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长篇小说,就创作方式而言,从时代累积型的创作轨迹中完成了文人独立创作的突破,《金瓶梅》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文学审美现念的转变而言,从取材于历史或神话,到关注于当代现实社会,《金瓶梅》以最显著的寄意于时俗,而开创了明清世情小说系列。本文主要从文学审美创作的角度,试将《金瓶梅》的历史性贡献切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金瓶梅》 市民文学 庙堂文学 世情风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作为明代小说创作实绩的标志性成果,被冯梦龙称之为四大奇书。缘何为奇,见仁见智。本文认为《三国演义》奇在第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呈现;《水浒传》奇在仁政理想的绿林变相;《西游记》则奇在以神魔演教化,三者貌似异趣实则同旨。至《金瓶梅》出现,可谓石破天惊地树立了一座市民文学的不朽丰碑,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美学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一,从庙堂政治的单向观照到市井家常的开放透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中国古典小说虽被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但与雅文化的言志之诗,在创作旨趣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小说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繁荣,其主要的表现视野始终锁定历史兴衰、王朝更替、政治风云、时事变幻,于是仁君乐土的理想政治、忠臣志士的鞠躬尽瘁、民族英雄的赫赫功业,自然成为小说家们乐此不疲的表现主题。而浩繁的历史典籍则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人文素材。对历史兴衰的重视、对政治得失的反思,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小说创作传统,从而使中国小说呈现出一种独异的风貌——文学历史化、文学政治化和文学道德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便是建立在古代中国那段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三国真实历史之上,依史而演义的一部伟大作品,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呈现为文本的创作主旨,便是政治上向往仁政,人格上注重道德,才能上崇尚智勇。继之而后的《水浒传》,文本表层意义可以理解为对绿林事业的描述和赞美,实则文本的深层文化意义仍然和《三国演义》一脉相承,那就是一群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高尚者,本应居庙堂之高,辅助仁君实现仁政的,然而被结党营私的邪恶势力排挤到江湖之远,他们只有以替天行道的绿林方式,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期许。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西游记》虽讲述了一个艰苦卓绝、险象环生,异象纷呈的神魔故事,而仔细咂摸孙悟空奇异的身份来历,却可以解密作者的良苦用心——打造补天之才以实现仁政。然而一旦小说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单纯的政治教化、历史经验和道德评价的满足,它同时还应给人以小说这种文体独有的文学审美享受,乃至小说首先应该以艺术个性美来吸引读者,而不是强买强卖的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因此就对小说审美领域的开拓而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提供给欣赏主体的,往往是较低层次的政治教化、历史经验和道德评价的满足,缺乏较高层次的艺术创造和文学传达的愉悦。也就是说它们只能激发人们的英雄崇拜之情,历史兴亡之叹,很少能引起人们生命存在关怀的亲切之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西游记》文本文化的主旨虽然不出儒释道的教化圈子,但从艺术传达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将荒诞的游戏和严肃的主题合二为一,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光鲜奇异的审美感受。但是文学反映人生,同时又启迪人生,指导人生。回眸历史,沉淀理性,固然能给人智慧的启迪,但将笔触伸入现实生活,表现身边生活的美丑善恶,给人的启迪更直接,更强烈。小说史上这种由对政治历史单向辐射的浅层次表现到对社会人生的全方位透视,主旨蕴涵较深度的开掘转折,还应以《金瓶梅》为标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金瓶梅》看来是写西门一家的日常琐事,但正如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那样: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不但如此,小说还通过苗青害主,贿赂蔡京,结交蔡状元,迎请宋巡按,庭参太尉,朝见皇上等一系列故事,从西门庆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金瓶梅》的文学审美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一使人洞若观火。以一家为中心,左右、前后、上下编织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鸟瞰图,跳出了天下大事、英雄伟业、才子佳人的描述话语,走向市井人家细致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写实传达。它表现生活的广度、深度、真实度高于前三部奇书。从此,中国小说创作才真正走上社会化、人生化的轨道,并且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一大批以市井百姓家庭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由一家而及社会的优秀小说诞生。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红楼梦》。尽管《红楼梦》缺乏《金瓶梅》那样画卷般市井生活的广阔视野,但《红楼梦》的结构、人物、写法,甚至细节描写,都无不从《金瓶梅》那里取得一瓢饮,一个大观园就是一个浓缩的人间万象。脂砚斋说《红楼》深得《金瓶》壶奥。俞平伯说《红楼》脱胎于《金瓶》,毛泽东赞《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写不出《红楼梦》。总之,《金瓶梅》所萌发的小说创作新观念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97.html
二,从激浊扬清的忠奸主题到以丑为美的世情风俗画
汉代的独尊儒术使本来就强调等级秩序、具有鲜明辅政作用的儒家思想成为法定的帝王理论,诸子之说或与其合融,如道家;或与其对立而被排斥在绿林世俗,如墨家。而外来的释家,也只有借助儒家精神来诠释其经义,方能被信众更好的接受。时至宋代,尽管已出现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但儒家文化的法定权威有增无减,进也忧,退也忧、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宋代文人淑世精神的核心,反映于文人的文化生活,便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庙堂文学观念,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一直作为封建大厦的精神支柱,塑造了中华民族极强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义务本位精神和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历代文人对天下兴亡、建功立业的经久不绝的吟咏。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而言,宋金元时代边患繁多,战乱频仍,是中国历史上既有魏晋南北朝动荡历史记忆的再现,又有异族入侵新的社会创伤。时代提供了一个思考天下治理问题的背景,历史提出了社会治乱的任务。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正是处于这样的选择明君、选择仁政、选择文忠武勇治理模式的历史转折点上。《三国演义》对仁政的赞扬,对暴政的鞭挞,《水浒传》中所反映的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的人生观念,以及《西游记》极尽幻想之能事,呼唤补天之才。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入世的热切参与意识和对社会治乱的强烈责任感,是这三部作品的共性所在。
明中后期,虽然政权对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强化力度进一步极端化,但大一统帝国百年承平、社会安定的政治环境,使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盘石之下的小草,即使扭曲身体也要顽强生长,这就带来了局部地区经济繁荣,市民队伍壮大。文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从乡村进入都市,市民生活和文化需求的特殊性,使忧患的政治主题不再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唯一,于是文人作为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发现和思考着,其文学的审美视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一个重大转变——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兴亡忠奸、英雄补天的大主题,移向描摹寻常人家世俗风情的市民文化的构建。
但面对物欲扭曲人性、金钱主宰灵魂的现实,《金瓶梅》写世情不止于一般的描摹,而意在冷峻的暴露。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本是山东清河县的一个小商人,靠着官商勾结、包揽诉讼、不法经商、不择手段的敛财和毫无人性廉耻的裙带关系而发迹变泰,成为清河县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的人物。在那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西门庆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却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无不说明封建官僚的执政良知、传统道德的社会规范、礼教纲常的人性理智,统统被金钱扭曲变形、彻底腐烂了。
作者曾经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当时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这是因为奸臣当道。而奸臣之所以能当道,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上的宠信(第一回、第三十回)。一手遮天的权奸蔡京,能使罪状确凿的西门庆,不仅免去死罪,反而因此而升官发财。蔡京的翻云覆雨,后台是不言而喻的。《金瓶梅》的这种暴露可谓命中靶心,击中要害。从明代中叶开始,明王朝的君王可谓个个昏聩不堪,尤其是明神宗,典型的一个以私性享乐对抗国家大事的昏君。
《金瓶梅》的这种文学暴露,不但有广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联系中把矛头集中到封建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从而触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具有相当地深度。这种以丑为美的审美关照,突破了传统的正面歌颂主题,使它犹如一个蛇身人面的美女,集美丽与丑恶于一身。欣然于酒色的自然主意暴露,又反复高唱劝戒归正主题,这一点既表现出新旧时代、新旧思想的对抗和碰撞,又显示出对传统主题蜕变的不彻底性。然而正是这样的艺术审美,才使《金瓶梅》的独具文学魅力,也是它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开拓贡献所在。
三,从文以载道的政治附庸到关注人生人性的文学自觉
自从孔子将诗歌与政教、礼乐制度合而为一,兴、观、群、怨的诗教观,就成为厘定和规范文学功能的准的,荀子更是把明道、征圣、宗经作为文学表现的内核。自汉武大帝独尊儒术后,一家之说的儒学,成了官方行为思想的理论注脚——经学,使具有鲜活生活气息的周人民歌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经典,以人为本的文学艺术逐渐被依附于封建伦理、封建统治的道所取代。文学因表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内容,兴废得失的大主题而成为经国伟业、不朽盛事,尽管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痴心不改地执着于诗歌形式、声色美的探寻和规范,但文学的自觉只是处在启蒙阶段,真正内容上的突破还是一个历史未来的任务。因此有灵性的山水诗被冷落,有人性的田园诗遭漠视,有人情的宫体诗更是臭名昭著。这种观念就使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往往不去审视人的自身价值,不注重表现人的个人欲望,不去关心人生的多重欲求,形成了与西方文学注重个体迥然有别的中国特色。
就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而言,往往过于注重政治教化的说教,道德是非的评论而淡薄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过于注重小说的辅政作用而忽视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过多注重历史的真实而忽视了小说的真趣所在,道本位取代了人本位。因此本应丰富多彩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被一种道德观念模式化,人物形象单一为脸谱化,情节被规范为程式化,尤为可悲的是作家的思想也被格式化了——作品的审美取向是正面和理想的事物。所以看中国的古典戏曲小说,政治题材是不抓奸臣不煞戏;言情题材是终成眷属,皆大欢喜;世情题材不外善恶果报,道德情感的净化代替了多感官的审美愉悦,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致命伤。
《金瓶梅》就处在小说由载道明理而表现人生、关注人性的重要转折点上。它破天荒地打破了以伦理诠释文学的创作格局,惊世骇俗的第一次在长篇小说中大写特写人的世俗欲望,真实展示人的七情六欲,把自己的审美触角伸向了人世间丑恶的一面。《金瓶梅》展现了物欲横流、人欲泛滥的商品时代,丑恶的人生百态。正如张竹坡所说: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经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个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之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这是那个特定社会生活的大写真。其艺术震撼力不由得令人抛开所谓的淫亵之事,而深思历史共性的经验,无怪当代研究者孟超曾说西门庆万岁,因为西门庆不是恶魔,而是恶人,是一个用不同色调描绘出来的活生生的人。他身上折射出的人性弱点不是那个时代的,而是历史往往会不经意间轮回惊人相似的一幕时,人类存在的种姓基因——食、色,性也。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客观的描写昭示出一个永恒的人性话题:兽性不等于人性。
寄意于时俗的兰陵笑笑生不是没有发现美的眼光,也不是缺少表现美的才力,而是这个时代没有美。《金瓶梅》在审美取向上的成功之处恰在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美。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作品又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对描写对象审美把握的错位。尽管这些猥亵描写在书中只有二三万字,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恶劣,不但影响了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猥亵小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金瓶梅》也同时起到了一个极坏的示范作用。但是《金瓶梅》的历史性贡献和美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2]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
[3]罗宗强《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海。;
[4]章培恒、卞建林《笑笑生的金瓶梅》,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沈阳。;
[5]张进德《金瓶梅新论》,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天津市北方出版印刷公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