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回顾,旨在反思对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 《金瓶梅》 社会历史批评 缺陷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从苏联、日本引进以来,一直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仍然在被普遍运用。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关注经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决定关系,注重对文学家的阶级属性及世界观的分析,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来评定文学的思想价值。这种批评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和文学形象具有阶级性,把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置于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座标系上,或者置于社会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微观的考察和宏观的评述,这无疑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研究,弥补了以往文学研究仅限于感性品评的严重缺失。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一、新时期对《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题研究和形象研究等方面。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一)在主题研究上,一部分学者通过对《金瓶梅》的社会学分析,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对明代中叶的黑暗社会的充分暴露。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其中较系统地阐述暴露说的是黄霖的《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1986年),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就是暴露:暴露的广度涉及朝廷、奴婢、士林、市井、政治、经济、人心、道德,骂尽诸色;并且把聚光灯对准了皇帝,以同情的笔触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与反抗,敢于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政治问题,体现了暴露的深度。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其他如孙逊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1980年),袁世硕的《〈金瓶梅〉平议》(1985年),郭豫适的《〈金瓶梅〉简论》(1984年),等等,都持这种看法。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也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思想和明代社会思潮入手,指出《金瓶梅》的主题是揭露性自由造成各种人物的悲剧结局。如王志武先生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1992年),认为《金瓶梅》作者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这种时代呼声和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性自由风尚,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以此来成就一部警世之作,立论扎实,论证严密,颇有说服力。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另有学者主张新兴商人悲剧说。如卢兴基的《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认为《金瓶梅》通过描述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发家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体现了一出人生的悲剧。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再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提出: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19.html
还有朱俊亭的《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1982年),认为:《金瓶梅》时代的新兴商人市民阶层走向了‘革命要素的反面。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
还有主张为市民写照说的学者。如吴红、胡邦炜在《〈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1987年)中指出:《金瓶梅》一书,不仅深刻而全面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明代社会腐朽堕落的情况,同时也立体而生动地表现和反映了明代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和愿望……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为市民阶层写照的长篇小说。同时,《金瓶梅》通过对明代中叶商人生活的广泛描写,也反映和表现了那个时期城市商人、市民阶层和传统社会已不相同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
还有学者提出愤世嫉俗说。如刘辉的《〈金瓶梅〉研究十年》(1990年),认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愤世嫉俗。作品通过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变泰、兴衰荣辱揭示了处于封建制度末世的明代社会的真实内幕……真实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趋势,这正是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所在。
另外,还有社会风俗史说。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从分析晚明社会思潮入手,论述《金瓶梅》的社会意义,认为从它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真实性看,它是一部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
(二)在形象研究上,大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对西门庆形象的研究上。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者们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与形象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一部分学者认为他是封建阶级的一员。如张俊称他为地霸、酷吏、巨商三合一的人物(《历史的贡献》,1986年),沈天佑称他为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1990年),赵景深称他为巨商地主(《〈金瓶梅〉的题材主题与人物》,1980年),魏崇新称他是富商、官僚两位一体的人物(《〈金瓶梅〉艺术简论》,1988年)。
也有学者并不否定西门庆形象的封建性,但强调西门庆作为商人的阶级属性。如蔡国梁认为西门庆表现了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新兴商人势力的崛起(《〈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吗?》,1982年)。张立德认为西门庆是富商、豪猾兼官僚,但强调他身上有封建旧商人的印记,又有许多新商人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商人的典型形象(《一部人性风俗史杰作》,1989年)。
李时人认为,西门庆的全部遭际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盧兴基依据西门庆的经济来源、经营原则、方式、思想,判断他是一个新兴商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
罗小东称西门庆是从封建地主阶级体系中蜕化出来的早期资产者的雏形(《在现实的反思中求永恒》,1988年)。周克良称西门庆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商业实业家(《历史的选择和选择历史》,1993年)。
关于西门庆形象的意义,王志武先生认为,他是生产疲软、民不聊生、商业活动畸形发展状态下恶的化身,腐朽的化身。这种人不仅在宋、元、明混乱之际有,在一切商业交换活动畸形发展的混乱条件下都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千古典型(《〈金瓶梅〉人物悲剧论》,1992年)。
田秉锷认为,西门庆是个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形象,西门庆能寿终正寝,其生存的‘合理性就在于他是整个社会机制的一部分,有经济的依托,有道德的纵容。由《金瓶梅》向上追溯,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写出过一个与社会现状如此贴合的形象(《〈金瓶梅〉人物形象之谜》,1989年)。
周克良论述了这一形象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破,认为西门庆的文化思想意识正是晚明社会生活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心理的概括,这种思想意识,对宋明理学大一统的文化思想意识而言,是一爆炸性的突破,它是‘心学业已解体,整个理学走向解体的标志。西门庆这个中国传统叛逆的产生,究竟和他的母体《金瓶梅》一样,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选择历史》,1993年)。
吴组缃认为,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宗法的社会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如果没有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条件,也不可能产生。所以西门庆是一个具有非常深刻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关于〈金瓶梅〉的漫谈》,1993年)。
二、目前《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这种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表现出机械社会学的倾向,忽视了对于《金瓶梅》作为文学作品而具有的诗性本质的关照。这方面的研究者认为文本与语境、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界限,故将文学文本与其他各种文本与档案进行平等的对待,并未将文学作为一种外于社会政治历史的特殊表达形式,过度强调作家社会属性的政治性质,只看重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所谓真实的反映,从而忽视了作家个体人格的社会意义和作品自身的社会历史价值。
其次,目前《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容易流于片面的是非判断。这些研究者本身自觉不自觉地持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因此对于《金瓶梅》中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容易作出一种片面的否定和批判,却忽视了将一种制度、文化充分地历史化的重要性。对于自己的批判立场、自己在批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也缺乏反思的态度。
再次,对于《金瓶梅》与该文本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关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理解显得过于简单。这主要表现在两点。
其一,在《金瓶梅》与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关系的研究方面,许多研究者都是通过利用已有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成果来立论(我们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种考证的意义也在此,有些社会历史批评研究者本身也是考证派,比如黄霖),这其实是在文本的局部历史语境中研究文本,或者说研究文本与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但是,已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却只停留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层面,其实质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研究的局限在于,仅仅简单强调作家的生平遭际、创作背景、创作心理和创作手法,忽视了文本所暴露的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和创造出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我们应将这些个别的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看作是作家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看作是对其真实矛盾的想象性的解决,作者的这种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能动的干涉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反映。
其二,在《金瓶梅》文本本身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明代中叶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方面,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者总是不自觉地预先设定一个命题:《金瓶梅》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具有该作品文本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因此,这些研究者们认定《金瓶梅》的研究任务就是试图再现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原意,他的世界观,以及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这种看似尊重历史的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恰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非历史化了。因为文学文本的生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脱离了历史的孤立的镜子,文学文本的产生过程与其历史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存在生产了文学文本也由文学文本而产生。现有的《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忽视了对《金瓶梅》文学文本本身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的研究。
最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有其不够深刻的地方。相对于那种对单一阶级的研究,对《金瓶梅》的更深刻的分析应该是放在社会群体的层面中去研究,在关系中研究阶级,即把《金瓶梅》这一个别文本视为阶级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在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文化之间的(结构上是对话性的,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的关系中来审视其社会历史价值。借此,我们也才能真正恢复和重建《金瓶梅》的那个完整的历史语境。
参考文献:
[1]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2]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9,第1版.
[3]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1,第1版.
[4]《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第1版.
[5]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8,第1版.
[6]黄霖.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0,第1版.
[7]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第1版.
[8]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第1版.
[9]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第1版.
[10]皋于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学苑出版社,2004.12,第1版.
[11]张利群.多维文化视阈中的批评转型.2002.4,第1版.
[12]盛源,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第1版.
[13]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第1版.
[14]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3,(1).
