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庞春梅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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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潘金莲和庞春梅作为《金瓶梅词话》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二者的骂语独具特色,其中大骂和联骂尤为突出。两种骂语不仅能够塑造金、梅二人和受骂者,还能够推进情节和展现整体结构,并侧面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文化特征。

金瓶梅词话》 (1) 作为一部长篇白话世情小说,以市井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其市井气又与书中骂语种类多、数量大离不开关系。骂语指作品中人物用于侮辱人的粗野或带有恶意的言语。其中,潘金莲和庞春梅的骂语最具代表,根据人物情绪的爆发和短时间内大量骂语的出现,有大骂;据二人共骂某对象的同盟状态,又有联骂。虽有一些论文对《金瓶梅》中的骂语进行了一定研究 (2) ,但有关潘金莲、庞春梅骂语的探讨不够系统,尤其是联骂分析还有待加强。本文将以潘金莲、庞春梅的大骂和联骂为重点,凸显其对小说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编排和文化意蕴表现的作用。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一、金、梅二人骂语描写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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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潘金莲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潘金莲共骂187次,进西门府前共9次,在西门府中共178次,尤其她的10次大骂 (3) (不包括联骂中的大骂)都与西门庆有关,如:在第8回中潘金莲因见西门庆不来和迎儿偷吃而打骂迎儿;第12回中潘金莲为了在西门庆前保全自身而大骂泄密者;第13回、第22回、第72回和第75回中潘金莲因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宋惠莲和如意儿的私情而大骂西门庆和偷情者;第31回、第57回、第58回和第60回中潘金莲因为李瓶儿受西门庆宠爱和失西门庆之子而间接大骂李瓶儿。此外,潘金莲的受骂者范围广泛,丫头小厮数量最多,丈夫(西门庆被骂65次、武大被骂7次)、女婿(陈经济被骂23次)及其他亲戚次之。因此,潘金莲的骂语数量和骂的次数众多,受骂者广泛。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二)庞春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庞春梅共骂38次,在西门府中共28次,在守备府中共10次,有1次大骂,即第94回中庞春梅为了接回陈经济而设计撵走孙雪娥。庞春梅的受骂者范围较潘金莲小,其中与自己同等身份的丫头小厮数量最多,府外人物和自己的丫头次之,其中秋菊共被骂11次,孙雪娥被骂6次,申二姐被骂5次。可见,庞春梅的骂语数量、骂的次数较潘金莲少,受骂者范围较小。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三)联骂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潘金莲和庞春梅的联骂共9次 (4) 。为惩罚秋菊,金、梅二人多次联合:在第28回中二人因潘金莲的一只红鞋丢失而打骂秋菊;第41回中潘金莲因李瓶儿和乔家结亲而与西门庆争吵、怄气,秋菊因开门晚而被二人打骂;第83回中秋菊因向小玉泄露金、梅和陈经济的私情而被二人打骂。另外,在第29回、第73回和第85回中同样出现打骂秋菊的情节,可谓屡见不鲜,共计6次。除此以外,在第11回、第22回和第75回中,金、梅二人为维护自身颜面而联骂孙雪娥、李铭和申二姐。可知,二人的联骂对象主要是对内的秋菊,其次是对外的孙雪娥、李铭和申二姐。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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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骂语描写的文学功能

(一)人物塑造

金、梅二人的9次联骂展现了其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该过程主要分为磨合期和同流期。磨合期主要体现在第11回,潘金莲与孙雪娥在吴月娘房中争吵时,说道论起春梅,又不是我房里丫头,你气不愤,还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虽是一时气话,但也可以看出金、梅尚未形成一种坚不可破的关系。但从第22回开始,她们逐渐从磨合期转向同流期。同流期中,二者联合打骂秋菊、共同应对外敌、一同与陈经济偷情。二人的感情在同流期中不断增进和沉淀,最终形成了深刻羁绊,难舍难分。

与此同时,金、梅二人在西门府中,尽管是同盟关系,但二者更多是相异,而庞春梅进入守备府后,与潘金莲的关系是形似而神不似。第11回至第85回中,潘金莲在西门府中骂的总数、大骂的次数、骂语的数量都比庞春梅多。潘金莲因为没有自己的财产和娘家势力,作为西门庆的五妾之一,要想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就要获得西门庆的宠爱甚至是偏爱。但西门庆不仅有一妻五妾,还有众多情人,因此潘金莲需要面对和争宠的人更多。潘金莲渴望备受关注和满足欲的心理经常被压抑,而受压机制便是骂语的创造机制——将一切罪恶化为诟骂,是受压心理的喷发渲泄 [1] ,因此潘金莲的骂语数量大。而庞春梅对西门庆的关注和宠爱依赖弱,且未表现出旺盛的求爱心,加之高傲的个性,一般骂语少,在感到受侮辱时才出现大骂行为。

庞春梅进入守备府后,身份地位提高,骂语和大骂行为主要集中在设计驱逐孙雪娥期间。此时庞春梅与潘金莲骂人时的状态相似度高,如第94回中,庞春梅骂孙雪娥时是柳眉剔竖、星眼圆睁、咬碎银牙、通红了粉面。与潘金莲在第25回中的粉面通红,银牙咬碎和第58回中的柳眉剔竖,星眼圆睁状态神似;又如庞春梅惩罚孙雪娥的方式是采雪娥出去,当天井跪着(94回)和把这孙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94回)。与第28回、第30回、第41回和第83回中,潘金莲罚跪秋菊,褪去秋菊衣服,暴打秋菊后其身体皮开肉绽的情节何其相似。但细究发现,金秋(潘金莲和秋菊)和春雪(庞春梅和孙雪娥)这两对主仆关系虽形似,却仍存在质的不同:潘金莲的个性如同秋季时漫山遍野灿烂的颜色,其体内燃烧着无尽的激情和欲望,而秋菊被暴打后遍体的伤痕和流出的血液,也似秋季的颜色般绚烂。春雪处于温度回升的春季,但仍有寒气,正如庞春梅既有对吴月娘的温暖和帮助,也有对孙雪娥的冷酷和残忍。作者对潘金莲、庞春梅的塑造可谓煞费苦心。

不但是金、梅二人,其受骂者也有被塑造。受骂者因为内心的痛苦,会激起受骂者情绪波动,难于克制因失控而回骂;甚至激化而打斗,以至于结下难解之仇。 [2] 这些对象中,敢于与潘金莲对骂的只有西门庆、孙雪娥和潘姥姥,敢于与庞春梅对骂的有孙雪娥;面对金、梅二人的大骂,受骂者内心虽会激起情绪波动,但很多受骂者如迎儿、如意儿和申二姐,只有解释式回应,更有甚者如李铭、李瓶儿和月桂处于无言状态。他们的不同反应恰恰能折射出各人不同的性格、心理、处境和地位等。如第72回中,潘金莲借如意儿不给棒槌报旧仇。面对潘金莲的大骂,如意儿没有忍气吞声,而是不断解释,并暗讽潘金莲害死官哥儿一事。在这场因棒槌引起的风波中可以看出如意儿因西门庆的宠幸而地位有所提升,并具有对旧主李瓶儿的忠心和敢于反抗的精神。因此,骂语是展现众多人物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情节编排

金、梅二人的骂语除对人物有塑造作用外,对情节编排也有独特意义。

二人的骂语在情节发展中展现了因果轮回。吴月娘与潘金莲的激战、秋菊反复的泄密行为都事出有因:第11回中,吴月娘在潘金莲和孙雪娥的争吵中还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但日常生活中潘金莲和庞春梅的刁钻行为令吴月娘不断积怨,吴月娘对潘金莲和庞春梅的埋怨,是在金、梅二人大骂和联骂的余波中展现出来的;再如第29回中吴月娘对潘金莲的埋怨借孟玉楼之口道出,吴月娘认为潘金莲不该设计撵走来旺儿、借西门庆之手暴打小铁棍儿,吴月娘称潘金莲为九条尾狐狸精。到第75回,吴月娘与潘金莲的矛盾被彻底激化,吴月娘已处于与潘金莲争吵的中心位置。潘金莲和庞春梅的肆意妄为是因,吴月娘对潘金莲和庞春梅的不满和埋怨是果,这都依托于骂语集中体现。同样的,金、梅二人对秋菊的长期打骂也造成了秋菊的5次泄密。尽管第83回中,秋菊第一次向小玉泄密后受到惩罚,但她仍没有放弃可以扳倒金、梅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吴月娘夜卖庞春梅。

二人的骂语还是情节中的伏笔,起到了前后呼应、强化结构的作用。不难发现金、梅对他人的打骂贯穿全书:第8回中,潘金莲因为西门庆不来,在发现迎儿偷吃角儿后,首先问迎儿少了的一个角儿的去向,在迎儿矢口否认后对其连打带骂,逼迎儿承认了自己的偷吃行为。这与第73回中秋菊偷吃柑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潘金莲打骂偷吃的迎儿暗示了她对日后偷吃的秋菊还会施以打骂,情节流动更显自然。透过潘金莲、庞春梅打骂秋菊、孙雪娥,又可见打骂丫头这一行为在情节中的延续性,这些情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回环往复的整体结构。田晓菲也指出,吴月娘与潘金莲在第75回中的争吵和金莲初来时与雪娥拌嘴何其相似 [3] ,第75回中庞春梅的大骂、潘金莲的偷听、辩护和撒泼,以及他人对潘金莲的评价等与第11回中的叙写都十分对应。特别是第11回中,金、梅对孙雪娥的联骂是全书中第一次对外联骂,第75回中对申二姐的联骂是二人最后一次对外联骂。可以说,骂语是映照、绾合前文的一大关键因素。

三、骂语描写的文化意蕴

(一)女性生存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商业地位提高,从商人数增加。繁荣的背后是金钱至上观念纵横,享乐之风盛行,传统礼教不断被时代洪流冲击以至出现裂痕,传统礼教对女性约束力有所松动。王阳明心学在取代程朱理学后,承认和肯定人的欲望、个人的私心私利。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和王阳明心学共同为通俗小说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其中的一个表现在于小说家的目光不再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而是更关注故事中人物的性情、心理和命运,把描写的重心深入到故事人物的内心 [4] 。而金、梅二人的欲望正深藏于内心,并通过骂语展现出来。另外,以往对女性的要求是择辞而说,不道恶语 [5] 。但书中二者骂语数量大,对人欲的追求更为直露,可见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变。潘金莲的受骂者广泛,上至一家之主西门庆、下至众多丫头小厮,内至自己的亲生母亲、外至家外各色人物,生活中的物体、用品也被涵括其中。庞春梅的受骂者虽然比潘金莲要少,但生活中的各类人物都有涉及,作者显然有意强化她们与女德之背离。潘金莲伴有剧烈情绪波动的骂语,侧面揭示出她的欲望所在:如潘金莲对西门庆情人的骂语突出了她的嫉妒和不满,以及占有西门庆全部身心的欲求。对李瓶儿的暗中大骂、指桑骂槐式大骂彰显的是潘金莲的嫉妒心和恶毒咒怨。潘金莲对庞春梅的帮骂暗含她对庞春梅的私心,这份私心最初就是希望借助庞春梅来讨好西门庆。《金瓶梅词话》一方面毫不遮掩刻画她的深层欲念,但另一方面又将其需求的满足,完全依附于男女情爱。庞春梅恰恰相反,早在西门府中,对丫头小厮的少量骂语就体现了她不愿随便与他们厮混的心理。另外,第29回中庞春梅对西门庆说出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可见庞春梅并不甘心长期在西门府内做奴才,生发了突破奴才身份的意识。庞春梅在男女关系中也更为清醒,其生活不仅仅依赖于男女关系,有着精神上的独立自足 [6] ,因此赢得了更多的生存主动权。所以潘金莲与庞春梅骂语之不同,代表了生存境遇之不同。尽管她们有机会宣告争夺自我欲求,但最终的走向依然取决于男权对她们的掌控。

(二)奴婢制度

古代奴婢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归其主人所有,主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需求打骂、买卖、甚至杀死奴婢,操控强迫奴婢服从自己。《金瓶梅词话》中的奴婢也有着同样的处境,具体为以下两种:一如庞春梅机警活泛,通过与主人结成两性关系获得宠爱;二如秋菊和被卖到守备府后的孙雪娥,因做人蠢浊、不任事体而被主人虐待。但无论是庞春梅,还是秋菊和孙雪娥,主人都掌握着她们的日常用度和生杀大权,因此她们的待遇好坏受制于主人的喜恶。但因秋菊和孙雪娥的自身特征,她们难讨主人喜欢,经常被主人打骂。她们虽然对潘金莲、庞春梅的骂语有抗争,但效果甚微,主人甚至可以以她们的反抗为借口,对她们施以更严酷的惩罚:秋菊日常生活中对潘金莲的顶撞非但没有改善其生存环境,还给她带来了更大的肉体伤害。秋菊反复的泄密行为也没有得到吴月娘及其丫环的赞赏,还因此多次被骂为葬送主子的奴才;孙雪娥在守备府中对庞春梅的小声抱怨更是被庞春梅借题发挥并施以猛烈的惩罚。秋菊和孙雪娥的反抗最终都被主人的势力所吞噬,因此她们的挣扎带有无效性。虽然主人各有差异,但对待丫环却同样残酷,以小窥大可见在主人压制下奴婢的可悲。于变化的主仆场景中可见奴婢制度的不变,于不变的奴婢制度中可见奴婢普遍的生存状态。

骂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大量存在于《金瓶梅词话》中。《金瓶梅词话》中的骂语不仅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和状态,以此塑造独具特色的各类人物,能够在推动情节、体现因果关系和展现整体结构等方面起作用。书中繁多的骂语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诸多骂语由时代思想统领,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奴婢制度的特点。《金瓶梅词话》中的骂语种类多、数量大,仍有待深入地研究。

注释

;(1)本文所用《金瓶梅词话》,为陶慕宁校注版《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研究《金瓶梅》骂语的现有成果:傅憎享《论〈金瓶梅〉的骂语与骂俗》,《学术交流》1990年第2期、李洪伟《〈金瓶梅〉中骂语的体式及文学特征》,《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申家修《〈金瓶梅〉中的詈言骂语研究》2014年硕士论文等,都从骂语的分类或体式进行探讨;潘攀《〈金瓶梅〉骂语的艺术功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李敬平《庞春梅毁骂申二姐情节的艺术价值分析》,《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李卓文《论〈金瓶梅〉人物语言个性化--从潘金莲的骂语说开去》,《学术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等,都从骂语的艺术功能进行探讨;刘文婷《〈金瓶梅〉中詈语的文化蕴含与明代市民文化》,《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第3期,则从骂语反映出的文化蕴含进行探讨。;

(3)《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大骂描写见第8回、第12回、第13回、第22回、第31回、第57回、第58回、第60回、第72回、第75回。;

(4)《金瓶梅》中联骂描写见第11回、第22回、第28回、第29回、第41回、第73回、第75回、第83回、第85回。;

参考文献

;[1][2]憎享.论《金瓶梅》的骂语与骂俗[J].学术交流,1990,(2).;

[3][6]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石昌渝.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J].文学遗产,2007,(2).;

[5]张福清.女诫妇女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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