉莉《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73]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试图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论述《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弘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
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潘金莲形象的改写》[74]认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的形象存在着如下的改写：出身来历的改写、与武松关系的改写、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作者评论的改写
《金瓶梅》作者进行以上这些改写的主要原因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一致和形象的类型化，两部小说作者女性观的改变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随着《金瓶梅》研究的升温，对其语言学观照也成为一个热点孟昭连《<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75]认为，《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不但以独特的风貌显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语言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
李一平的《<金瓶梅>词语考释订补》[76]从《金瓶梅》中挑选出词语二十条，指出这些词语及其在小说中的意义和用法，至今还在河南某些方言中保存着
以此说明仅仅根据少数词语在现代某方言中的有无，难以断定写于十六世纪的《金瓶梅》所用的究为何种方言
这对通过研究方言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有一定参考价值许仰民的《论<金瓶梅词话>的象声词》[77]全面研究了出现在《金瓶梅词话》中的象声词，其音节结构的格式有两类九种，有极强的组合能力，有比较完备的语法功能，应看作实词，独立建类
在汉语象声词的发展史上，它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在近代汉语阶段有重要的标识作用
他的《论<金瓶梅词话>的数词》[78]指出，《金瓶梅词话》的数词有八类，囊括了近代汉语数词的所有类别它的组合能力和语法作用，凸显了它的近代汉语特色，表现出了它对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对现代汉语的传承，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综观近年来的金学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研究的视阈日益扩大，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日渐深入但就整体而言，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要肯定一部小说的成就与价值，只有将其放在整个小说史乃至于文学发展史的链条上，才能使其贡献得以凸显而在这个方面，宏观研究且有重大突破的成果凤毛麟角
其次，选题重复，论述平庸的垃圾文章大量存在，造成了研究中的泡沫现象
另外，《金瓶梅》的价值，固然表现在它对明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但它在小说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取决于其艺术成就，而恰恰在对《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探讨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尽管目前《金瓶梅》的研究全面开花，但步履蹒跚，突破不大开拓新的局面，将研究引向深入，是摆在每一个金学同仁面前的迫切任务
《<金瓶梅>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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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章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专辑（第十辑）》，北京艺术与科技电子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后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收录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